学习生涯
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结果是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那他的一生永远是模仿和抄袭。
——托尔斯泰
心地善良的孩子
1828年8月2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正南约200俄里的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庄园里，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出生了。
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在父亲伊里亚伯爵去世的时候只有26岁。父亲留给他大量的债务，以至于他拒绝继承遗产。但尼古拉要养活人口众多的家庭，而且他的母亲习惯于奢华的生活，在吃、穿、用等方面很挑剔，因此，在别人的安排下，1822年，他和富有的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沃尔康斯卡妮结婚。
玛丽亚的父亲尼古拉·塞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是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27岁任女皇的侍卫官，后来因俄土战争的功勋晋升为少将，1799年获得上将军衔。同年11月退休，住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他仅有一个独生女，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母亲。
1822年，玛丽亚和尼古拉结婚，玛丽亚已经32岁，比新郎大4岁，她的嫁妆就是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和800个农奴。此后，托尔斯泰一家人一直生活在这里。玛丽亚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讲5国语言。她性情温和，态度优雅娴静。
尼古拉与玛丽亚结婚后一直住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后来他又赎回了父亲典当出的自家领地。至1832年，他有7处领地，农奴1500多人，成为当地的一个富有的地主。
玛丽亚和尼古拉·托尔斯泰一共生了5个孩子，其中，4个男孩子和1个女孩，托尔斯泰是男孩中最小的一个。据人说，他出生时有网膜，这在俄国是被当做好运气的预兆。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常常带着孩子们在花园中的林阴路上散步，带他们到庄园外沃隆卡河上的磨坊去玩耍。孩子们常常坐在大树下围绕着妈妈，听她讲故事。
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都成为真诚、谦逊和勇敢的人。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在弥留之际感到难过的是自己的子女还都没有长大成人，尤其是她最疼的小儿子托尔斯泰才只有一岁半，更让她觉得割舍不下。
当时，家里人都围在她的床边。她用目光在周围寻找，唯独不见小儿子托尔斯泰，于是她看着丈夫，意思是说，托尔斯泰在哪里呢？保姆把托尔斯泰抱进屋里，小托尔斯泰此时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挥舞着小手开心地笑着。
但是当他看到妈妈苍白的面孔时，好像预感到可怕的命运已降临在自己头上，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母亲眼里含着泪水，伸出颤抖的手在托尔斯泰的面前画了个十字。愿上帝保佑孩子，保佑他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
托尔斯泰始终热心侍弄母亲亲自开辟的花园，使草木更加茂盛。他一直珍惜地保护着池塘旁边的一条长椅，那是母亲当年常坐的地方。托尔斯泰已到垂暮之年，还常常指着那条长椅子向人介绍说：“我爱这个地方。您瞧，您爱您的母亲，而我却记不得我的母亲了，听人说，这儿曾是我母亲喜爱的地方。”年已八旬的老人一旦谈起自己的母亲，还总是热泪盈眶。
尼古拉·托尔斯泰有一个远房表妹，名叫塔姬雅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叶尔戈里卡亚。她是一个孤女，由托尔斯泰祖父抚养成人。她长得很美丽，又具有温柔贤惠的品性。她爱上了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在托尔斯泰的母亲去世后，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曾向这位远房表妹求过婚，请她做5个孩子的母亲。
塔姬雅娜是个矮小的女人，有一头黑色浓密的头发，温柔、和气，并且仁慈。托尔斯泰的童年是在这位善良亲切的女人的庇护下度过的。同时，她的性情与爱憎也深深渗入托尔斯泰的心中，影响着他的一生。比如托尔斯泰一辈子都厌恶体罚，而且他对于完美纯洁的赞许，都源自这位姑姑。
托尔斯泰的家庭是当时典型的俄国地主家庭。他们一家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作为主人，他们从来不用参加劳动。他们的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庄，全家的一切衣食用品，都来自农奴们的劳作。
在托尔斯泰的家庭中，有一项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绝对禁止对孩子们进行体罚。这一点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当时俄国贵族家庭教育子女普遍采用体罚的方法，并且坚信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甚至皇室子女也不例外。所以托尔斯泰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令他感到十分庆幸。
家里的人都厌恶体罚，这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塔姬雅娜姑姑。比如有一次，家中的一群小孩子跟教师散步，回来走近谷仓的时候遇见管家安德鲁和马车夫柯兹玛，当孩子们询问安德鲁去做什么时，他回答说去谷仓里处罚柯兹玛。
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姑姑塔姬雅娜，姑姑当时十分生气，并叱责小托尔斯泰为什么不阻止他。姑姑的话令托尔斯泰痛苦不堪，他从来没想到过他可以阻止、干涉这样的事。这件事可以说让列夫·托尔斯泰铭记了一辈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时想起，并深深地自责。
一天早上，他的塔姬雅娜姑姑为他穿上那件背上缝着带子的宽大的衣服，一面吻着托尔斯泰，一面拥抱他，并把背上的带子系在他的腰上。姑姑把他带到楼下，让他开始和男孩子们一起生活。
在离开幼儿室后，小托尔斯泰感到了一阵阵悲哀，不是为了离开妹妹、保姆和姑姑这些人，而是因为离开了他的小床和枕头；并且对未知生活有一种恐惧感。他试着感受新生活那令人愉快的一面，试图接受家庭教师费道尔的甜言蜜语，尽量不理会那些比他大的男孩子对他的轻蔑，小小的心里感到要失去他幼儿时的快乐和天真。
塔姬雅娜姑姑是一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人。她当年没有嫁给尼古拉·伊里奇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他的幸福，认为他娶沃尔康斯卡虹公爵小姐会帮助这个家庭摆脱经济困境。但她对尼古拉·伊里奇的爱始终没变，她完全抛弃了个人的幸福，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尼古拉和他的家庭。
玛丽亚死后，塔姬雅娜自觉地担负起抚养和教育她的子女的全部任务，把自己的爱完全倾注在孩子们身上。这种爱纯洁、无私，是伟大的母性的爱。小托尔斯泰深深地沉浸在这种爱里。因此，托尔斯泰虽然过早地失去了母亲，但仍生活在爱的包围中，仿佛母亲就在他身边。托尔斯泰曾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塔姬雅娜姑姑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从我的幼年时代，她就教给了我爱的精神方面的快乐。她不是用语言教我这种快乐，而是用她整个的人，她使我充满了爱。我看见，我感到，她怎样喜欢爱别人，于是我懂得了爱的快乐。
除了塔姬雅娜姑姑对孩子无限的爱以外，家里的其他人也深爱着这些孩子。父亲很爱子女，在饭桌上常常讲些笑话，逗得孩子们前仰后合。他还时常给孩子们画画，启发他们的想象力，有时也带他们到外边散步。
每逢孩子们到父亲的书房里来，他不管多忙，都要跟他们一起玩一会儿，如果他在读书或与客人谈话，小托尔斯泰就爬到他的后背上玩耍，觉得开心极了。祖母也为人慈祥，疼爱孙儿，不准别人对他们进行体罚。托尔斯泰小的时候没有挨过大人的打骂，为此不能不感激他的祖母。
托尔斯泰和他的3个哥哥、小妹妹玛丽亚，都是很友好的，他们一个比他大五岁，一个大两岁半，一个大一岁半，玛丽亚比他小一岁半。
在小托尔斯泰眼中，他的大哥是一个了不起的孩子，他一点也不虚荣，并且也毫不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他有一种优良的、艺术的感觉，一种极度发达的辨别分寸的能力，和一种忠实的、非常道德的人生观；他极富幽默感，脾气非常好，而且对于这一切他没有半点自负。他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以至于能够一连几个钟头用拉德克里芙夫人的风格讲述神仙或者鬼怪的故事，娓娓道来，形象生动，使听的人都忘记这全是他自己编的。
托尔斯泰的二哥塞尔盖是一个帅气、骄傲、爽直、真诚的人。小时候，小托尔斯泰非常羡慕哥哥帅气的外貌和婉转的歌喉以及他的快乐，尤其是塞尔盖本能的自负。托尔斯泰常常想到自己长得太不好看，因此他失望极了，他希望上帝赐予他一副塞尔盖的容貌，把他变成美男子。
至于三哥德米特里，昵称米京卡，他只比托尔斯泰大一岁多，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也最多，他们两个在一起相处得很好。
托尔斯泰的性格温柔、和气顺从，并且决不粗鲁，尽管他喜欢开玩笑。假如别人抚爱他，他眼里就会噙满泪水；若是哥哥们欺负了他，他就走到一边去哭。如果有人问他怎么啦，他会回答“他们欺负我”，于是哭个不停。
他总爱哭，所以绰号叫“爱哭的列夫”。他的悲伤常常是由于生活中的不愉快的事情引起的。比如花园里树上的寒鸦会突然从窝里掉到地上摔死；厨师常常把活泼的母鸡杀死，拿到厨房里去做菜；悲哀可怜的家庭教师会受到欺负而闷闷不乐；与孩子们非常友好的司膳员瓦西里突然被调离雅斯纳亚·波良纳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使托尔斯泰难过极了。
托尔斯泰爱哭，常常也因为他不满意自己。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让他教玛丽亚认法文字母。起初两个孩子学习得很好，可是后来大概是由于小姑娘疲倦了，教她的字母她总是念不对。但托尔斯泰一定要她念，于是她开始哭了，托尔斯泰也哭了。等到大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哭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托尔斯泰的苦恼和悲伤更多的是来自对不幸者的同情，对爱的无限需求。有一次，管院子的福卡拿着鞭子抽打一个打零杂的男孩子。他满脸怒气，一边打一边说：“你再敢，你再敢！”
男孩子哭着说：“不敢了，不敢了！”
托尔斯泰看到这里，他伤心透了，不由得轻轻哭泣起来。他爱周围的人，从父亲到马车夫，在他看来，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他总是看到他们最优良的性格，而且相信他们也都爱他。
常常在入睡之前，托尔斯泰躺在床上，默默地想：“我爱保姆，保姆爱我和米京卡；我爱米京卡，米京卡爱我和保姆。塔拉斯爱保姆，我爱塔拉斯，米京卡也爱我们。爸爸爱我和保姆，保姆爱我和爸爸。大家都爱，大家都好。”在这童稚无邪的默祷中，他渐渐地睡去了。
托尔斯泰从一出生就由女奴给他喂奶，长大一点后，又有保姆、厨师、听差、车夫等各种农奴殷勤地侍候他。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和他们的悉心照料，使小托尔斯泰对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托尔斯泰兄妹们也与奴仆相处得比较融洽，很少在奴仆面前摆主人的架子。
比如，托尔斯泰有一次想骑一匹叫做“渡鸦”的老马，他非常喜欢骑马，但是他的哥哥们每人都骑过一次了，“渡鸦”已经太疲劳了，不肯从马厩里走出来；于是托尔斯泰就鞭打它，直至他的马鞭在它的腰部被打断了。他让管马的奴仆再拿一根粗点儿的马鞭来，但是这个人回答说：“少爷，你为什么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它已经二十多岁了，而且也非常疲倦，差不多都喘不过气来了。虽然是一匹马，他和季莫费奇一样老。你还不如骑在季莫费奇的背上，用一根马鞭把他赶得像‘渡鸦’一样的受不了，你就不可怜他吗？”
