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内阁之内

穆宗之穆

明穆宗隆庆皇帝与他的父亲嘉靖皇帝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物。明史评价嘉靖皇帝只是“中材之主”，似乎跟雄才大略沾不上边。其实，嘉靖皇帝登基伊始，可谓英明果断，尽职负责，还曾亲自裁定修改礼仪。中年以后，巍巍在上的崇高地位，使他失去上进的动力，虽不再视朝，但朝臣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样一群名臣，固然都掌握过政权，而威柄始终牢牢掌握在嘉靖手里，比起这些权臣，嘉靖皇帝权谋的天赋不仅毫不逊色，某些方面还更胜他们一筹。

相较之下，他的儿子隆庆皇帝只能做到“继体守文”，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既然比不上父亲，自然更不能与雄才大略的洪武皇帝、永乐皇帝相提并论，就是顽劣的正德皇帝，也在很多方面胜过他。

隆庆皇帝过于优柔寡断，他不敢像他父亲嘉靖皇帝、伯父正德皇帝那样我行我素，嘉靖在位时，他只是一味谨慎小心，甚至连亲生父亲都不敢多看一眼。

嘉靖去世后，

继位的隆庆皇帝上朝几乎一言不发，任台下大臣争吵得面红耳赤，继而无奈地宣布退朝。

隆庆皇帝没有鸿猷伟略，不善裁决，

高高在上的皇位没有带给他令无数人拜倒于膝下的无上威严，倒像个麻烦不断的烫手山芋。他厌恶政治，个人私生活可谓活色活香，嫔妃、喝酒、出游，一个都不能少。若是以此判断隆庆是一昏君，也有失客观。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头痛的国家大政委托给他的内阁大臣。

终隆庆一朝，内阁大学士先后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殷士瞻、高仪九人，可谓人才济济。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尽管皇帝昏庸懦弱，但好在有个强势的内阁主持政务，短短的六年中，能臣贤吏联手展开一系列政治、民生、军事等多方面的新政，帝国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

强大的隆庆内阁强人辈出，奈何自古文人相轻，能臣们也不例外，个个互不相让，阁僚关系异常复杂，各派系唇枪舌剑，朝政争执随之激烈。

这时的内阁，不知不觉中已将皇帝架空，颇有几分君主立宪制之风。

不可奢望中国自此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明代这种“皇帝—内阁—科道”的制衡制度毕竟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黄宗羲曾言，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帝位的神圣性是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出来的，皇帝不可能主动放权。

这种神圣性在统治者与百姓矛盾并不突出的时候尚能维持，一旦双方矛盾变得尖锐，平民百姓就敢于，或者不得不站起来挑战君主的权威，自秦朝有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之后，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这个怪圈。

拜相入阁

话说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冬天的傍晚，忽有流火如毬，伴随数点发着绿光的小火，从雨中冉冉腾过张居正宅邸，坠落到厨房水缸下，水中的流火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朋好友听闻此事，一致认为这是祥瑞之兆，预言张大人新年定有大喜。

次年开春不久，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张居正也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他先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升为正三品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正当众人为他的破格提拔艳羡不已时，神圣的任命状又飘然而至，张居正再次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他会试时的房师陈以勤一起入阁参与机要。

二人入阁，托了曾为裕王旧臣的福分。时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论辈分只是一个新锐，内阁大学士中，除了科举同年李春芳以外，全是他的老师或前辈。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状元，状元郎文采颇佳，因善撰青词而大披圣眷，节节高升，早张居正两年入阁拜相，获得了与他的前辈严嵩同志一样的称号：青词宰相。

当时的嘉靖皇帝尤其偏好此物，想在政坛平步青云甚至崭露头角，写好青词是“必修课”之一。严嵩、徐阶、袁炜、严纳等人入阁，无一不是因善写青词而备受皇帝青睐。

可惜张居正尽管满腹经纶、学贯古今，但在撰写青词方面较之以上诸公还有很大差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后，内阁十四位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可以想象，倘若嘉靖皇帝再长寿二十年，或许张居正这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就会被淹没在青词高手的汪洋大海里。

诚然，写好青词是当时升官加爵的最佳捷径，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有真才实学的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被人所识。

张居正入阁之后，先是充任《明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不到两个月，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从侍读学士到礼部尚书，不过一年多时间。

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一年之内连升八级，惊人的升迁速度破大明纪录，连嘉靖初年的“礼议”新贵张璁、桂萼都望尘莫及。

