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就哭成了泪人

开学报到的日子来了，从来不接送我上学、考试的爸妈这次齐齐出动，我爸开着家里的三马子，拉着跟我一起考上了永年七中的几个同学和家长，浩浩荡荡地奔学校而去，这一路上家长们高谈阔论、家长里短，心情自然开心得不得了。而我和我的同学们虽不怎么说话，但都是怀着忐忑、紧张又无比向往的心情，巴不得我爸再把车开快点儿。

永年七中位于南沿村，这是镇政府所在地，每个月逢一逢六就有集市，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所以我跟着爸爸无数次来集市上卖粉条，每次都在永年七中门口，可我当时对这所学校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想过我会在这里度过三年时光，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送走了爸妈，我和小学同学一起感受这个新的校园，天空的圆月明亮地照在大地上，睹物思人，望着皎洁的月光，我和同学一共四人，没有丝毫欣喜与新鲜，满满的都是想家，想念七公里以外的家乡。

七公里，骑自行车不过半个小时，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爷爷奶奶，一种莫名的不安充斥了周遭，拼了命地想家。

我对另外三个同学说：“咱们现在算不算游子？身在异乡为异客。”

沉吟半晌，夜空里一个声音从地处传来：“流浪了。”

“漂泊了！”

“想家了！”

瞬间，我们四个开始啜泣！现在想来无比滑稽，当时确是真情实感。哭罢回到各自的宿舍，进门前我特意给了自己一个笑脸，害怕别的同学看到我这一脸泪痕。因为彼此不熟，互相也不怎么说话，只有原来是小学同学现在恰好又分到一个宿舍的几个人在窃窃私语。

午夜时分，宿舍里不知道是谁梦话里喊了一声“娘”，这下完了，一声呼唤不知道触碰了哪一位亲情的闸门，一声哽咽划破长空！就跟公鸡打鸣传染一样，瞬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一个宿舍的大老爷们儿用哭声开启了初中的第一天！

本以为这想家的情绪能够有个一两天的缓和就罢了，没想到是愈演愈烈。于是有一天，我找到班主任郭文强说：“郭老师，我想回乡中上学。”

郭老师特别震惊，因为多少人想考过来、考不过来找关系也要上的学校我居然要放弃，他问为什么，我说我想家。

他先是笑了好一会儿，接着跟我说：“你坚持一个礼拜就好了。”

一看他没有要我走的意思，于是我又心生一计，不如装病，先回家再说。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桌，同桌说你也太下本了吧。我眼神坚毅地告诉他：“革命就得有这个信念！”

晚上上自习，就在快要下课的时候，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吐了一地，一头虚汗，汗珠子跟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一阵骚乱后，同学们把班主任叫来了。班主任对我同桌说：“快扶他回宿舍休息！”

我记得我被三个同学搀着、架着、抬着送回宿舍，因为同桌知道我的计划，所以当其他两个同学要送我去看医生的时候被他坚决制止，说我休息一下就好。于是他们仨把我弄进宿舍、塞进被窝，同桌附耳过来说：“你也演得太真了吧，把我都吓着了！”

我用颤抖的双手握住他的手，使尽浑身力气从牙缝儿里挤出几个字：“谁装谁是孙子……快……给我……拿药去！”

上午刚说了要装病，晚上真就倒下了，从那时我就开始感觉我这嘴应该是开过光的，灵啊！

刚入学的时候，学校给我们都打了一针霍乱疫苗，可能是这个原因搞得人人自危，似乎霍乱时刻围绕在身边，再赶上校园里疯传霍乱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结果就是伸腿瞪眼直接over，于是当我上吐下泻的时候，全校很快都知道了，几个认识我的人见面就问：“你是得霍乱了吗？”

恰巧同村刘金晓的爸爸来看她，在走廊里看见了我，估计是金晓跟他说我生病了，所以一见我就问：“还上吐下泻不？”我点点头，委屈加想家再加病痛让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看我这样，安慰地说：“我这就回去告诉你爸，你等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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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不死，必有厚羽绒服！

