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急先锋”与“乘势英雄”——胡适与鲁迅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作者:汪兆骞 著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旧时代的最后一位终结者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哲学家杜威高徒。1917年受北京大学之邀归国任教授,参与《新青年》的编辑。最早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领导一代知识青年与前进的思想界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先后出版《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巨著,其在哲学、文学、文学研究诸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者。

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积极宣传抗战。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再回北京大学,任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又到台湾,1962年病逝。

鲁迅(1881—1936),思想家,文学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入南京水师学堂、路矿学堂求学。1902年赴日本留学,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爱好拜伦、裴多菲等人诗作,从此致力于文学工作,借以改变国民精神。后受革命影响,参加光复会。1909年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等校任教。1911年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1926年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讲师、教授。1918年5月,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为中国白话小说奠定基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1927年,他放弃进化论思想,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进行坚决斗争,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民主革命作出杰出贡献。其一生作品很多。辑录逸书、校订典籍,颇有成绩,有三十三卷《鲁迅大全集》。

匆匆百年过去,胡适和鲁迅早已殂谢,但其流风余韵犹系纸墨之间,每每追念,感慨系之。关于他们的种种纷争,也意味深长。

1917年伊始,陈独秀将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编发在他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作为策应,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二人共同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

陈独秀对胡适向旧文化“发难的口号”(郑振铎语)《文学改良刍议》,评价甚高,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文学革命论》)

对此,胡适则很自谦,也很客观地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并说如果没有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坚决态度,“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五十年来中国文学》)。

胡陈二位,虚怀若谷,毫无虚伪的客套,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胸襟已超出一介书生的高尚,而具有“人与文化”的历史内容。

鲁迅虽不是首举义旗者,却是遵“文化革命”、“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文学的乘势英雄。正是有了鲁迅白话文的文学实践,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才从此焕然一新。

鲁迅对胡适和陈独秀是充满敬意的。他声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因文言而僵死,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文化状态下,是“无声的中国”,而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才使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于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表明了倾尽全力与胡适等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造就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批文化巨人。这些巨人的文化人格丰富复杂,文化性格多姿多彩。研究并挖掘这些文化巨人们的精神遗产,关乎国民人格建设,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也关乎“立人”之本。

从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来看,尽管有个性、见识、气度的差异,但对新文化运动是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坚决彻底的。是向旧文化攻击的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可是,时至今日,仍有些人(包括一些学者),未读懂或虽懂胡适与鲁迅者,却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思想资源、文化价值上,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简约化割裂,每每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抉择。特别是对胡适、鲁迅二人,进行平行比较,有着各种说法:什么胡适是渐行的自由主义者,鲁迅是激进的革命作家;胡适侧重制度建设,鲁迅重在国民批判;胡适作自由之梦,鲁迅发绝望之叹。甚或有人比喻说,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胡适养花,鲁迅种刺……不一而足。更有人简单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称为“胡文化”与“鲁文化”云云,皆有“类非而是,类是而非”之嫌。这其间的个人好恶,让“是非乱其真”了。

前几天读了一篇关于评论胡适、鲁迅的文章,其中就有以骂与不骂来界定两位文化巨人的宏论。如引用鲁迅“我的杂感常不免骂人”(《意表之外》),对比胡适“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无益于事”(胡适致钱玄同信)。在“骂”与“不骂”上做文章,强说硬说,世事岂能洞明!

中国人常常喜欢对历史人物做二元对立的选择,忽略了文化人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化性格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二人相辅而行又相辅相成,共同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生动局面,并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

但胡适与鲁迅的新与旧、中与西、精神与物质、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这些贯穿于中国现代化之命题,将继续困扰我们。呜呼,胡适、鲁迅其价值意义殊非言语能简单道断,其生命底蕴真谛亦非常人所可尽道,这是文化的悲剧,还是我们的悲剧……

(一)

胡适与鲁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走到一起,并肩战斗,有过战友的情谊。

鲁迅应该感谢胡适,正是胡适与陈独秀共同开创了白话文运动,才成就了鲁迅成为乘时势的英雄。

早在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就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胡适读后称赞其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的作品”。但命运弄人,《域外小说集》十年之内竟仅卖出二十本,平均一年销两本。究其因,此小说集采用的是文言文译文,而且是硬译。与同时期林纾用一手漂亮桐城古文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的畅销,形成鲜明的对照。

鲁迅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承认,他写白话小说,是为了响应“文学革命”的潮流,其步调是与“前驱者”胡适、陈独秀一致的。鲁迅称自己是遵“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的。他高度评价说,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使“无声的中国”,成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濒临死境”的文化“复活”过来。

