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稻粱之谋

早在私塾跟着老师准备科考的时候，吴梅就已对诗文辞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下了不少工夫。但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曲学研究，在当时还都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当不了饭吃，尽管在报刊业发达的上海、北京等地已有一些文人卖文为生，但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何况吴梅此时才刚刚起步，远没有他日后那么大的名声和影响。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吴梅面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考验就是生计问题。没有父母的老本可吃，虽然叔祖很照顾自己，但自己必须尽早自立，养活自己和家人。

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吴梅很早就娶了亲，十七岁成为丈夫。其夫人名叫邹瑞华，是邹福伟的第三个女儿，比吴梅小一岁。邹氏知书达理，也喜欢唱曲，与吴梅有着共同的爱好，两人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苦，倒也融洽和睦，幸福美满。不久，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从1902年到1910年，四个儿子相继来到人间。1907年10月，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叔祖去世。这样，吴梅虽然才不过20来岁，却一下从一个求学的学子变成家庭的主力，身份的转换意味着责任的增加，全家老小八口人，那么多人都要张口吃饭，都靠他一个人，该如何办？这对还没有什么谋生技能的吴梅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并要给予解决的问题。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年轻的吴梅辗转于苏州、上海、南京等地，为生计而奔波。他不断地换工作，主要在中小学任教为业，其间还曾远赴河南，做了一段较为短暂的幕僚。对这一时期“游艺四方”的生活，吴梅本人后来曾有较为精炼的概括：“先居蠡市，继就东吴，随幕中州，移砚沪上。”

以下列举其1917年8月之前在江南各地供职的基本情况：

1902年，在雷子藩家坐馆。

1903年冬或1904年春，在吴中公学社任历史教员。

1905年春，应同乡冯自春、高梓仲之聘，在蠡墅小学任教。

1905年秋，经好友黄人介绍，在东吴大学堂担任助教。

1909年8月，远赴开封，入开封河道曹载安幕。

1910年2月，回苏州，任存古学堂检察官。

1912年春，在南京第四师范学校任教。

1913—1917年，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

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对吴梅在这一时期谋职的情况稍作介绍。

据卢前介绍，吴梅1902年曾“馆雷子藩家，授纯子昆弟课”，但具体情况因缺乏资料，已难以确知。根据吴梅当时正忙于科考的情况看，很可能属于临时性的兼职或帮忙，即一边坐馆，一边准备科考，时间当不会太长。

1903年在吴中公学社担任历史教员，这应该是吴梅生平所从事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吴中公学社创办于1903年秋，是苏州地区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校园在玄妙观前太监弄畔广仁堂旧址。学校开办时间不长，但其师资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国文教员为包天笑，英文教员为苏曼殊。吴梅在该校任职当在其赴上海南洋公学所设东文学堂学习日文之后。吴梅这年秋天赴上海，在那里待了很短时间就回苏州了，这份工作应该是他回苏州之后找的，具体时间当为1903年年底或1904年年初。

在这里，吴梅平日所读的杂学一类书籍派上了用场。遗憾的是吴中公学社开办不到一年，就因经费缺乏而解散，吴梅的第一份工作也就这样结束了。至于他在这所学校任教的具体情况，因资料缺乏，现在已难以确知。

1905年到蠡墅小学任职，吴梅是受好友高祖同之邀而去的。蠡墅在今苏州市吴中区。高祖同，字梓仲，此前曾和吴梅一起到南京参加科考。他很欣赏吴梅的才华，认为其“年少倜傥，喜读书，于书无所不览，工于诗，溺于文，倚马千言，洋洋若陆海潘江也”。

在这里，除了环境优雅、工作清闲外，吴梅还经常与好友高祖同一起畅饮，谈文论艺，甚是相得。他在诗歌中对这段生活曾有较详细的描写：“一室若家庭，宾主水乳俱。入晚享盛馔，鱼鸭盈盘盂。粳稻香溢齿，新笋脆且腴。我今颇嗜饮，此邦号酒区。”

