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方“新贵”

● “火箭式”新干部

● 中央银行之父

● 财经“沙皇”

● “为革命行苛政”

★“火箭式”新干部★★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一句现代的豪言。不过，对于人生的智慧和经验来说，它的确不是一句高调，也不是一句诳语。人的一生，有许多关口，亦即有许多挑战和机遇。对于人生来说，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拼搏，还可能会是命运的大变化与大转折。1923年2月，宋子文所面临的境遇，就是这种人生的大选择与大转折点。

29岁的年轻人，在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当过上海办事处秘书，也当过汉阳总公司会计科长。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人生境遇，不能说不好！不行，“炒”老板的鱿鱼！于是，跳到联华商业银行，跳到大洲实业公司，跳到神州信托公司。从1917年回国，前后只有四五年的时间，“炒”老板已经“炒”了四五个。这真是一个抱负很高，不满足运命的年轻人。

一次次的跳槽，当然是一次次的不满意。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不安分，也是一种野心；然而，未尝不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期待与追求！现在，又当上了华义银行总经理。尽管华义银行只是个小银行，但是，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缺乏的不是前景与前途，缺乏的只是经历与经验。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大银行是从小银行来的，大银行的总经理，难道不是从小银行总经理来的么？然而，还是不满意，去意再一次萌生了。不过，实业界干过了，金融界干过了，还能到哪儿干呢？不要紧，好在二姐庆龄已经从南方来信了，要他到南方去帮忙。一切正透露出一个新的人生际遇！

2月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开府伊始，缺钱，缺枪，缺炮，缺实力；当然，在聪明的政治家眼里，最缺的还是人才。有了优秀的人才，可以弄到钱；有了钱，就能弄到枪，弄到炮。有了枪炮，就有了实力，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是，优秀的人才在哪里呢？在夫人的提醒下，中山先生想到了子文。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还在“世界金融之都”华尔街花旗银行有过一番历练。老实说，在20年代，这样的中国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但是，从宋子文的角度说，究竟去不去南方？不能不有一番权衡，也不能不有一番布置。二次革命以来，姐夫已经三次在广州开府。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也失败了，第三次难道就一定会成功么？这是宋子文不能不想到的问题，他不能不提出这个疑问！姐夫是一个革命家，二姐也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家是不计成败的，只要没有成功，他们还会接着干。但子文不是革命家，他只想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只想做一个成功的金融家。而企业家和金融家是不善于面对失败的。这是他与姐夫孙中山不同的地方，也是他与二姐宋庆龄不同的地方。

不过，宋子文小时候受到其父宋嘉树的影响，长大了，又受到二姐的影响，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虽没有坚定的信念，但始终怀有好感，不希望革命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况且，回国已经5年了，从汉冶萍公司，到联华商业银行，到大洲实业公司，到神州信托公司，再到华义银行，宋子文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时代的压迫，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封建贵族的压迫，一切的抱负，一切的追求，都还无从谈起，便是与盛七小姐的恋爱，也在盛家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而凋谢了，这是他最感耻辱的失败经历。对于老年人来说，沉痛的失败，也许只是冬天喝下了一碗凉水，从此慢慢地消沉了；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沉痛的失败，则好比是夏日喝下了一碗烈酒，只会激起年轻人复仇的欲望。

此时的宋子文，便是这样的心境。也许是受野心的刺激，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借助革命的成功，报复盛家的白眼；也许是为了忘却年轻人失恋的痛苦，换一个全新的环境，改变一下压抑的心情；也许是受到家族拓荒与冒险精神的影响，决定到多彩多姿的南方碰碰运气吧，于是，宋子文决定响应二姐庆龄的感召，丢下了华义银行总经理的宝座，丢下了上海的优裕生活环境，投奔南方革命阵营去了。

说到运气，真是一个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的东西。曾国藩晚年曾说：“不信书，信运气。”以“曾圣人”的一生体验，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运气这个东西，不可不加以注意。本来，子文的这次南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负气的成分。在上海，与赫赫有名的盛氏家族闹得颇不开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南方碰碰运气吧！偏偏这一碰，竟碰出了一生的飞黄腾达。

中山先生一生服膺革命，可是，从没有获得成功的纪录。同盟会时期，几十次的武装起义失败了。后来，辛亥年的革命失败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了，1915年的护国运动失败了。为领导南方的护法运动，1917年第一次在广州开府失败了；1920年第二次在广州开府失败了。这次是第三次在广州开府，就一定会成功么？革命30多年了，国人看到的孙中山，从来只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一次次的失败，使得许多追随者对革命发生了动摇，并由此而离开了中山先生。然而，就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时期，宋子文加盟进来了。这不能不说是宋子文的成功，也不能不说是宋子文的运气。

有人说宋子文这一次南下，是商人的一种投机心理，看准了中山先生一定会成功，才投奔南方政府的。如果是这样，那倒未免抬高了这个多少有点纨绔气的宋大公子。老实说，不但宋子文不可能有这个眼力，便是一批长期跟着中山先生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也未必有这样的眼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若以商人的投机手腕而言，宋子文不及他的大姐宋蔼龄多了。早在民国初期，宋蔼龄就是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革命资格比宋子文老多了。然而，这个时候的宋家大小姐，正伴随她的白马王子孔祥熙，推行其“稳健”政策，在北方按兵不动，冷眼坐观南方的成败。事实上，即便英明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革命有着必胜的信念，但也未必对这一次的开府，有着成功的绝对把握。

但是，正像广告词里所说的那样，“付出总有回报”。因为有了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又因为有了两次开府遭挫的经历，第三次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才有了获得成功的基础。如此，这才有了宋子文在南方政坛的崛起，“潜龙在野”一变而成为“亢龙在天”，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钱庄经理，一个商界跑龙套的小角色，一跃而成为南方政府的财政大臣，成为一言九鼎的南方“金融沙皇”，真可谓横空出世，一飞冲天。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对于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府来说，宋子文只是搭了一个末班车，却抢了个早市。3月间，子文出任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这是大姐蔼龄、二姐庆龄的旧职，也是子文政治生涯的开始。虽然，就职务而言，这个位置并不算高；但是，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南方政府的大人物，也可以熟悉大本营的一套运作程序。显然，这是一个过渡，更是一个历练。

果然，4月间，子文便有了新职，转而出任中央银行筹备员。对于子文来说，干金融，这是他的所长，也是他的专利。在美国老大哥那里，学的就是这一套么！子文办事，真是雷厉风行。5月间，中央银行便已成立，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林云陔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任副行长。虽屈居副手，但看得出来，这是个管事的人物。

