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作者:汪兆骞 著


(三)

1919年,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撒《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胡适与李大钊闻讯,一夜无眠。天刚亮,胡适即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不久,罗章龙也到李大钊家。他们商量的结果是:首先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尽快向社会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是借用学界力量,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胡适提出由自己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向段祺瑞求情。

果然,招招见效,先是《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的消息,顿时舆论大哗,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呼请政府立即开释。胡、李活动之后,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岑西林等也都站出来为陈说情,孙中山更是痛斥当局。段祺瑞无奈,只得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并开释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李大钊召集《新青年》同人在饭店为他接风,蔡元培等来作陪。席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话并不多,但他们间的深厚友情,却在相互的眼神里传递。又是在李大钊的护送下,化装成乡下人的陈独秀坐骡车逃出北京,乘火车去天津,坐外国轮船到了上海。

能说明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思想上站在一起,并肩战斗的事迹很多。就在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的1920年8月1日,胡适与李大钊联合蒋梦麟、陶孟和、王徴、张慰慈、高一涵等人在《晨报》上,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指出“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故而专门宣传,并提出四种最基本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政府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种种限制。

1922年5月14日,胡适拟就《我们的政治主张》,得到李大钊的支持,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汤尔和、陶孟和、丁文江等十六人赞同签名,发表在《努力周报》第二号上。这是胡适谈政治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改良政治,建立“好政府”的第一个具体纲领。得到已成为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的支持,说明胡适的政治主张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并不相悖。

1926年7月,胡适赴欧路过苏俄,在莫斯科停留三天做了许多参观,如参观“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还访晤了在那里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及蔡和森诸人。他在给徐志摩、张慰慈等友人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苏俄社会建设、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欣赏。李大钊在被捕前,得知胡适对苏俄的态度甚为高兴,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他往西走,打美国回来。”可见李大钊对胡适的关心和希望。

胡适、李大钊的私交也很亲密,胡适母亲亡故时,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李大钊赠赙仪。

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胡适一直怀念这位好朋友,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大雪,到京郊西山,去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葬后不久,夫人赵氏也病故,夫妻合葬,俱无碑碣。胡适泪眼滂沱,悲从中来,回去后,他即找到老友蒋梦麟,让他为李大钊补立一碑。

其实,李大钊就义后,其家属的抚恤事宜,全由胡适一手张罗筹办,直到1932年北大重建后,胡适历时五年,费尽心血,李大钊家属抚恤之事,才有了圆满的结果,不仅每月的款项有所增加,而且抚恤期限也得到延长。

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扉页题曰:“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李大钊被列为四位朋友之首,足见胡适一直在敬重怀念他的这位挚友。

四年后的1934年7月,胡适参加刘半农追悼会时,竟还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

胡适的科学人生观,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非没有扞格与论争,但他与共产党人李大钊并肩战斗,意外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这就是胡适与李大钊友谊的坚实基础。成就了中国文人志同道合的友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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