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作者:汪兆骞 著


(二)

胡适曾充满热情、义正言激地为陈独秀的人格高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进步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声颂扬。如在“随感录”《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里,引用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提去了。”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陈独秀曾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两个巨人在向黑暗进攻时,配合得多么默契,那种朋友加同志的友谊,令人动容。

《新青年》《每周评论》还有北大学生办的《新潮》等,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巨流。毛泽东作为当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涌现出的政治新秀,对胡适和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推崇备至。后来他对《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人士埃德加·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必然遭到反对新文化阵营的顽固派的仇视和疯狂反击,已蜚声海内外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陈独秀成为他们攻击、围剿的对象。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黄侃于1919年3月办了《国故》杂志,与《新青年》《新潮》分庭抗礼。而攻击新文化运动,咒骂胡适、陈独秀最凶狠的则是林纾(又名琴南)。林纾与人合作,翻译了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对介绍和普及西方文学艺术经典,功不可没,但他对新文化、白话文却恶毒攻击。他不仅写文打击新文化运动,还以小说影射辱骂胡适、陈独秀等人。他甚至抓住陈独秀狎妓、“打场”、大闹八大胡同等私德过失,大做文章,大造舆论,给北大校长施压,力图瓦解革命队伍。

果然,在北大沈尹默、汤尔和等教授的攻讦下,蔡元培不得已做出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的无奈之举。陈独秀以请假为由黯然离校。

陈独秀离校后,言行更加自由,而且可集中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为他从事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条件。陈独秀思想的左转,即是从离开北大开始的。

陈独秀离开北大,让作为好朋友的胡适大为惋惜,并肩作战的意气风发,共著宏文的击手相庆,仿佛就在昨日,如今人去楼空,让他有些惆怅。更重要的是,在胡适看来,陈独秀倘不离开北大,在充满理性的友人的影响下,他不会急骤地向左转。胡适在1935年12月23日致力主开除陈独秀的汤尔和的信中,还耿耿于怀陈独秀被开除北大一事,他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独秀离开北大之后。”五天后,胡适再致信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此两封致汤尔和的信,指责口气,显而易见,而对陈独秀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道路的惋惜,也跃然纸上。而胡适作为深知陈独秀脾气心性与思想的朋友,想把陈独秀拉回民主科学及自由主义思想圈子的意图,更是毫不掩饰。从他们的相识、相交、相知的经历看,两人尽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有所不同,甚至对立,但他们凭着共有的哲学和友谊,一直相处得颇为和谐,这应该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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