10月间，宋子文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用现代的官职比照，大致相当于两广税务局长。这不但是一个独当一面的要职，更是一个让人垂涎的肥缺。事实上，在不少元老人物看来，这个大元帅的小舅子，半年前还是一脸的稚气，而现在已经是跻身于南方政府的新贵了。半年三迁，真让人看了眼红。

如果说子文南下，第一年坐的是特快列车；那么，在随后的几年里，搭乘的就是直升飞机了。1924年4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财政委员会委员，这是向财政高层迈出的一步。8月间，宋子文升任中央银行行长，成为南方政府的阁僚。一年多以前，宋子文还只是上海滩上名不见经传的钱庄经理，而现在已经是南方政府最年轻的内阁大臣，掌控国民党金融事业的最高主管。虽然，从副行长到行长，只是顺理成章的一次升迁，算不上放了一颗卫星；但30岁的年轻人就当上政府阁僚，在一个老成人的国度里，不能不说是一次破格的任用。

不过，那是一个非常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年代。在今天被看作是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时代正是一种常态的演变。1925年，宋子文的仕途，已经由坐直升飞机改乘波音客机了。是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对于宋子文来说，这不啻是失去了一道像青藏高原那样巨大的政治屏障，当然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由于两年来的杰出表现，也由于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宋子文已经像一棵大树，在南方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扎根了。是年7月间，宋子文兼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商务厅厅长。这是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子文得到的又一个政府高职。这说明，尽管失去了中山先生的扶持，宋子文的政治前途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由省财委委员到省政府委员，由金融到商业，宋子文主管的范围正不断扩大。一切都预示着，子文的政治仕途正如曰中天。

曾国藩看人论相曾有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灵验与否，当然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不过，从宋子文的面相中，的确看不到那种治国安邦的宰辅相。广州时期，许多与宋子文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与宋家那几个国色天香相比，宋子文给人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逊了。五短身材，淡而无味，一副恭喜发财，拜托拜托，与世无争的面团相。虽然和蔼中透着一种严厉，但严厉中又不失有事好商量。活像钱币上的头像，笑得很威严，但又颇感勉强。在人们的印象里，这种人大都出现在东家的账房里，终日查看账簿子上的蝇头小楷。谁能想到这样的人会走上政坛，成为未来国民党广州政府、南京政府的重臣哩！然而，机会说来就来了。

是年8月，在南方政府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国民党左派领袖、广州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董事长廖仲恺先生被右派势力暗杀。就政治立场而言，宋子文属于中间偏左，与廖仲恺先生较为接近；就私人关系而论，廖仲恺对宋子文是十分爱护的。多年来，廖仲恺一直是南方政府财政主管，宋子文能够在南方崛起，尤其是能够获得中央银行行长的要职，就是廖仲恺大力举荐的结果。廖仲恺先生的被害，对宋子文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但是，政治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政治上，一个大人物突然消失了，往往有如一颗恒星的塌陷，由此而产生巨大的引力。现在，廖仲恺惨死了，随之是南方的中左派力量对右派势力的一致声讨，许多右派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落荒而逃。原先左右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顷刻间成了左派的天下。廖仲恺生前的主张，正在被形形色色的人争相颂扬，有真心拥护的，有随波逐流的，有静观待变的，也有别有用心的。结果，曾经得到廖仲恺大力奖掖的宋子文，在仕途上，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受重用，先后接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南方政府财政部长，成为南方政府的财政大臣，填补了廖仲恺遇害后留下的空白。到了这个时候，宋子文在南方的地位，已经是任何人都不可轻视的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宋子文的仕途，仍以破竹之势前进。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国民党党权，重新进行一次分配。宋子文继续居于有利的政治位置，不但被选进36人的中央执委会，而且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第一次打进中央权力圈，成为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要人。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先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甚至被选为国民政府五常务之一，与老资格的汪精卫、孙科、徐谦、谭延闿平起平坐了。这个时候的宋子文，一身兼任国民党南方政府党、政、军、财、商等五大领域要职，俨然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人物了。

多少老资格的革命党人，跟着中山先生马前鞍后地干，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冲冲杀杀一辈子，也没能在南方政府里捞个一官半职，而宋子文却在两三年间唾手可得。这样一个结果，不能不让许多老革命党人感到不平。当然，除了宋子文的家族背景，我们不能不承认宋子文的机遇。当时的南方政府，正处于草创时期，各方面都需要展布新局，正是求才甚切的时候，尤其是财政金融人才，真可以说是思贤若渴了。南方政府有革命家，有政治家，有宣传家，也有军事家，但财经专家与金融长才，则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物以稀为贵，人以缺为高。以宋子文的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又有一段纽约华尔街银行“练摊”的经历，老实说，这样的优秀人才，即便放在今天，也会让人肃然起敬，遑论是7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而一生爱惜人才的中山先生，且不论与子文有着父辈及子辈两代人的深厚渊源，即以他那种海纳百川般吸纳人才的雍容气度，也会对子文加以援引和重用。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宋子文的崛起，正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变。

事实上，宋子文的崛起，正是生逢其世，机逢其时。《晋书》所云：“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唐杜牧所吟：“莫为霜台愁岁暮，潜龙须持一声雷。”即指此。“潜龙”子文出山伊始，正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由单纯的武装革命到建立政权的阶段。由此而形成对人才的全面需求，即不但要有政治家、军事家及党务专家，而且要有管理财政、经济、金融的长才。中山先生革命一生，身边聚集了大批党务、政治、宣传、军事人才，惟独财经及金融专才不多，不能不说是南方政府的一大遗憾。而宋子文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填补了南方政府的一大人才空白。这是宋子文能够冲天而起的最大因素。

所幸，中山先生没有看错，仲恺先生也没有看错，宋子文并不是一只绣花枕头。他的野心勃勃和真才实学，他的雷厉风行和大刀阔斧，他的聪明机敏和踏实肯干，都很适宜于在那个年代草创大业。于是，在南方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升起了!