托尔斯泰听了这话，就从马背上下来，看到马冒着热气的肋骨在抽搐着，用鼻子费力地吸着气。于是他感到很对不起“渡鸦”，他开始吻它汗湿的脖子，并请求它原谅。后来长大了，托尔斯泰对马一直是十分同情的，不让别人虐待它们。
托尔斯泰十分喜爱父亲的跟班彼待鲁沙和马特尤沙。老仆吉洪是个很有才华的“演员”，幽默滑稽的表演，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托尔斯泰尤其喜欢司膳员瓦西里，这个和蔼的人常常把孩子托在托盘里，运到厨房或别的什么“神秘的地方”去。孩子们十分喜爱这个游戏，争先恐后地要坐在托盘上。后来，瓦西里转到别的农庄工作，托尔斯泰十分难过和悲伤，他第一次感到人生无常和生离死别。
托尔斯泰在众多仆人的环绕下一直长到五六岁，还没有直接接触过大自然。他最早的室外活动是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花园里。这里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都生机盎然，一派繁荣景象，使托尔斯泰第一次感受到墙壁以外的世界的美妙。他在阳光照耀下的花园里玩耍，常常流连忘返。树上的鸟，地上的昆虫和各种奇异的植物，都让他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托尔斯泰还十分喜欢饲养动物。他曾自己养过一只母鸡和几只小鸡，也养了一只黑色的猎狗叫米尔卡。他也常常跑到马厩里，给马添料加水。
夏天时，托尔斯泰常常和大人们一起去野餐，但他对喝茶聊天不感兴趣。他喜欢躺在白桦林中的草地上，看天上变幻无常的云朵，听耳边小虫的鸣叫声，静静地感受大自然的温馨与恬美。他也常常钓鱼或去附近的农庄游玩。品尝新鲜的奶酪和奶油，看农奴们捕鱼和收割。冬天的时候，兄弟们常常在山坡上滑雪橇，笑声在空旷的山谷里久久回荡。
当然，俄国农奴主们最喜欢的活动是打猎。这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托尔斯泰小时候经常看着父亲和哥哥们去打猎，他心里羡慕极了，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有朝一日也去猎场。
终于有一天，父亲允许托尔斯泰跟随大家去打猎了。到了猎场以后，绰号叫“土耳其人”的猎仆被吩咐去轰赶野兔。父亲让托尔斯泰用手帕拴住一个叫“热兰”的猎狗的脖子，然后沿着大路跑，跑到树林中那块空地上停下来。并且强调，打不到兔子就别去见他。
托尔斯泰和“热兰”狂奔到指定地点，他已经摔了好几跤了。托尔斯泰挑了个阴凉而平坦的地方躺下，“热兰”蹲在一边开始等待。猎场上的猎狗叫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响亮，汇合成一片轰响、嘈杂的喧闹。
听见这片响声，托尔斯泰呆如木鸡，一动不动，脸上汗流如柱，他觉得这种紧张的局面实在太要命了。猎狗时而在树林边上狂吠，时而又跑到猎场中央，树林里烟尘滚滚，就是不见一只野兔。托尔斯泰四下张望了一会儿，“热兰”也拼命挣扎、狂叫，然后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于是托尔斯泰坐在一棵树的下面，开始观察苔藓上面爬来爬去的蚂蚁，时间仿佛凝住了。突然，“热兰”吠叫起来，猛地往前一冲，险些摔倒了托尔斯泰。他回头一看，原来一只野兔在树林边上跳跃，热血涌上了托尔斯泰的脸，他刹那间忘了一切，狂叫起来，松了狗，纵身跑过去。但他刚刚这样做就后悔了，因为那只兔子蹲下身子往前一纵，钻进灌木丛就不见了。
当“土耳其人”跟着猎狗来到林边的时候，托尔斯泰羞愧极了。那人看见托尔斯泰犯了过错，轻蔑地瞪了他一眼，只说一声：“唉，少爷！”但他那语气让托尔斯泰感到了极大的耻辱，他觉得，如果“土耳其人”把自己像兔子那样吊在马鞍上，他还会舒服些。
他心灰意懒地站在那里好半天，拍着大腿不停地说：“天哪、天哪，我这是干了些什么呢？”
打猎结束后，人们在小树林边上吃着水果和冰激凌，望着远处的田野。现在正是麦收的大忙时节。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田野上到处都是麦垛和农民。稠密高大的黑麦中间，有个女人弯着腰在割麦，另一个女人在拾一处处散落的麦穗。另一边，男人们只穿着一件衬衫站在大车上，堆着麦捆，干燥炎热的田野上方扬着灰尘。
苦艾、干草和马汗的气味，炎热的阳光在淡黄色的麦茬、远处蓝色的树木和淡紫色的云片上，洒下万般色彩和明暗色调，白色的蛛丝飘浮在空中或者落在麦茬上。美丽的景色多么宜人，托尔斯泰眺望着远方，渐渐忘却了刚才在猎场上不愉快的经历。
接受家庭教育
父母在托尔斯泰很小的时候就为他聘请外国教师，这是俄罗斯富裕家庭中普遍的习惯，这样可以使孩子在小的时候就从会话中学习外语，比从书本上学要好一些。因此托尔斯泰对德文和法文都很精通。
当然，家庭教师还要培养孩子们将来出入上流社会时必须具备的礼节、风度和生活习性；另外，教师还负责照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等。玛丽亚活着的时候就为孩子们雇了一个家庭教师。他是一个德国人，名叫塞奥多尔·罗梭，罗梭的“诚实、直爽和爱的天性”，使孩子们的天性得到发展。
托尔斯泰满5岁的时候搬到儿童室与哥哥们住在一起，开始由罗梭照料起居，并接受他的教育。罗梭的俄国名字叫费道尔·伊尔诺维奇。费道尔不仅教托尔斯泰兄弟标准德语，而且为他们讲授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晚上，他要把孩子们一一安顿睡下，早晨叫他们起床，然后带孩子们下楼向祖母和父亲请安，陪他们去餐厅吃饭，饭后带他们在花园里散步。
费道尔一生十分坎坷。他14岁就给店铺当学徒，后来被征入伍。在战斗中被法国人俘虏。从俘虏营中逃出来后，他流浪了好几年，回国后地方当局却怀疑他是逃兵，准备拘捕他。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他只身逃到俄国，在贵族的家庭里当家庭教师。
他很爱托尔斯泰兄弟们，孩子们也真心喜欢他。有时，由于孩子们的顽皮和淘气，或没有好好做功课，费道尔偶尔也会发脾气，甚至打破托尔斯泰家庭不体罚孩子的规矩，罚不听话的孩子跪在墙角。
那个角落有个炉门，炉门上有通风口。孩子们跪在那里，常常把炉门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挖下一块灰泥，有时灰泥“膨”的一声落在地上，孩子们害怕极了，可费道尔仿佛什么也没察觉，依旧捧着书在那儿读。
但罚跪的事情不常发生，而且过一会儿，费道尔就会叫被罚的孩子起来。孩子偷偷笑着做个鬼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费道尔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知识很有限。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他越来越不能胜任教学工作了。父亲决定辞退费道尔。托尔斯泰大动感情地哭了起来。
费道尔这位和善的老人也异常激动，他舍不得离开相处惯了的孩子们，他语无伦次，声音颤抖，双眼含着泪水对托尔斯泰的父亲诉说：“我和孩子们相处惯了，我不知道，没有他们我该怎么办？我情愿不拿薪水为你们效劳。”主人被感动了，决定把他留下来。他一直没有离开雅斯纳亚·波良纳，死后也安葬在这里。
费道尔是一位慈爱的老人，托尔斯泰十分依恋他，他常常走到老师的身边，拉住费道尔的手轻轻地对他说“亲爱的费道尔·伊凡诺维奇”，费道尔喜欢被这样称呼，而且总是伸出手来抚摸托尔斯泰，心里显然是十分感动的。
虽然托尔斯泰从费道尔那儿并没有学会什么实际的知识，但托尔斯泰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那时，他很喜欢绘画。
有一次，他在圆桌旁坐下，决定画打猎的场面，虽然他只有蓝颜料。他先画了一个穿蓝衣服、骑白马的男孩和一群蓝色的狗，画得很生动，但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画一只蓝兔子，于是就跑到书房里去找父亲。他问父亲：“有没有蓝色的兔子？”
父亲头也没抬地回答：“有的，好孩子，有的。”
托尔斯泰回到桌子旁，继续画下去，画了一只蓝兔子，后来又觉得应该把蓝兔子改成一丛灌木。灌木他也不喜欢，就把它改成一棵树，又把树改成一个大干草垛，再把大干草垛改为云彩，结果整张纸都被蓝颜料涂满了，他气得把画撕碎了，然后坐到安乐椅上开始打瞌睡。
父亲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他还是十分关心他们的。在托尔斯泰大约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有一次叫他念普希金的诗《致大海》和《拿破仑》，那是托尔斯泰很喜欢的两首诗，并且还能背诵。父亲听了托尔斯泰的朗诵，被托尔斯泰所表现出的真挚感情打动了，和雅兹可夫教父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托尔斯泰因此非常快乐。
托尔斯泰曾在《幼年时代》一书中以“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为题的一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魁梧健美的身躯，但奇怪的是走路的步伐却很小；他有耸肩的怪癖，小眼睛经常含着微笑，大大的鹰钩鼻子，不算整齐但还算端正的嘴唇，常常紧闭着，咬字发音却不太清楚，经常带着‘咻咻’的余音；他还有着微秃的头顶，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父亲。”
除了朗诵诗以外，托尔斯泰还善于编字谜。有一次，全家人都在吃午饭，父亲对托尔斯泰说：“托尔斯泰，小胖子，编个新字谜给大家猜吧！”托尔斯泰小的时候有点胖，因此父亲喜欢叫他“小胖子”。
他很高兴，想想，随口说道：“老大是个字，老二是只鸟，合在一起是一个小房子。”谜底是“岗楼”。这个字谜并不巧妙，但大家听的时候都笑眯眯的。他知道，这种微笑意味着人人都爱他。托尔斯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心里十分快活。
托尔斯泰十分珍惜大人们的鼓励和爱护，正由于这些鼓励，他才得以长期保持较乐观的心情。托尔斯泰常对自己感到不满，善于自我分析。如果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总是久久不能忘怀，不断责备自己，陷入苦恼之中。
这体现在他对外貌的不满方面，他认为自己的扁鼻子、厚嘴唇和灰色的小眼睛，实在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幸福，为了变成美男子，他愿为一副漂亮的面孔献出他当时有和将来可能有的一切。
有一次，他把他的眉毛剪短了，而这种改变却十分不成功，给了他更大的痛苦。而塔姬雅娜姑姑竭力说服托尔斯泰，告诉他，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虽然他的外表不十分漂亮。
姑姑告诉托尔斯泰，别人不会因为你美丽的模样而爱你，所以你应该努力做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些话极大地安慰了托尔斯泰，使他从自己面貌丑陋自卑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坚定了做一个聪明的孩子的信念。此后，托尔斯泰很少为面孔不漂亮而苦恼，专心做自己喜欢的而又使自己快乐的事情。
托尔斯泰兄弟们曾经办过一种手写的“杂志”，这是谢辽沙提议办的。轮到托尔斯泰当主编时，他给杂志取名为《童年娱乐》，只有《自然史》一个栏目，共4页。第一页是封面，写着题目；第二页是目录；第三页第四页是正文，描述了鹰、猫头鹰、鹦鹉、孔雀、公鸡等7种鸟类的形态和习性。
1837年，托尔斯泰又编了一本手抄《杂志》。这是一个自己装订的小本子，刊登了一篇《老祖父的故事》，写的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上校所经历的奇异生活。此外，他还编过一本《格言》，画了许多图画来说明格言的内容。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托尔斯泰作为一位大文豪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
托尔斯泰家的孩子渐渐长大了，大的孩子要进大学学习，年纪小的也要接受正规教育。所以，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决定带几个孩子迁到莫斯科。那是1837年元旦刚过，托尔斯泰还不满10岁。
临别时，托尔斯泰看到姑姑那抖动的嘴唇和饱含泪水的双眼，他又悲伤、又痛苦、又害怕，真想逃开，不愿同亲爱的人告别。姑姑拥抱着托尔斯泰，吻着托尔斯泰的头顶替他画十字，一次又一次地为托尔斯泰祝福，托尔斯泰依偎着她，哭了又哭，直到喘不上气来。
旅行是漫长的。从雅斯纳亚·波良纳到莫斯科200多俄里，大约走了3天。托尔斯泰第一次离开他生活了近10年的庄园，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他觉得十分新奇，眼界大开。