他离开不到两个小时，我就看见爸爸跟奶奶出现在了我面前。后来听邻居说，那天我爸把三马子开得跟飞机似的。

我奶奶一出现，我就跟小孩儿似的，满眼泪水，一脸委屈，一头扎进奶奶怀里，哭着大喊：“奶奶，您可算来了！”我奶奶从小宠我惯我，哪儿见得了我这样，当时摸着我的头说：“咱不上了，咱回家啊！”我一听更来劲儿了，恨不得一秒钟不耽搁就离开这学校。

爸爸和奶奶带着我上医院做了一番检查，确定不是霍乱，就是普通的肠胃炎，他们才算放心。我在从医院到学校的路上，做出楚楚可怜的样子跟奶奶说：“奶奶，我想家，我不想在这儿上了，我想回乡中。”奶奶立马力挺：“行，上学在哪儿不一样啊，非得跑这么远，我天天在家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接着，我把目光偷偷转向我爸，我爸特别冷静地说了一句：“不在这儿上就回家种地去！”我知道这事儿难办了。

挨了五天，终于周末了，当我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终于体会到什么是归心似箭，什么是风驰电掣，什么是迫不及待。

一到家，我就感受到家里的舆论已经开始出现了两派，以爷爷奶奶为首的保皇派历陈应该让我回来上学之必要，以我爸我妈为主的激进派坚持把我送出去上学，还有我正在上小学的弟弟中间观战，同样像是在关心自己的未来走向。

无奈双方势均力敌，各抒己见，僵持不下，最后不得不平心静气坐下来在友好的气氛中切磋会谈。

于是，我家在我上初中后的第一个周末召开了全体家庭成员会议，主要议题就是我到底在哪儿上学。

会议进行得非常热烈，双方的讨论火药味儿十足，我暗暗为爷爷奶奶加油，希望他们能绝对胜出，这样我就不用饱受煎熬之苦了，可以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晚上回家，跟上班一样。无奈，虽说爷爷奶奶是一家之主，但当时已经退居二线，把持朝政的爸妈一番慷慨陈词，他们达成了一致决定：我继续回永年七中上学！

初中毕业合影（后排右六是我）

但是，为了解决我的想家之苦，同时能让爷爷奶奶放心，也给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第一，爷爷奶奶搬到镇上住，租个房子，负责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让我由寄宿生变成走读生。

第二，我爷爷凭借多年担当村里红白喜事大厨的经验应聘学校伙房大师傅，既能照顾我还能挣工资。

第三，我爷爷每天去学校门口摆个摊儿卖点儿零食，作为“我党联络点”，长期有效。

方案一出，我激动万分，感谢组织对我的不离不弃，唉，无奈，还没到举手表决环节我爸就宣布散会了。

于是，我周一一大早仍然骑上我的自行车，扭头望了一眼我热爱的家，奔赴十五里地以外的学校去了。

人往往是这样，当彻底没有了希望也就踏实了。

于是，我开始重新认识这所带给我无限回忆的中学——永年七中。因为我重新回归七中，爸爸奖励了我一块电子表，能报时，能定时，价值人民币三十元，三十元的电子表，在当时应该算奢侈品了。

一周就花了两毛钱

上中学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而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学会并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充分体现传统美德的技艺——节俭。因为在农村长大，上小学的时候除了夏天会跟大人要钱买根冰棍儿，平时基本上没有要过零花钱，因为想买东西都没地方买去，所以上了初中以后，每个礼拜把生活费拿在手上，脑子里就一个想法：省钱。

父母挣钱不容易，于是我就开始盘算怎么省钱。先给自己定口粮，午饭按理应该吃得最多，在家的时候我午饭得吃一个馒头，那么早饭和晚饭按理就得少吃，于是决定半个，这样的话一天就是两个馒头。一周五天，也就是十个馒头，我们老家市场上卖的馒头三个一斤，于是我就拿四斤馒头，每周回家的时候还能剩两个。