★中央银行之父★★

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是从筹建中央银行开始的，由此而奠定了国民党中央银行创始人的地位。

走在今天的繁华市衢上，要找一所公厕方便一下，确是不容易；但要找一家银行，那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的。银行的作用，不但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推进器，而且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的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于银行的认识，还处在开启民智的阶段。广州毗邻港澳，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得风气之先，情况也许好一点。但即使如此，办得好的金融机构，都是一些外商银行。英商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日商的台湾银行等，不但实力雄厚，且信用颇著，发行的纸币已经渗透到全省各地，以此操纵着南方的金融局势。

说到华商银行，只有嘉华、东亚等几家小银行在小打小闹；钱庄银铺倒是有几百家，但都是一些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 稳定金融局势的本领是没有的，利用谣言跟风，制造金融风潮，却是第一流的本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广州有一家官办的广东银行，但架不住政治风潮的冲击，已经奄奄一息了。事实上，中山先生虽开府广州，领导南方革命，但执广州银行业牛耳，在南方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依然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洋人办银行，自有洋人的游戏规则。赚钱的买卖，当然会做的；不赚钱的买卖，偶尔也会做，那就是所谓“政治买卖”，不外就是“顺‘洋’者昌，逆‘洋’者亡”了。这对于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威胁。

当然，说到闹革命，自然离不开玩枪玩炮。但玩到最后，终归还是玩钱。没有钱，扯起旗，招不来兵，买不来马，也买不起枪，购不来炮。《九尾龟》说：“有钱诸事办。”虽然只是5个字，却是道尽了钱之大用，同现代的流行说法“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正是异曲同工。中山先生闹革命，屡遭失败，原因固多；但没有钱，经常陷于囊中羞涩的困境，没有稳定的后勤支援，是一大因素。现在，南方大局初定，党要改组，政要改造，军要重建，什么都要搞，但首先是要搞到票子。于是，创立中央银行，建立自己的财政金融系统，不能不成为中山先生的急务。

也许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创立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南方政府成立后，盐税成为政府开支的重要财源。宋子文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一直将盐税收入存放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1923年底，宋经理奉大元帅令，拟将存在该行的11万元税款提出，拨充军用。但该行百般托词推诿，拒不交付。随后，有关行员竟携带相关单据潜逃香港。好在这是南方政府的地盘，由不得他们胡来，大元帅一声令下，南方政府便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不动产扣押查封，变卖抵款，总算弥补了盐务稽核所该项税款的损失。

不过，这样一个教训，给大元帅的刺激，给宋子文的刺激，真是太大，也太深了。中国人办的银行，还这样混账，外国人办的银行，还敢让人相信么？无论如何，要有革命政府直接掌握的银行，这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事。否则，大元帅真是吃不甘味，睡不安席。这就是中山先生第三次开府广州后，第二个月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的初衷所在。

大元帅的这一道命令，在宋子文看来，正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好在宋子文既有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理论，又有美国纽约华尔街花旗银行“练摊”的经验，还有上海联华商业银行、华义银行、神洲信托公司小试牛刀的实践，把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用于筹备中央银行，正是一展所长，实现自我价值的良机。

创办中央银行的第一步，是主持制订条例、章程及组织规程。这是蓝图的设计，也是未来运作的依据，不可不慎。但中国人办事，不可不认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亦不可太认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下去。但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正是一头初生之犊，把一切都看得十分简单。以为纸上的东西，将来是要一条一条地实行的，当然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于是，条例7条，章程6章38条，规程12条等，无不是对照西方货币银行学说，仿照华尔街银行的样本，引经据典地炮制出来，送交大元帅审阅，由大本营政务会议讨论通过。说到中央银行的特色，当然也是有的，这就是由宋子文规定可以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权： 代政府募集债款，代收各种公款，代政府创办国有实业及发行货币等，使中央银行真正成为南方政府管辖地区的金融中枢。

创立中央银行，最大难题，是筹集资本金。当时，南方政府一穷二白，早已是寅吃卯粮，哪里能筹集到足够的准备金。于是，宋子文通过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的关系，拟议向中国银行借款200万元。以实力论，中国银行是华商银行中的“大哥大”，区区200万元，还是拿得出来的。但中国银行起于北方，总行亦设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从而与北方政府的关系很深，甚至被视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有这样的政治利害关系，自然不会为南方政府“两肋插刀”了。然山不转路转，石不转磨转，老谋深算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不想把事情做绝，也为了预留一条后路，让贝祖诒向总行请示，总算没有一口拒绝，并密嘱贝祖诒答允承借50万元，以敷衍一下南方政府的面子。

这点钱成立一个钱庄是绰绰有余了，但要创办一个中央银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只好由大元帅出面，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借了一笔款，据说是1 000万元毫洋，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才有了着落。另由宋子文出面，向地方金融机构借了18万元，作为委托美商代印钞券的费用。

1924年8月8日，是中央银行董事会成立的日子。这个曰子选得很好，现代的俗语就是“发，发”了。董事会由7人组成，这是由大元帅亲自指定的，他们分别是： 大元帅府总参议胡汉民，财政部长兼盐务署督办叶恭绰，大元帅府秘书长兼广东省长廖仲恺，两广盐运使邓泽如，中央银行行长林云陔(筹备阶段)，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广州市长孙科，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央银行副行长(筹备阶段)宋子文。廖仲恺任董事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行长。除了宋子文，其他董事都是名头很响的大人物。

8月15日，举行中央银行开幕式，中山先生亲临会场，勉励各界共同维持中央银行信用，促成中央银行发展，“使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新任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讲话，表示“自来官办银行，每因借垫政费过多，遂使周转不灵。本行自当恪守条例之限制，决不敢稍有瞻徇”。强调“本行现既发行货币，惟有十足准备金，决不敢超出定额”。这是一个现代银行家的远见，但也不能不说他对当时的环境还相当隔膜。

的确，历来的官办银行，毛病都出在信用太坏上面。原因不外是官家或军阀都把银行看成自己的钱袋，要用钱，伸手就取。金库的钱取光了，就拼命印票子。滥发纸币的结果，不外是造成物价飞涨，有钱买不到东西。等到客户发现上当受骗，赶到银行挤兑时，看到的却是一块“停兑”的招牌，故此造成老百姓对官办银行的印象极坏。此前，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准备金被军阀劫夺，广东省银行滥发纸币4 000万元等，造成客户挤兑局面，均不得不挂出“停兑”牌，以应付危局，就是极好的证明。

当时，广东市面上的币制十分混乱，流通中的货币，既有银两、银元、铜钱等“硬通货”，又有各种各样的纸币。就纸币而言，信用最好的是所谓“港纸币”，为外商银行发行；信用最臭的是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因此，成立中央银行，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予以最大关注。事实上，中央银行固然按十足准备金发行纸币，但人们在心理上，对官办银行抱有很深的信用危机，连带着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都成了绝大的问题，不但老百姓不愿使用，就是政府机构也不感兴趣。这也难怪，谁愿意把白花花的银子，眼睁睁地往水里扔呢！出现这样一个尴尬局面，对于宋子文的金融管理能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考验。

不过，年轻气盛的新行长，不但有背景，而且有办法。一切都处在革命时期，用不着瞻前顾后、左顾右盼，革命需要的是大刀阔斧的硬朗作风，需要的是雷霆万钧的霹雳手段。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不是没有人买账么，不要紧，有革命政权撑腰，还怕玩不转么!