驶进莫斯科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宁静的冬日黄昏，夕阳照射到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上和圆圆的屋顶上，金碧辉煌，整个莫斯科笼罩在烟雾沉沉的暮色中，不觉增加了几分神秘庄严的气氛。
父亲向托尔斯泰指点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伊凡大教堂、莫斯科河。托尔斯泰在小的时候就听过残暴的伊凡的故事，还有波兰人侵略莫斯科的历史，以及1812年，拿破仑皇帝曾火烧过莫斯科，而这件事也只是刚过20多年。托尔斯泰目睹这些历史遗物，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莫斯科的日常生活却是单调枯燥的。托尔斯泰深深地失望了。托尔斯泰住在普留西哈大街11号，这是一栋二层的楼房，临街有11个窗子。托尔斯泰的大哥尼古拉整天忙于读书学习，准备迎接大学的考试；父亲忙于田庄的事情，常在外面住宿。只有家庭教师费道尔常陪着孩子们，托尔斯泰深深地怀念那段在田庄的日子，高大的树木，波光粼粼的池塘，迎风怒放的红色罂粟花，以及新割下来的麦子散发的芳香。
为了找回在庄园自由温馨的感觉，孩子们常常要求费道尔带他们去外面散步。他们去过郊外的一个花园，和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花园十分相像，那里还有个大池塘，孩子们一边划船，一边玩耍。他们感到十分愉快。但等他们再次来到这个花园时，发现这个花园被锁上了。原来，这是私人花园，是不允许陌生人随意游玩的。刚刚找到的一块乐土又失去了，孩子们重新陷入了寂寞中。
在到达莫斯科后不久，费道乐就不再担当教育孩子们的任务了。家里为孩子们又请来了一位新的家庭教师，他是法国人，名叫圣托姆。
费道尔细致耐心地向他介绍了每个孩子的情况，从脾气秉性到个人习惯，无不详细说明。最后，善良的费道尔还特别提起小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是个心地过于善良的孩子，对他要温存、耐心，千万不能恐吓，如果使用暴力，只能适得其反，什么也办不成。”
接着，他还再三叮嘱这位新的家庭教师说：“请您爱护他们，给他们以温存，因为他们太早地失去了母亲，没有得到完整的爱，所以不要伤害他们。”
可是圣托姆却对费道尔很傲慢，他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有我自己的办法，会让他们乖乖听话的。”
当时，小托尔斯泰刚好在旁边听到了这些话，他感到十分不愉快，他冷冷地看着那个新来的圣托姆，转过身离开了这里。
由于第一次不太愉快的见面，托尔斯泰对圣托姆产生一种极不信任的感情，同时还掺杂着不自觉的恐惧。在后来的相处过程中，托尔斯泰对圣托姆的感情越来越恶化，并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他们之间的矛盾，稍经触动，便会爆发。
圣托姆虽然也和费道尔一样，喜欢用罚跪来处罚学生，但他对孩子们采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于费道尔，他对孩子们极少有疼爱之心，相反，他常常采取敌对的态度。
每逢发怒的时候，他总是挺着胸脯，指手画脚，用严厉的声音高叫：“你给我跪下，坏家伙！”他企图通过罚跪让孩子祈求饶恕，并完全听命于他，实际上这是对孩子们人格上的侮辱，极大地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尤其小托尔斯泰不能接受这种侮辱。
曾经有一次，圣托姆指着地板，声色俱厉地让托尔斯泰跪下。托尔斯泰脸色苍白，倔犟地扭着头，宁死也不肯跪下。圣托姆伸出手猛地抓住托尔斯泰的肩膀，狠命地用力把托尔斯泰的身体按下去。
从这以后，托尔斯泰对圣托姆完全失去了信任和尊敬，师生关系更加恶化，并且又一次爆发了更加激烈的冲突。那天，托尔斯泰家里举行晚会，孩子们都在客厅里兴高采烈地玩耍，圣托姆突然走过来，盛气凌人地对托尔斯泰说让他离开这里，说他没有权利在这儿玩，上午的功课他做得太糟了。他还大声向众人宣布说：“我已经几次要处罚你了，只因你的祖母总是袒护你。现在我已忍无可忍，除了动棍子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会使你乖乖听话。”
这席话极大地伤害了托尔斯泰那颗敏感、自尊的心。他感到血液奔涌起来，心剧烈地跳动，脸色苍白，嘴唇颤抖，手脚冰冷并出了一身冷汗。圣托姆走过来准备抓托尔斯泰的时候，孩子一把抽回自己的手臂，并且使出全身力量向那个比他大几倍的男人打去。圣托姆伸出两只大手，像抓小鸡一样把托尔斯泰提走。托尔斯泰拼命挣扎，用头乱撞，用脚乱踢。可是，他还是被拖到贮藏室里，并被锁在那儿，他还听见圣托姆大声喊叫，让人拿棍子来。
托尔斯泰被整整关了一夜，没有一个人去看望过他，贮藏室里漆黑阴冷，小托尔斯泰孤零零地在地板上坐了一夜，一边想着自己不幸的遭遇，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
为什么家里人谁也不关心他的遭遇，没有一个人肯问一问他的不幸，是不是从祖母到车夫都已经不再爱他了，甚至把他的痛苦当做了乐趣？也许自己本来就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个被收养的弃儿。也许离开这个家会更好，但怎样离开这儿呢？
托尔斯泰越想越远，陷入一种真假难辨的幻境中。
幻想可以减轻他强烈的愤怒的感情，使受屈辱的心得到抚慰。他自童年开始就对爱有着无限的需求，但现实生活却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就发挥想象力，在头脑中勾勒出种种场面、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各种复杂的事件，而他却是中间的重要人物。
有时，他设想自己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妇女和儿童，或者拉住脱缰的惊马并从马蹄下救出奄奄一息的骑者；时而，他又是一位所向披靡的大将军，指挥着俄罗斯勇士，杀退入侵的外族敌人。
有一段时期，托尔斯泰完全沉溺于幻想之中，甚至分不清楚，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
有一天，全家人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托尔斯泰不在客厅里。等祖母来了以后，他还是没到。大家都觉着奇怪，祖母问圣托姆，为什么托尔斯泰没有来？是不是又受到处罚，被关进了黑屋子？圣托姆窘迫地说，他没有处罚托尔斯泰，他相信，那孩子马上就会来。
托尔斯泰时常为一些事情在自己的房间里，因而不按时吃饭的事儿以前也发生过，所以，这次，祖母问过以后，也没太在意。于是，大家一起去饭厅吃饭去了。
中间，一个仆役匆匆走进来，在圣托姆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圣托姆听了之后，表现得极为惊慌，急急忙忙地离开座位，走到外面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是托尔斯泰不知道为什么从几丈高的窗台上面跳了下去。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原来，那段时间托尔斯泰特别渴望飞翔，并且执著地相信，人只需坐在脚跟上，双手把膝盖抱紧，抱得越紧，飞得就越高，然后纵身从高处一跃，就可以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为了实施这一想法，并且要不受到任何人的阻止，他选择了大家都去吃午饭的时间。他在房间里磨磨蹭蹭，等大家都走了，他就悄悄地钻进阁楼，打开窗户，做完准备工作后就纵身一跃。
当托尔斯泰重重地摔到地面上的时候，厨娘刚好站在楼下的窗子前，她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忙跑去告诉了仆役。当人们赶到院子里，把他抬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幸而他跌得不重，只是轻微的脑震荡而已，在昏睡了16个小时之后，他又恢复正常了。
上面的事情说明这时期托尔斯泰是易于激动的，富于想象力，敢想敢干，而且天性相当乖谬。
这种与众不同，古怪的孩子，不愿意和别人一样做事，在抽象思考方面，正如其他很多方面一样，托尔斯泰显然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甚至胜过成人。
正像他在《少年》中一段话所描述的那样：“难以相信在我少年时期我最心爱的和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什么，经常是那么不合于我的年龄和地位。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地位和道德之间的矛盾，正是他寻求真理的最可靠的标志。”
有一次，他突然想到有关人生的意义和使命等抽象的问题，不断地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人类会不会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他有时想：幸福并不依靠外因，而是要看人们和那个外因的关系；惯于忍受痛苦的人不会是不幸福的。
还有一次，托尔斯泰又猛然领悟到死亡不正在每小时每分钟地召唤着人们吗？人们应该早一点儿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及时行乐才会幸福。为此，他抛弃了功课，什么也不做，只是躺在床上，一连三天看小说和吃蜜糖姜饼，以此作为享受，以至于把最后几个钱都花在买姜饼上了。
还有一天，托尔斯泰站在黑板前用粉笔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突然惊奇地想到，为什么对称是悦目的？什么是对称？他自己又回答道，这都是天赋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的基础是什么？难道生活中都是对称的吗？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椭圆形，把这想象成生活；他从椭圆形的一边把线一直拉到黑板边上，这象征着永恒。
诸如此类，当时少年的托尔斯泰对这种推理极感兴趣，常常在一张纸上涂来画去，试图把各种思绪形象地勾画出来。
正当少年的托尔斯泰沉浸于自己的幻想、迷惑与好奇的时候，托尔斯泰家发生了几件不幸的事情。
首先是托尔斯泰父亲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的不幸去世。在全家人搬到莫斯科的第二年的夏天，托尔斯泰的父亲到图拉省去料理事务，在拜访他的朋友杰麦肖夫的途中，在街上跌倒，中风而死。
葬礼是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举行的；可是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葬礼，他宁愿相信他的父亲并没有真死。托尔斯泰晚年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但在他逝世以前还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是多么强烈！”
父亲的去世把生和死的问题清晰地提给了托尔斯泰，9个月后，这个印象又因他祖母的去世而加深了。自从尼古拉·伊里奇死后，祖母一直受着刺激，没有复原，1838年5月25日，她也离开了人世。她的死，是托尔斯泰亲眼看见的第一次死亡。
当她害水肿病躺着快死的时候，人们让孩子们去吻她那苍白浮肿的手。她穿着白衣服，静静地躺在一张高高的白色的床上，这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恐怖。大家都穿着镶白边的黑色外衣，在房里走来走去。后来抬了棺木进来，棺盖上覆盖着发亮的锦缎。
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看祖母那张严肃的脸、罗马式的鼻子以及白帽子、白头巾时，他再一次感到了可怕与恐怖，一种对死亡以及人生令人恐怖的慑服，这远远大于了失去祖母的哀伤。
听到客人闲谈，说托尔斯泰家的孩子完全是孤儿了，他们的父亲刚死不久，现在祖母又去世了，托尔斯泰心里一点也不为自己难过，因为恐惧早已冲淡了这些。
一连失去了两位亲人，少年托尔斯泰就更深地隐入孤独之中，他更醉心于沉思默想了。父亲和祖母的不幸离世，使他真切地意识到，人生无常，生死无常。那么，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有没有灵魂存在？人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是谁创造了它？在人类产生以前它是什么样的？
对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应该想的，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托尔斯泰一家并不是狂热的宗教徒。
在这种家庭的影响下，托尔斯泰从小就不是十分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少年时期的他已经开始怀疑上帝创造一切、灵魂不死等基督教思想。
