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历来被奉为倚声填词的鼻祖和典范。五代时战乱频仍，西蜀偏安一隅，前主王衍、后主孟昶相继耽于声色，经常与前来避难的文人狎客一起行酒作乐，在各种宴会游乐时创作了大量描写女子容貌和情态的歌词，以供入乐传唱。后蜀广政三年（940），由赵崇祚将这些歌词收集起来，编成了《花间集》十卷。集中共收18位作家、500首词作。据集前西蜀词人欧阳炯叙引，知其所收为“诗客曲子词”，也就是文人所作的歌词；入选标准则是“名高《白雪》”、“响遏行云”，即用语华丽、格调高雅，适合公子佳人传达情意；而编集的目的，则是为当时和后代文人雅士、闺媛佳丽提供按拍引歌的范本。由于集中所收词大多具有用“清绝之辞”来表现女子“娇娆之态”的特点，后人即把这类作品称作“花间体”。

《花间集》问世以后，对词体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崇者奉之为典雅流美，填词极则；排拒者则斥之为轻绮侧艳，有伤风雅。据评点本序言介绍，明初“《花间集》久失其传”，直到正德初才由杨慎从孟昶的宣华宫旧址内觅得旧本，开始印行于南方。到了中晚期，文人评点文学名著的风气开始盛行，《花间集》也随之出现了第一个评点本。这就是闵映璧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用朱墨套印行世的《汤显祖批评花间集》。

《汤显祖批评花间集》前有一篇署名汤显祖的序，首先追溯了词的起源，认为词与唐宋燕乐相应，是《诗》三百篇和六朝乐府演变和发展的延续。接着便以当时留心《花间集》者“寥寥”与《草堂诗余》“枣梨充栋”相比，指出因“唐调之反而乐府，而骚赋，而三百篇”的必要性。这样就把评点《花间集》目的讲清楚了。集后又有无瑕道人一篇跋，力荐《花间》、《草堂》二书，以为“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机巧，包括殆尽”，元人《会真》、《琵琶》等作“不过摭拾二书之绪余”。另与《花间集》其他版本不同，评点本四卷每卷末，都附有《音释》，标注卷中某些字的读音和释义。

评点本对原作的点评，由评语和圈点两部分组成。评语又有眉评、尾评和句旁评三种形式。据统计，全书共有眉评183条，尾评5条，句旁评25条，总计213条。这些评语少则一字，多则近百字。置评对象，既有作家总体风格，如称温庭筠词“如芙蕖浴碧，杨柳挹青”；也有同调组词，如称顾夐《河传》三首“真绝唱也”，李珣《南乡子》“十调皆有超语”；而更多的则是单首词作和某些词句，如称牛峤《玉楼春》（春入横塘）“隽调中时下隽句，隽句中时下隽字，读之甘芳下齿”，称薛昭蕴《女冠子》（求仙去也）“直叙道情，翻觉当行”，称韦庄《清平乐》（莺啼残月）“门外”两句“情与时会，倍觉其惨”，“去路”两句“如此想头，几转《法华》”；同时又有个别用字，如称孙光宪《菩萨蛮》（小庭花落）等三首中“老”字、“抬”字、“晓”字“俱下得妙”，三词因此“更觉生色”，称毛熙震《女冠子》（碧桃红杏）等二首中“薰”字、“引”字、“低含”、“淡拂”“尤见精工”等。

评语不仅形式灵活，不拘一格，内容也十分广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对《花间集》中大量描写男女情怀的艳体词的重新体认。这类作品在以往历代主流社会的普遍意识中，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艳科”，甚至被称为“淫艳秽亵不可闻之语”（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粉泽之工，反累正气”（汤衡《张紫微雅词序》）。然而到了明代，这种传统观念受到尊情思潮的极大冲击。反映到对《花间集》的评价中，即是对情词的重新审视和具体剖析。评点者从《花间集》对男女悲欢离合和伤春哀秋的种种描摹中，读出了超越时空的人间真情至性，并毫不掩饰地予以推崇。对于男女间的真情相恋，评语多加赞许。如在评韦庄《谒金门》（春漏促）时，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评孙光宪《更漏子》（今夜期）时，又说“到得情深江海，自不至肠断西东”。对于女子长久独守空闺，评语深表同情。如评韦庄《荷叶杯》“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谒金门》“夜夜绣屏孤宿”时，都以一“惨”字点醒、感叹；评《酒泉子》“子规啼破相思梦”句，说“不做美的子规，故当夜半啼血”。对于情人难分难解的离别，评语时致惋惜。如评韦庄《清平乐》“门外马嘶郎欲别，正是落花时节”，说“情与时会，倍觉其惨”，评薛昭蕴《离别难》“未别心先咽，欲语情难说”，说“咽心之别愈惨，难说之情转迫。‘平生无泪落，不洒别离间’应是好看话”。对于错失青春年华，评语又感叹不已。如评皇甫松《摘得新》“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时，说“‘自是寻春去较迟’。情痴之感，亦负心之痛。‘摘得新’者，自不落风雨之后”；评欧阳炯《凤楼春》“海棠零落，莺语残红”时，说“好景真良易过，风雨忧愁各半，念之使人惘然”。