在蠡墅小学的这段日子虽然过得相当轻松惬意，但也仅为糊口而已，并非吴梅所愿，虽然他曾说过“平生无远志，温饱即良图”这一类自我宽慰的话。因此1905年秋天，当任职东吴大学的好友黄人邀请他过去一起共事的时候，他爽快地答应了。在东吴大学的这段工作经历对吴梅今后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说到吴梅任职东吴大学，首先要了解他与黄人两人之间的关系。黄人，原名振元，字慕韩，一作慕庵，中年后改名黄人，字摩西，江苏常熟人。他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一位十分重要且相当活跃的学人。他创办主持《独立报》《小说林》《雁来红》，编写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编纂第一部新型百科辞书《普通百科新大词典》，著述尚有《清文汇》《小说小话》等，在很多领域具有开拓之功。黄人性格洒脱，不拘小节，为人行事特立独行，狂放不羁，被世人目为奇士。

黄人长吴梅十八岁，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他们是在1895年这一年结识的。吴梅对这位好友的才华和学识十分钦佩，称其“无所不窥，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属，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操笔立就，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自不可遏。至其奥衍古拙，又如入灵室瑯嬛，触目皆见非常之物”。从吴梅当时所写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其对黄人的仰慕之情。

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吴梅都从黄人这位多才多艺的奇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在东南大学执教时期的一位弟子认为“吴氏于未得名前，曾为摩西助教授者数年。吴氏之学，或亦得力于摩西之陶铸，未可知也。瞿安师于课间对于摩西，备极推崇，称为近代文才之怪杰”，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吴梅本人也曾说过“得黄君摩西相指示，而所学益进……养纯导于先，摩西成于后，是二人者，皆大有造于我者也”。

对黄人奇特乃至不近人情的一些言行，吴梅也都能给予理解和宽容。黄人藏曲甚富，有时得到珍籍，不免有些吝啬，连吴梅这样的好友都不给看。黄人藏有归庄的《万古愁》，吴梅想借阅，但黄人就是不肯，“一再请读此曲，而秘不示人，辄怏怏累日”。这样的事并不止一次：“光绪三十二年，常熟黄慕韩（振元），偶假得此剧（指《吟风阁》——笔者注），余欲借读一过，悭不肯与，怏怏而返。”虽然当时感到有些沮丧，日后吴梅看到此书时，想到的还是不能和好友一起谈曲论学的遗憾：“惜慕韩殁已五年，不能与之订谱，未免有人琴之感矣。”

黄人自1901年东吴大学创办之始即到该校担任国学教习，直到1913年去世，共在这所学校任职十多年。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办学理念及课程设置都是新式的。他邀请吴梅到东吴大学，主要是请其担任自己的助教，帮助编写《中国文学史》。据《东吴六志》记载：“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孙校长以本校仪式上之布置，略有就绪，急应厘订各科学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唯国学方面，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何来合适课本，不得不自谋编著。因商之黄摩西先生，请其担承编辑主任，别延嵇绍周、吴瞿安两先生分任其事。”吴梅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东吴大学的。

显然黄人是欣赏吴梅的才学才去主动邀请吴梅的，因为两人都喜欢词曲，有人曾将他们在此方面的造诣进行过有趣的对比：“慕庵才思博艳，好为荒忽幻眇之辞。传奇倚声，与吴梅伯仲，二子友好无间。慕庵于律度，不能沉细，若丰文逸态，往往驾吴梅而上。”是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好友又成为同事。对吴梅来说，能在东吴大学担任助教，这无疑是一个学习和锻炼的良机，借机可以对中国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习，客观上也为其日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任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东吴大学任职的几年间，吴梅参与了国内第一部文学史的编写。两人为编写该书，对文学史上的各类问题进行过切磋，吴梅后来曾撰文谈及这一点：“往与亡友黄君摩西，泛论明清两朝文学，造诣各有浅深，皆有因而无创。摩西谓明人之制艺传奇、清之试贴诗，皆空前之作。余深韪其言。”可见两人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文学史》的撰写，黄人贡献最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有些内容系他与吴梅两人讨论的结果，有些内容则可能自出吴梅之手，这也是不容否定的，至于到底是哪些，由于缺乏资料，现在已难以分清了。

