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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急拟留学方案

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 作者:钱江 著


2.教育部急拟留学方案

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很快就传开了。

就在第二天,6月24日,方毅副总理会见旅美科学家黄云朝,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校长周培源陪同会见。会见之前,方毅向周林、周培源传达了昨日邓小平关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谈话精神,并征询周林和周培源的意见,他特别关心的是,要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去,今年派三千人,明年派一万人,行不行?几天后的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周培源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原本就是留美学生,对留学事务非常热心和积极,即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留学事务中大显身手。

教育部长刘西尧受震撼,决心尽快派遣留学生

在邓小平面前听取关于派遣留学生的一席话,最受震撼的人当属教育部长刘西尧。

自1977年1月25日就任教育部部长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两件大事上都慢了一拍,跟不上邓小平的思想。第一桩事就是恢复高考,刘西尧当年有顾虑,觉得这件事和“两个估计”有抵触,因此拖着缓办,要看看还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

派遣出国留学生,本该由教育部顺理成章地迅速提出,才能赶上新学年开学。但是教育部的步伐又一次明显拖沓,按兵不动,至少是没有把分内的事情办好,才要邓小平出来讲话,把问题挑明,摆到桌面上来。

刘西尧明白,事不过三,不会有第三次机会了。他决心不再拖延,要迅速贯彻指示,尽快把留学生派出去。

刘西尧,原名刘锡尧,祖籍湖南长沙,1916年生于成都,在北京和南京就读小学和中学,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夏,刘西尧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任武大青年救国团总干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西尧于10月加入中共,随即担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参加武装斗争。抗日战争中,刘西尧属于新四军序列,坚持在鄂东和鄂皖地区战斗。解放战争中,他担任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刘西尧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副书记。1963年调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被授予少将军衔,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张爱萍)。

“文革”开始后,刘西尧于1966年8月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组长,1975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月任教育部部长。

对于教育问题,刘西尧心中有一个“症结”,就是1971年4月,他是当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这个会议延续百余日,结果通过了一个有名的“两个估计”决议,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7年教育是被“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的。

邓小平于“文革”后复出,恢复高考,从根本上颠覆了“17年黑线论”,对刘西尧震动很大。他要扭过这个弯子,思想亦不平静。刘西尧知道,为“文革”前的17年定性,是毛泽东定案的。“文革”结束后没有立即恢复高考,和“文革”的持续性影响有关,当时曾有“两个凡是”之说。后来刘西尧承认,“文革”使自己的胆子变得小了,遇事非常怕出错,在当时竟看不准这回复出的邓小平是不是还会被打倒。后来在离休生活中,刘西尧本人对这一点深感愧悔,引为深刻教训。

93岁的刘西尧于2009年3月在武汉家中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明确地说:“‘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证明,邓小平是了不起的人。没有邓小平,要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要在第二年实现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没有邓小平也不行。我第一件事没有做好,拖了;第二件事是贯彻坚决的,尽快选拔、尽快派遣。”刘西尧还说,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他为留学生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20世纪80年代的刘西尧

教育部外事局拟制留学方案

待到邓小平发出“6·23”指示,刘西尧已有明确判断,这回再也不能落后了。他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邓小平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并责成外事局具体负责此事,起草选拔和选派出国留学生的方案。此事本应由教育部专司留学生的部门负责,但在“文革”中此类部门被撤销,“文革”后一时没有恢复,只好由外事局代劳。

当时的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杨蕴玉,是一位老资格革命家。她于1919年出生在河南邓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上完中学以后,年仅17岁的杨蕴玉于1936年秋天参加革命,1937年4月在山西太原加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她先后担任中共山西和顺县、昔阳县、左权县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中共华北局妇委第一副书记。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担任过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文革”爆发后她到国务院科教组;改革开放以后任教育部副部长。

晚年的杨蕴玉

本书作者2009年3月11日在北京采访杨蕴玉的时候,她已经90岁了,身体还相当不错,但记忆力难以触及派遣留学生种种细节。她记忆清楚的是,传达了邓小平要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后,教育部上下群情振奋,她也很受鼓舞,认为应该推动这件好事。教育部外事局承担着繁重的对外事务,组织和派遣留学生的事务,主要由副局长李琼主抓。

副局长李琼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抗大学习。她和杨蕴玉都是有文化的领导干部,内心早就期望把留学这件事办好,听刘西尧传达了邓小平指示后,深感这回教育部领导是下决心迅速落实的,因此把起草方案的事抓得很紧。当时,外事局出国处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处长张寅安,还有王仪英、解其纲、郭懿清等干部。

传达了邓小平“6·23”指示之后,副部长李琦征询张寅安的意见:“你怎么考虑这件事?”