张居正升职路如此顺畅，归根究底，是由于恩师徐阶的破格提拔和张居正卓越的领导能力。

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张居正没有辜负老师、朋友的信赖与支持，他发誓，“竭一念缕缕之忠，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做个以行谊文章兼显于世的有为宰相。

宝刀初试，锋芒毕见。

在内阁排行老末的张居正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以见解超卓著称。他“独引相体，出一语而辄中肯”，朝野各界无不对这位政坛新秀另眼相看，其实际威望已然高于其他阁臣。

张居正熟读朝章国故，票拟的谕旨简洁切要，在朝诸公遇有重要奏疏需要起草，总委托给张阁老。当时石星、詹仰庇因仗义直言忤逆皇上，多亏写得一手好公文的张居正及时上疏求救，两人才幸免于难。他也赢得了各方好感。

正当张居正欲有所建树之时，客观政治形势已不容乐观，隆庆年间，皇帝懒于朝政，内阁始终处于极不安静、你争我斗的气氛中。

徐阶位居首辅，与次辅李春芳礼贤下士，而高拱、郭朴两位河南同乡则另立山头，明显地与徐阶、李春芳对立。

张居正入阁之时，正当两派势力争斗难解难分之时，新生力量的加入，更加催化了内阁混战。

一次阁潮此时已在酝酿之中。

这次阁潮的缘由在于《嘉靖遗诏》。依照明朝惯例，皇帝驾崩后遗诏大多由内阁首辅主要起草，如果需要有人商议，多半也是邀请内阁同僚。

然而，徐阶却把其他阁臣统统抛开，单单与门生张居正共同商议。这种做法使张居正甚为感激，却引来一位政坛老将的极度不满，这人正是张居正的学友高拱。

在高拱眼里，徐阶睥睨同列，专断独裁，为此他愤恨不已，不仅痛恨徐阶，还把怒火迁移到张居正身上。

恰逢这年的京察对群臣有所不公，这成为此次阁潮直接的导火索，使得双方私下的“冷战”变为台面上的“热战”。

京察起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五品以下的京官，都必须经过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科给事中严格考察，方可留任。其本意在于澄清吏治，可惜后来发展成为大臣排斥异己的工具。京察威柄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察院的都御史可以过问外，任何人不得干涉。

此时，吏部尚书杨博站在了舞台的中心。这一次的京察，连最难缠的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偏偏杨博山西老乡全部安然无恙。

这不是明显的徇私行为吗？杨博的过失激起了言官的公愤。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打响了维权反抗第一枪。

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纵庇乡里。这些一点不错，然而京察的惯例是：吏科给事中监督吏部办理京察，如有异议尽早提出，结果一经公开就不再作讨论。

如今胡应嘉扰乱成规，秋后算账，不仅违反程序，也说明他当时玩忽职守，连宽厚的隆庆皇帝都无法容忍，下令内阁给予处罚。

冤家路窄，胡应嘉弹劾杨博之事，不慎撞在了恨他已久的高拱手上，不仅自己险些丢掉乌纱帽，更是引来一场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官场风暴。

想当初，高拱在嘉靖老皇帝病重之日，偷偷跑回家看妻子，受到过胡应嘉的狂批臭骂，而胡又是老政敌徐阶的同乡，高拱一直怀疑其背后是徐阶在指使。这下，报仇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老乡情深，又一起进入内阁，郭阁老遇事唯高阁老马首是瞻。出于维护同乡利益，郭朴首先发难：“胡应嘉出尔反尔，全非人臣事君之理，应当革职。”

既然老乡已先表态，同坐一条船的高拱也要紧跟风向，加大对胡应嘉的声讨力度。

“郭大人所言极是，应当将其削籍为民。”高拱连声附和。见此情景，高拱的党羽齐康趁机上蹿下跳弹劾徐阶。

这种强大的攻势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况且胡应嘉的确也有失职之处，徐阶看到郭朴和高拱这两位阁老情绪异常激动，又将矛头直指自己，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大笔一挥，将胡应嘉革职为民。

大明帝国的言官“士气高扬”，他们有如一窝胡蜂，不小心动了其中一只，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这个处分引发了言官一连串的动作。

京察时杨博给言官们的降黜已经让这些人窝火了，偏偏郭朴、高拱这次又主张将弹劾杨博的胡应嘉革职为民。言官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胡蜂窝”就此被惊动。