于是，新行长一纸呈文送到大元帅那里： 窃职行奉政府特准发行货币，“所有公私款项出纳，自应一律通用，在公家征收机关，尤应专收职行货币，以示提倡。事关提倡职行货币信用，应请钧座明令各征收机关，所有征收田赋、厘捐、租税，及其他公款，均一律收受职行货币。其报解公款者，非职行货币，概不收受。至商民交易，应准其照额通用，视与现金相等，并请令行财政部暨广东省长通饬各征收机关并布告商民一律遵照。”

两天后，大元帅颁令批准该呈文，指令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分饬各财政机关及商民一律收用中央银行的纸币。规定凡中央银行发行之货币，“公私出纳，一律收受。至缴解公款，应由解款人向中央银行换取货币，再行照解各收款机关。对于解款，非该行货币，不得收受，以利推行。”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指示，也是一个必须贯彻的决定。但是，官办银行的信誉委实太坏了，无法让人信任。尽管有大元帅的训令，有财政部的公告，有广东省政府的通知，中央银行的纸币，也还是受到机关和商民的冷落。更有人借着这一个事件，谣传政府将强迫商民使用中央银行货币等，以致更引起商民的恐慌。这当然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宋行长不得不再发表一篇《中央银行紧要通告》，声明：“查本行发行货币基金充足，十足兑现，商民尽可于本行营业时间内，持币直接向本行兑换银毫，并无强迫使用情形，其中显系不法之徒利用谣言，希图毁坏本行信用。兹特郑重通告，凡商民人等持有本行货币者，可即向本行兑现，毋得轻信谣言，自启纷扰。”

为了便利商号人民兑换，使谣言不攻自破，宋子文下令在广州西关荣巷口及永汉北路设立了两个发行兑换处，每日上午8时起至下午6时止，星期日照常交易，凡有持中央银行货币兑换毫银或持毫银兑换货币者，均可随时交易，十足兑换。同时，中央银行另委托8家信誉较好的商业银行代理兑换业务。一切十分方便，一切都以事实说话，你还能不相信么？境况开始好转了；但是，备受冷落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这是因为外币的信用，普遍要好于国币。在外币的挤压下，国币的生存境遇，不免要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于是，南方政府颁布《取缔外币条例》，规定：“所有市面直接交易，概以国币为限，不得行用外币”；“凡人民向征收机关缴纳田赋厘捐及其他公款，务须一律缴纳国币”。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外币被铲除了，你还能不用中央银行发行的国币么？而且，对于机关及商民以低价收买或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纸币者，颁令“即行查拿严办”。

在南方革命政权的保护下，中央银行的纸币，终于在广东市面上流通起来。其他不说，仅广东的税捐一项，每月就有数百万元，必须以中央银行的纸币缴交。有了这个数百万元垫底，中央银行的国币，开始站稳脚跟了。

中央银行的局面，总算打出来了。但是，宋子文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一个真正的商业银行，说到底，要靠银行本身的卓著信誉来维系。政权的保护，也许可以偶一为之，但不可再，不可三；否则，就等于是自断命脉。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了，也流通了，但中央银行的信用问题，始终是宋子文特别关注的。他一次次强调：“货币流通，全恃信用。”这可以看出他的见地，也可以看出他的主张。

中央银行的信誉，一天一天地见好；中央银行的纸币，甚至在邻近广东的省区也开始流通起来。不过，宋子文丝毫没有陶醉，“鄙人初无点金之术，所恃者唯平日所积储之十足准备金而已。本行自发行货币以来，即谨守先大元帅训示之宗旨，所谓‘现兑’是也(即以现金兑换货币)。是先有现金，而后有货币，则准备必无丝毫之欠缺，以货币兑回现金，自无问题。”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和稳扎稳打。

不过，一切都还只是开始。政治的波涛，总是像黑色的幽灵一样，永远在银行的门外荡漾。为了维护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不得不为之战斗。对于现代金融制度而言，最危险的敌人，是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党棍等的野心分子。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官办银行，不就是“四十大盗”的藏金宝窟么！那里面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不用白不用，不拿白不拿。

于是，面对中央银行所拥有的“财富”，这些野心分子早已是眼睛发红，嘴角流涎了。只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于大元帅还健在，打开这座藏金宝窟的钥匙，掌握在大元帅手里。在那个什么都缺，尤其缺钱的年代里，面对各种面孔的“伸手将军”，他始终坚持一条： 必须遵守中央银行的规则，即便是大元帅，也不能有任何的例外。对于新生的中央银行来说，大元帅就像一座大山，替他们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挡住了贪婪分子的图谋。

不幸的是，中央银行创立不久，大元帅就启程北上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巨星陨落，大山倾倒，中央银行失去的，不仅是一位革命领袖，而且是一座坚实的屏障。从此，形形色色的野心分子，无不把中央银行看成是乌鸦口中的一块肥肉，意欲分肥者有之，企图独吞者亦有之。

先是南方政府的方方面面，都一致叫嚷经费太窘迫了，中央银行有的是印钞机，为什么不能多发一些纸币呢？这当然是一个可笑的理由，宋行长以大元帅有遗训在先而拒绝了。好在南方政府的各种政治派别，都在“高举”大元帅的旗帜，宋子文以大元帅的遗训作挡箭牌，他们暂时还不敢公开反对。这是在保卫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宋子文打赢的第一场“战争”。

不过，这只是一场前哨战；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果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开始闹事了。滇军以解决饷源为借口，向中央银行强行“借款”60万元。宋子文当然不会屈服军阀的压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一边将银行准备金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一边宣布中央银行停止营业。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措施，也是一个坚决回击的姿态。刘、杨叛乱很快被南方政府平定，中央银行随之恢复营业。因子文处置危机得当，颇得各方好评。这是在保卫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宋子文打赢的第二场“战争”。

一场总决战开始了。两个月后，廖仲恺先生遇刺身亡。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整个南方都被震撼了。于是，广州谣言四起，商民惊愕。在现代社会里，一切政治的动荡，最先波及的，是金融市场。先是市面上各家店铺拒收中央银行货币，继而纷纷到中央银行挤兑毫洋等现钱。整个国币的信用，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对此，宋子文不仅下令照兑，而且将每日的营业时间，延长两小时，有多少兑多少，显示了中央银行的强大实力。两天之内，中央银行凭借十足准备金的政策，在兑出40万元现钱后，“兑潮”逐渐平息了，中央银行的信誉不但得以维持，而且迅速攀升。这是在保卫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宋子文打赢的第三场“战争”。