黄人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这一点人所共知。吴梅当时才二十来岁，性格也颇为张扬。他曾放舟石湖作长歌，起句为“天风咫尺吹我舟，众山为我皆低头”，颇得老辈的认可，认为他有“凌铄宇宙之概”。但是等到在题韬园词《菩萨蛮》中吟出“少年不幸称才子，中年无赖成狂士。文字不医贫，牢愁可奈君。雄心灰未死，狂走金昌市。故国暮天云，短衣蔫泪痕”这样的词句时，“诸老又以为狂不可近，致有贻书相戒者”，吴梅此举其实也正是黄人的一贯作风。两人秉性相投，过从密切，词曲唱和，相处很是融洽，黄人写有《三姝媚·和瞿庵韵》《南仙吕入双调·题金叔远<慈乌村图>，和吴灵鳷原调韵。近作》《血花飞传奇序》等，并为吴梅编印的《奢摩他室曲丛》题签，吴梅则写有《短歌赠黄慕韩振元》等。王文濡在一篇文章中曾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吴梅当时的神采：“犹忆三十年前，余在吴门办学，与黄子摩西定忘形交。休沐之暇，借茗寮为谈话所。黄子广交游，庄士狎友，不介自来。团坐放言，间及时事。一少年手拍案，足蹋地，时而笑骂，时而痛哭，寮之人佥目为狂。询诸黄子，则吴其姓，瞿庵其字，枕葄经史外，癖嗜词曲，英雄肝胆，儿女心肠，往往流露于文字间。所著《血花飞》传奇，乃其出手之初著也。心异其人，因与定交。”吴梅虽然一生都不脱文人风习，但后来的言谈举止比这一时期要收敛许多。

黄人题暖香楼

遗憾的是黄人寿命不长，于1913年去世，只活了四十多岁。对好友的早逝，吴梅很是伤心。此后，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时，都会流露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黄人去世后，其藏书散出，吴梅得到其中的十多种剧本。1919年，他“秋灯校读”，看到“据亡友黄慕韩（振元）藏本钞补”的《坦庵词曲五种》,“益动我山阳邻笛之思”。1931年，他在为郑振铎所编《清人杂剧二集》写序时，追忆当年两人在一起探讨明清两朝文学的情景，再次流露出惋惜之情：“惜摩西久逝，不及见此文也。”

当时与吴梅一起在东吴大学供职还有金鹤翀，他是吴梅的同学，两人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吴梅曾作有套曲《仙吕步步娇·题金菽缘（鹤翀） <慈乌村图>》。

吴梅前后在东吴大学任职三年多时间，于1909年离开，远赴河南。至于离开的具体原因，吴梅本人并没有明确说明。按说他在东吴大学的几年时间里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有黄人、金鹤翀等好友作为同事，工作性质又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再说收入也不算低，用他本人的话说，“月禄差丰”，薪水还说得过去。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远赴河南去谋职呢？

根据相关资料来看，笔者觉得发生在其间的如下一件事应该是其重要原因：“余方授徒东吴，月禄差丰，妄意卜宅，而误托牙侩，积储尽空。”刚有份工作，本来就不怎么宽裕，因准备谋新居而上当受骗，耗尽所有积蓄，生活一下陷入的窘迫境地，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岳父邹福伟介绍一份待遇优厚的幕僚职位时，尽管远在河南，但对吴梅来说，还是颇有吸引力的，这可能是他当时解决家庭困境最好的办法了。在《赴豫别家人》一诗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尴尬境况的：“家居苦积逋，夜眠难安席。三载滞南城，如登异国籍。”