同时，对不珍惜感情的草率离别、负心背叛、多情滥情等行径，不少评语予以严厉的谴责。如评牛峤《菩萨蛮》“啼粉污罗衣，问郎何日归”时，说“问他何益”；评魏承班《渔歌子》“少年郎，容易别，一去音书断绝”时，说“只此容易别时，常种人毕世莫解之恨，那得草草”；评顾夐《诉衷情》“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时，说“要到换心田地，换与他也未必好”；又评《虞美人》“悔多情”时，说“情多为累，悔之晚矣。情宜有不宜多，多情自然多悔”；评孙光宪《更漏子》“恶情悰，断肠西复东”时，说“人非木石，那得无情？世间负心人，直木石之不若也”。

在上述这些对情词的评析中，大多缺乏具体可指的社会背景；但毛文锡《诉衷情》（鸳鸯交颈）的评语说“无定河边空闺梦，理不止寻常闺怨”，孙光宪《酒泉子》（空碛无边）的评语说“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读不禁鼻酸”，却明确揭示出离别的原因，在于男方的守边御敌或战死疆场。而集中孙光宪《定西番》二首的眉评更值得注意：“吴子华云‘无人知道外边寒’，谢叠山云‘玉人歌吹未曾归’，可见深宫之暖，不知边塞之寒；玉人之娱，不知蚕妇之苦。至裴交泰下第词云‘南宫漏短北宫长’，真一字一血矣。”不仅隐指被描写人的身份，而且对比边塞与深宫的冷暖，蚕妇与玉人的苦乐，情之所系，已不待言。

尽管这些评语大多语焉不详，点到即止，但从中可以明确看到明代中后期思想界“情”与“理”对撞时发出的人性光芒，让读者因此收获一份明人对《花间集》中大量情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解读。

此外，对《花间集》中其他题材的作品，评点也多有精彩之处。如凭吊古迹，感慨历史沧桑，韦庄《河传》有“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句，评语称其“感慨一时，涕泪千古”；薛昭蕴《浣溪沙》下阕“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评语说“与‘只今惟有西江月’诸篇同一怅惋”；孙光宪《河传》以隋炀帝开运河、下江南为题材，评语则说“索性咏古，感慨之下，自有无限烟波”。又如抒写行役困顿，评韦庄《菩萨蛮》“洛阳才子他乡老”曰“可怜可怜，使我心恻”，评阎选《临江仙》（十二高峰）一阕曰“非深于行役者，不能言此。即以水仙调当《行路难》可也”；评李珣《巫山一段云》“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曰“客子常畏人，酸语不减楚些”。再如感叹人生易老，崇尚旷达处世，评皇甫松《浪淘沙》“去年沙觜是江心”句，谓“桑田沧海，一语破尽。红颜变为白发，美少年化为鸡皮老翁，感慨系之矣”；评韦庄《菩萨蛮》（劝君今夜）一阕，谓“一起一结，直写旷达之思。与郭璞《游仙》、阮籍《述怀》将无同调”；评皇甫松《摘得新》“平生都得几十度，展香茵”时，又说“敲醒世人蕉梦，急当着眼”；评孙光宪《渔歌子》二阕，称“竟夺了张志和、张季鹰坐位，忒觉狠些”。

除了发掘和评析花间词的题材内涵，评点本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多层面地探究其丰富的艺术特质和源流。在这类评语中，关注和推崇艺术上的创新出奇最为突出。如评语称温庭筠《南歌子》“手里金鹧鸪”一阕“短调中能尖新而转换，自觉隽永，可思腐句、腐字，一毫用不着”；又《南歌子》“扑蕊”、“呵花”四字“从未经人道过”；称牛峤《酒泉子》（记得去年）中远山眉、落梅妆“古语新裁，令人远想”；称毛熙震《酒泉子》“慵想万般情宠”与王实甫《西厢记》曲词“手抵着牙腮（儿）慢慢的想”“两两尖新”；评毛文锡《醉花阴》“深相忆，莫相忆，相忆情难极”，曰“创语奇耸，不嫌高调”；评和凝《采桑子》“竞学樗蒲赌荔枝”、“春思反教阿母疑”，曰“二语翻空出奇”；评张泌《杨柳枝》“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自见巧思”；评孙光宪《浣溪沙》（花渐凋疏、揽镜无言）二首中的“不耐风”、“湿春愁”，“皆集中创见之秀句”。