对于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来说，这是一个成功，不过，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教训。“从来省办银行者，以滥发纸币为能，屡蹈覆辙，致市民闻而色变，每遇风潮，即一蹶不振。故鄙人任行长一日，即负一日责任，必维持货币之信用，必保证准备之充足，否则任意滥发货币，或通融移挪现金，无以对先帅付托之遗训，更何以对吾粤之商民，故鄙人今日敢宣言者，宁可牺牲行长地位，决不能动摇十足准备之主旨，此所敢自信，尤当为政府及商民所共谅者也。”这是一个清醒的认识，更是一个勇于负责的态度。

事实上，“十足准备金”的政策，在宋子文的手中，不但成为维护中央银行信用的一道坚固的防浪堤，也成为促进中央银行成长的一个推动器。到1925年11月，中央银行的月周转总额，已经攀升到8 500万元至1亿元之巨，与年初相比，已经增长了5倍。在整个南方政府期间，中央银行发行纸币逾2 000万元之巨，是创立初期的600余倍。甚至以毫洋兑换中央银行的纸币，还要向中央银行贴水，这是表示中央银行信誉卓著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央银行的成功，有了一个稳固的金融中枢，也为宋子文在南方推行新的财经政策，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财经“沙皇”★★

宋子文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的遇刺身亡，对于国民革命，固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然对于他本人的官运，却是一大意想不到的收获。

历来的财政部长，都是支撑政府的一大台柱，是不可以须臾或缺的。1925年8月20日，即廖仲恺先生遭贼人暗算的当天，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首先任命大本营法制局长古应芬兼署财政部长及军需总监、广东省财政厅长职。古先生是一个法界名家，但并不是一个理财家，面对南方政府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危机局面，自知才力不逮，当了14天的“维持会长”，就甩膀子不干了。没有办法，广州政府接着任命邓泽如接长财政部。邓泽如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财名家，18岁即前往南洋地区经营工商业，并在海外积极筹款支援国内的革命，颇受孙中山先生赞誉，曾任南洋各埠筹款委员会委员长。中山先生开府广州后，先后任广东军政府矿务局长兼广东省矿务处长、大元帅府建设部长、两广盐运使等职，算得上是一个筹款专家及经济建设长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财经老手，面对南方政府这样一个无米之炊的局面，也只好自认无能，仅仅干了17天(比古应芬多3天)，就撂挑子不干了。廖先生被害后一个月，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不得不为财长人选，第三次坐到一起，开会进行紧急磋商。研究的结果，一致同意破格任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继续兼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商务厅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等重要职务。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新任命，加入南方的革命仅两年多时间，就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经济的最高主管，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升迁。事实上，广州国民政府自1925年7月1日成立以来，名义上设有军事、外交、财政、交通、司法五大部，但真正任命了部长的仅有军事、外交、财政三大部，交通、司法部都还只是一个空架子，连部长也不知在哪里！因此，这个时候的南方政府，还只是一个仅有3个部长的政府。现在，宋子文不但是“三分政府”有其一，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首脑，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番突愕和惊叹!

在南方政府中，财政部长是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官，也是一个变动频繁的宝座。自中山先生第三次开府广东以来，已经有5人先后出任政府财政大臣，他们是叶恭绰、廖仲恺、古应芬、邓泽如、宋子文。五大财长中，年纪最大的是邓泽如，以62岁的高龄接长财政部；比较年轻一些的是叶恭绰，以43岁的中龄出任财长。相对于嘴上没毛的宋子文来说，他们都是老成人物了。现在任命一个31岁的年轻人担任财长，这固然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着险棋。不过，这是一个风云变幻、万象更新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涌现新人、创造奇迹的年代。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无论天空中出现什么样的“超级新星”，都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变。宋子文的不断飚升，固令人眼花缭乱，但还在情理之中。

其实，宋子文能得到老成人物的信任，多少得力于他的多做少说、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这也是他与其他作风浮华的新人所不同的地方。接到新命之后，宋子文接受报界采访，曾说道：“历来的财政长官，到任之始，无不有长篇累牍之宣言，无非整理税饷、除尽积弊等等陈言，千篇一律。而受事以后，考其事实，每与宣言相去甚远，其所谓宣言之效力，实等于西人所谓元旦日自新之决心，不出24小时之久。今鄙人系抱定实行与民共休戚之宗旨，如能做到，则不发宣言，亦必能得社会群众之扶助；如不能做到，虽有宣言，岂非失信于人。”

其实，宋子文的这个“就职声明”，仍是一个不是宣言的宣言；但比之许多“说得到，做不到，放空炮”的高调宣言来说，确是高明多了，颇得广东政界许多元老人物的赏识。广东的财政局面，真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境地。宋子文曾为之痛恨地说： 广东“全省皆为军阀把持，已无一片净土，致大本营各部及行政机关，徒具其名，不能行使职权，政费几至无着，财政上等于一筹莫展。”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当时，南方政府的最大问题，是广东财政的混乱；而统一广东财政的最大问题，是军阀的坐地征收。军阀对广东财政的垄断，源于中山先生在领导南方革命的过程中，最初依靠的都是一批南方的“革命”军阀。事实上，这是一笔政治交易。起初，军阀们尽管有野心，有枪杆子；但由于没有政治威望，不能对人民起号召作用。他们要争地盘，要打天下，不能不借助孙中山这尊革命的偶像，这就叫“拉大旗，作虎皮”了。而孙中山有主义，有威望，所缺者惟军队耳！为了推进南方的革命，完成护法大业，不能不利用这批“革命”军阀。但中山先生两袖清风，养不起这帮家伙，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承诺在打下地盘后，让出财政征收权，由“革命”军阀在所辖防区内，自行征收国税、厘捐及禁烟、铁路等收入，以解决各自的军饷问题。结果，尽管在表面上，南方政府建立起来了；但体现政府权利的各项财政征收项目，维持政府命脉的重要税收厘捐，大都落入“革命”军阀手中。政府收得少，支得多，形同虚设；以致政府机关人员屡屡不能及时领到或领足薪水，已经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境地。

积愤之下，廖仲恺生前曾设想于9月1日起，收回被“革命”军阀掌控的税捐征权，推进财政统一；但军需局经过测算，即以10日计发一次军饷测算，亦须先筹足70万元，方可从“革命，，军阀手中“购”得税捐征收权。而就是这样一笔款子，廖财长亦因无法筹足，而不得不放弃这一“赎买”政策。

廖财长的遗愿，现在由宋财长来继承了。以资历、威望与经验而论，宋不若廖多了，但宋的优势，不但是年轻气盛，敢作敢为；而且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成功了，当然可以继续干下去；即便失败，不要紧，还可以再回到上海滩，继续去当银行家么！