乘白话文运动时势,鲁迅创作的《呐喊》《彷徨》等,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正是白话文使周树人成了鲁迅。

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前后,鲁迅在北京南城的山会邑馆的补树书屋,苦苦地寻觅。常以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是在同乡蔡元培的举荐下,一同来到北京,做了教育部的佥事。教育部派系林立,等级森严。鲁迅消沉,迷上佛经,玩起古董。但这位穿长衫,鼻下留着浓黑口髭的先生,那双清澄深邃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威严的浩然之气。

其实,消沉是对时局的一种无声反抗,并非沉沦。他说最高的轻蔑就是无言,他钻进故纸堆,几乎耗尽精力校勘《嵇康集》,还辑校了《志林》等五部书和谢承的《后汉书》,并四处搜集资料,打算开始《会稽禹庙窆石考》的写作。

面对体质和精神都已僵化的国民,他何尝不想站出来发点议论!

机会来自《新青年》和胡适、陈独秀共同鼓吹的新文化、新思潮。

1918年岁首,《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陆续加入的撰稿同人有已与胡适相识的周树人、周作人、张慰慈、刘半农等。在1月4日,周树人《致许寿裳》信中,就有“《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由此可见周树人已对《新青年》予以关注了。但真正支持《新青年》的举动,是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并于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署名是鲁迅。

《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对“人吃人”的封建社会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刊出后,在北京大学争相传阅。鲁迅的名字也为人们所熟知。胡适给予《狂人日记》的评价甚高。

鲁迅支持胡适、陈独秀办《新青年》,不仅给它撰稿,时不时提些建议,与胡适的关系处理得也很融洽。1918年11月4日,鲁迅在《渡河与引路》(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唐俟)一文中提出,“《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对“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胡适欣然接受并改进。

1920年《新青年》在上海,由陈独秀几乎办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时,胡适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应仍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对此,胡适提出三条办法:一、办一个哲学文学期刊;二、《新青年》从九卷起移回北京编辑,宣言不再谈政治;三、《新青年》停办。就在陈独秀和胡适发生分歧时,鲁迅站在了胡适一边,1921年1月3日,鲁迅致胡适的信中,他和周作人主张按胡适提议的第二条办,并建议“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就好了”。同时,李大钊也表示“我对于收归北京编辑之议,也不反对”。

在这之前,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论争时,毛泽东、鲁迅都未予参与。鲁迅的态度,似可从鲁迅致胡适的这封信中,见支持胡适的端倪。

到了1924年,时局已发生变化,但我们从鲁迅与胡适的通信中,窥见二人的关系还很不错。鲁迅读到胡适作《水浒续集两种序》时,赞曰:“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解。我之不赞成《水浒后传》,大约在于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这一点,至于文章,固然也实有佳处,先生序上,已给与较大的估计了。”胡、鲁间的学术交流,映衬出彼此的文胆和见识。

鲁迅在1924年2月9日,致信胡适:有人有一部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板很清楚,但稍破旧,须重装,而其人要卖五十元,“问我要否,我现在不想要。不知您可要么?”胡适购下,并向鲁迅致谢。但过了几日,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位朋友告诉胡适:“此书是齐某人在黑市上用两元钱买的,你受冤了!”但胡适却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它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胡适《致王重民》)。

从鲁迅5月2日致胡适的信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和胡适走动得还很近。胡适为研究《西游记》,曾向鲁迅借《西游补》,鲁迅能将珍藏的书借给胡适,足见关系不一般。鲁迅还托胡适,请他将友人李秉中的小说书稿《边雪鸿泥记》卖给商务印书馆,也见彼此的信任。

鲁迅5月27日致胡适的信中,表达听了胡适1924年5月8日在协和礼堂的“大论”(致辞)的钦佩之情。胡适在协和礼堂为访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庆祝六十岁生日的大会上,即席发表热情并深刻的讲话。鲁迅还介绍一位“久慕先生伟烈,并渴欲一瞻丰采”的友人拜见胡适。

6月6日,鲁迅再致信胡适,内容是关于胡适赠书。“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鲁迅日记》1924年6月2日)。信中还说,“昨日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寓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鲁迅还说,友人出书,非他作序不可。“我没做过序,做起来一定很坏,有《水浒》《红楼》等新序(胡适、陈独秀等人之序)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鲁迅的谦逊,溢于纸上。

这一段时间,是鲁迅与胡适友谊的黄金时期,他们二人性情的真挚、文人磅礴的个性精神,文学表达的形态与价值,培植起高涨于时代的生气,使他们间的友谊,弥漫着一种人文精神。可惜,这一点,被一些人有意地掩盖,甚至歪曲了。硬把鲁迅和胡适政治化成神仙和妖魔,离真人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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