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风事件”

一

1954年底和1955年初，我挤了点业余时间把过去写的诗整理成两个小册子，一是《火中钢》，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是《向北京致敬》，交湖北人民出版社。当年都先后出版。同时我很想利用业余时间把我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见闻和感受写成长篇小说，当时李季和我一起参加了那个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水利工程，他鼓励我写。但是，“青年宫会议”以后的形势我没有时间和心情来作这些。我同文艺处的两位同志一起被调出，专门整理胡风事件的材料。

我最早知道胡风的名字是少年时期，从鲁迅著作中看到的。在鲁迅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亲近的”，“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我自然相信鲁迅的评价。后来又在蒋管区一些文艺界支持解放区的通电中看到他的名字，对蒋管区名人支持解放区的事业，我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1948年我在南下途中看到香港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读到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当时我只作为一个文艺动态、文学知识来了解，只觉得文章写得好，我特别喜欢胡绳《评路翎短篇小说》。从这里我又知道了一个蒋管区引人注意的作家。

1949年初我在郑州协助于黑丁编《中原日报》副刊时，收到一封长信，信中附有来信者手抄的绿原的长诗《你是谁》，长信中说，绿原的诗在蒋管区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也喜欢这些诗。现在来到根据地，不知如何评价这类作品，请我们评论。我当时无力评价这类作品，就搁置在那里。只是从信中我又知道一个有影响的诗人的名字。过了几天，我被调出作南下武汉的准备工作，看到地下党提供的武汉情况中有绿原提供的，至于什么材料我忘记了。（后来绿原告诉我是经济方面的。）我知道这位诗人是地下党员。

同年5月，我随军进入武汉参加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的创办工作。刚开始时副刊只我一个人。过了几个月，报社领导人通知我：绿原来副刊部工作，他是胡风派。这句话给我留下奇怪的印象，但并未在意。我和绿原、罗惠（绿原的夫人）三张办公桌合拢，面对面办公，相处很好。同时我认识了曾卓，他在编《大刚报》副刊，我经常投稿，得到他的支持、鼓励。随着又先后认识了郑思、伍禾。（绿原、牛汉编《白色花》时，我问：为什么没有收伍禾的诗。回答说：他的家属不同意，心有余悸。）我同郑思等人参加过一期土改，留下不少有趣的回忆。舒芜从广西来，绿原又介绍我认识。我把这些人均视为兄长，向他们学习。有一次，绿原告诉我，胡风要途经汉口，说我可以去见见。我很高兴。后来不知为什么未带我去。

1950年初，绿原的党员候补期满，应该转正。我是党小组长，对他的历史进行了调查，记得他由恩施到重庆时曾被捕而又立即释放，调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去中美合作所一事，当时已经清楚，未再进行调查。只是领导交待要帮助他认识胡风思想的错误。幼稚的我，对胡风理论毫无研究，自然无从帮起。只好把他的检查送领导看，再向绿原转达领导意见。这就是关于胡风第三批材料中“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绿原给胡风的信（自汉口）”中所说的：

今年三月，我的候补期就满了，但迟到今天仍未彻底解决。我曾用最大诚恳写了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检讨“文艺思想”很难令人满意外，其余大体合格。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实在是一场斗争。

毛泽东在这里加了如下按语：

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后因潜逃失去党籍。在一九五○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们的党组织“用最大诚恳写了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员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吗？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骗了我们之后爬进党内来的，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斗争”看待，他们斗胜了我们，他们进来了！

这条按语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荒唐的了。当时就信按语，其事实错误就是明显的。绿原本来是党员，只是按期转正，并非“失去党籍”而又“被接收为党员”（这些事后来都查清了，但一直未公开澄清）。

绿原转正后我们仍然友好共事。报社也很重视他，还专门发通知提高他的生活待遇，说因他在文艺上有特殊贡献，准予吃小灶（这是延用解放区大中小灶待遇）。后来就发生了1952年《长江日报》发表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关于此事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这样写道：

“舒芜的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绿原正好到乡下参加土改了。绿原的妻子罗惠也在副刊工作，便将文章压下来。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黎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

绿原在《胡风和我》文中也提到此事。当时文艺稿多由我和他编好后交编委签发的，他要不在很可能我经手过。其他细节我也记不清了。

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传言按语是胡乔木加的。我只为本报文章能得到如此重视而高兴。绝未想到这竟是全国解放后，进一步批判胡风的一个导火线。

1952年原中南局《长江日报》撤销，绿原调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53年我到北京参加文代会，到石碑胡同他的住处找他，并和其他几位北京的朋友一起在沙滩四川饭馆聚了聚，那天正好有些开文代会的名人也在那里吃饭。匆匆聚会未谈多少值得回忆的话。这时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已发表，但我们没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的印象是这次文代会的主题是鼓励创作，反对粗暴批评（记得周恩来总理在报告时讲到粗暴批评，很激动）。有的材料说在这次大会的党员会上传达了周总理关于胡风问题的意见。我参加了在东四文化部礼堂文代会的党员会，胡乔木传达中央政治局意见，我没有听到谈胡风问题。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党员会。（有不少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谈到周总理关于胡风问题的态度。周总理对历次文艺运动的态度确实是值得细细研究的。）

从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批判《文艺报》，这段时间我很少接触到胡风问题。林默涵问答录之一《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有翔实的记载。只有一件事想补充一下。

胡风在《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说：

一月二十九日（一九五三年）由全国文协在文化部礼堂召集了全北京的有群众影响的作家们，严文井同志主持，林默涵同志作了关于检讨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最后说明，只准检讨，不能解释和讨论（我是辗转听来的）。我当时寄住在文化部里面，没有通知我参加。当时林默涵、严文井同志在全国文协都没有工作名义，所以，虽然用的是全国文协名义召集的，但实际的效果等于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直接召集的。这是企图在党外作家中打下基础的。

这次会议以后，有人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于同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对这次会议提出意见，并对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表示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毛泽东于3月4日批给熊复（当时他刚由中南局调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熊复同志：

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毛泽东

三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熊复找有关同志了解情况，于同年4月8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介绍了内部会议对胡风的批评和胡的态度，和由何其芳、林默涵写了文章进行公开批评。报告中称：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也有不少读者对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年来，在一般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现象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我和熊复曾谈及此事，当时的详细情况他也记不清了。只谈到当时确有不少人对批评胡风不满、抵触、怀疑。但未能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和内部情况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位写信人决不是“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因为当时应邀参加会的是北京“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他的信有相当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