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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文学理论基础 作者:阎嘉 著


总序

这是一套以原典阅读为特点的新型教材,其编写基于我们较长时间的教改研究和教学实践。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至钱钟书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当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应该拷问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学术基础不扎实,后续发展乏力。仅就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而言,问题可总结为四个字:多、空、旧、窄。

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类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与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也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现代汉语”等还与中学重复。于是只能陷入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就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没有读过一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所以,我认为对高校中文课程进行“消肿”,适当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时,让学生多有一些阅读作品的时间,是我们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

所谓“空”,即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导致学生只看“论”,只读文学史以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针对这种“空洞”现象,我们建议增开中国古代原典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课程,减少文学史课时。教材应该搞简单一点,集中讲授,不要什么都讲,应倡导启发式教育,让学生自己去读原著,读作品。在规定的学生必读书目的基础上,老师可采取各种方法检查学生读原著(作品)情况,如抽查、课堂讨论、写读书报告等。这既可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又可改变老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方式。

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多年来,我们教材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例如,现在许多大学所用的教材,包括一些新编教材,还是多年前的老一套体系。陈旧的教材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避免的陈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现在,专业过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素质教育,正在成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文化素质教育,只要是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相信不但适应面广,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纵览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凡学术大师必具备极其厚实的基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的东西,不学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为什么是“走了样”的呢?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以“古文今译”的方式来教学的,而并非让同学们直接进入文化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学原典了。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了,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更不幸的是,我们有些中青年学者,自己没有真正地从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或“诸子集成”,却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这是很糟的事情,是造成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你要首先了解它,知晓它,否则你从何批判呢?“告诸往而知来者”,“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

那我们在“贯西”上又做得如何呢?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不够,准确地说是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学生们读的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非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和参照原文),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厚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著作。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的风气,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严重衰减。

基于以上形势和判断,我们在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改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原典阅读”和夯实基础,组织了一批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著名学者、学术骨干,为培养高素质的中文学科人才,群策群力,编写了这套新型教材。这套教材特色鲜明,立意高远,希望能够秉承百年名校的传统,再续严谨学风,为培养新一代基础扎实、融汇中西的创新型人才而贡献绵薄之力。

本教材第一批共九部,分别由各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他们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员、985创新平台首席专家项楚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曹顺庆教授,原伦敦大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符号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教授,以及周裕锴、谢谦、刘亚丁、俞理明、雷汉卿、张勇(子开)、李怡、杨文全等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丛书第一批九部出版以来,被多所学校选作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者入学考试的参考书目,读者反响良好。目前第一批已经全部安排重印或者修订,以期精益求精。同时,在出版社的倡议和推动下,我们启动了第二批教材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依然由我担任总主编,在第一批书主编的基础上,第二批书进一步邀请四川大学著名学者冯宪光教授、阎嘉教授、干天全教授、傅其林教授、刘荣教授等分别担纲主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批的编写工作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主编及编写人员的组织遴选上不限于四川大学,而是将兄弟院校一些有专长、有影响的学者邀请来一起做。如,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凯教授、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徐行言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希平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肖伟胜教授、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刘迅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邓时忠教授等。相信通过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丛书第二批将更能代表和体现教学的需要,更好地服务教学实践。

曹顺庆

2014年7月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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