托尔斯泰在祖母死后不久，一再想到“为什么一定要举行宗教仪式呢，是为了上帝吗，那么上帝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问题一直使托尔斯泰很苦恼，他那个年龄阶段还不可能对宗教进行科学的批判。
后来，米京卡的同学沃洛佳·米留京为他解决了这些问题。米留京是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礼拜天来拜访托尔斯泰兄弟，宣布他的学校里最近有一个新发现：上帝并不存在，人们宣扬的关于上帝的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
托尔斯泰兄弟们对这个发现特别感兴趣，他们热烈地讨论，一致认为这个思想十分新颖，并且极有可能。
不过后来，托尔斯泰一直也没有成为无神论者，仍然是个宗教徒，大力宣传“清洗过的宗教”。但是，他对官方教会的深刻揭露和抗议也是空前的，这正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形成的一种表现。
开始全新的生活
托尔斯泰的父亲去世后，家产由“孤儿法庭”管理，在祖母逝世以前，这个家庭一直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开销很大。
为了减少费用，孩子们的法定保护人即尼古拉·伊里奇的大妹亚历山大拉·伊里伊尼奇娜姑姑决定陪两个大孩子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让塔姬雅娜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因为那里的生活费低一些。
1838年夏初，孩子们又回到了原来生活的田庄，他们一个个都十分兴奋，尤其是托尔斯泰。首先，他可以回到一直怀念的田野、草地和森林以及淳朴善良的村民中；再者，可以逃离枯燥无趣的莫斯科的生活，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家庭教师圣托姆。
重返波良纳后，托尔斯泰又整日游荡在大自然的环抱之中了，丁香花、林阴道、草地、看林人的小屋，处处还留着童年时玩耍的身影。
1839年夏天，全家人都来到雅斯纳亚·波良纳聚会，托尔斯泰和哥哥们到沃隆卡河去游泳，到老扎卡兹树林里散步，或者每人骑一匹马到几十俄里外的皮罗戈沃村旅行，那是他们的父亲逝世前新买进来的一处领地。皮罗戈沃的景色迷人，尤其是牧场上奔驰的马群更使孩子们激动不已。
1839年9月，一家人又全部回到莫斯科，因为那时尼古拉一世驾临莫斯科，为“我们的救世主大教堂”奠置基石。托尔斯泰从一家邻居的窗口目睹了这次盛会。
第二年夏天，孩子们又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这一年是饥荒的一年。收成非常坏，必须买粮食来养活农奴们，为了筹划这一笔支出，托尔斯泰家得出卖一处田庄。托尔斯泰兄弟们的马匹也不能再喂燕麦了。
他们心疼自己的小马，偷偷在农民的田地里为它们收集燕麦，而当时他们全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犯了什么罪过。
这一年的秋天，孩子们的法定监护人亚历山大拉·伊里伊尼奇娜姑姑在她所隐居的，在奥普京建于卡卢加省的修道院中逝世。亚历山大拉·伊里伊尼奇娜在持家立业方面毫无经验，遇到了重重困难，虽不辞辛劳，日夜操持，但并没有显著的起色。
在这位仁慈的亚历山大拉·伊里伊尼奇娜姑姑死后，托尔斯泰兄弟的生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除了大哥尼古拉以外，其他的孩子还没有成人，他们的另一位姑姑，即尼古拉·伊里奇的小妹彼拉盖姬·伊里伊尼奇娜·万什科娃担当了他们新的法定监护人。她是喀山地区一位地主的妻子，喀山离雅斯纳亚·波良纳有几百俄里，孩子们必须搬到她的身边去住。
托尔斯泰兄妹在4年中连续失去了3位亲人，他们剩下的长辈只有彼拉盖姬姑姑和塔姬雅娜姑姑了。但是彼拉盖姬姑姑和塔姬雅娜姑姑相处得很不好，她们之间并没有公开的争吵，但彼拉盖姬的丈夫年轻的时候曾经向塔姬雅娜姑姑求过婚，遭到拒绝。彼拉盖姬不能释怀她丈夫旧日对塔姬雅娜的爱慕。
因此，塔姬雅娜姑姑不能和孩子们一起去喀山。她长期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如今要生生地分离，这对她和孩子们同样是沉重的打击。但行期已定，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1841年秋天，列夫·托尔斯泰13岁的时候，孩子们离开了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塔姬雅娜姑姑亲自把孩子们送到莫斯科。
小玛丽亚不愿意离开塔姬雅娜姑姑，在启程前躲了起来，人们找了很久才找到她。当人们把她抱上马车的时候，她眼望着姑姑大放悲声。托尔斯泰也哭个不停，他也不愿离开塔姬雅娜姑姑。
每年一到夏天，孩子们又都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来，和亲爱的姑姑团聚。
喀山位于莫斯科的正东，坐落在伏尔加河的中游。托尔斯泰兄弟们从雅斯纳亚·波良纳出发，先取道莫斯科，之后向东行进抵达尼日尼诺甫哥罗德，然后沿伏尔加河南下。沿途所见的城镇、村庄呈现一派凄凉的景象。尤其是楚瓦什人生活的地区。
托尔斯泰目睹了楚瓦什人在农奴制度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他们沿着伏尔加河零散的居住，贫穷得几乎什么都没有。男人们整天在大片土地上辛苦地劳动，几乎没一点闲暇；女人们照顾孩子们，到农奴主庄园去做仆役；不能动弹的老人只能待在破旧房屋的门口，眼睛间或转动一下，表示生命还没离开他的身体。
托尔斯泰兄妹们途中休息，在驿站住宿时选择到的最好的房屋也是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小茅屋罢了。
到了喀山以后，托尔斯泰兄妹们开始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生活。他们并不和彼拉盖姬姑姑住在一起，他们在河边的一条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他们迁来喀山的时候，每人都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农奴服侍，和托尔斯泰在一起的是一个叫瓦努沙的孩子。这些仆役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彼拉盖姬姑姑是一个仁慈，但并不是特别聪明的女人，她的丈夫很富有，这个家庭是待客和娱乐的中心。
姑姑整天忙于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基本上没有时间来照管和教育这些孩子。
托尔斯泰的大哥尼古拉这时已经上了大学，为了和弟妹生活在一起，方便照顾他们，他从莫斯科大学转到喀山大学。他每天在忙完自己的功课以后，尽量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弟弟妹妹们。
在漫长的冬夜里，兄弟几个坐在壁炉旁边，看着闪闪烁烁跳动的火苗，听大哥尼古拉娓娓动听地讲神仙或鬼怪的故事，以至于小妹妹在深夜里也不愿回到房间，情愿坐在大哥的身边。
在大哥的关心下，托尔斯泰兄妹们度过了一个个快乐、温暖的冬天的夜晚。
当春天来到喀山的时候，大地上一片繁荣的景象。潮湿的土地上已稀稀疏疏地长出了黄茎绿叶的小草；流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泥块和木片在水中打着旋儿；丁香树枝已出现殷红的颜色，枝上的蓓蕾已随风摇曳；小鸟在树间“吱吱叽叽”地叫个不停；篱笆因为积雪融化而现出苍黑色；湿润芬芳的空气和闪耀着欢乐的阳光似乎竭力向人说明新鲜美好的事物正在春天里茁壮成长。
托尔斯泰家的住房濒临伏尔加河的一条支流——喀山河，夏天的时候，托尔斯泰兄弟们常去河里游泳。他们有时还到彼拉盖姬姑姑的领地潘诺沃去住上几天。这个村子距离喀山不到20俄里，坐落在伏尔加河右岸，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兄弟们经常举行野餐，但托尔斯泰对喝茶聊天不感兴趣，他常常一个人躺在白桦树林中的草地上，望着天空中流动的云彩，看着它们变幻莫测的形状，又展开了联想的翅膀，进入自己的梦境。他还对钓鱼特别感兴趣，他常找一处伏尔加河转弯徊水的地方钓鱼。
有一次，他在河岸的一处钓鱼，一手拿着黑面包，一手拿着当鱼饵用的蚯蚓。他一边看着水面，一边吃着面包，竟然不知不觉地把蚯蚓塞进了嘴里，等他感到一股土腥味时，才发现蚯蚓已经在嘴里了。
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还常常讲起在潘诺沃庄园的趣事。比如，有一次，人们在庄园里游玩，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池塘沿边，托尔斯泰为了使几位来做客的小姐“震惊”，并能赞赏他的“英雄行为”，没有脱下外衣就跃入池塘，向对岸奋力游去。但刚游到池塘中心就游不动了，他筋疲力尽，开始下沉，岸上的人一阵惊慌。恰巧岸上有一群在捆草的农妇，她们闻讯赶来，用草耙把托尔斯泰拖上岸来。
托尔斯泰在这儿又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潘诺沃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以至于后来，他在著名的长篇小说《复活》中保留着原有的名字，以潘诺沃为底本描绘了一处地主领地的自然风光、地主的生活以及农民的劳作状况等。
1843年，托尔斯泰的二哥塞尔盖和三哥德米特里同时考上了喀山大学。托尔斯泰也准备报考喀山大学，他想成为一个外交家，准备进东方语言系。他这样选择是有原因的：
首先，这与家里人的影响有关。在托尔斯泰很小的时候，那时祖母还没有去世，有一次祖母和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话，谈到前途的问题。
祖母认为，尼古拉适合于做军官；托尔斯泰有外交家的风度，只需穿上一件黑色礼服，便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交家。她认为，外交家只要有迷人的风度、适体的衣着就会使人折服，从而在处理各种关系时便会游刃有余。
从那以后，家里人就常常戏称托尔斯泰为外交家。托尔斯泰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有外交官的风度，但他认为自己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他精通法语、懂英语和德语，所以学习东方语言，如阿拉伯文和土耳其鞑靼文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其次，托尔斯泰选择东方语言专业也与19世纪4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局势有关。那时，俄国的疆土只限于欧洲东北部的一小块地方，北濒北冰洋，长年封冻，几乎算是没有出海口。
18世纪初，彼得大帝从瑞典夺得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打通了通往西欧的通道，并且在涅瓦河畔建立了新的首都圣彼得堡。这位彼得大帝野心越来越大，还准备吞并黑海地区，进一步取得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但经过几次远征，都是惨败而归。
后来历代的沙皇都为完成这个夙愿，竭尽全力，继续着侵略扩张活动。到了18世纪末，俄国已经从土耳其那里取得了里海和黑海北部的大片土地。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沙皇政府为了解脱国内的政治危机，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筹备了新的侵略扩张计划。它拟定的三条侵略路线是：第一条是向东行进，吞并中国北方的领土，这包括后来的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以南，以及库页岛，把俄国的势力一直推进到太平洋地区；第二条路线是向东南进军波斯和阿富汗，占领印度洋地区；第三条是从土耳其手里夺取巴尔干半岛，直接控制地中海，为统治整个欧洲做准备。这样一来，所谓“东方”问题便成了当时俄国政治界和外交界的热门话题。
喀山位于俄国东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三条侵略路线的交叉点，是进军的必经之地。而喀山大学又以培养通晓东方语言的文化人才而享誉整个俄罗斯帝国。这个学校集中了精通波斯语、蒙古语、满族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的专家教授，以东方语言系为自己的骄傲。因此，托尔斯泰既已决定将来从事外交活动，就很自然地选择了东方语言为自己的专业课。
托尔斯泰很早就开始为入学考试做准备，因为考试的科目很多，有历史、地理、数学、俄国文学、逻辑学、拉丁文、法语、德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尤其是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他一点儿也不懂，需要从头学习。
