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问 “楔子”是中华小说的“独立宣言”吗

《红楼梦》开篇从“列位看官”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一大篇文字可以看作小说的楔子。楔子即“引子”，元杂剧中常用，用以说明情节；小说中把它利用起来，也是用来点明正文的来龙去脉，比如《水浒传》的开篇“洪太尉误走妖魔”就可以看作通篇的楔子。在这一篇楔子当中曹雪芹介绍了小说的创作缘起，修改过程，最值得注意的是石头与那空空道人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对话。由这一段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深思熟虑。

首先，这部小说没有朝代纪年，这一点就发人深思。曹雪芹在这里是故意点出“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明确指出朝代纪年对于小说不很重要。我们中国素来文、史、哲不分家，历史著作中早就有文学成分。《左传》对话大半出于想象，极似后世之院本小说，《史记》“鸿门宴”之情节是否出乎虚构，也极为可疑，钱钟书先生对此早有论述。与此相联系，小说出现以后，也没有它的独立地位，被称为“稗史”、“野史”，作为史书的附庸而存在。称赞一部小说写得好，大抵要说它写得像史书才显体面，什么“春秋笔法”、什么“盲左腐迁之才”，等等。人们在阅读小说过程中往往忽视它所独具的审美特性，爱从小说中去寻找它的原型原事，这一观念直到今天也是根深蒂固。人们仍然爱从小说、影视作品中去对号入座，甚至闹到打官司。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头就故意避免这种传统现象，揭出小说与史书截然不同的品性，即它不是记“史”的，而是记“事体”、记“情理”的。可惜的是后人一直不理解曹雪芹先生这一片苦心，在解读《红楼梦》的时候，大大违背了他的原意，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旧红学”，认为《红楼梦》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把书中人物逐一与康、乾两朝的廷臣对号。由胡适开山的“新红学”所运用的手段其实和旧红学一样，都是用考证的方法研究这部小说，不过“旧红学”说曹雪芹写的是别人家的事，“新红学”说曹雪芹写的是自己家的事。追寻曹家事迹以研究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创作背景、创作历程，这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事物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如果也如“旧红学”那样，把小说中的人物与曹家的人物逐一对号，恐亦是徒劳无功之举。

第二点，这部小说既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也不“伤时骂世”，“毫不干涉时事”，“大旨谈情”。这一点极其重要，说明这部书不是一部谈政治的书，是一部谈情的书。中国主流文化是一种权力崇拜的文化，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异乎寻常，一部书、一件事只有与政治相联系，才具有“高度”、“深度”，才可称“重要”。因之许多人对于曹雪芹这段话表示不相信的态度，认为他这是“画家烟云模糊之法”，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供，他说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要谈政治。于是许多人孜孜以求地寻找《红楼梦》背后的“真故事”，什么是他们认为的“真故事”？政治的故事也。于是乎奇谈怪论纷纷而起，搞得云山雾罩。我完全相信曹雪芹在这里说的是真话，他是在努力把小说这一种文学体裁独立出来。小说所关心的应该是人的情感、生活态度、人生际遇这些基本的方面，而不能把它作为“讪谤君相，贬人妻女”的某种泄愤工具来对待。所以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当我们说到它的反抗性，说到它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切不可盲目“拔高”，把它当作一部“政治革命小说”来看。它没有用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去批判旧的政治理念，没想以新的政治形态去取代旧的政治形态。它不过写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与旧的人生态度的对立，充其量是想以这种新的人生态度去取代、改造旧的人生态度而已，它拈出一个“情”字，用意全在于此。这是一种很纯粹的文学关注，是文学锲入生活的最好的切入点，是别的学科无法代替的东西，这才是文学的本质特征。

第三点，他反对那种“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国人对于小说素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比较正大，把小说作为通俗史书来读。另一种很卑微，把小说作为纯粹的消遣，作为追求感官刺激的工具来读。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但是都没有把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来看待，都没有注意欣赏小说独具的审美特色，因而没有抓住小说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这两种态度，造成中国小说在曹雪芹之前一直不能在正统主流文学中确立自己的独立位置，无法与诗词歌赋平起平坐，虽然有金圣叹等人大力揄扬，也无法扭转这个大的局面。曹雪芹在这篇楔子中首先指出小说所重在人不在“史”，接着就为人的描写画出了底线，指出小说所关注的在于人的情感世界，不是人的感官世界，所重在“情”，不在“欲”。用意在于提高小说的文化品位，强调它独特的审美功能，进而确立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立地位。

第四点，曹雪芹反对那种“千部共出一套”的程式化写作方法，主张人物、情节的独特性，新颖性。由这一段话我们可知道，情节的套路化，人物的脸谱化，语言的程式化，这些在我们当今的文学、影视创作中仍然严重存在的问题，原来是古已有之，而曹雪芹先生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明确地加以反对。曹雪芹先生明确提出对治这种现象的方法，他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少加穿凿”。“离合悲欢”是情感的真实，“兴衰际遇”是生活的真实。小说创作只有具备这两个真实，才能写出上乘之作。

第五点，曹雪芹先生坚持文学的独特功能，他明确指出，世上之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甚多”，小说的独特功能就是在这个方面做文章。曹雪芹先生强调小说的娱乐功能，但不反对小说的教化功能，只是主张这种教化功能必须以小说独特的质素来进行，他要在娱乐与教化之间确立小说的独特位置。小说是供人解闷的，要写得新奇好看；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表达必须讲究；小说功能有娱乐与教化两个方面，故此既不能板着面孔讲大道理，也不能迎合低下心理一味淫滥，要让人们在愉快的阅读中“换新眼目”。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式的独特方式，它主要作用于人的性情、心灵这些方面。这也应该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所共有的独特方式。

我们说曹雪芹伟大，由这一篇不到两页的对话中就可知分晓。这一篇对话表明了中华小说作家对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深刻反思和全面觉悟，完全可以看作中华小说的一篇“独立宣言”，他在这里已经把小说独特的品性、独特的视阈、独特的功能、独特的创作方法讲得一清二楚，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仍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曹雪芹先生正是以这种极其清醒的认识，高举着他的《红楼梦》理直气壮地在中华文学的神圣殿堂中登堂入室，直至高踞宝座，雄视千古。我们今天来读《红楼梦》，首先便应该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来读，在审美的愉悦中换一种看取生活、看取人生的新眼目，这才是对于这一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的真正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