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成长

和许多香港家庭一样，我家的历史是从珠江三角洲的一座小村落开始的，祖辈从那里来到了香港这个充满机会和成长空间的大城市。

我祖父叫罗玉堂，1885年在珠江口西樵镇的一个小村子出生。根据家族的传说，祖父在1895年来到香港，那一年他十岁，后来进了皇仁书院。当时香港华人能学英语的地方就只有皇仁。许多皇仁毕业的华人后来不是成了立法局大佬，就是金融界和商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关于祖父早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例如他是怎么创业成功的，现在已经无从稽考。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在中环开了家贸易公司，位于皇后大道中旁边的昭隆街。昭隆街跟毕打街平行，已经接近洋人集中区的界线了，再往西就是华人区及他们开的商店，几乎看不到欧洲人。昭隆街19号，这栋叫“雅文超隆行”的楼房就是我们家的。后来我爸爸在这里开了家贸易公司，妈妈也在同一栋楼里开了家旅行社。现在因为改建，已经看不到街道原来的面貌了，但我还是会常去走走。我觉得自己和这里有很强的联结，来到这里就好像跟祖父及父母进行了一场小小的心灵对话。

我祖父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20世纪初的香港给予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许多商机。我祖父的事业版图扩展得很快，不久就坐上了某家英国大银行香港分行买办的位置。所谓“买办”是一种中间人或经纪人，他们在香港和内地其他通商口岸，代人生地不熟、不懂中国办事规矩的欧洲商人处理事情。太古集团、怡和洋行这一类机构的外国金融业者和贸易商都未学过当地的语言，也不懂当地的风俗习惯，因此就要倚重中间人，结果是令许多买办都成了有钱有权的大人物。买办在帮买卖双方奔走的时候，当然得抽一定成数的佣金，而且往往会同时布好几条线，擅用职位来为自己牟利。不过他们得承担一定的风险，万一出了问题，就得承担损失。这种做事的方式到头来也令我的家族深受其害。

我爸爸跟随祖父的脚步，当上了有利银行的买办。有利银行在1959年被汇丰银行并购之前，是英国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祖父做贸易赚了很多钱，在俗称“二马路”^[1]的坚尼地道17-19号给家人建了一座大宅子。这里是地势最高的华人住宅区，当年有句话说：“狗与华人不能越过这个高度。”从这里往上一直到太平山顶，都只有英国人等外国人才能入住。祖父的朋友都是香港显赫的华商，他的密友利希慎建了坚尼地道最豪华的大宅院，并且在铜锣湾买了一大片土地，那块地后来变得非常值钱。

20世纪30年代，我祖父创立了一个叫“百家利”的牌子，开始卖古龙水和日用品。我记得小时候常去店里玩，店很大，就在德辅道的永安百货西面。祖父卖的古龙水有旧日满满的香港风情，老香港到处飘散着它的味道。古龙水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生活用品，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当时最好的牌子是广生行的“双妹牌”，30年代的双妹牌广告上就是一对穿着旗袍的双胞胎姐妹，不过我们的牌子也很受欢迎。虽然印象有点模糊了，但我对那间店铺和店里飘散的香味还留有美好的印象。它是我去英国读书之前，对那个时代久远的香港记忆。

1955年全家福，后排左起是我、爸爸、妈妈、哥哥启良，前排左起是弟弟启耀和妹妹启文

我爸爸1912年在香港出生，妈妈则1920年左右出生于汕头。汕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迫开放作为通商口岸，是19世纪中国沿海的鸦片贸易点之一，直到20世纪还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我外曾祖父19世纪时做过汕头高官，但我妈妈很不喜欢提起家族的历史，因为那也是典型家道中落的故事。她没有出生证明，但我知道外祖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家里还有个近亲担任过中国驻华盛顿大使，不过那也都是陈年往事了。

我的外曾祖母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出过何启爵士这个大人物。他在兴建香港启德机场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启德”的“启”就是取自他的名字。但这个家族的显赫历史也随时光的流逝褪去光环，我外祖父人生中最后二十五年都没有工作，既没钱也无法养家，一家人住在湾仔春园街一栋窄窄的房子里。那房子就在我家大宅子的山下，有四层楼，外加一个阁楼。我妈妈的姑姑叫埃莉诺·汤姆，她20世纪20年代从香港大学毕业，是港大史上第三个女毕业生。我没记错的话，她应该也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香港女性，后来当上了教育署的高官，我们都非常敬佩她。她非常专横，但因为我是好学生，所以很疼爱我。她也帮我们兄弟姐妹找到在英国的学校。

