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〇五问 大观园可南可北吗

俞平伯是著名红学家，他与胡适、顾颉刚一起，开创了新红学，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红楼梦》时，就对于书中所写地点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指出了大观园中存在着南北混杂的突出现象。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所以我们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绕了半天的湾，问题还是问题，我们还是我们，非但没有解决底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这是他在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中说的话。也就是说他只提出了问题，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1952年，俞先生对《红楼梦辨》做了一些修订，改名《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他在这本书中则很明确地说：“我底结论：《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当在北京，却参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分，所以有很多江南底风光。”到了1954年，俞先生写了《读《红楼梦》随笔》，刊载于当年的香港《大公报》，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大观园的地点问题，先生在文章中说，关于大观园的地点，“这里有三种因素：（一）回忆，（二）理想，（三）现实。以回忆而论，可在北京，亦可在南京。曹罢官以后尽管住在北京，但作者忆想他家的盛时，在金陵曾有一个大大的花园，这可能性依然很大的……以理想而论，空中楼阁，亦即无所谓南北，当然不完全是空的，我不过说包含相当的理想成分罢了……以现实而论，曹家回京后，还过了一段相当繁荣的时期，则他们住宅有小小的庭园自有可能。这就是真的大观园，再说明白些，即大观园的模型。地点随着住宅当然在北京西城……反正大观园在当时事实上确有过一个影儿，我们可以这样说。作者把这一点点影踪，扩大了多少倍，用笔墨渲染，幻出一个天上人间的蜃楼乐园来。”他明确反对那种要在现实中找出一个大观园来的想法：“作者明说荒唐言，我们未免大认真了。假如在北京城的某街某巷能够找出大观园的遗址来，在我个人自感很大的兴味，但恐怕事实上不许我们有这样乐观的想法呵。”

从1923年到1954年，其间经历三十多年时间，俞先生的观点竟然没有太大变化，这全因为书中描写存在许多矛盾之处。首先书中直指贾家所居是在“京都”，薛宝钗咏大观园的诗也说“芳园筑向帝城西”，“京都”与“帝城”都指北京无疑，因为书中凡提到南京的地方都说成“南京”、“金陵”，从无称京都者。再从书中描写来看，第三回林黛玉入府，去拜望贾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临窗大炕”。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也是先在东屋里“上了炕”，她的饭也是在东屋炕上吃的。就连怡红院中贾宝玉睡的也是炕，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袭人道：“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土炕是北方特色，南方绝无，因此说大观园在北京，仅这一个土炕就可论定。

可是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书中还大量描写了南方的事物。我们看第十七回，“忽抬头看见面前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这是潇湘馆景致。成片的竹林，北方极其罕见，只有南方才有这等景色。但是这也许可以有特例，比如据明人笔记所载，北京西山有一处叫作“水尽头”的地方就有大片竹林。

我们再往下看。“出去则是后院，有大茉莉花兼着芭蕉。”这是潇湘馆的后院，茉莉花与芭蕉可是南方特有，北方绝无的。我们再看怡红院：“一入门，两边俱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颗西府海棠……”这里又有芭蕉。如果说这单株的几棵或许是栽在盆里，或者是盆栽然后埋进土中，冬天可以起出。那么我们还可以看这第十七回：“一面引众人出来，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坞……”坞而以芭蕉名，分明是栽种着大片的芭蕉，在北方绝对没有。

再看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贾宝玉“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阵寒香拂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成片栽植的红梅，也只有南方才能够有。

还有桂树。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韵”，“湘云道：‘虽如此说，还有别人。’因又命另摆一桌，拣了热螃蟹来，请袭人、紫鹃、司棋、待书、入画、莺儿、翠墨等一处，共坐山坡桂树底下，铺下两条花毡……只管随意吃喝”。这山坡上的桂树必是地栽无疑，也是北方不见的东西。还有第七十九回香菱对贾宝玉介绍夏桂花：“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种桂花，凡这长安城中桂花局都是他家的，连官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这几十顷地的桂花，岂是北方能够见到的？

通过以上罗列就可看出，曹雪芹写大观园确实是亦南亦北，可南可北，南北混融，俞平伯先生的说法自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