计划订好了，我开始严格执行，早上从专门放饭盒和馒头的书包里拿出一个馒头掰开半拉，放回去半拉，然后去食堂用饭票打一饭盒的汤，回到宿舍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刚开始还能吃饱，后来发现市场上卖的馒头越来越小，本来半拉馒头能吃四五口，到后来两口就没了，早上掰馒头的时候我看着那半拉都舍不得放回去。还有一件事儿，也不在我预料之中，这馒头冬天还好说，就是凉点儿，分量不会少。可是一到夏天，这馒头在书包里闷五天指定保不住，不是长毛就是招蚂蚁，我把那些毛摘了，把蚂蚁扔了，同时也得损失不少馒头，剩下的就真是一口了，还舍不得一口吞了，跟吃咸菜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咬着把汤糊弄喝完了。

说实话，那时候是真饿。其实，我爸妈给我的钱足够我敞开吃个滚瓜肚圆，可是脑子跟不在家似的认准这死理儿了，说吃半拉就吃半拉，绝不多吃，一心想着这样就能给我爸妈省钱了。

我初中三年常常在脑海中想象着人世间最美的两件事：吃和睡。后来跟我爸妈说到这里，他们气愤不已，指着鼻子说我傻，所以我是在我爸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一件让他们不但不喜欢甚至很反对的、而我却认为无比正确的傻事儿。

随着我这种近乎自残自虐的省钱方式，我的支出越来越少，成就感越来越强，越来越觉得我是爸妈的好儿子，我为爸妈省钱了！有一个礼拜，我连续四天没有花钱，心里盘算着明天再坚持一下，就可以破纪录，一个礼拜一分钱不花，无奈当天晚上学校停电，为了坚持上晚自习，我像从肋条上拽钱一样拽了两毛钱买了一根蜡，心里还诅咒半天：“我去你个破电，害得我晚节不保！不然的话我可以全身而退啊！”

不过仔细一想，这已经是我开学以来的最好战绩了，于是周五下午一放学，我兴高采烈地直冲宿舍，想着拿起包就回家，然后跟父母显摆我只花了两毛钱这个事儿。

就在我刚跨进宿舍的时候，看到我们学校的三四个小混混也在，我心说完了，他们不是打人就是讹钱，打人不至于找到我头上，我跟他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讹钱？千万别，我还准备以两毛钱的结果回去开庆功宴呢。

“哎，给我买包烟去。”那个貌似头头儿的人跟我讲。

我站在原地不动。

“让你去买包烟，你没听见啊？”

“听见了。”

“听见你去啊。”

“你还没给我钱呢。”

当我说出来“你还没给我钱呢”，空气瞬间凝固了。对方本来是躺着的，现在站起来了，跟我说也是跟他小弟说：“给你钱？哈哈，哇噻，我头回遇见，我是要你花你的钱去买烟！”

好狗架不住群狼，这话怎么听都不像夸我的。最后我只好乖乖去花了两块五给他买了一盒烟，他才放我走了。

朋友们，你们能猜出来我一路上骑着自行车往回走是什么心情吗？不用打火机点，我——都——能——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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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通话：服务员，请给我来一盘拉森豆的（永年方言里的“花生”）！

第一次说相声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跟文艺沾边儿了，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担任的就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上大学之后到了校学生会，做的是文艺部部长。我后来猜测大概是因为长相，说句不太谦虚的话，我上中学的时候长得像黎明，也像蔡国庆，有朋友就说了，这句话有漏洞啊，那黎明跟蔡国庆也不是一个长相啊，那我不管，反正好多人在我没有行贿的情况下都说过我长得像蔡国庆。对了，我表姐还说我长得像温兆伦呢。综上所述，单凭长相，我要是跟文艺不沾点儿边儿那都说不过去。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可是自从好几个同学生生认为我必须跟文艺沾点儿边儿以后，我发现我慢慢地开始变化，我变得特别爱说话，上课也说，下课也说，上课跟老师说，下课跟同学说。有朋友说了，强哥你上课的时候怎么跟老师说话，说白了就是接老师话茬儿，各科老师没少因此让我在各种课上体会体育课的味道——罚站。