9月下旬，宋子文走马上任。9月底，宋子文便签发部长令：“10月份起，各机关经费须直接向财政部或财政厅请领支出，以符合统一财政之旨。”也许宋子文知道： 仅凭这一道旨令，并不足以解决问题。随即，宋发出威胁了，“如有仍然截留抵拨，即是破坏财政统一，一经查出，定必呈政府严惩。”囚为政府不能按时发薪，也因为各级机关普遍的腐败作风，通过截留税捐收入，或抵充支出，或中饱私囊，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如听任这种积弊继续泛滥，所谓的财政统一，当然只是一句空话。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统一财政的最大的关键，当然还是“革命”军阀的坐地征收问题。宋子文清醒地看到：“财政为政府命脉，非使财政充裕，举凡善后一切政务，均无从着手，而征收机关，若均归军队霸收，又何从整理。”10月初，宋子文以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名义，颁布训令： 对于由各军占有控制的税捐征收机关，“不避艰险，毅然命员分往接收”。

是年10月至12月间，国民革命军先后发动第二次东征及南征，均取得重大胜利。军事实力的增强，无疑地加快了财政统一的步伐。为此，宋亲电各驻军首长，重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军饷统计表统收统支的命令，并要求各军长官通饬所部：“嗣后对于驻在防务经费、及山铺票等饷款，勿得妄行干涉，强事截留，或强据包办，破坏财政统一。”宋并警告：“如再有上项情事，本部惟有先行停拨军费，一面咨请军事委员会，派员查明，照特别刑事条例惩办，以维法纪。”

这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威胁，也可以说是一次公开宣战。形势突然地紧张了。就在财政当局与“革命”军阀虎视眈眈，面临公开摊牌的关键时刻，最大的“革命”军阀蒋介石率先垂范，声明： 坚决“贯彻统一之旨”，主动要求宋子文向第一军驻地佛山三水地区派出财政处长，接管当地的税捐征收事宜。蒋介石的这一声明，无疑是一个正当其时的表态，对财政当局，是一个切实的支持；对其他“革命”军阀，是一个有力的弹压。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未来的南方政府，不就是我蒋某人的政府么！今天，由宋子文派员接收各地军阀控制的征收机关，不正是替我蒋某人在“削藩”么！因此，与其说这是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支持，不如说这是宋子文对蒋介石的贡献。前恭后倨，欲取故与，这是蒋的野心，也是蒋的手腕。不过，因为有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的坚定支持，宋子文的统一广东财政的工作，有了坚强的军事后盾。不过，宋子文并没有忘记运用威逼加利诱的两手政策，对于那些及时交出了征收机关的军队，所有应需饷项，由国库按照预算饷额，分日拨交军需局转发。这是一场交易。

在宋子文的铁腕之下，统一广东财政收入的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自然，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比之廖仲恺来说，有着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征及南征中，都取得了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那些藐视南方政府的“革命”军阀；二是由宋子文一手创建及掌握的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取得了成功，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廖先生当年拿不出70万元的“赎买费”，但宋子文能够拿得出。“一个钱做单客，两个钱做双客。”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12月间，宋子文通过成立筹饷总处，月筹饷达140余万元之巨。当时，归属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队，计有7个军，除第7军在广西外，广东有6个军，共71个团，实际兵力在7至8万人之间。薪饷发放的标准大致是： 士兵每月10元，伙食费标准每月2元。排长到团长的月薪，在32元至400元之间。连长以上的官佐，每月还有一定的公费支出标准。以此估算，广东每月支出军饷，大致在140万元至160万元上下。据此，筹饷的收入与支出，缺口不算太大。军需粮饷的供应，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在宋子文的威逼利诱下，同时也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革命”军阀在权衡利弊后，不得不拱手交出税捐征收大权。

在统一广东财政的过程中，宋子文打出旗号是：“统一财政，实为统一广东、统一民政及军政、取消个人霸有民政及军政之权衡的步骤。”根据宋子文的提议，国民党二大通过了财政决议案，明确指出：“统一国家财政，实为发展国家之惟一基础。”按宋子文的观点，推进统一广东财政的改革，决不是为了与“革命”军阀争利，也不只是为了多收几个钱，而是为了统一军政、民政，发展国家基础。

看到宋子文把统一财政的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广西的“革命”军阀、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坐不住了，多次向南方政府交涉，要求旱日结束广西的半独立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李军长认为：“因将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中央统一办理”。

这是一个主动归顺，宋子文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南方政府的理由是，两广军政的统一是可以的，民政的统一也是可以的，独财政不可以统一。广西的财政，仍请广西军队坐地征收，中央无意夺爱。李军长不能表示同意，对宋部长提出质询： 既然广东的税收已交财政部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财政部统筹核发，则广西方面也请财政部照此办理。但宋子文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原来在宋子文的眼里，涉及国家财政统一的大计，也只是一桩买卖。赚钱的买卖是可以做的，吃亏的交易是不干的。所谓“统一国家财政，实为发展国家之惟一基础”云云，都只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原来，广西虽然只有一个军，但兵力有18个团，计4万人之多。而广西本为贫瘠之区，税捐本就有限，居然养了这么多的军队，开支方面自然是入不敷出了。当时，一个广东兵的薪饷，可以养两口之家；而广西兵不但不能按时发饷，就是每日的伙食费，也只有小洋2角。官长不论高低，伙食费一律4角。各级主官除少数“公费”外，别无其他津贴。所谓养家糊口，自是免开尊口。真是同在一个蓝天下，差异何其悬殊。这就是广西的“革命”军阀主动要求归顺中央的原因，也是政府财政当局断然接受归顺的底牌。

李军长对宋部长的嫌贫爱富，颇有些愤然了，“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责问，更是一个义正辞严的痛斥，宋子文为之语塞了。只是，语塞尽管语塞，赔钱的买卖，依然是做不得的。

广东的“革命”军阀要求财政独立而不可得，广西的“革命”军阀要求将财政统一而不可得。在两广统一财政的问题上，宋财长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说到底，都只是为了一个钱字。因宋子文不肯做赔钱买卖，广西的财政终究未能统一到广州国民政府治下。对于广西的“革命”军阀而言，这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为革命行苛政”★★

实事求是地说，南方革命政府时期，是国民党的财经政策实施得比较成功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山先生一手创建的，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确不是一句诳语。即以宋子文而言，当时谈不到“官倒”，更谈不到“官盗”；什么“四大家族”等等，当时还没有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宋子文得以按照自己的抱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等到蒋介石开府南京，从四大家族，到遗老新贵，纷纷窃取高位，掌控大权，监守自盗，中饱私囊，政权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所谓的“天下为公”，只成为政府的一块遮羞布了。