到河南做幕僚的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吴梅的人生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此去对从未出过远门的他来说固然是为了谋生，“饥来驱我去，所志惟稻粱”，但同时也有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意义，“山川荡胸怀，文字或增益”。

吴梅是当年8月远赴开封的。当时还没有陇海铁路，他先从水路出发，坐船逆长江西上，途经黄州等地。到黄州那天，正好是其26岁生日。到汉口后，再从陆路北上，经过信阳等地，顺着惠济河，到达开封。沿途所见风土人情与江南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让他想到很多事情，写下《黄州道中》《信阳读何大复集》等诗作。

吴梅去开封，是给当时的开封河道曹载安做幕僚，这是一份很好的差事，事情不多，待遇却相当优厚，“河道食馔最丰美，日无所事，而俸给至厚”。在这里，吴梅过了一段较为适意自在的生活。开封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历史文化古城，市内城外散布着很多名胜古迹，吴梅流连其间，凭吊前贤，发思古之幽情，写下《大梁怀古》《葵园杂吟》等诗作。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在开封仅待了三四个月。因主家生病，吴梅的幕府生活也告一段落。岁末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家乡苏州。

这次开封之行达到了解决家庭困境、开阔眼界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吴梅研习曲学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开封的时候，吴梅经常从金梁桥经过，这里曾经是周宪王朱有燉的府第。周宪王虽然贵为藩王，但精于声律，创作多部杂剧，是明初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曲家。吴梅身临其境，摹想周宪王当年的流风余韵，由此坚定信心，对南北曲的研习更加用功。吴梅日后对自己的这种思想变化是这样描述的：“居数年游梁，过金梁桥，缅想周宪王流风余韵，往往低回不能去，而诚斋乐府是时犹未见也。归吴后，节衣食以购图书，力所能举，皆置箧衍，词曲诸籍，亦粲然粗具，于是益肆力于南北词。”这可以说是吴梅开封之行的一个意外收获。

从开封回到苏州，吴梅又得重新面对窘迫的现实生活，心情有些低落，在《岁暮返里与诸故人小饮》一诗中流露了这种情绪：“南来复不适。”直到第二年夏天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濩落无欢”。

但不管怎么样，谋生还是第一位的。1910年2月，吴梅到江苏存古学堂供职。有论者说吴梅“在家待了不长时间，他又回到东吴大学堂任提调。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助教，只是帮助主讲教师做些杂事而已，余下的时间依然攻读词曲”，此说并不符合事实。吴梅从开封返乡后，并没有回到东吴大学堂，而是到一所性质完全不同的学校江苏存古学堂任职。

江苏存古学堂是1908年模仿湖北存古学堂的办学模式创办的，目的在“保存国粹，成就通儒”，学堂课程分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算学六门。校址设在今苏州市可园内。当时各地受张之洞等人的影响，以保存国粹为名，纷纷创办存古学堂，江苏存古学堂是创办较早的一个。

据吴梅本人说，他在江苏存古学堂担任的是检察官，“时同办校务者，张尔田为庶务长，余为检察官”，“君在可园，余方为检察官”。但他的弟子卢前则说是提调：“先生食廪饩后，任存古学堂提调。”按照江苏存古学堂的人员设置，“堂中延经学修身教员一人、国文教员一人、历史地理教员一人（以上三员皆总教各门，皆延分教一人）、算学教员一人，……至庶务会计，则另设两员司之”，其中曹元弼、叶昌炽、王仁俊分别担任“经、史、词章三门总教习”。不管是检察官还是提调，从名称上来看，大概是事务性管理一类的职位。

由于年轻，缺少资历，吴梅受到很多年龄比他还大的学生们的质疑和轻视，但很快他以自己的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弟子卢前曾记下吴梅的这样一件事：“时曹叔彦（元弼）为经学科主讲，有高弟作经说一篇，例由提调汇呈主讲。先生得卷为引正数事，还其人，属重缮以进，其人大叹服，于是存古学堂诸生无不敬重先生矣。”

