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

距今整整一个世纪的1916年，因三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名声大噪的泰戈尔受邀赴美游历、演讲。泰戈尔当时正为自己十几年前在家乡西孟加拉的桑蒂尼盖登(徐志摩曾将此地名意译为“寂乡”)创建的实验学校资金匮乏所苦，能去美国为学校筹集资金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印度到美国的最佳旅行方式是搭邮轮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日本作为这一漫长航线上最繁华富庶之地，当然也就成为泰戈尔选定的息肩之所。事后看来，这次漫不经心的相遇，倒成了泰戈尔思想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而《飞鸟集》就是它最好的注脚。

这是久已不满于西方对东方的凌驾、困惑于现代对传统的肢解的泰戈尔第一次造访日本。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泰戈尔亲眼见识了自日俄战争以来就被几乎全亚洲的反殖民主义者奉为灯塔和救主的第一次“日本奇迹”。泰戈尔并不吝于赞扬日本作为古老东方成员却无所畏惧地拥抱现代性所给予人类的一切。在他看来，日本正在以令人赞叹的热情和敏捷去承担现代性赋予人类的责任。

但是，泰戈尔热诚而广博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促使他直言日本在刚刚纳入它的殖民帝国的朝鲜半岛所犯下的罪行，并将其与英国对自己的祖国印度的殖民以及他将要造访的美国所广泛存在的对黑人的欺压并列。事实上，泰戈尔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倾向的公开批评使得多数日本公众对他的热情迅速冷却。

好在大正时期的日本倒还并不缺少一个相对心态开放的精英阶层。在泰戈尔的画家朋友横山大观、下村观山等的帮助下，泰戈尔得到横滨富商原富太郎的邀请，到原氏宏大的日式园林“三溪园”中盘桓了一段时间。据随同泰戈尔旅行的桑蒂尼盖登学校学生穆克尔·迪伊(Mukul Dey)的记述，原富太郎是绝佳的主人翁，富而好礼，是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傍海而建的三溪园中仆从无数，主客优游其间，颇得闲趣。风光和宴饮之余，泰戈尔在三溪园中也得以欣赏顶级的日本花道和茶道，并且与主人和其他宾客探讨俳句之美。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是否泰戈尔本人第一次接触俳句。但无论如何，泰戈尔的确是在他用孟加拉文写成的《日本来信》(Japan Jatri)中第一次严肃地讨论这种文学形式，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泰戈尔看来，俳句的灵魂就是其节制。俳句绝不以音节的繁复和词语的色彩来冒犯它所试图表达的美，俳句毋宁是静默的。节制体现了美的丰富性本身，静默显示了诗人理解美的深度。而发明了俳句这种形式的大和民族本身，其文化认同的核心就是这种节制。

以一个具同情心的视角来看，泰戈尔本人将俳句中的“节制”泛化和升华为一种他所宣称的古老东方所特有的文明因子，其意实在于为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中，为前者，也恰恰是为那些在当时现实中承受灾难和歧视的人，找到一种自立和平等的可能。而泰戈尔的真诚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仅仅是他对他因文化而热爱的日本在政治上严厉的批判，就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早就有论者指出，泰戈尔从诗学到“民族性”的这种推演本身，充满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桎梏：诗学的节制，是否就是人性的节制？而诗人的节制又如何轻易地推论出整个民族的节制？纵使这些都成立，焉知人们在节制之外没有其他恰好相反的德性？更根本的是，人的行为，哪里是单单由他们的美学品味、德性或者(更一般的)文化所决定的？那些具有“节制”或者任何他能找到的可以被特指为“东方”的文明特性的人群，不论是日本还是其他的东方后继者，显然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承受苦难和歧视的人的救主。泰戈尔的政治学，大概是错的。

百年风云，倏忽而过。本质上属于政治言说的各类“文明论”“文化论”和“民族性”理论，至少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已经没有什么角色位置。世界的样子，也早已沧海桑田。不过泰戈尔还是那个泰戈尔。他学习俳句，结合孟加拉文学传统中的类似形式而创作的《飞鸟集》，仍然广有读者。就此而言，美的确是超越时空和政治的。

自从郑振铎首先将《飞鸟集》译介到中文世界以来，各种散文体和诗体的译本仅笔者所见也将近十个。郑译本身已经逐渐获得经典地位，后出诸家也多有所发明。诗无达诂，而况译乎？译本之多，实在是很正常而应得到读者欢迎的。不过，意气自许，胡乱翻译的事情间或也不少见。那种罔顾泰戈尔一再申明的自己创作《飞鸟集》时的美学旨趣，以肆而野之笔冯陵闲淡幽远的诗境的所谓翻译，大概是不能用所谓译者的自由来遮羞的。

王君钦刚，是我大学时代的好友，除了全班公认的才华横溢，尤以沉稳笃实为朋辈所推重。毕业近二十年来，钦刚在案牍之劳与生活琐细之余，仍保持对美的纯粹追求，常有诗作分享。从青春扬厉到宁静自持，钦刚的诗愈转愈精，也事实上成为中国二十年大变化中个体记忆和理解的标本之一。

2015年末，钦刚发愿重译《飞鸟集》，数月而成。揽阅之下，颇有泰翁终得知音之感。《飞鸟集》之英文原作基本不押韵，但是从中文特点和中文读者的阅读传统而言，若想表达泰戈尔那种诗境，似乎还是以韵体为佳。钦刚的译本尽量做到了押韵，我想这对中文读者体味原作的三昧还是特别有益的。此其一。泰戈尔作《飞鸟集》之时，已过知天命之年，又是一战方殷之际，诗作中蕴含的人生况味，大概不是未经一番沉浮的译者所能轻易体察的。钦刚以不惑之年的阅历和感悟来观照泰翁之诗，其得于字里行间者，当远多于他人。此其二。

《飞鸟集》问世百年之际，中文世界又得新译，实在是一件美事。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读者会以王译为向导，进入泰戈尔渊深博大的世界。而钦刚之功莫大焉。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