与其相应，评语极力反对在词作中沿用俗套，充斥腐气。如称薛昭蕴《喜迁莺》（清明节）一阕“独脱套，腐气俱消”，称《浣溪沙》（握手河桥）有“俗笔”，《女冠子》（云罗雾縠）“有俗句”；谓毛文锡《接贤宾》（香鞯镂襜）“自无寒酸气味”，谓欧阳炯《贺明朝》（忆昔花间）“无甚雕巧，只是铺排妥当，自无村妆羞涩态”；称顾夐《浣溪沙》（云淡风高）“了无穷措大酸气”。

同时，还有不少评语力主词应有微致，能含蓄，给人以驰骋想象的空间。如论李白、温庭筠词风，对其均有“意中之意，言外之言，无不巧隽而妙入”的特点大加赞赏；在论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一词时，以“想君”、“忆来”二句为例，称其“皆意中意、言外言也。水中着盐，甘苦自知”，又称《江城子》（恩重娇多）“言简而旨远”。同样，评语又称牛峤《柳枝》“无端袅娜临官路，舞送行人过一生”两句，“极咏物之致而能抒作者怀、下读者泪，斯其至矣”；称张泌《临江仙》（烟收湘渚）“词气委婉，不即不离，水仙之雅词也”；又称欧阳炯《南乡子》八首“结语皆有余思，允称合作”，称李珣《临江仙》“相隔欲何如”用“不了语作结，亦自有法”。

相反，对词一味白描，徒事铺排则不以为然。如评语不满温庭筠《荷叶杯》三首“词短而无深味”，“令人不无遗恨”；评牛峤《菩萨蛮》（玉钗风动），说“填词白描，须有微致。若全篇平衍，几同嚼蜡矣”；评毛熙震《河满子》（无语残妆），说“若徒事铺排，即中调厌人，况长调乎”；又认为毛熙震《临江仙》（南齐天子）“漫衍无情”，“非词之本色”。

在探讨花间词的艺术源流时，评语往往上溯《风》《雅》、六朝、唐代诗歌，下涉宋元及明代词曲。如称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直抒情绪，怨而不怒，骚雅之遗也”；称张泌《酒泉子》（春雨打窗）“抚景怀人，如怨如慕，何减《摽梅》诸什”。其中提到最多的，则是六朝风华。如温庭筠《梦江南》（千万恨）一阕，评语称“风华情致，六朝人之长短句也”，牛峤《女冠子》（锦江烟水）“绣带”两句，评语谓“六朝丽句”，毛文锡《甘州遍》（春光好）一阕，评语说“丽藻沿于六朝”，孙光宪《生查子》（暖日策花骢）一阕，评语又说“六朝风华而稍参差之，即是词也。唐词间出选诗体，去古犹未河汉”。评顾夐《遐方怨》（帘影细）一首，说其句法“亦选体中句法”；评牛峤《女冠子》四首，谓“前后丽情多属玉台艳体”，更直接指出花间词与《文选》和《玉台新咏》间的艺术传承。另外，被有关评语提及的六朝作家，就有阮籍、郭璞、潘岳、江淹、沈约等多人。

六朝之外，唐诗也是花间词吸取的丰厚资源。有多条评语透露了相关的信息。举例说，温庭筠《定西番》“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用的是杜甫《秋兴八首》“香稻啄残鹦鹉粒”的句法，其《杨柳枝》八首中的三、五、八章，能方驾刘禹锡、白居易；《定西番》“楼上月明三五，琐窗中”，使人想起王建《十五夜望月》的“不知秋思在谁家”，《梦江南》（梳洗罢）一首，又与刘采春《罗唝曲》“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同一结想”。而薛昭蕴《浣溪沙》（倾国倾城）与李白《苏台怀古》“只今唯有西江月”诸篇“同一怅惋”；评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说与钱起《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神来之笔“可为勍敌”。

