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2012年5月，昌宝给我送来了他的新作《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并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茅盾晚年的书。没想到，刚读完他的《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12月，就接到了他的《茅盾先生晚年》的书稿初稿，并有“征求意见并请作序”之谦辞。

我知道自己力所不逮，但还是答应了昌宝的要求。昌宝两本书读下来，觉得他的这种研究，实在是更接近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本义，加之他的《茅盾先生晚年》给我很多启发，也愿意就此说点自己的想法。

一

先说说昌宝的研究。

昌宝和我联系，最早是通过E—mail。他在做《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博士论文时，参考了我以前出版过的几本小书，并就有关史料和我探讨——他用的是“请教”一词，但我认为这种沟通是双方都受益的，所以用“探讨”更切合实际一些。十几封邮件下来，我对这个未曾谋面、岁数比我小不少的人基本上有了三个判断：第一，这是个读书人，读书的面很广。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就是读博士的人，也很难静下心来读读书，更不要说像他这样涉猎面很广地读书。第二，这是个视野比较开阔的人，因为读书多，他思考问题不逼仄，常常给人“跳出三界外”的感觉。他的论文选题是“作家的检讨”，写的是1949年开国初年知识分子那场自我批判运动及对文学的影响，但对背景的叙述，在我看来，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研究，他将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立国初期的历史文化甚至是国际背景相结合去研究，很给人以启发。第三，这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人。我不在教育界混饭吃，但耳濡目染也知道，现在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所谓“考核制度”，发表论文多少，尤其是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的什么CSSCI、核心期刊等，那种煞有介事的考核的硬指标，博士生也是如此。昌宝选择这种题目作论文，在当前的“主旋律”下的莺歌燕舞的期刊界，文章写得再学术再有水平，也难发表。看来，他不是为完成所谓的考核指标而做研究的。仅这一点，就使我对他心生好感。所以，我就让他把完成的论文独立成篇给我，在《炎黄春秋》这样不被视为“考核指标”的刊物上发表。

后来，我又知道，他的导师居然是李新宇教授。新宇兄和我同校，是我的学长，此前并没有见过他，但他的文章我读，他的为人也在校友中口碑着，我仰慕已久。由于这层关系，我和昌宝就日益亲近起来，连带着对他那三个判断也找到了出处：新宇学长的学问也是这样做的，“名师出高徒”，昌宝理该如此。

我前面说，昌宝的研究更接近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本义，是有感于当代文学研究界自娱自乐的现状而言的。

我认为，在中国，有一种史最难写，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说最难写，有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其难，二是批评其作——已出版的文学史虽然很多，但大多不像史。何以如此？原因在于，面对中国很独特的文学与政治的纠结现象，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学者常因知识储备不足而束手无策或主观臆断、妄下判断。

自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一般的文学史划线是，1917年至1949年为现代，1949年至今为当代，文学就“被政治化”了，尤其是在1942年毛泽东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文学就被赋予了很重要的使命，成为承载一个政党政治的工具。文艺界的巨头周扬曾经有一句话来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句话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这就是说，就像地震发生前有预兆一样，中国政治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基本上文艺都是先兆。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有一句话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文艺多了要亡国。”陆定一为什么这么讲？在他看来，文艺作品的导向如果不正确，就会颠覆政权，导致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消亡。把文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也正说明了文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才得以慢慢改变。

既然如此，文学史就成为中共执政史或者说中共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目前的现实是，作为中共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一直由大学的中文系或研究机构的文学研究所的专家而不是由党史部门或历史学者来写。对于学文学出身的专家，在求学路上也有“中国近现代史”或者“中国革命史”之类的课程，但这课程只是他们的一门无足轻重的学分而已，大多不被重视；即使有人重视，这门课程也只是历史概念化的大脉络而已，从中难以获得日后写文学史必备的中共党史知识。

本身没有丰富的党史知识背景，又要承担书写文学史的任务，那就只能说文学史最难写了。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文学史书写者。他们为弥补自己“史”的不足，就常常在概念上打转转。先是将产生“现代文学”的概念说得像一项改变人类历史的大发明一样轰轰烈烈，接着又将“重写文学史”喊得震天响，其后的概念一个接一个，大多让人不知就里。

在概念中转悠，可以弥补或掩饰“史”的不足，但也会让文学史圈外的读者云山雾罩。长此下去，文学史书写者也就只能“自娱自乐”了。

昌宝的这两本书的研究，走出了“自娱自乐”的范式，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前一本书截取的是1949—1957年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横断面，从更宽泛的历史背景上去研究；后一本书写的是茅盾，把茅盾放在1949年以来的中共党史背景下来研究，写的是其“尴尬”的人生境遇，实际上也是将茅盾作为一个时代标本来研究，凸显出一个时代作家群的政治生态。

二

1928年，沈雁冰在逃亡的苦闷中，开始使用“茅盾”的笔名。这个笔名的寓意被很多人解读过，大致的看法是，“茅盾”者，“矛盾”也，“典型地反映了他对政治极其‘矛盾’的态度”(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第186页)。不过，这种矛盾并不意味着茅盾就此可以远离政治。从茅盾的政治选择上看，中共的左翼革命理念切合他的追求；而茅盾在大革命时代脱党这一身份印记，也使他在追随中共理念时多了一份自卑式的自觉，这种自觉在1945年以后表现得极其明显。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联合政府”的号召聚拢了一批又一批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人士，形成了以中共为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当国共两党开始内战时，大批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制，则使国共两党政治地位出现了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无党派人士的茅盾开始了自觉的身份认同，成为后来周恩来所言的“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发挥更大作用”的民主人士之一。