英语老师说：“同学们，当别人向你表示祝福的时候，比如说happy new year、happy weekend，这个时候你都要说the same to you，也就是当别人向你表示祝福的时候，你一定要还回去，the same to you。”

我接了一句：“那要是happy birthday呢？”

由于我说的声音太大，老师听见了，同学们也听见了，整个教室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静了半晌后，伴随着同学们的哄笑，我站着听了半节课，那种傲视群雄的感觉真是羞臊得很。

语文老师讲古诗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同学们，莫愁前路无知己，这句话表明了作者对送别之人的什么心情？”

“说李莫愁这人啊人缘一般，往前走没朋友了，完了。”

地理老师讲解赤道距离：“赤道距离就相当于地球的周长，因为什么呢？”

“那是地球的裤腰带，看腰围主要还是看这个呗。”

物理老师讲电阻：“电阻就相当于电流经过遇到了阻力，就像疾驰的汽车在路上遇到了交通堵塞，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电阻，会怎么样？”

“触电的时候死得更快。”

……

总之，我在这种不断接话茬儿的情况下基本上和每一位老师都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我认为我是最给老师面子的学生，因为他们不论说什么我都有回应，而且我还拼尽全力去想这话怎么说才能有包袱。可老师似乎并不吃我这一套，把这竟当成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每次都通过让我罚站的方式来告诫别的同学：这是老师的独角戏，并不需要捧哏的。

下课以后，我会主动找三五个同学开聊，聊的范围很广，从电影到电视剧、从电视剧到电影，再从电影到电视剧，来回折腾，而我最喜欢聊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经常会把我看到的周星驰最新的电影从头到尾讲一遍，因为课间只有十分钟，所以讲不完的时候我就分几次讲，每次结尾的时候我还留个扣子：“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课分解。”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被同学评价为模仿周星驰说话特别像，尤其是一笑，总能触动同学们的神经，不过我也没有太在意。周星驰拍片子太慢，没几天我就讲完了，那怎么办，我这每课一讲不能停啊。于是我瞄准了电视剧，电视剧的集数多啊，且能讲一阵子，可是问题也来了，我只有每次回家才能看到电视，这也供不上讲啊，后来我苦思冥想，想到一个方法：编。那时候电视台正在热播《宰相刘罗锅》，人们都看疯了，于是我模仿李保田老师扮演的刘墉，只要一学刘墉说话，同学们都说跟原声一模一样。我连模仿带编，大概讲了有一个月的刘罗锅。

那时候，我不仅学电视里面的人说话，还学身边的人说话，经常一下课，同学们围着我让我学老师，有时候我就在座位上学，有时候到讲台上学，还加上动作，从男老师到女老师，基本上我都能掌握要领。忽然有一天，一个同学给我出了一个尖端难题：敢不敢学一下校长？！此话一出，当时空气凝结，我被将了一军，就听见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呐喊：学一个，学一个，学一个！

咱得学啊！我说：“同学们，不要着急，给我三天时间！”

这三天时间干吗？紧跟校长，听他说话。一到下课时间，凡是有校长的地方，必有我的行踪，尾随校长的第二天被校长发现了。

“同学，你过来。”校长喊我呢，咋办？必须去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其实心里话说，校长喊呢，不去也得去啊。

“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

“58班，李延强。”

“你去把你们班主任叫到我办公室。”

“啊？校长，怎么还叫班主任？”

“我找他有点儿事，赶紧的。”

“哎！”

吓我一跳，我以为叫来班主任一起批斗呢，我心有余悸地回到教室。但是我不虚此行，基本上掌握了校长说话的特点，第一，鼻音重；第二，慢；第三，有点儿普通话倾向。掌握这三点，再加上音色模仿，基本上完胜。理论上是站得住脚，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必须实践。