我祖父的大儿子是小老婆生的，为了展现宽容大度，祖母把这个婴儿当作嫡子。我父亲排行第二，老三是个女儿。我祖父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嫁给了陆孟熙，陆孟熙的爸爸是当时“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秘书长。陆孟熙的社交手腕非常高超，而他的妹妹陆雁群则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嫁给了我祖父的好朋友利希慎的儿子利孝和。利家一直都很显赫，他们的希慎兴业有限公司现在还拥有铜锣湾大片土地，包括利园一带和利舞台（后来改建成利舞台广场）都是他们家的。

再来就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他大半生都住在美国，当过美国空军，后来才搬回香港。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五叔，很早就过世了。

六叔读的是广州的岭南大学（现为香港八大公立大学之一）。我祖父在广州也有座大宅子，我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对那庞大的建筑惊叹不已，印象非常深。那是典型的粤式住宅，有许多房间，有个前庭，还有个很大的房间供下人休息。入口有个轿厅，可以停放轿子，进去才是大厅，跟我们在坚尼地道上的西式房子很不一样。六叔后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打朝鲜战争。他的妻子家有三姐妹，名字分别是蒋抗日、蒋联苏和蒋定美，六叔娶的是排行中间的“抗日”。他常跟我们说他驻扎在朝鲜一座山顶上的故事。后来他回到广州继续读书，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不知怎么的去了德国，摇身一变成为慕尼黑一所大学的教职员。他又娶了个德国女生，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取得小儿科医师资格，最后在慕尼黑过世。

我大伯，就是我祖父小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娶了邻居的女儿。我们家在坚尼地道19号，伯母的娘家就在我们对门。大伯是古董收藏界的一号人物，屋子里堆满了所谓的“古董”，后来分家的时候却发现多半是赝品，或者年代不符。不过在那时候，我们都对这些东西很热衷。大伯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总共八个孩子，我们家只有四个。到头来，大伯一房全去了加拿大，在那里落地生根。

小时候，我们还住在大宅子里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跟祖父一起吃饭，另外几房则各自开伙。碰到家族聚会，例如替祖父、祖母庆祝生日，就会摆上两三张十人座的大圆桌，而且总有很多亲戚抢着要来，因为我祖父很有钱，会派厚厚的红包给他们。祖父当家做主的时候，我们都噤若寒蝉。他的宗旨是“食不言，寝不语”，令出如山，人人都得遵守。我还记得祖父母一人一边坐在炕上的样子，祖父躺在炕上的时候，谁都不准打扰他。而祖母总是坐着，她向来坐在同一个位置，因为这样才能关注到屋子里所有的动静。

从我祖父开始，罗家已经传到第四代了。我们的家训是“庆启家声”，意思是要提振家族的声誉。我爸爸的一代是“庆”字辈，他名叫“罗庆光”，伯伯和叔叔分别叫“罗庆麟”“罗庆斌”“罗庆强”。我是“启”字辈，我叫“启妍”，哥哥和弟弟分别叫“启良”和“启耀”，妹妹的名字是“启文”。我们的下一代是“家”字辈，再下一代是“声”字辈。“庆启家声”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家族行事的准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我记忆中的童年就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家庭。这么一大家子人，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时还存在各种紧张角力。祖父两个妻子所生的孩子，每一房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表面上大家和睦相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安排是很常见的。典型的华人大家庭内部都存在各种角力，但因为祖父母还在，所以得试着维持和睦。

我爸爸虽然是次子，但事实上是原配的长子，所以我们家就名正言顺地占用了顶楼，住在祖父母的旁边。我们这一代，我哥哥启良排行老大，我是老二。启良和我感情很好。我终身未婚——缘分就是这样——而启良则娶了来自英国伦敦、亲切可人的萨莉（Sally）。他们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现在有四个外孙子和外孙女了，我非常疼爱他们。萨莉是个勇敢的女性，她嫁给启良以后搬到香港来，住在我们的大宅子里。香港对她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她刚来时，在香港一个人都不认识。

1954年缠足的祖母站在我们的宅子正门附近，左边是我，右边是两个堂姐

我弟弟启耀先是去了英格兰萨默塞特郡，在一所名叫“米尔菲尔德”的独立贵族中学读书。我们家发生变故以后，他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半工半读地从麦吉尔大学毕了业。有段时间他开了家餐馆，回港后又成了投资银行家。老四启文跟我一样去了英格兰，读同一所修院中学。她很活跃，完全没有我这个独行侠的缺点。启耀和启文基本上是在加拿大长大成人的。对我们来说，那是另一个世界，因为启良和我始终在英格兰和香港这两个地方来回奔走。

其实我们兄弟姐妹各人都有英文名字，我以前也叫“Sally”，可是我不喜欢。在英国的时候，我总要大家叫我“启妍”，是我自己决定不用英文名字的。这件事我其实说不出原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猜是尊重中国文化的表现吧，毕竟我们是其中的一分子。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接近英国，走向国际，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基础。身为跨文化学者，我更加珍惜自己的中文名字“启妍”，因为它意味着“开启一切善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