托尔斯泰一共准备了两年半时间，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努力地学习，因为枯燥的课本知识激不起他的兴趣，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以阅读各类文学作品。
托尔斯泰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在他14岁以前，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是《圣经》中的约瑟的故事，《天方夜谭》中的《四十大盗》和《卡马拉萨曼王子》，各种俄罗斯民间传说、普希金的故事集和他的诗《拿破仑》，以及波戈列斯基的童话《黑母鸡》。他喜欢简短、自然和真诚的艺术风格，所以，这些作品让他爱不释手，对他今后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在准备考试的学习期间，托尔斯泰还大量阅读了当时很流行的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如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欧会·苏的《巴黎的秘密》等。
一个夏天，他就读了有100多本。尽管这些浪漫主义的小说描写的人物或事件都充满传奇色彩，与现实生活相差很远，但少年的托尔斯泰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完全沉浸在充满离奇幻想的故事情节中。
他不仅没有怀疑作者的虚幻构想，而且他在读小说的时候，竟一点儿也不曾想起过作者，只觉着书中的人物、景象山川，以及各种场面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一个个、一排排活灵活现的。他本来的生活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那样的人物，那样的事件，但托尔斯泰却毫不怀疑生活中会有那样的人和事，并坚信自己将来一定会遇到。
那些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都比较单一：好人无以复加的好，身上没有任何一些瑕疵；坏人就是极端恶劣的强盗、流氓、恶棍和伪君子。这种描写恰恰符合没有一点社会经验的托尔斯泰的口味。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也把自己融入了小说的情节之中，他常常发现自己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相似，包括坏人。他更希望自己能成为里面的英雄一样的人物，因此不仅在思想气质上学习他们，甚至在外貌上也力争与那些英雄人物保持一致。
有一次，他看到一部小说，发现里面的主人公生着一双浓眉，精神气质与自己完全一样，他自己缺少的只有那双浓眉。为了自己也能有那样一双眉毛，托尔斯泰用剃刀对着镜子把眉毛剃掉一些，以便长出来后会很黑很硬。不料，眉毛剃得太多了，差不多都秃了。他感到很难为情，害怕别人问他眉毛到哪里去了。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的办法，弄来一些火药，把它涂在眉毛上，用火点燃。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回答说，他不小心弄着了火药，烧光了眉毛。不幸的是火药涂得太多了，一下子竟烧伤了面部。但值得庆幸的是事后脸上并没有留下疤痕。
而且后来，果然眉毛生得很深很浓，但是那时，托尔斯泰早已经把那位英雄忘得一干二净了，早已对他不感兴趣了。
大量地阅读浪漫主义小说，使托尔斯泰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带着一条浴巾和一本法国小说到离家不远的喀山河边去。
他先在河里洗上一个澡，然后躺在岸边白柳树下的草地，拿起小说，不久他就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去旅游探险了。看得累了的时候，他就眺望被风吹皱了的淡蓝色水面，对岸金黄色的无边无垠的燕麦田被金色阳光照耀后闪着耀眼白光的桦树林。
他尽情地享受着周围无限美好的大自然的清新和旺盛蓬勃的生命力。有时天空中布满了白色的云朵，托尔斯泰便站起身来，在空地上来回地走动，早晨清凉的露珠打湿了他的头发、他的脸颊和脚上的靴子。
这时，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就在他的头脑里活灵活现起来，跟托尔斯泰本人合二为一。时而是一个统率千万士兵的无敌大将军，在广袤的战场上征战厮杀；时而又是一位讽谏刺上的命臣，在朝廷上挥斥方遒、慷慨陈词；时而又是一位少年英豪，有一位美丽动人的情人。
想到这儿的时候，托尔斯泰就会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的树林，带着几分惊恐、几分不安，希望在面前的空地上或远处的丛林深处会突然出现那位姑娘，对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美人。
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深深地诱惑着这位少年，在他的心灵里唤起了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热情，他满意现在的生活，并憧憬未来，对未来寄予无限的希望。
在这里有菩提树下淡紫色的林阴路，小溪中淙淙的流水，花园里鸟雀愉快的叫声，窗缝里蠕动的、被阳光照得通体透明的虫子，雨后空气的清香。这一切似乎都在向这个精神焕发的少年预言：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好人，定会得到幸福。
在少年托尔斯泰的想象中，美、善和幸福是融为一体的、永不可分的。他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并且是人人美好、人人善良，永远没有丑恶出现。
这种幻想看起来像少年纯真的理想，但在以后的日子确实影响着托尔斯泰的思想。比如他希望进大学以后，每个月从自己的25卢布生活费中拿出1/10施给穷苦的老人和儿童。他将要自己收拾房间，负责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再使用仆役，在他看来，仆役是和他一样的人，应给他们以自由。
这个时期里，托尔斯泰的心情处于最佳的状态，他精神振奋，热情高涨。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继莫斯科之行后的又一个新的转折，他觉得一切都充满光明，积极向上。
60多年以后，当托尔斯泰已是一个耄耋老翁的时候，他对自己这个时期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他以赞赏的口气回忆道：“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突然觉醒了，摆脱了童年时期对别人见解的顺从，在这之前我一直是那样生活的，而这时我第一次明白我应该独立地生活了，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记得我当时尽管还很懵懂，但已经深刻地感到我的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传递福音的好人，就是要有自我牺牲和博爱的精神。记得我当时就试图这样生活。”
托尔斯泰从小就生活在贵族地主的家庭，作为一个贵族子弟，他无力抗拒周围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输送给他的那些自私自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因此他也怀疑起自己确立的人生理想。
于是他的第一次觉醒很快就被非常明确的各种各样的出人头地的愿望所代替，比如，他想要做一个显赫的、有学问的、有名气的、有钱有势的人，这就是他心目中想的所谓的好人，而且不单单自己这样认为，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受到一切人的尊敬和崇拜。
他希望人人知道他、人人都爱他。他希望人人听到他那响亮的名字后都心儿颤抖，也希望人人都五体投地地折服于他，对他感恩戴德。他还要当一位有名的学者，不仅在全俄罗斯而且在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闻名。
他准备进入大学后努力学习，每年都考第一名，然后跳入三年级。18岁大学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和两枚金质奖章。然后升上硕士，接着再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想到这儿的时候，托尔斯泰又立刻责备自己的这样幻想是骄傲、是罪孽，晚上必须向神甫去忏悔。
但自由的意识，令人憧憬的春意都会让托尔斯泰兴奋不已，他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也没有心思准备考试。
有时，他一早晨都在教室里复习功课，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用功，还有两道题没有做，但他突然闻到窗外飘来一股春天的气息，仿佛有什么往事必须立刻回忆，一会儿都不可以耽搁。
有时，晚上独自坐在屋里，秉烛夜读，为了剪烛花或改变坐的姿势，他放下书本，看见屋角处是黑漆漆的，屋子里鸦雀无声。这时，托尔斯泰又无法静下来，不能不倾听这片寂静，无法不从打开的门里张望黑暗的屋子，不能一动不动地待上好半天，或者下楼穿过一个个空房间。
在月光溶溶的晚上，托尔斯泰定要从床上爬起来，躺到通向花园的窗台上，凝望月下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屋顶，凝望他们教区庄严的钟楼，以及栅栏和树丛落在花园小径上的阴影。他常常逗留好久好久，以致第二天早晨10时都醒不过来。
因此，要是没有继续辅导他功课的教师们，要是没有大哥尼古拉的严格看管，要不是为了在家人朋友的面前显得很有出息，也就是说，考试必须取得优异成绩，要不是为了这一切，春天和自由就会使托尔斯泰忘记学过的一切。
1844年5月到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开始了，因为托尔斯泰并没有全身心地准备考试，所以成绩并不十分理想。法文考试优等；德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优；英文、逻辑、数学和俄国文学，良；可他不注意的拉丁文，还有历史与地理完全失败，得了最低分。对于历史，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而地理则更差；他补充说，“他们要我列举法国的海港，可是我连一个也列举不出来。”
暑假完了以后，他得到允许，补考那些不及格的科目，这次考试全部及格了。补考及格，托尔斯泰终于被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录取了。
进入喀山大学学习
1844年9月20日，16岁的托尔斯泰身穿闪着光泽的黑呢制服，头戴三角礼帽，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专业的课堂，开始了大学生活。
现在托尔斯泰再也没有家庭教师的约束，却有了一辆四轮轻便马车，腰上佩着一把短剑，警察也会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感到十分自豪，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托尔斯泰初到大学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刚一走进教室，便觉得是落入了一个沸腾的海洋。年轻快乐的大学生在各个教室门口和走廊里进进出出。
当然，融入这个大集体中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不过，在这些人中，托尔斯泰并不熟识多少人，而且少数认识的也只限于点头之交。在他的周围，人们握手、拥抱、交谈、欢笑，十分友好。到处都令人感到那种温暖的关系，但令托尔斯泰伤心的是他发现那里并没有他的份，他很有些恼恨的情绪。
尽管这样，他还是找到了他的圈子，他坐在第三排，那儿有几个男爵、伯爵等，但从那些人的神气看来，他们并不十分欢迎托尔斯泰。
后来，教授走进来了，大家骚动之后便鸦雀无声了。本来，托尔斯泰希望教授的讲课自始至终都应该很精彩，但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于是，就在精美的笔记本的“第一讲”标题下画了18个侧面头像，组成一个花圈，只偶尔在纸上移动一下手，让教授以为他在记笔记。
从第一堂课开始，他就坚信，把每位教授讲的东西都记下来不仅没有必要，简直是很愚蠢的。直至他结束学习生活时，他还是这样认为。
几天之后，托尔斯泰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了，他结识了不少新同学，跟他们握手、谈话，但他在心里感觉到并不能和他们真心地接近。他同那群贵族合不来，因为托尔斯泰对他们“粗野无礼”，要他们先行礼，他才还礼，而他们显然不太需要结交托尔斯泰。