晚上回到宿舍，躺下卧谈，室友还一直追问我练得怎么样了，我说就差实践了。话毕，正要入睡，不知道隔壁宿舍谈到了什么青春期话题，声音一阵高过一阵，烦不胜烦，吵得我们宿舍根本睡不着。我当时一拍天灵盖，哈哈，难得的实践机会，于是翻身下床，把室友吓了一跳，赶紧问：“你干吗？闹肚子？”

“我不闹肚子，我要把别人吓得闹肚子。你们都把窗户打开，看我的。”我迅速调整成“校长”讲话的状态，轻手轻脚走到59班宿舍门前，里面正说得热闹，我用手重重地敲了两下门，接着模仿校长说：“都别说话了，几点了还不睡觉？”

瞬间，里面鸦雀无声，紧接着窸窸窣窣的声音传出来：“快睡快睡，校长来了。”

我一看效果良好，见好就收。一回宿舍，我和舍友都疯了，一个个捂着被子笑得上下铺乱颤。

这是“模仿”投入实战的第一次，完美收官。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没多久，我上课接话茬儿这个优良品质就传到我们学校艺术老师的耳朵里，她是我们学校仅有的音乐老师，叫刘雪梅。有一天，她把我叫到教室外头，说：“听说你挺爱说话，这么着吧，上面要来学校检查文艺工作，我打算让你说个相声。”

我一听就蒙了，相声我倒是听过不少，可从来没说过啊。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心：“没事儿，我教你，给你找一个搭档，就是你们班的申建川。”

一听申建川我就乐了，我们班除了我话多就是他了。得嘞，这也算是发挥特长，人尽其用。

当时相声界最火的就是冯巩、牛群，他俩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胖一个瘦，我跟申建川就是活脱儿小一号的冯巩、牛群，我来冯巩，他来牛群，就这样我们组成了彼此“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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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朋友你今天说话怎么一套一套的呢？你是CCTV1呀！

我们组合成立后就紧锣密鼓地投入到了创作当中，老师既然给我们定位成冯巩、牛群，我们就得严格按照这个艺术标准来，于是，我和建川狠下功夫背了冯巩、牛群的四五段相声，《小偷公司》《假话世家》以及“领导！冒号！”等，从语言到表情几乎以假乱真。给刘老师演完以后，我俩等着刘老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表扬呢。结果，刘老师纹丝不动，就一句话：“还有别的吗？”

“没了！”

“那不行，要演就得演别人没演过的。原创的，一个小亮点都是新的；模仿的，就算大亮点也是旧的。换！”

这上哪儿换去？我们开始疯狂地在各种报刊上找，看看哪儿有原创相声，最后还是刘老师在一本泛黄的杂志上找到了一个相声文本，就是初中生创作的反映校园生活的《世界名曲》，现在只记得其中一段了。

建川：我三岁就会唱了，世界名曲。

我：三岁你就会唱世界名曲？哪支曲子？

建川：婴儿之歌。

我：怎么唱？

建川：哇……哇……（学婴儿哭）

这个相声我们排练了两个星期，终于等来了上面的领导检查。在一间专门腾空的教室，摆了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扯了一个大条幅“欢迎莅临永年七中文艺会演”，一共十个节目，我和建川的相声排在第九个，算得上压轴出场，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大合唱了。

看着前面一个个同学被叫进去表演，我和建川在门口腿肚子都快转筋了，这也不能全怪我们，一来我们经验少，没上过大台面；二来呢，老师一直强调现在我们代表的是学校形象，要好好表现。