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对高拱发难，扣大帽子：“大学士高拱奸诈、险毒、专横、邪恶，无异于宋奸蔡京。”

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联合上疏再次弹劾：“大学士高拱依仗帝宠专权擅政，目无主上，作威作福。”

御史郝杰则更为直接：“大学士高拱心胸狭隘，不择手段排斥异己，毫无宰相之器。”

一套组合拳攻下来，气氛立刻紧张了起来。

担子都压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似乎已经作出足够的妥协，尝到甜头的言官得势不饶人，继续围剿高拱。

欧阳一敬继续攻击：“大学士高拱威压同僚，专柄擅国，臣等恳请主上早日罢黜之，以正国典。”

高拱气急败坏地乱了方寸，径自在朝房与小言官们展开激烈辩论，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贞。

事情又回到徐阶手里了。

徐阶和起稀泥调解矛盾，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借此可以结束了这件公案，谁知高拱颇难伺候，不但毫不领情，反而越发不悦。在他眼里，徐阶就是个两头讨好、谁都不敢得罪的伪君子，必须施加廷杖之刑教训这群不安分守己的言官，煞煞他们的嚣张气焰。

徐阶赶忙阻拦：“言官不过言辞过激，所言并非全无道理，用刑过重，恐伤天合。”

从此，两人在阁中更加怒气相对。这时，高拱的门生齐康又一次跳了出来，公然诋毁徐阶。

徐阶可是众望所归的百官领袖。既然高拱已撕破脸皮，徐阶自然不甘示弱。高拱一向目中无人，引起言官公愤，徐阶麾下官员亦随风而动，对高拱展开舆论攻势，掀起了“讨高”浪潮。

北京的言官们刚刚消停下来，南京科道又紧随其后，跟风弹劾。一时，上至六卿九寺，下到中书、行人，包括布政司、提刑司，没有一个落下，总共二十八道奏疏像雪片一般飞向隆庆皇帝的案头，直戳向高阁老的后脊梁，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隆庆皇帝十分信任帮他走出困境的高老师，左右所用又都是高拱党人，本打算坚决挽留高拱，无奈举朝哓哓，自知抵不住这场声势浩大的“讨高”浪潮，万不得已才下旨罢免高拱。

高拱颜面扫地，灰溜溜地回到河南老家读书种菜，这时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

平心而论，高拱本人见识宏伟，施政措施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惜刚强暴戾、从不退让的执拗个性是他的致命伤，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都难安于位。

高拱一走，河南老乡郭朴失去了靠山，忧心忡忡不自安，加之御史庞尚鹏、凌儒等人不断对之进行攻击，郭朴索性也卷铺盖回家了。

强人的崛起

这时的内阁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这次的阁潮颇为严重，然而也只是整个隆庆朝滔天阁潮中一朵浪花而已。

高拱罢相，徐阶的至交密戚无不额手称庆，唯独张居正不以为然，他对高拱被徐阶排挤回乡的狼狈惨状愤愤不平。

他特意往请徐府，劝老师不要太过分，无奈徐老信奉“打蛇不死，反咬一口”，张居正苦口婆心的建议不过如耳边风，未起任何作用，张居正只得失望地离开徐府。

直到有一天，德高望重的徐首辅有重要政务找张居正咨询，张居正和老师闹起脾气，闭门辞谢：“某今日进一语，明日为中玄矣？”高拱号中玄。意思是：我今天万一说错话，明天岂不是落得和高拱一个下场？

徐阶毕竟是位长者，即便对高拱深恶痛极，看到学生如此维护高拱，他也不会因此为难张居正。

人算不如天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政局又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隆庆刚刚即位，本来任用的是以刚正不阿著称的内宫监太监李芳。对张居正而言，隆庆初之李芳，正如万历初之冯保，都是友好的政治盟友，毫不夸张地说，李芳与张居正的关系更为纯洁真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德高于众人必非之”，李芳的忠谨得罪了其他太监，而且他不擅长哄着隆庆嬉闹玩耍，一味强谏隆庆励精图治，遭到皇帝冷落。盟友倒霉，张居正必然也遭遇小挫。

李芳败后，藤祥取而代之。心术不正的藤祥、孟冲、陈洪等人竞相以奇技淫巧取悦隆庆，纷纷得宠。他们费尽心思制作了一种被称为“鳌山”的灯，引导皇帝通宵达旦地夜游、夜宴。隆庆把内侍惯得无法无天，其中竟有人荒唐地在午门前殴打御史，闹得朝臣哗然。