除了贵族子弟以外，还有一类学生是平民。他们之间分化出不同的集体。贵族子弟出身高贵，生活富裕，衣着华丽，举止文雅，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大多数都庸俗不堪，徒有其表。
平民学生多出身于下级职员、小商人、手工业者、低等神职人员家庭，经济上比较贫困，都是公费生。他们外表比较粗野，说话从不咬文嚼字。
他们住的房间比较脏，衣着也不甚讲究，不修边幅，留着粗硬的短发和从未刮过的浓密的胡须，但他们大多勤奋好学，努力上进，因此知识渊博，成绩优异。
托尔斯泰整天穿着整齐漂亮的制服，上学放学都有马车接送，有仆人随时侍候，而且有时他为了能博得同学们的好感，吹嘘伊凡·伊凡内奇公爵是他的亲戚，一旦适得其反，同学们对他更冷淡和傲慢了。
托尔斯泰由于比较重视自己的出身而看不起那些平民学生，又由于贵族意识而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学识和智力方面不如那些出身低贱、小时候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
但有一次，托尔斯泰想要显示一下自己“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在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方面，于是和一些同学谈起了这个话题。结果却使他十分震惊：虽然这些人不能用法语正确地说出外国的书名或作者们，但他们读的书却远比他多得多。他们不仅读过托尔斯泰连听也没听过的法国作家的作品，而且还十分熟悉英国文学，甚至西班牙的作家及作品。
托尔斯泰所熟悉的大仲马、欧仁等，他们却大加讥讽，被贬得一钱不值。他们的文学见解、文学批评是相当的精辟与透彻，不能不使托尔斯泰叹服。
在音乐修养方面，托尔斯泰也吃惊地发现，那些被认为是笨手笨脚的平民学生演奏起乐曲来是那么优美流畅。
总之，除了能说流畅的法语之外，托尔斯泰没有任何其他方面比得上这些平民学生的。
托尔斯泰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自备马车、葛布衫衣、涂着指甲油的长指甲吗？托尔斯泰心里承认平民学生在精神上高于贵族，但平民学生粗陋简朴的外表还是令托尔斯泰不能毫无芥蒂地接近。
托尔斯泰曾结交过一位公费学生，他叫奥彼洛夫，是个谦虚用功，很有才华的学生。他同人握手时，并不弯手指，总是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块木板，因此爱开玩笑的同学有时也这样同他握手，并戏称为“木板式”握手。
托尔斯泰有一段时间总和他坐在一起，和他交谈。奥彼洛夫对教授们有十分独特的看法，能明确地评定每个教授讲课的优缺点，有时甚至取笑他们。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对托尔斯泰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虽然奥彼洛夫不十分喜欢教授们，但他还是十分详细地用细小的字体把全部讲义记录下来。托尔斯泰决定和他一起温习功课。当托尔斯泰坐在他身边的时候，奥彼洛夫总是用他那双愉快的灰色小眼睛瞧着他。
但是有一次交谈中，托尔斯泰偶尔向他说明，家里人不愿意让他上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尽管有学问，但都缺乏教养。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奥彼洛夫，从此上课时他不再先同托尔斯泰打招呼了，也不把“木板”让托尔斯泰握了，也不同他交谈。
当托尔斯泰坐到他旁边的座位上时，他就把头扭向一边，离笔记本只有一指距离，假装看笔记。奥彼洛夫的冷淡使托尔斯泰感到奇怪，并且也很伤心，但对一个上等家庭的学生，他不会主动去巴结一个公费生的。
因此，他们开始互相不理睬，并且有时还为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争吵几句，不过，临考试前，托尔斯泰需要笔记，奥彼洛夫还是信守诺言，把他的笔记本借给托尔斯泰，并且邀他一起温习功课。
在上大学那一年的冬季，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大学生和有地位的青年，进入了喀山社交界。喀山市是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流域的中心，非常繁华。
这一带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物产丰富，贵族地主们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到冬天，外县和附近省份的一些地主携家带口聚集到这里。因此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十分活跃，舞会、宴会以及其他活动接连不断，规模极盛大。
贵族大学生几乎都是这类活动的中心人物，他们以华丽的外表，矫揉造作的举止言谈吸引太太小姐们的注意。当然，这种活动是平民学生不能问津的。因为托尔斯泰的祖父当年曾当过喀山省省长，还存留着一些影响，因此许多富户豪门对年轻的托尔斯泰很客气。
托尔斯泰出没于所有的舞会、晚会和贵族的宴会，在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总是在跳舞。可是他绝不是一个善于交际妇女的男人，他以一种奇怪的笨拙与羞怯而出名。
1845年狂欢节的时候，他和哥哥塞尔盖担任了两出为慈善事业而演出的戏剧里面的角色，演得很成功。尽管托尔斯泰的同学扎戈斯金说他“德行败坏”，而很讨厌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却不觉得交际活动令人厌恶。相反，他很高兴当时在喀山社交界的消遣。
托尔斯泰很感谢命运，认为最初的青春是在一个年轻人可以快乐地生活、而不致越轨的环境里度过的，虽然当时的生活是懒惰奢侈的，然而并不是有害的。
由于托尔斯泰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参加社会活动，所以课下很少有时间学习功课。但就是在课堂上，他也并不是个好学生。
上课的时候，他经常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在教授平缓的声音里，幻想着什么，或者观察周围的同学。他还喜欢喧闹的课堂，因为这时他可以和一两个要好的同学趁乱溜出教室，或到河边散步、闲谈，或到酒馆里喝酒。
回来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地推开门，弯着腰溜了进去。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聚集在教室门口，托尔斯泰也偶尔加入进去，做别人意料不到的动作，或说别人没听过的笑话，引得周围的人开怀大笑。
冬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积雪开始融化，大学已贴出考试日程表。这时托尔斯泰才想到，他要考18门功课，这些功课曾经听到过，但都没用心听，也没有做笔记，一门功课也没温习过。
奇怪的是，对“怎样考及格”这样的问题，托尔斯泰却从来没想过。那年冬天他为自己已长大成人并成为了体面人而得意忘形。当同学们开始收集笔记本，三五成群地温习功课时，他也想到该复习功课了。
他向奥彼洛夫点头致意，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冷淡，但奥彼洛夫还是把笔记本借给了托尔斯泰，而且请他和其他同学一起温习功课。
但是，很多内容他不明白，而别的同学对此早已了如指掌，托尔斯泰落在同学们后面很远，又无力追上他们，只好装做在听并懂了他们所念的东西。同学们遇到自己不懂的地方，从来也不问托尔斯泰。
由于享乐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并且也没有认真地复习功课，所以托尔斯泰期末考试的成绩很糟，阿拉伯语得了2分；文学史缺考。鉴于托尔斯泰第一学期有一门功课没有成绩，所以学校不准他参加学年末的升级考试，决定让他留级一年。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一连3天没有走出房门，谁也不见，像小时候一样放声大哭。还到处找手枪，扬言要自杀了事。生活中自尊心受挫的痛苦时刻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他竭力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别人，他埋怨教授，埋怨同学，埋怨家里人不该送他进大学。
最后，三哥德米特里安慰他说，事情虽糟，但还是可以补救的，只要转到另外的系就行了，在新同学面前不会感到害臊。3天以后，托尔斯泰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但是直到离开喀山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度假之前，他始终回避着外人，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痛苦。
托尔斯泰在大学读书期间虽然学习成绩不佳，但思想成熟得却很快。这位渴求了解认识人生真谛的青年，一直在不断地探求着。
1845年谢肉节的时候，托尔斯泰在喀山贵族女校校长扎高斯金娜的家里结识了德米特里·季雅科夫。他们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季雅科夫比托尔斯泰年长5岁，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
季雅科夫长得并不好看，一双灰色的小眼睛，低平的前额，四肢不匀称。他身上美的地方只有魁伟的身材、鲜嫩的脸庞和漂亮的牙齿。但他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时而严肃时而欢乐的富于变化的表情，他特有的充沛的精力，使托尔斯泰深深地倾慕于他。
季雅科夫又很怕羞，一点小事就会使他面红耳赤，但他的羞涩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脸越红，他的神情就越果断，仿佛在动中战胜羞怯似的。
季雅科夫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从来不喜欢谈论女人，如果有人暗示他爱上了某一位姑娘，他就会勃然大怒。他这种独特的谈吐仪表，使托尔斯泰在和他初次见面时就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此很快对他产生了友好的感情。
托尔斯泰对季雅科夫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爱他胜过世上的一切，称为“奇异的米佳”。季雅科夫所说的一切，他都认为是至真至纯的东西，深深地铭记在心里。他们的心灵是那么和谐，一个人只要在心弦上轻轻一弹，就会在另一个人的心中发生共鸣。
从此以后两个年轻人只要有机会两人单独在一起，他们就会找一个舒适的角落议论起来，忘了一切，也不在意时间的流逝。他们谈论未来的生活，谈论艺术、公务、婚姻以及儿童教育等问题，从来没想过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一派胡言。但就是这些“胡言乱语”在两个人看来是有趣的，是个人智慧的闪光。
季雅科夫和托尔斯泰平等地相处，因为他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托尔斯泰情愿服从他。
在季雅科夫的影响下，托尔斯泰接受了他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热烈崇拜美德的典范，相信人生的使命是不断的自我完善。这两个朋友一致认为人类改邪归正，消灭自身的一切罪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个幸福的人，更是易如反掌。
这些美好的思想以崭新的精神启示进入托尔斯泰还单纯的头脑中，他明白了他以前浪费了多少美好的时光，于是，他决心立刻改掉坏习惯，实行这些思想，并发誓永不改变。
但是，他的这种梦想是不是真的会实现呢？不能实现那又是谁的过错呢？
托尔斯泰和季雅科夫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至1891年季雅科夫去世。当然，青年时期的那种狂热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后来他们都长大了，各自成了家，但依然保持亲密的交往。
托尔斯泰的第二个儿子伊里亚出生以后，季雅科夫给他当了教父。托尔斯泰在自传三部曲中的《少年》、《青年》中详尽描绘了他与季雅科夫的友谊，只是在那里，他把季雅科夫改成了聂赫留道夫。
后来，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中也不断出现聂赫留道夫这个人物，比如，在《支队中的相遇》，在《吕西纳》中，在《复活》中，但这个名字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