在统一广东财政的过程中，宋子文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诸如： 清理田赋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整顿筹饷机构，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等，对广东的财政税赋项目，进行了一番全面整理。整理税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增加收入。但是，整理税项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各阶层经济利益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当然不会允许加重工农阶级及市民阶层的经济压力，重点只能是放在地主、商人、小业主及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洋奴买办、高利贷者身上。据此，比较合理地调整了各个经济阶层的税赋支出，并为现代资产阶级财经税赋项目及制度的创立，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宋子文是一个优秀的理财专家，也是一个天生的敛钱高手。虽然，他在美国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的训练，在金融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并不一样，广东的情况与上海方面也不是一样，这是很多人都懂的一个道理。

宋子文面临南方的复杂局面，照样能举重若轻，玩得有声有色。对于宋子文的手段，我们不能不表示佩服！他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对旧的财政税收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建立较为公平的新制度；一方面，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在严刑峻法的同时，辅以利权均沾，把反对改革的旧势力，诱使到新政的阵营中来。

事实上，宋子文的成功，多少得力于他的铁腕。他不像中国的旧官僚，久经官场历练之后，早已变得像沙滩上的石头，又圆又滑，处世八面玲珑，顺时俯仰；办事虎头蛇尾，外强中干，往往一遇阻力，便推诿敷衍，草草收场。宋子文成长于美国，历练于财经界，较少受中国旧官场的影响，办事认真，勇于负责，遇事一抓到底，有始有终。结果，许多看似复杂顽症，到了宋子文的手上，在重药猛攻之下，居然渐有起色。

以印花税的征收为例。历来的印花税，本是一个丰富的税源。但多年来源于衙门作风，广东印花税的征收，却是因循旧习，弊端丛生，税源近于枯竭。一方面，印花税票大多系民国初年所定，易于仿造冒充；另一方面，商民往往缴款而不粘贴，无法及时检查核实。一些不法分子借机生事，乱收滥罚，中饱私囊，致使每年的印花税收入，仅区区60余万元，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宋接手后，即通过重新公布印花税法，设立印花税总处，改革办法，统一征收。对于普通印花税，由各承销、代销点限额推销。如果不能足额销出，则立即取消其资格。烟酒印花税是一个大项，原来的办法，是在零售时自行粘贴；现在，统一改由财政部管辖的检查所，直接在总售处代为贴足，并将卷烟印花税率提高了100%。对于酒精、爆竹、汽水等原先未列入征收印花税项的商品，则新开征，以增加税源。

为了整顿征收过程中的瞒漏、作伪等流弊，宋子文痛下杀手，宣布旧式印花税票一律停止使用，启用新式印花税票。商民购存的旧票，限期交有关机构查验，如非伪票，即准调换等额新票。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整顿印花税征收机构，禁止非专项人员随意拦截检查，故意留难苛扰；一方面，对商民加强税法宣传，重申商民业户应依法贴足印花，不得违章瞒漏，增强纳税意识。经过一年的整顿，结果，仅印花税一项，即由年征收60余万元，猛增到年征收300多万元。

印花税的征收，只是宋子文整顿税赋的一个缩影。其他各项税赋的整顿，无不体现了他的霹雳手段。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他下令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他深知中国的各级官吏，从来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据此，他责成各县县长，坚决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将旧款、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以此进行“征收考绩”，严格考核。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者，予以记过、记大过的处分，严重者摘去宫帽。于是，田赋的征收，在一年问提高了一倍，达到了302万元。

道高魔亦高。面对宋子文的高压政策，不法分子纷纷使出了看家本领，与政府进行较量。当时，煤、汽油类实行特税征收制度，并规定了一套严厉的处罚办法，以期保障足额征收。但在实施过程中，或是不法油商脱逃港澳，或是事先转移赃物赃款，政府即使查获，往往也难以追缴到相应的税款。

不过，宋子文有的是办法，规定在油商领取进口单证时，必须取得信誉良好的殷实富商的担保；一旦发现有偷税漏税情事，除货物全部充公外，另处以高额罚款。如政府特税蒙受损失，则必须由担保人补足。这样一个连环套，民间的俗语，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此，品行不端，信誉不好的油商，因无人担保，也就难以申请到进口单证。偷漏特税的现象，不免大为减少。如此，在宋子文的严密法网之下，煤、汽油的特税收入，半年之间便由104万元增加到216万元。又是一笔巨款进账。

然而，最大的财政收入，当是源于厘捐杂税的整顿。其时，广东的厘捐杂税之多，除了研究厘捐杂税的专家之外，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举其要者，有厘金、纸税、布税、蜡税、丝税、府税、典税、契税、颜料税、营业税、保险税、矿业特税、商业牌照税、屠牛牛皮税、舶来皮革税，以及房捐、屠捐、猪捐、糖类捐等；甚至在纸、布、蜡、丝、颜料等专税之外，另有附加税。至于妓女卖淫，除了要交一笔花捐，也得另交一份附加，以便为“国家”多作一份贡献。现代的人听来，不啻是一个海外奇闻了。

如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无异于杀鸡取卵，老百姓早已是不堪重负了。据此，宋子文的手段是，设立改良税捐委员会，取消一批苛捐重税，革除部分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改革为公开竞争投标制。通过公平竞争，减少官商勾结的弊端。投标过程中，对于拖宕缴纳招承底价，或原先底价定得过低的，则以果断措施，撤销承办合同，取消其投标资格，另招商承办。经过多方整理，厘捐增加之多，月平均达100万元以上，比整理之前平均增加2倍，第一年即达到1 591万元之巨，相当同期盐税、印花税、烟酒税收入的总和。

自然，宋子文的“新政”，在推行过程中不是没有遇到阻力。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广东的沙田，即海滨淤地，向以膏沃闻名，海澳溢坦，相生相成。但膏沃尽管膏沃，这些沙田却大都被官僚豪绅霸占。他们既不纳粮，亦不缴款，事实上，俨然成为南方政府管辖之外的“飞地”。这在宋子文看来，当然是政府的重要财源。故因此他上任之后，即要求对沙田严定考成，设法清佃，派员分头勘丈征收。

一块久已到手的肥肉，眼看着就要被“乌鸦宋”叼走，田主们当然是心有不甘。于是，百般隐匿者有之，万般阻挠者有之，清丈沙田的工作，进展竟十分缓慢。为此，宋子文不得不拿出杀手锏，调动军队，进驻沙田，专事缉拿胆敢阻挠清丈、破坏农耕者，以蛮力保护清丈工作。同时，宋发出通告，限定时间，命令田主开列地址及亩数，径行报沙田清理处呈请审理，一经逾期，不但沙田充公，且严加处罚。结果，沙田方面的年收入，由原先的27万元，增加到69万元。

