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中宣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理论家很多的地方，自然特别关心这次会议的进展。每天在由中南海到宿舍的班车上议论纷纷。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怎样观察这次大会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朱德去参加，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祝词。一些对国内外形势有些敏感的人从我国传媒的报道上可以看出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大会2月14日开幕，《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开幕消息，未发社论。2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赫鲁晓夫的报告。19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了社论。认为赫的报告“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总结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和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出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这些报道还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随着大会的进展，从一些苏共领导人物的发言中（当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未传达，不知党中央什么时候看到的）有不少颇引人注目的事。

记得米高扬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下班时王惠德（理论家，当时是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一上班车就大声地说：你们看了米高扬的发言没有。不等别人回答，他说：这发言太值得注意了。他指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中公开批判了“个人崇拜”。这个发言中说：“大约二十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流行个人崇拜。”他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一些提法，批评了关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将要缩减”的论点。这确是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当时中宣部思想比较活跃，一些著名的理论家也没有什么架子。所以这个时期的班车上特别热闹。

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即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是个爆炸性的报告，这个报告及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时隔近四十年的今天，俄罗斯一位政治家谈到这个秘密报告时写道：

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二十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了秘密报告。他是怎么打算的，结果又怎样呢？此事是在异常匆忙中发生的，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分析一下在国内、在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在西方共产党中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报告中的一部分是赫鲁晓夫以其特有的杂乱无章的风格口授的，事例是随意列举，许多事例完全是凭记忆说的，对斯大林遗留下的体制的命运没有作出重大结论。这是一时的冲动，所以1956年匈牙利事件及毛泽东在中国作出的反应都使俄罗斯领导人措手不及。

我当时很快地听到这个秘密报告的传达，当然很震惊。但很快地听到传达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在那个时期多次听到传达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讲话。他从我国革命历史上说到斯大林对我国革命的错误干涉：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记得陆定一多次讲过：长征后期幸好收发报机坏了，与第三国际联系不上，没有受他们的干扰。另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抗战后王明、康生乘飞机由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欢迎他们，说：福从天降。后来王明右倾使革命受到损失。毛泽东又说：祸从天降。）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据说斯大林曾想阻止我们渡江。劝我们分江而治。）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在不少回忆录里都提到毛泽东1949年访苏与斯大林的斗争。记得有人告诉我，当时毛主席很生气，说，我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这才逼着斯大林认真对待两党两国关系的谈判，签订了条约。陈伯达当时表现有点异常，搬离毛泽东住处。毛说，船还没破，老鼠就搬家。可见当时的斗争是微妙、复杂、尖锐的。）毛泽东多次说过：“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斯大林对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他把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随意加以“人民公敌”罪名，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无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指责。这是令人震惊的。据说在他讲话时就有人晕倒。我当时听了传达，除了对赫讲的某些事例有疑问外（如赫暗示基洛夫是斯大林授命杀害的），对斯大林这种做法感到痛心。

当时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中说“斯大林不知怎么想的，抓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当时毛泽东还提到王实味之死，他说，他向警卫团要人！听了这些传达，总还摆脱不掉斯大林用极端手段对待政敌的阴影。当时我国内部肃反尚未结束，从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记得当时同几位苏联作家谈起对斯大林的评价时，他们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是直接受害者。

在文艺工作方面，毛泽东也是从不主张照抄苏联。前面我提到，在修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有人照抄了日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他很生气，全部删掉了。50年代初我国拍过一部电影《荣誉属于谁》，主人公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获得了荣誉，毛泽东看了不高兴地说：难道荣誉就属于他？1953年文代会期间，筹备工作中拟取消文联，理由之一是苏联没有文联，毛说，他们没有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二十大后他又提到：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总之，毛泽东主张：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但是，我想“苏联模式”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毛主席、党中央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公开表态。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亲自作了很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把斯大林的错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来考察。但是，当时很难想到接受这经验教训的过程是如此曲折和漫长。历史如此顽固地不改变自己的规律。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连赫鲁晓夫本人在许多公开讲话中都用这个观点论述斯大林的功过。如我们熟知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召集作家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忠诚的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全部活动同我们国家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密切联系着”。他说：“有些同志问道，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所获得的斯大林奖金呢？我认为，应当以尊重的感情对待奖金，骄傲地佩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荣誉奖章。假如我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我就会戴着这个荣誉奖章。”他也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一个伟人的功绩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为了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领导上让我找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由他们组织力量搜集编译这方面的材料。有的在《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整理成专题材料；有时根据领导意图提供有关材料。陈、叶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工作，后来还编了几十本各国新潮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内部发行（称为“黄皮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材料曾多次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上印发，对当时开阔文艺界视野起了很大作用。我从中也获得很大的教益。

当时整理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有：

1.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问题首先是西蒙诺夫提出来的。斯大林逝世第二年（1954年）西蒙诺夫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提出由日丹诺夫发挥并写进全苏作协的会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异议。他主张删去定义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段话。他认为这段话使文学产生“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倾向。从此，苏联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讨论。对我国文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秦兆阳的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全文转引了西蒙诺夫的话。二十大以后西蒙诺夫又写了《谈谈文学》更进一步批判斯大林，又引起苏联文学界的争论。肖洛霍夫甚至批评西蒙诺夫是在斯大林时期靠阿谀奉承登上作协领导的宝座。有人批评他是见风转舵的人。