再说托尔斯泰回到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他一方面在慢慢地缓解大学第一学年考试给他带来的苦恼，一方面认真地回顾自己与季雅科夫的交往，对人生使命和意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他为了避开别人的干扰和妨碍，一个人住在一个侧楼里。每天早晨4时起床，自己照顾自己，不用仆役服侍。然后一个人静思默想，对头脑中出现的有生以来的各种印象、思想和欲望进行分析比较，企图再一次完善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
不管托尔斯泰以前犯过怎样的错误，陷入了怎样的迷茫，但经过他的分析和自省，在他面前展现了道德完善的无限可能。他紧张的思索不停息地运动着，他有时在梦中见到了伟大的真理，因而惊醒，欣喜若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为了更好地更理智地思考人生、未来，为了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晰，托尔斯泰开始阅读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这时期对他影响最深的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卢梭。托尔斯泰阅读了他的《忏悔录》和《爱弥儿》。
卢梭是一位资产阶级启蒙的思想家，他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天赋人权”，鼓吹“返于自然”、“返于自我”，通过自由、平等、博爱来进行社会改革。他热情歌颂那种“粗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风尚和还没被人类文明破坏的大自然。
这种思想极符合当时托尔斯泰的思想情绪，他感到上流社会的歌舞升平的气氛，感到那里的虚伪和矫揉造作，为此他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纯洁与自由，所以他极希望远离尘世喧闹，来过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淳朴简洁的生活。
于是他首先为自己设计了一件亚麻布长袍。这件袍子又肥又大，晚上可以当被盖，白天穿在身上时把下摆折叠起来，用扣子系在里面。他经常穿着这件袍子，赤脚穿着布鞋在田庄里散步，累的时候就躺在树阴下睡一会儿。
即使会见客人时，他也不更换衣服，他认为只要真诚、坦率对人就可以了，其他的所谓“礼貌”实在是不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虚伪的。
雅斯纳亚·波良纳美丽的自然风光使托尔斯泰忘记了大学考试带给他的不愉快，经过一个假期的思考，他决定在开学以后开始新的生活。他再也不愿意在东方语言系学习了，因此，他向学校当局提出了申请。
1845年8月他转入法律系。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不太念书，但在冬至以前他开始用功了，而且他这样做时发现了一些乐趣。他对比较法律和刑法发生了兴趣，关于死刑的讨论更特别地吸引了他的注意。
民法教授麦耶尔给了他一件使他专心致志的工作，这就是将孟德斯鸠的《法意》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法典》作一比较。托尔斯泰得出的结论是，《法典》里面混合了孟德斯鸠的民治思想和叶卡捷琳娜自己的专横和自负，而《法典》给予叶卡捷琳娜的声望比它给予俄罗斯的好处要多得多。
但这种研究却是他不等毕业就离开大学的主要原因。他对教授们讲的课程不感兴趣。他不论做什么事总是热情百倍地钻进去。他读过数不清的书，但总是在某一时期只读某一方面的书。
当他对一个题目发生了兴趣时，他绝不左顾右盼。他发现大学课程对于精通他想要懂得的问题实在是一个障碍。旧式教育已成为大学中各系共通的弊病，教学严重脱离实际，死板枯燥。教授们学究式的讲授成了学生们的嘲笑对象，学生们根本学不到什么实际的知识，听课仅仅是履行一种义务。
1848年5月，托尔斯泰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可以选读二年级的法学。在考试前不久，他和一位同学曾经争论过谁的记忆力更好，于是他们各人默记一道历史试题的答案来做试验。托尔斯泰默记马泽帕的生平，碰巧历史考试中刚好出的是这道题，所以他很从容地得了5分。
在法律系的第二年，托尔斯泰常常缺课，因此在期中考试时，教授们都因他的偷懒而给了他极差的分数。
虽然托尔斯泰的学习成绩一直没有提高，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沉湎于社会活动而浪费的时间的缘故。他自从东方语言系转到法律系以后，就每天都有计划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学习。
他开始每天记事，并且订出第二天的时间计划，检查当天完成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他每天都有三个方面的活动：学校里的功课，自修的外语，如英语、德语和拉丁语等。另外还有课外阅读，如读歌德的《浮士德》，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等。
每天他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此外，托尔斯泰还制定了各种生活准则，用来规范指导自己的行动。
根据这些准则，托尔斯泰在生活和学习方面都有很大变化，但仍然没有达到所设想的那种完善的程度，尤其在功课方面。那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完成给自己规定的一切。
年轻的托尔斯泰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各样的准则，如“锻炼毅力原则”、“生活准则”、“一般准则”等，他期望用这些准则来约束自己散漫的性格，以达到自己的生活总目标。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那么他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一个人不管开始了哪一种精神活动，如果没有完成，就一定不要放弃它，因为这种态度会导致放任自流。
那时，年轻的托尔斯泰的生活中的高尚目的就是：“不要去注意人们的赞扬，要多自省自责，少考虑别人的意见；要做一个好人，并且努力使别人都知晓你是一个好人。任何时候都要在别人身上发现优点，而不要去找他坏的方面。任何时候都要说老实话。要鄙视财富、荣誉和不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舆论。你要尽一切可能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人！”
关于怎样做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托尔斯泰在当时还不能独立解决这个问题，他求助于哲学大家们的回答。在大学学习的后期，他对哲学的兴趣空前高涨起来，他继续阅读卢梭的著作，他认为这些哲学著作不但能丰富人的知识，而且可以实际运用这些知识，能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开始一边阅读哲学著作，一面写心得笔记。
到1846年夏天，托尔斯泰已经写了3本哲学笔记，其中包括9篇论文，如《就卢梭讲演录的哲学札记》、《论哲学的目的》、《论未来的生活》等，在这些文章中，集中地表述了他青年时代的哲学见解。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到外部世界中去寻找幸福，也就是不应该在外部世界偶然的愉快印象中寻找，而应该在自我的心中寻找幸福，就是使自己在道德上不断完善，超越周围的丑恶现实。
1847年3月11日，托尔斯泰生病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但一个人的处境使他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分析自己。
托尔斯泰渐渐清楚地认识到，大多数上流社会的人认可的年轻人的放荡生活，实际上是早期精神堕落的结果。
为了更好地记录下这些一闪即逝的思想，托尔斯泰从这一年的3月17日开始在医院里记日记。他一边分析着自己，一边记下自己的感受。他没有料想到，记日记竟成了他一生的习惯，一直到逝世前的第四天为止，63年来他很少间断过。
托尔斯泰认为他从法律系的课程中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鉴于这种情况，他准备离开学校。另外他的哥哥塞尔盖这时已完成学业，准备毕业，这件事更加深了托尔斯泰对大学的不满。
刚好这时他们兄妹几个所继承的产业已经分配完毕，托尔斯泰继承了雅斯纳亚·波良纳和另外4个田庄，大约有2580公顷田产和330个农奴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时一种对他们的福利的责任，吸引着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去。最后，他终于没等到5月的考试，在1847年的复活节过去之后，就请求退学，说是由于“健康不佳和家事的关系”。
4月14日，学校当局批准了托尔斯泰的申请，同意他退学。4月23日，他接到批准通知书后，当天就告别亲友，离开了喀山。5月1日，托尔斯泰又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失败的农业改革
托尔斯泰兄妹都已长大成人，大哥尼古拉在高加索当军官，二哥塞尔盖和三哥德米特里都已经大学毕业，只有托尔斯泰没有念完大学，小妹玛丽亚虽然尚未满18岁，但已准备出嫁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决定分配家产了。
分家的时候，按照习惯，把他们住的地方雅斯纳亚·波良纳分给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之所以要这个领地，主要是因为他生在这里，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母亲，都在这里住过，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爱的见证。
1847年7月，在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不久，哥哥们和妹妹也都陆续回来了。7月11日，他们一起在图拉法院办理了分配家产手续，分别在手续上签了字。离开之前，他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团聚了几天。
白天，他们一起到庄园附近的山林里散步，童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到老扎兹树林里找过神秘的绿棒，一起在山上打过野兔，一起在白桦树下喝茶野餐。
晚上，大家又像小时候一样围坐在壁炉旁边，听大哥尼古拉讲高加索的战争生活，这情景让兄妹们觉得又回到小时候相亲相爱、纯洁无瑕的童年。
相聚的日子很快地过去了，几天后，哥哥们都离开了家园，妹妹玛丽亚也在11月出嫁了。
留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只有托尔斯泰和亲他爱他的姑姑塔姬雅娜，托尔斯泰已不再是当年无忧无虑、纵情玩耍的孩童，而是一位年轻的农奴主了。
在正式开始管理田庄的时候，托尔斯泰还不满19岁，他要改善自己，要读书，管理他的财产，并且改进他的奴仆们的状况。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主动退学，因而不能取得学位，这使他感到非常烦恼和失望，因此绝不要以为他离开喀山仅是为了生活得舒服或是不愿意学习。在决定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以后，他列下了一个学习提纲，一方面为了发展自己的智力，一方面为了取得大学学位。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是想要自己在庄园里独立学习，摆脱大学里那种刻板教条、死气沉沉的风气。但是这个自修计划是如此庞大，在短时期内根本完成不了。当他不能实现它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集中精力为他自己拟订新的生活计划和学习课程，这些计划足足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托尔斯泰在这一时期读了很多文学巨作，这些作品中有很多观点与托尔斯泰一生相随。他越到老年，对这些观点的信念也越坚定。
在这些作家中，对托尔斯泰影响最大的要数法国思想家卢梭了，他读过卢梭的全部20卷作品，包括他的《音乐词典》。他不只是对卢梭满怀激情，而且还十分崇拜他。
在15岁的时候，托尔斯泰贴身佩戴了一个有卢梭画像的纪念章，来代替东正教的十字架。卢梭的作品中有许多地方是他十分熟悉的，以致他常常以为那是他自己写下的呢！
还有一位作家对托尔斯泰一生也有很大影响，他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