我看着哆嗦的双腿，心想，完了，这回学校的形象指定让我和建川给整哆嗦了。

“下面请欣赏相声《世界名曲》，表演者李延强、申建川。”报幕员终于报幕了！

我和建川往里迈步，一进门就看见几位领导、老师面无表情木讷的脸，再往上看，摄像机！也没说还录像啊？

估计刘老师看出了我们的疑惑，站起来补充说，你们两个好好表现，这是永年电视台的，还要挑选精彩节目播出呢。

一听说电视上会播出，那妥了，腿立马有劲儿了，不哆嗦了，嘴上也拦不住了，开整吧！

我注意看评委们的脸，从木讷到松动，从微笑到捧腹，从哈哈大笑到不可抑制！

我跟申建川演出结束，鞠躬，紧接着听到了热烈的掌声。人群中我一边往外走，一边问：“刘老师，这电视台什么时候播？”

“那谁知道？！”

嘿！得，我算不算上当了？！

不过，从此我和申建川的相声就变成了学校的保留节目，迎接了那两年里来学校视察的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

弟弟不上学了

弟弟叫李延钊，比我小两岁，虽然我是哥哥，但个头儿、容貌一点都不给我留面子，弟弟既比我高，也比我帅，他四五岁的时候就跟我六七岁时一样高了，所以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弟弟穿一样的衣服，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双胞胎。有一次，奶奶领着我和弟弟逛菜市场，突然后面一个粗犷的声音冲我奶奶喊：“别走！”我奶奶吓了一跳，扭头一看，一个卖桃子的中年人指着我跟弟弟问我奶奶：“是双胞胎不？”我奶奶还没有回过神儿来，下意识地应了声“不是”。卖桃子的人说：“太像了！没事了，走吧。”

奶奶拉着我和弟弟一路小跑回到家，骂了那个卖桃子的一路。我问奶奶怕啥，奶奶说：“怕是人贩子，把你俩拐走。”

我跟弟弟是奶奶的骄傲和显摆的资本，奶奶走到哪儿都是满口“我这俩孙儿”，就像跟别人显摆自己家宝贝似的，尽管别人家也不缺这种宝贝。

弟弟的性格生猛，我比较温和，再加上他比我高比我帅，所以无论走到哪儿，别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哥哥，所以我必须负责每一次的解释：“我是老大。”可是，往往解释完了之后就会得到一句：“你弟弟长得比你还猛。”

因为弟弟好动，村里人都喜欢开我俩玩笑，但是似乎更愿意开我弟弟的玩笑，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特点。每次村里的邻居都会说：“你们家的驴车以后归延钊，延强上大学就出去了。”我弟弟每次都不服：“凭什么我就得赶驴车啊，我也上大学。”邻居们在一阵满足的嘻嘻哈哈中散去，留下弟弟在前面愤愤不平，我在后面低头跟着往回走。

其实，我弟弟学习成绩很好，每个学期都会代表学校去乡里参加和别的学校的比拼考试，每个学期都会获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邻居们的各种玩笑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弟弟的个性慢慢地就展现了出来，不合群，爱打架，三天两头招惹一些到我们家要说法的家长。一开始我看着别的家长来我们家要我爸交出我弟弟，我还心惊胆战，后来“上访”的多了，我也习惯了。但是我爸不习惯了，开始跟我们哥儿俩立规矩，以后在外面跟人打架不管有理没理，回家以后还要被揍一顿，其实这规矩对我来说没用，因为我不被人欺负就算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了，所以基本上这条规矩是给我弟弟制订的。

这规章制度在我们家一经颁布，门口确实清静不少，我也忍不住好奇：怎么能见效这么快呢？于是，有一天我看着弟弟放学回来不高兴，就问他：“延钊，咋了？”

“跟人打架了。”

“打输了？”

“咱爸不让打架，我没还手。”

明白了，这是明摆着让人欺负了，凭我弟弟的高强武艺，基本上可以荡平南贾葛小学无敌手，虽然说在我爸的严加管教下他现在努力做到不欺负人，但是江湖上依然有他的传说啊，这是明摆着、强忍着让人欺负啊。事情又过了三天，弟弟每天回来都这样，我问他：“又跟人打架没还手？”

“没有，一还手他就让他爹来找咱们家。”

“他打你疼不？”