吴梅靠自己扎实的学识在存古学堂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可惜好景不长，存古学堂只办了三年左右，就因财力缺乏等原因于1911年暂行停办。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改朝换代，包括江苏存古学堂在内的各地存古学堂全部停办。这样为了谋生，吴梅只在存古学堂工作了一年多，就不得不再去谋求其他职位。

1912年春，吴梅再次来到南京，在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是一所民国建立后新成立的学校，当时的校长为仇埰。仇埰字亮卿，号述庵，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喜欢词曲，著有《金陵词钞续编》等。其堂叔仇继恒，字涞之，为前清进士，也是当时江南著名的曲家，“金陵度曲者，以仇君涞之为最”。在南京期间，吴梅与仇继恒、仇埰叔侄二人一起饮酒唱曲，共话秦淮古迹，并题诗相赠，现在可以看到的有《重至金陵赠仇亮卿埰》《复成桥听歌赠仇涞之丈继恒》等。

在这里，吴梅还结识了著名学人胡小石，两人甚为相得，后来他们又在金陵大学共事多年，结下深厚的友谊。需要说明的是，吴梅日后的得意弟子唐圭璋也是从该校毕业的，不过，他入校的时候，吴梅早已离开，两人的师生缘分是在东南大学开始的。

吴梅在江苏省立第四师范任教的时间也不长。到第二年，即1913年，他再赴上海，到民立上海中学任教。这次任教的时间稍长，前后共四年，直到他1917年秋去北京大学讲授词曲为止。

民立上海中学创办于1904年，1927年改名民立中学，创办人是苏本炎、苏本铫、苏本浩三兄弟。该校是清末民初上海最有名的中学之一。苏氏兄弟办学有方，聘请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人任教，师资阵容强大，同时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著名作家陆澹安、周瘦鹃等皆毕业于该校。

吴梅在该校所教的是国文课，课时比较多，每天有六节课。他经常“于星一乘火车来沪，星六则返苏，虽风雪严寒，未尝或懈”。每周奔波苏、沪间，还是比较辛苦的。尽管如此，吴梅仍是非常敬业，工作“不知劳乏”。对其当年讲课的情况，民立上海中学创办者苏本炎的女儿苏祖斐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吴梅字瞿安，吴县人士，曲学大家。他曾在民立女子中学教授语文，是我班级的语文教师。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顷刻之间能下笔千言，他教授语文的方法与其他教师不同。他选择各种范文，先说明作者的文风与学派，然后讲解范文。举凡韵文、散文、传记、游记、碑文、诗赋，所涉范围甚广。” 1937年5月13日，苏祖斐出国前到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昔日的老师吴梅。

吴梅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期间，结识了很多朋友。他后来曾这样回忆和好友苏煦芸在一起的情景：“记壬子至丁卯间，余授徒女中，与煦芸对床，中夜呼饮，以烟下酒。”郑逸梅也记载了吴梅在此期间的一件趣事：“后来他到上海，任教民立中学，和名画家姚叔平同隶一校。姚很滑稽，吴梅每发言，姚辄作顽笑式之争辩，他往往无法对付，然颇引以为乐。”这倒也颇为符合吴梅的性格。

总的来看，在清廷废除科考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吴梅除了短暂到河南开封做幕僚外，大部分时间是在江南的各类学校中任职，时间或长或短，无非为了糊口养家，与他当时所喜爱的词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他本人所言：“虱处申江，为糊口计耳，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然这些工作经历客观上增加了其阅历，丰富了其人生体验，对其日后的创作和研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一时期的吴梅似乎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人生目标，事实上严峻的现实和生活的压力也不允许他考虑这么多。自然，谁也不会想到，倒是喜爱词曲的业余爱好成就了他，奠定了他日后走上北京大学讲台的基础。这个时期既是吴梅的成长期，也是他人生中颇为暗淡的一个时期。此时还看不出他日后的那种辉煌，但有句话说得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吴梅有意无意间做了这样的充分准备，接下来他所需要的就是人生的良机了。幸运的是，他等待的时间并不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