此后，许多理论家著书著文展开讨论，并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探讨。比较多的理论家、作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灵活多变的体系”，“开放的体系”。

2.苏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年纪大一些的文艺工作者会清楚地记得苏联在1946年到1948年那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以及这次批判运动对我国文艺界的深远影响。

事情是由《星》杂志发表左琴科的所谓诽谤苏联人民的小说《猴子历险记》和《列宁格勒》杂志发表阿赫玛托娃的被认为“空洞的、无视政治的诗作”而引起的。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议中不仅严厉批评了这两个杂志和有关作家，还批评了苏联作协主席吉洪诺夫和列宁格勒市委。改组了两个杂志的领导。日丹诺夫作了措词严厉的长篇报告。1947年他又作了批评《西方哲学史》的报告。1948年苏共中央又对《伟大的友谊》等几部歌剧作出了类似关于《星》和《列宁格勒》那样的决议，同时还作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改进方法的决议》，又批评了一批剧作，并加强了审查制度。

这次苏共关于纠正对《伟大的友谊》等歌剧的错误评价中指出：“上述决议中（指一九四八年关于《伟大的友谊》的错误决议）的某些不正确的评价，反映了约·维·斯大林对个别艺术作品和创作的主观主义态度。”

决议同时指出：“在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中，一方面正确地规定了苏联艺术在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方向，并且对音乐中错误的形式主义的倾向作了公正的批评，但是同时也对一些有才能的苏联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不公正的和没有理由的尖锐指责，而这是个人迷信时期所特有的不良现象。”

不知为什么苏联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批评一直没有平反。直到80年代我到苏联还看到他们有些人准备纪念日丹诺夫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后来就没有消息。

3.重印斯大林时期停印和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记得较早的是由爱伦堡作序的《茨维塔耶娃诗集》，这位早逝的青年女诗人一本小小诗集的出版引起我国和东欧国家很大的注意。我从小喜爱俄罗斯和苏联诗歌，但惭愧的是不知道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当时读到爱伦堡的序言和有关材料，却对这位女诗人充满感情，为她悲惨的命运而心动。一位六岁就开始写诗，十八岁就出版诗集的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的诗曾受到同辈诗人、作家的称赞，得到读者的欢迎。肖斯特柯维奇曾多次为之谱曲。她爱祖国，却得不到理解，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绕梁自尽。她自杀时让自己的儿子找到爸爸，但她哪里知道不在身边的丈夫已被处决。在茨维塔耶娃去世近十六年以后爱伦堡为她的诗集作序，仍然受到严厉地谴责。现在她的诗集《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正是她诞生一百年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类文学现象是颇值得研究的。

4.提出反“无冲突论”（斯大林时期就提出过），“干预生活”，表现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斗争，写“战壕里的真实”，写普通人，“非英雄化”等口号。从新的视角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战争题材。相继出现了一批这类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丘赫莱依等人拍摄的影片《晴朗的天空》、《士兵之歌》；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田德里雅科夫的《路上的洼坑》；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中篇小说引起我国特别的注意，团中央发文件要求青年阅读，并号召向书中的主人公娜斯佳学习。

这时，奥维奇金到我国访问，引起文艺界很大的注意。当时刘宾雁陪同并作翻译。“干预生活”的口号也被我国文艺界所接受。

5.第四代作家的出现。这批作家大都是斯大林逝世后，在二十大精神影响下开始创作的。如我们熟知的叶甫杜申科、阿克肖诺夫、卡扎柯娃等。特别值得注意，引起世界文坛轰动的是索尔仁尼琴，他写的表现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由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驱逐出国。现在俄罗斯官方又多次请他回国。

此外当时还整理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材料。这也是当时轰动世界文坛的事件。帕斯捷尔纳克是与马雅可夫斯基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勃洛克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十月革命后他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

斯大林：“帕斯捷尔纳克同志，你不再写诗了吗？”

帕：“写的，斯大林同志，始终写一样多的诗。”

斯：“那末，为什么我很久没有在报上看到您的诗呢？”

帕：“斯大林同志，因为报纸的编辑部觉得我的诗太不大众化了，害怕读者不容易看懂它们，他们便不来要我的诗了。”

斯：“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做。我并不完全赞同你的诗学风格，可是依然认为您是我们最好的诗人之一。我不愿意我们的读者没有机会读到您的诗，没有机会对您的诗表示个人的意见。”

多么亲切、宽容的谈话。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一种力量使这位诗人后来经历那么曲折的道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无法再读到这位诗人的诗。而他的长篇小说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版还遭到那么沉重的打击。

以上材料，其中不少引起有关领导甚至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也就是通过整理这方面材料我结识了陈冰夷、叶水夫等许多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向他们学到许多知识。在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也不能不想到我国文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