“疼。”我从弟弟眼睛里看到了泪花，说实话，从小到大除了我奶奶去世我没见过弟弟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委屈，那一瞬间，激起了我这个当大哥的无比昂扬的斗志。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狗急了还跳墙呢，我急了也得替弟弟报仇啊。

我说：“没事儿啊，明天我去找他，打他一顿。”

“你别去，他下手狠。”

“必须去！”

从来没有出过山的我，终于决定为我忍气吞声的弟弟出口气。第二天，我利用课间操的时间，从我们班出来直奔我弟弟的班级，当时我雄赳赳气昂昂，就差扛着枪，耳边应该响起这样的音乐：“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到了弟弟的班里，我问弟弟是哪个人，弟弟指了指一个叫“黑豹”的同学，这名字的由来估计跟肤色有关，一头自来卷，看上去确实有些像当年“黑豹”乐队的范儿。

我弟弟用手指他的时候，他也看见了我，眼神儿里多少闪过一些惶恐，我指着他问：“你欺负延钊来着？”

“我没有。”他还是很坚定，看来是个老手。

“再说一遍！”我语气强硬起来。

“哇！”

万万没想到我还没动手呢就给弄哭一个。我一看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最高境界我轻而易举就完成了，得嘞，收工。回来以后，我担心到半夜，生怕“黑豹”带着家长来我家找麻烦，要不然我爹会给我和弟弟制订更加严厉的家法，没准儿会改成不管打没打架，回家先得挨顿打。

从那以后，我弟弟再也没受到同学欺负，但是慢慢地在性格上更加孤立，以至于老师给他写的期末结语是：聪明，学习成绩好，但个性较强。

我理解的“个性较强”搁现在就是：纯爷们儿。

有一个大礼拜回家，我看到弟弟没在家，就问妈妈：“延钊呢？”

“上班去了。”我妈正在做饭。

我听完一愣，不敢确定妈妈是不是口误了，接着问：“去哪儿了？”

“上班去了。”

“不上学了？”

“不上了。”

我得到妈妈肯定的答复后，还是觉得不能相信。第一，不上学是个很困难的决定；第二，不上学是个很可惜的事情；第三，他这么小不上学能干什么。我接着问：“为啥不上了？”

妈妈停下手里的活儿，跟我说：“那天延钊放学回来，说第二天交学费，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咱别上了，你看你哥上学，你也上学，供不起，有一个上学的得了。没想到延钊痛痛快快答应——不上就不上。”说到这儿，我妈也是哭笑不得，“第二天，我怎么劝，人家死活是不去学校了，老师都来家里找过多少回，就是不去了。”

就这样，我弟弟说不上学就不上了。

之后他从事过各种工作，而我一直上学，当我们兄弟俩走在村里的时候，邻居的“你赶驴车、你哥上学”的玩笑经常让我无所适从。我觉得那种不善意的玩笑对我弟弟是种伤害，也深深刺痛着我的心，我想弟弟心里也不痛快，虽然我觉得弟弟比我更有种、更男人、更帅、更酷。

在我心里，我对弟弟有亏欠。

2007年4月8日，农历二月二十，是弟弟的生日，他在秦皇岛打工，修建山海关、老龙头等旅游景点的设施，做一些装修的工作，因为弟弟的手机不能漫游，所以我总是找不着他，每次都是他给我打电话。我和他有种默契，我知道特殊的日子他总会打电话给我。那天弟弟给我打电话，因为是他的生日。弟弟在那里一天挣四十块钱，管吃管住，因为表现好，工头儿偷偷地奖励他一百块钱，让弟弟窃喜半天。我问他晚上有电视看吗，他说没有，别人都打扑克、赌钱，他不打，看看报纸，然后就睡觉了。我知道，他很节俭的，节俭到甚至有些抠门儿，但仅对自己。弟弟说那里的天气很冷，在外面干活儿的时候不能戴手套，所以手冻得通红，弟弟描述起来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他习惯了，可是我听得满眼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