禁烟收入与筹饷收入，被时论认为是“寓禁于征”的两大“恶税”。恶尽管恶，但因为是一大财源，子文自不会轻言放弃，办法是在“走私通道”西江、东兴、两阳、肇罗等地，设立缉私检查所、卡，派员截缉走私。另设药料专卖局，以招标方式投拍认销权。一堵一疏，试行5个月，竟意外地获得212万元的禁烟收入。在筹饷收入方面，通过收回由各军控制的征收机构，取消军队的附征保护费，将其归充正饷。以前由军队批准的商承一律撤除，重新招商，加额承办筹饷。运行半年，亦将筹饷收入，由204万元增加到549万元；又经过半年，再增加到926万元。一年增加3.5倍，不能不说是一个想象不到的丰收。

整理盐务，是宋子文所花精力最多，所遇阻力最大的一项税赋整理。盐税收入，历来是广东财政的一大财源。盐政领域，也是他南下之后，最早接触的财经领域。早在担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期间，他就已领教了盐务领域的重重黑幕，甚至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署之间，因争夺利权而大打出手。当时，两广盐运使赵士觐因深恨盐商林丽生分赃不均，利用手中掌握的省河督运缉私大权，将林丽生的走私盐船缉获，秘密进行审讯，以获得的人证物证，向宋子文发难。其时，宋出道不久，老谋深算方面不及赵盐运使多了。在赵的大举进攻面前，差一点翻船。后多亏该案的承办人、财政部司长李承翼全力营救，始得脱离险境，反败为胜。

这样一个教训，宋子文真是没齿不忘。而他就任财长后，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原先相互制衡的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合并，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的盐务总处，“掌理盐务行政与场产运销及征税与稽核一切事宜”。并在大力整理盐税、清理积弊的同时，设立了24个盐警队，分驻全省各地，负责缉私工作。这是宋在财政系统内设立准军事力量，逐渐发展成为私家武装税警总队的肇端。经多年的苦心经营，从此盐税收入持续上升。1925年为203万元；1926年增至647万元；1927年更增至1 010万元。以个税而论，盐税收入成为广东税赋收入的第一税源。

所谓“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现在，南方政府的那些老成人物，不能不佩服年轻的宋部长的敛财手段了。以税额而论，1924年仅为861万元，1925年为1 630万元，1926年为6 903万元。两年增长了7倍，实在是大家此前想也不敢想的巨额财源。

宋子文俨然成了南方政府的一棵摇钱树。为了能从这棵树上摇出更多的钱来，不能不对宋子文予以表彰。1925年底，广州国民政府颁发嘉奖令，声称“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激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致此。”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是，“现在逆贼讨平，全粤统一，虽内部障碍尽除，措施较易，而此后筹备北伐，需款尤殷。望即更加奋勉，益图整顿，慎选僚属，严剔弊端，新税以次推行，苛征悉予罢免，务使军费充而革命完成，国用足而民力不惫。”这是一个希望，更是一个鞭策！宋子文不能不加倍努力，以报答老成人物的知遇之恩。

不过，宋子文清楚得很，纸币是不能滥发的，否则就要引发通货膨胀；税赋也有个限度，否则就是杀鸡取卵了。两招使完，广州国民政府还是大闹钱荒，奈何？特别是北伐在即，以蒋介石为首的“有枪阶级”，对“革命”的银子真是望眼欲穿；对子文的期望亦不断加码。好在子文究竟不是等闲人物，在敛钱术的夹袋中，还藏有一手绝招： 发行公债与库券!

其实，在一个前景不明的动荡年代，在一个缺乏经济实力的政府治下，任何公债与库券的发行，与直接从商民的口袋里抢钱，并无多大差别。但是，正因为有“空麻袋背米”的好处，宋子文的这样一个敛财术，颇得南方政府的欣赏，尤其是赢得“有枪阶级”的喝彩。

宋子文第一次发行公债，是在1925年10月，也就是担任财政部长的第二个月。总计发行短期库券40万元。3个月后加发有奖公债500万元。且强行规定所有军政及教育机关发放薪俸时，一律搭售有奖公债三成。半年后，宋再以黄埔商埠的名义，第二次发行有奖公债1 000万元。因乏人问津，不得不向商民强行推销。到北伐初期(1926年9月)，已发短期库券和有奖公债达2 428万元，相当于是年军费支出的29%。可见，公债与库券的发行，对“有枪阶级”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不过，无论是税赋厘捐的整理，还是库券公债的发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负担比例，但无疑是更加重了广东民众的额外负担。亦有时论认为宋的理财政策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简直是“横征暴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就曾当面指责宋子文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得干脆：“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李军长倒也表示理解，认为：“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李并称赞：“为革命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的确，与前任相比，宋的理财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各自为政的广东财政得到统一，腐败不堪的财政机构得到整顿，名目繁多的税赋厘捐得到整理，各个利益集团的财税负担得到相对合理的调整，一批财经改革举措得到推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等。无疑，这对于南方政权的巩固，尤其是对于北伐军费的筹措，起到重大作用。没有宋子文在理财政策方面的成功，也就没有北伐战争的如期举行。这个评价当不致是一句谀词。

当然，宋子文的成功，说到底，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已经到了一个由失败走向成功的成熟阶段。这是宋子文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大机遇。等到他坐上财长宝座，以黄埔军校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军事力量空前发展，两次东征及十二月南征的胜利，就是证明，这就为宋子文统一广东财政，推行各项财经新政，提供了最大的保证，这是他能比几个前任做得出色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宋子文理财政策的成功，不如说这是宋子文做官恰逢顺风顺水的成功。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宋子文的成功，有其个人因素。他的特殊背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山先生的面子，庆龄的面子，都是南方政府的最大面子，无论是哪个老成人物，看在这两个面子的份上，都不能不买他的账，官场上那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些理不清的关系网，也只有宋子文才可以公然加以蔑视，这是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得以成功的基本保证。

此外，宋子文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严格训练，他在财政经济和金融方面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甚至他在个人气质上所具有的冒险精神与务实作风，在南方政府的高干中，都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优势。宋子文就任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仍兼广东商务厅长及中央党部商业部长，都是因为在当时的政府高层，“近商人者，无政治、商业之学问”，“有学问者，又与资本家及商情如风马牛”。宋子文不但是一个专才，而且是一个通才。

宋子文的成功，有着时代机遇、家族背景及个人才干等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没有疑义的。

南方理财的成功，为宋子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亦为他后来成为国民党武汉政府、南京政府的财经首脑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综观宋子文的一生，南方时期，既是他理财的创始阶段，也是他理财的最好阶段；随着国民党主流集团曰益背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及蒋介石对大革命成果的篡夺，宋子文已经从早期为国民革命理财，一变而成为为蒋介石集团理财。宋子文理财的失败，已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