张寅安回答,小平总的精神是,要“思想开阔,开大门,走大路”。像我们过去那样每年派200个语言生,派10个20个交换学者,对中国来说,太杯水车薪了。

张寅安认为,应该先打开思路再说。

根据教育部负责人安排,张寅安着手起草《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

方毅副总理先一步和美方达成意向

没有想到,没等这个报告呈报上去,方毅已经和美国方面就年底前先接收500名中国留学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事情赶得凑巧,就在邓小平6月23日与方毅等谈话,拍板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后不到两周,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克兰·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于7月6日来到北京,7月7日上午就在人民大会堂与方毅会见。

普雷斯率领的是美国科技界最高规格的出访代表团,他本人曾是麻省理工学院地震科学专业教授,1975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对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抱有热情。他首先告诉方毅,美国愿意接收中国留学生。方毅当下静听,说好下午答复。

下午双方会面,方毅即向普雷斯提出,中国希望在本年内向美国派出500名留学生,你看此事能在这次谈妥吗?

1978年7月10日,邓小平会见以普雷斯为团长的美国科技代表团

前排左4周培源,左6方毅,左7普雷斯,左8邓小平,左9伍德科克;右1章文晋,右2柴泽民,右4蒋南翔

普雷斯大吃一惊,扭头询问自己的随员,有这方面的预算吗?

他马上得到回答说,美国还没有这个预算。当天,普雷斯亲自向卡特总统请示,得到卡特的明确指示:予以积极的回应。

邓小平随即亲自出面,在7月10日会见普雷斯一行,为派遣留学生事务加温。

在这次高规格会见中,邓小平对普雷斯说,我是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的。不过,我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

邓小平说,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大意义。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我们愿意吸收你们的技术。“四人帮”时期不可能谈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欢迎你们这样的代表团来访。他们把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说成是“崇洋媚外”,他们吹嘘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向你们学习。

普雷斯谈到美国愿意接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近期就能够接收500人,希望中国方面就此进行具体接洽和安排。

邓小平说,你们关于留学生问题的建议是很积极的,我们非常赞成。你们提出近期内接收500人,我们提出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用你们现成的条件,为我们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不干呢?

会见中,美方代表团成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问邓小平,您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会叛逃?

邓小平回答,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于苏联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以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

接下来,方毅和普雷斯继续会谈,商议如何落实互换留学生。美方提出,美国欢迎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大学条件,为确定派遣留学生具体接洽。

教育部送交选派留学生报告

就在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敲定大盘的时候,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邓小平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

报告开门见山地说:

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今年至少选派留学生3000名,考虑到明年派出的任务今年就需要有所准备,因此,今年拟选拔留学生5000至6000人,派出3000人,办2000至3000人的留学预备班,为明年派出1万人做一些准备。

报告初步考虑,留学生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后来改称“访问学者”)三个层次。“最初派遣的大学生占60%~70%,进修生占15%~20%,研究生占15%~20%。今后应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学生要从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生、在校生和数理化学科竞赛中的优胜者,以及大学一年级在校生中选拔。进修生由各部门按要求条件,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研究生从今年已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其中大学生需学完本科课程。但是报告对研究生和进修生的留学时间只有粗略设想:“学习时间至少为一两年。”

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表述是,出国留学生的60%~70%是在校大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去国外就读。

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局部)

依照往例,报告仍然提出,选拔留学生“政治上按出国人员条件”。但报告中仅此一句。

对选拔留学生的要求,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

当时没有自费留学的概念,所有留学生都是公派生,国家对具有大学学历以上者的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因此这个报告设想:“对于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分配: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进修生和研究生原则上回原选派单位工作。”

选拔出来的留学生派往哪些国家?报告指出,目前有20个国家有可能接收中国留学生,它们是:英国、法国、西德(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丹麦、挪威、奥地利、荷兰、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墨西哥、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加拿大、美国、新西兰、芬兰、比利时。

派出的首批留学生选学什么专业?报告仍然遵循传统思路提出:

今年派出3000名学生,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包括理、工、农、医),同时继续派出一些学语言的,并适当安排一些学习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以适应国家经济、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学校新建专业以及长远规划的需要。

这基本上以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的8个综合性科技领域,以新兴技术、带头学科和108个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为选派留学生的重点。

报告说:“基于上述考虑,今年派出的留学生所学各科比例,初步设想如下:派出留学自然科学的占总数(3000人)的80%,其中理科占30%(900人),工科占35%(1050人),农科占10%(300人),医科占10%(300人)。派出学社会科学的占总数的15%,其中语言占7%(210人),科技及经济组织管理的占4%(120人)。其他(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占4%(120人)。”

报告提出,从今后长期大批派遣留学生的现实出发,要在国内建造一批留学生短期培训基地,比如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大连新建五所留学生预备学校,主要进行外语培训。每处规模1500~2000人,初步计算每校需基建投资340万~440万元。同时在广西和青岛,分别在原越南学校和山东海洋学院的基础上扩建预备学校,两处可容纳3000~3500人。这些项目需要国家计委来安排。

报告最后提出,要很快在教育部设立留学生管理机构: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部曾设过留学生管理司。根据今后选派留学生的任务,拟在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的基础上,再增调一部分干部,筹建留学生管理司,负责留学生选拔、派出、管理、分配等工作。至于在我驻外使馆是否设留学生管理处,待听取使馆的意见后再定。

这个设想的提出,预示着派遣留学生事务将很快走上常态化、正规化轨道。

报告由教育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李琦审阅,常务副部长雍文涛签发。

7月15日,方毅副总理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总理、各副总理审批。”这个报告很快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批准。

华国锋和胡耀邦谈派遣留学生

教育部的报告逐级上送。7月12日上午,邓小平还没有见到教育部的报告,他按约定时间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客人抵达之前,邓小平与陪同会见的刘西尧再次说起,要派留学生出去。

邓小平说,不要再患“神经衰弱症”了,不要怕出去的人受到外国的影响。出去100人,如果有10个人受了影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要怕我们派出的人中有跑了的。中国人这么多,跑几个没什么了不起。当然要加强思想教育。我们的留学生制度要改革,不要把我们的学生都集中住在一起,要让他们和外国人接触,这样可以学习外语。要让外国人来中国考察,不要人家一看我们落后,我们就认为丢了丑。

1978年7月12日,刘西尧为落实邓小平督促派遣留学生一事致雍文涛、李琦的短信

对邓小平的这番吩咐,刘西尧当场记录后送杨蕴玉整理,要求传达。他还在当天写了一张便条给雍文涛和李琦两位副部长:“今天会见恩布(即姆博——本书作者注)前后,邓副主席有些指示,很重要,我已要杨蕴玉同志整理好送党组研究贯彻。邓副主席嘱留学生管理办法要快点搞出来,要破掉过去一些框框,不要患神经衰弱症。我已告杨蕴玉及外事局有关同志。”

实际上,要加快人才培养,填补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断裂带,已经是中国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要向外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6月23日讲话后不久的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作了一次长谈,讨论怎样加快国民经济建设。

华国锋向胡耀邦谈到了管理人才问题,他说,现在有几个“不适应”:领导不适应,工程技术人员不适应,大学生不适应,我们的工人也不适应。

那怎么办呢?华国锋的看法是要和外国交流,领导人要出国考察。他由此谈到了派遣留学生。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小平同志特别讲,审查不要那么严,跑掉几个不要紧。

按华国锋这个说法,原先的“今年三千,明年一万”计划已经明显缩小,但是一定要派出去。

华国锋同意邓小平的看法,赞成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他对胡耀邦说,我今天对组织部的人讲,跑人,最早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怕什么啊,过去审查留学生一年多,结果一些人还是不合格。

有了华国锋、邓小平的共同支持,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势不可挡。

  1.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8页。

  2. 2009年3月在武汉采访刘西尧的记录。

  3. 2009年3月11日在北京采访杨蕴玉的记录。

  4. 2009年5月11日在北京采访张寅安的记录。

  5. 2012年4月11日在北京采访唐占晞(John Charles Thomson,约翰·查尔斯·汤姆逊)的记录。他当时担任美国科技代表团的翻译。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342页。

  8. 沈宝祥:《胡耀邦与华国锋》,《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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