至于花间词对宋元明词曲的影响，评语也间有涉及。如认为柳永《雨霖铃》“杨柳岸、晓风残月”比温庭筠《更漏子》“帘外晓莺残月”更胜一筹；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叠字的用法与阎选《河传》三句都用叠字相比则“青于蓝”；在论魏承班《诉衷情》“娇妒索人饶”时，分别引黄山谷、张小山相关词句，说明“古人惯用‘饶’字”。而顾夐《献衷心》（绣鸳鸯帐暖）等词，则被认为“开曲藻滥觞”；毛文锡《甘州遍》（春光好）的“一种霸气，已开宋元间九宫三调门户”；其《柳含烟》（御沟柳）被指为南词同类诸多佳句效法的“始音”；毛熙震《浣溪沙》七首丽字、名句、巧韵、纤词相逼，“然气韵和平，犹中土之音”；王实甫《西厢记》中“手抵着牙腮（儿）慢慢的想”一句，也被指出从毛熙震《酒泉子》“慵想万般情宠”的传写中“翻案”而来，并“觉两两尖新”；孙光宪《谒金门》（留不得）一曲数语，更被认为足以该括南词中最脍炙人口的“满帆风吹不上离人小舡”。

在探究文学渊源的同时，评语于花间词对绘画艺术的借鉴也多有关注。如在评温庭筠《菩萨蛮》（杏花含露）一首时，说李白《乌夜啼》“碧纱如烟隔窗语”“得画家三昧”，而“此更觉微远”；说同调（宝函钿雀）一首“沉香”和“芳草”两句“皆诗中画”；说牛希济《临江仙》（素落春光）一首“洛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称孙光宪《风流子》（茅舍槿篱）等三首将田家乐、丽人行、青楼曲、词人藻、美人容都囊括“在尺幅中”；赞李珣《南乡子》（兰棹举）一阕设色明丽，“亦画家七十二色之最上乘”，评价甚高。

除此之外，评语内容还涉及探讨填词技法、词调沿变、名物来源等，有益于对花间词的理解和词学常识的普及。

另可注意的是，明代出现的这种对词集进行评点的方式，与传统的词学论著、诗话、词话显然不同。传统词论多注重理性阐述，在系统地阐述某一理论或观点时，为了需要，常常摘引词作的某些片断或词句作为例证，使人很难从作家作品的整体去把握它们的实际内涵。读者如果对所引章句的原文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么对它们被引用的准确性也难以判断、准确把握。评点本则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它不仅以作家作品完整的原貌作为依托，而且用随感式的轻松笔墨即兴发挥，在灵光一现的点评中抒发感性体认，从而在揭示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质时，往往具有以少胜多、为龙点睛的效果。尽管它不具备前者所注重的理论性、系统性，但灵活轻便的形式、出奇制胜的点评，拉近了原作、评点和受众三者之间的距离。这种独特的批评优势，或许就是文学名著评点之所以能在明代后期以及清代大行其道、广受关注的原因吧。

一般认为，《汤显祖批评花间集》所采用的《花间集》底本为正德十六年（1521）苏州陆元大的翻刻本，而陆本所据，又是现存最早的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本。只是闵氏刊刻时，把原来的十卷合并成了四卷，所收作家、作品的顺序没有变动。在以后的传播中，汤评《花间集》曾出现过多个版本，但其源皆出闵映璧的双色套印本。这个评点本以前长期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和台湾“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收藏，一般读者很难读到。直到201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据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它才开始进入广大受众的视野，并引起了学界的更多关注。近年有学者从序跋、评语、版本等层面，对汤显祖的署名提出质疑，认为当时书商为了吸引读者假借汤显祖之名，实际作者当是印行人闵映璧或其友人。但也有研究者从重情、学养和语言三个方面，指出评语出自汤显祖应不成问题。当然，这是留待学界今后继续探讨的课题了。

现在，标点整理这本《汤显祖批评花间集》，首先是为了向今天的读者提供一个比影印本更为通俗的读本，让更多的读者能从中了解明代《花间集》评点本的原貌，在鉴赏唐五代词时，借助相关评点的引导、启发，全面便捷地了解和品味原作。同时，也为词学研究者提供除了传统论著、词话之外，另一种曾在明清盛行、旨在提升阅读鉴赏品位的词学文本，从而对拓展研究视野、开阔探讨层面有所助益。

这次标点整理，以江西省图书馆藏明末套印本为底本。除了径改原刻本中的异体字外，还校正了底本中的一些文字讹误，并据《花间集》现存最早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建康本出校。另底本卷一皇甫松《采莲子》二首、卷四孙光宪《竹枝》二首，原刻均连接作一首，现按原刻本体例，在第二首前加“其二”两字分开。书前目录，亦相应由“一首”改为“二首”。又底本目录原分在每卷卷首，为方便翻阅，现一并移至书前。原词上眉评，一律移至词后，单独列出；原词后尾评仍旧，句旁评则移至相应的句后。相关评语统一用楷体排出，以醒眉目。

曹明纲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