茅盾的这种自觉身份认同，使他比没有这种身份认同的其他“民主人士”在表达政治主张上更明亮、透彻。在毛泽东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拍掌欢迎”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了东方地平线的1948年，身在香港的茅盾和郭沫若一起，不但成为在中共文委控制下的《华商报》和《大众文艺丛刊》“反蒋大合唱”的主角，而且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胡风和自由主义文人诸如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人。批判是有部署有指挥的，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肃清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新的时代“清理障碍”。关于这场批判，钱理群和程光炜等学者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对茅盾而言，这一时间段里，他对政治不仅不是一种极其“矛盾”的态度，而且是用一种自觉的行为来表明自己与其他民主人士身份的不同。

中共接纳了茅盾的身份认同——确切地说，在此前，茅盾追随中共的政治理念也一直被中共所认可，“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自豪也使茅盾忘却了曾经脱党的自卑。带着这种自豪，他进入了1949年，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权的文化部长。自此，就进入了昌宝在这本书中所贯穿的“尴尬”的政治生态。

对于茅盾在1949年以后“尴尬”的政治生态，昌宝在书中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尤其是他视野开阔的背景叙述，有时候一个章节中看似对茅盾着墨不多，但其俯瞰式的立论，使茅盾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

三

若从横向的比较来看，茅盾“尴尬”的标本意义，也更加凸显。

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被称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会师的大会。“大会师”本来应该是喜气洋洋的聚会，但在筹备这次会议中的一些插曲多少冲淡了这种气氛。胡风的不合作，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国统区左翼作家的冷言冷语，是一个插曲；而对于国统区文学的报告，使茅盾既要瞻前顾后又要唯命是从，也是一个插曲。而当会议召开时，周扬和茅盾的两个报告，也多少让国统区的作家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茅盾的报告是《在反动派压迫下的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代表的是国统区作家；周扬的报告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代表的是解放区的作家，两人分别讲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在这个会师的大会上，两人的报告与会师的气氛是那样不和谐。

茅盾的报告，更着重于对国统区文艺运动的“问题”和“检讨”上；而国统区文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作家的“意识情绪，则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换句话说，国统区的作家没有学习过毛泽东那个著名的《讲话》，没有经受过思想改造。而周扬的报告，一句“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即《讲话》的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面正确”，也足以加深国统区作家身份认同上的自卑。而茅盾对国统区作家的这一定位，为不久后作家纷纷检讨做了背书，也决定了国统区作家的身份改造的命运，更使国统区作家集体陷入了茅盾式的“尴尬”的政治生态。

而从大会结束后的行政安排上看，经过周恩来批准的关于文联以及各协会名单的安排上，大致遵循了这样两条原则：一是国统区有名望的作家担任正职，解放区党员作家为副职。譬如，茅盾做文协主席，丁玲等为副主席；戏剧工作者协会田汉任主席，张庚等任副主席等等。二是在各个协会中成立的“党组”，党组书记一律由解放区作家担任。就如同茅盾担任文化部部长，而周扬担任党组书记并任常务副部长一样。这样，看起来是正职领导副职，但在强调一元化领导的中共组织原则上，真正掌权的当然不是正职。这样的安排，进一步弱化了国统区作家的地位，也使他们从身份的认同上陷入了一种自卑式的收敛。

如果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在中共体制内，“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身份认同一直存在着隔膜。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更多的意义上应当指“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区域所形成的派别。毛泽东是“红区”也就是“解放区”的代表，刘少奇是“白区”也就是“国统区”的代表。两个代表下各有一批干部，分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干部任命上，两个“区”各有若隐若现的一条线：当“路线斗争”开始白热化后，多半是两个“区”之间的争斗，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刘少奇的命运大致可以看出来。

既然从上到下一直存在着“区”的划线，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尴尬”的当然不止是茅盾一个人。当然，就茅盾而言，此后一切的“尴尬”，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他对这种政治生态的认知——认知清醒时，“尴尬”少一点；“糊涂”时，“尴尬”就多一点。这些，在昌宝的书里都能看到例子。

再从与茅盾同时代的人的命运来看，茅盾的“尴尬”也具有标本意义。以郭沫若为例。1949年以后，尽管郭沫若抱定“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党走的位置上，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心态(丁东编：《反思郭沫若》，第271页)，但是他与茅盾一样，也“尴尬”地活着。郭沫若与茅盾一样，也曾提出过辞职；在1956年大鸣大放时，茅盾抱怨过自己的生活，郭沫若也说过大致同样意思的话。顺着昌宝的思路走下去，岂止是茅盾，岂止是郭沫若，“尴尬”者还有很多。

1990年代末，丁东兄曾热衷于对郭沫若现象的研究，编辑出版过《反思郭沫若》一书。他跟我说，希望用这样方式来引发人们对像郭沫若这样的文人现象的研究。书出版以后，也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昌宝这本写茅盾晚年的书，研究的也是“茅盾现象”而不仅仅是茅盾本人，出发点也大致与丁东相似。其实，郭沫若现象也好，茅盾现象也罢，都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我想，若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或许更有助于读者对这几个命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当然，昌宝的新书《茅盾先生晚年》，作为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也还有些问题涉及不深，例如关于“文革”后茅盾的表现、临终前的入党、茅盾的葬礼等，尚有待深入研究。

是为序。

2013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