徐阶作为首辅实在看不得皇帝和太监继续这么胡作非为，他恳切地劝谏皇帝纠办罪魁祸首，限制宦官的行动。

太监们因此忌恨徐阶，时不时在隆庆耳根嚼舌：徐阶自命两朝元老，所管甚多，简直越俎代庖，目无君上。

隆庆渐渐开始厌恶徐阶，而退休回家的死对头高拱终究咽不下当初那口恶气，私下勾结司礼太监藤祥等人，中伤徐阶，徐阶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这年六月，隆庆帝又要赴南海子（明代皇家苑林）搭龙船游湖宴乐，徐阶苦苦谏阻，但未被皇帝采纳。与徐阶有怨的给事中张齐趁机露章弹劾，为高拱报仇。

隆庆帝早已对这位爱管闲事的前朝元老心存芥蒂，张齐的弹劾真是正中下怀。迫于压力，徐阶乞求退休归里，隆庆帝巴不得徐阶早日离开，大笔一挥，欣然批准首辅的辞职报告。

在这件事上，隆庆皇帝做得很不厚道，一开始特意降低徐阶的退休待遇，连路费都吝惜不给。多亏次辅李春芳的建议帮助，隆庆帝才做出给予徐阶旅途费、下玺书褒美、由使者开路等补救举措。就这样，徐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江南老家，开始讲学传教的新生活。

纵观徐阶的政治生涯，十九岁就高中探花，年轻时不乏英锐之气，曾因忤逆嘉靖皇帝的宠臣张璁尊道贬儒，而被贬到福建延平做佐贰小吏。他没有一蹶不振、消极气馁，在穷乡僻壤之所脚踏实地，取得不小的成绩，屡屡受到上级提拔。嘉靖末年，更是忍辱负重，与奸佞严嵩明争暗斗数年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嘉隆交替之际积极平反冤案，拨乱反正，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可以说是有明一代的名相。

建功立业的同时，徐老也不忘精心栽培下一代。李春芳、张居正、陆光祖、王世贞这群名流硕辅，无不出自徐门。临行时，徐阶把生平志愿、理想和个人家事，都托付给得意门生张居正。他就像个归隐山林的绝代高手，要将绝世武功都传授给心爱的徒弟，才能安心上路。

张居正失去了长久以来相依为伴的政友，同时也失去了爱护自己的长者，所幸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官场的历练让他成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圈中可以独立门户、只身作战了。

这样，李春芳接替徐阶，成为首辅。内阁中只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三人。三人搭档，倒也相得益彰。

李、陈二老皆为老实敦厚之人。李春芳洁身自好，任职期间安静低调，思想倾向于保守；陈以勤则以端谨自许；只有张居正比较高调，恃才傲物，轻视他人。

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禁对天长叹：“以徐公之贤，都被流言蜚语所伤，我这样一个庸碌之人，怎么可能在这位子上长久待下去呢？还是早点离开吧。”

面对兄长兼上级这样的感慨，张居正顺水推舟，当场抢白：“不错，这样做可以保全你的名声。”

李春芳颇觉羞涩，归隐之心更为强烈。

张居正自此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他目睹隆庆两年来的朝政还是延续了嘉靖时的老样子，没有太大的变革和改观，于是交了一篇著名的工作报告《陈六事疏》，提出必须狠抓不放的六个关键环节，排除其中任何一项，其余五项必然会支离破碎。那么，令他魂牵梦萦的这六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头等大事叫“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张居正执政以后之所以能广用人才，推行变法，大都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

第二事是“振纪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家的法度一天也不能废弃。

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达给各部院的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由巡抚巡按议处的，可按照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

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而张居正的“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简而言之，即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就是“重诏令”和“核名实”。

第五事是“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要爱民如子、勤俭节约、与民生息，巩固国家的根本。

他把守、令分为三等：不贪赃枉法，爱护百姓的给个好评；会伺候长官，处理公文，但无政绩的给个中评，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就给差评，这样官员，应该流放边疆。

第六事是“饬武备”。当时的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

张居正好比一位良医，为大明帝国这位重病号把脉问诊，所论涉及君主修养、选贤任能、加强管理、匡正风气等各个方面，并由此对症下药，开出的药方切中要害，皆朝政之急务。史学家谈迁高度评价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江陵相业，见于六事。按其言征文，靡不犁然举也。他相多敷陈塞白，身自负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