另外一个影响了托尔斯泰的作家是伏尔泰，虽然远不及前面两位，但在托尔斯泰很年轻的时候，伏尔泰对宗教的嘲笑不仅没有使他惊骇，反使他倍感有趣。
托尔斯泰一生做事都很专心，这点也表现在他年轻时对读书的态度上。在他70岁时所写的《艺术论》一书中，对他21岁以前或者他14岁以前读过的书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当然，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还有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农奴制度的问题。他在离开大学以前就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了。
19世纪40年代中期，俄国进步思想界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地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要求。
1847年7月15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在给《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的公开信中写道：“现在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
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并不属于时代改革的激进人物，还不十分清楚地懂得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已开始意识到贵族与农奴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记得在他17岁的时候，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听到农奴叫他为“狗少爷”，于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农民是如何憎恨，并蔑视地主老爷这些寄生虫。他独自一个人散步的时候，每逢遇见农民，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强烈的不安，甚至想躲开不让他们看见。
成为了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全权主人后，托尔斯泰进一步接触到农奴的悲惨境况。他每天到田庄里散步，亲眼目睹他们是过着怎样的一贫如洗的生活，疲惫不堪，精神萎靡的男人；瘦弱不堪，面色黄白的女人和孩子；特别是那些年老的农奴，皮肤粗糙，皱纹深陷，脖子、手臂青筋暴露。从他们的驼背和弧形的双腿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生是怎样在极其繁重的劳动中把身体压迫成了这样畸形丑陋的形状。
农奴生活的种种惨状使托尔斯泰震惊而且非常不安。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农奴的命运，但这在当时是注定不能有什么成就的。
虽然我们绝不能把托尔斯泰的小说严格地当做自传体，但是《一个地主的早晨》却明显地说明了托尔斯泰对于改善他的农奴的命运所作的努力，和他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与失败。在那部小说里，聂赫留道夫公爵19岁，在他读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回到自己的领地以前，写信给姑姑说：
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发现事情是难以形容地混乱。要想把它们处理好，我发现主要的罪恶来自于农奴们的真正可怜的不幸的状况，而这种罪恶是只能用工作和耐心来补救的。只要你看看我的农奴中的两个，大卫和伊凡，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过的生活，我相信这两个可怜虫的境遇，比我的一切解释都更能使你明白我的意图。
去关心这700个我必须向上帝交代的灵魂的福利，难道不是我的明白的、神圣的责任吗？假如我把他们丢给任性的长老和管家去任意处理，而去追随自己的快乐或野心，难道这不会是罪恶吗？既然我面前有这样一个崇高的、光辉的、亲切的责任，我何须在任何旁的地方去找我能够有用和做好事的机会呢？
不只是这封信好像是托尔斯泰自己写的，而且聂赫留道夫试图去改变农奴们代代相传的陈规陋习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正是托尔斯泰自己所遭遇的。
聂赫留道夫决定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地主的地位，这也是托尔斯泰本人青年时期的思想，他当时也坚持保护地主的财产所有权。
他后来回忆说：“19世纪40年代，在我们的阶层中还根本没有产生必须解放农奴的思想。继承对农奴的占有权还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使这种占有权不发生动摇而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关怀农民的物质状况和道德状况。”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田庄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经常到村子中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询问他们的要求，并及时给予答复或帮助。这些举动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充实和无限快乐。
每天早上，他迎着朝阳到田野上、树林里散步，清凉的露珠弄湿了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和他那张年轻的面庞，有时，他突然激动得想哭，这种生活太美好了，令人多么愉快！
但是，愉快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年过去了，托尔斯泰的改革毫无成效。他购置了很多农业机器，有播种机、脱粒机等，都无法让农奴们接受它并使用它们，劳动生产率丝毫不见提高，农庄的经营状况也根本不可能会有所改善。
房屋破旧不堪的农民强硬地拒绝住进新建的砖房里。托尔斯泰给他们帮助，而他们总是怀疑这位“善心”的主人心里隐藏着什么阴险的目的，农奴对地主的敌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如果想通过仅仅给他们一点儿好处，就在短时间内迅速消除这种敌意，那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托尔斯泰的农业改革失败表明，不推翻农奴制度，彻底地解放农奴，那地主和农奴之间的鸿沟就无法填平，也不能真正平等起来。
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部小说中，有位农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平等的实质。聂赫留道夫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么穷呢？”
农民答道：“老爷，我们不穷又能怎么样呢？你自己知道，我们的土地是什么样的：黏土、沙丘，干旱得根本长不出粮食来，而且越来越少，好地全部归您所有，我们不穷又会怎么样呢？”
地主拥有良田，农民生活无靠，只有为地主服役才能得以糊口，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贫穷的原因是缺少土地和受地主剥削。地主购买新机器，想提高生产效率，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对他们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除了彻底解放他们，分给他们土地，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是海市蜃楼，都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在改革的失败中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家庭的出身、生活的习惯以及头脑中固定的观念，都使他无法接受并采取果决的措施。直至多年以后，他才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地的私人占有制，满足了农民的根本要求。
农奴制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农奴们在肉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而托尔斯泰改善他们的境遇的努力，却产生了那么可怜的结果。农奴们如此顽固，以致他的一切努力不但不能使他得到道义上的满足，反而只使他产生了一种疲倦、羞怯、无能和后悔混杂的感情。为了消除这种精神的苦闷，他开始迷恋音乐，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那儿弹钢琴。但这也无济于事。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度过了两个夏天之后，托尔斯泰终于在1848年10月去了莫斯科，把这个冬天闲散地消磨在莫斯科的社交界。
其实，托尔斯泰初到莫斯科的时候是想准备功课参加副博士的考试，可是不久就被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所吸引。那时候，他独自一人住在莫斯科，没有工作，没有学业，也没有目的，生活没有规律。
我之所以这样生活，倒不是像许多人所说所写的那样，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生活，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样生活。部分的原因则在于在莫斯科一个青年人所处的地位往往使他倾向于疏懒。我说的这个青年人，他本身具备有这样一些条件，这就是：好的教育、好的家世，外加上10000至20000卢布的收入。
具备这种条件的青年人生活当然是无忧无虑、愉快不过的了，如果他不去供职，而只是挂了名并且疏懒成性的话。所有的客厅都是对他开放的，所有的未婚女人他都有权去博取青睐；再没有任何别的青年在社会的公众舆论看来比他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从小性格活泼的托尔斯泰，到了青年时代却不止一次地用他那种种古怪和胡闹行为使亲友和熟人们感到惊异。有一次，托尔斯泰需要钱用，他就把自己打扮成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并且从真正的流浪乐师那里借来了“乐器”，便径直来到阿尔巴特区佩尔费里耶娃母亲居住的房前，乞讨式地演奏开手摇风琴。女主人开始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人们告诉她这是个什么样的流浪乐师，他需要什么。她这才开心地大笑起来，打发这个“乐师”25卢布。
这年冬天，在莫斯科托尔斯泰交上了一帮“朋友”，这帮人引诱他去玩牌。他冲动、狂热，决定试一试。但他却不精于此道，往牌桌边上一坐，输了个一塌糊涂。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他非常喜欢那种“输钱的过程”。
尼古拉发觉他“挥金如土”，向他说明了危险，告诫他这样会把自己弄到破产的境地。没等弄清楚弟弟挥霍的原因，尼古拉就狠狠地数落了他一顿，称他为“最不值钱的小东西”。
这种他自认为很喜欢的生活，不久也令他十分厌倦，于是他在1849年初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当时俄国的京都圣彼得堡，在那里准备进圣彼得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并且通知尼古拉说他打算“永远留在”这个城市里。
托尔斯泰发现圣彼得堡的生活给了他最好的影响：“它教会我如何行动，使我不由自主地更改了时间表；再不能够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谁都有事，谁都在奔走忙碌，你找不到一个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在狂热的紧张之中，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用功学习，结果考中了。
“我通宵不眠，终于在公民法和刑法这两门课上顺利通过了候补博士的分数线，这两门课中的每一门我都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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