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大忌

有些人在农村上过小学，当地的小学教员跟私塾先生相仿，手里都会拿一根竹鞭子。学生一见，就像老鼠碰到猫一样，动都敢不动，生怕挨打。如果小学校长来教室巡查，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学生在几天前就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了。

刘伯承作为前军委参谋长，现任红校校长兼政委，官已经很大了，但身上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也经常亲自给学员们授课，开课时，只穿一套灰色单衣，打着绑腿，笑眯眯地就走进了课堂，态度十分温和谦逊。

刘伯承授课，非常善于用大家常见的事例来解释科学道理。某次讲弹道时，他问道：“子弹出了枪口，是直的还是弯的？”

问题提出来后，有学员说是直的，有学员说是弯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学员们中间讨论过多次，大部分人都相信弹道是直的，即便教员说是弧形的，他们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也没有说什么道理，只是说：“你们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子小便差不多，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

众人哄堂大笑，对于弹道是弧形的这一点，都不再抱有怀疑的态度了。

按照伏龙芝的观点，武器和军事技术会改变军事组织的形式和军队指挥的方法。刘伯承对技术兵种给予了格外关注，红校有一个工兵连，他经常关照管理员：“工兵连同志辛苦，日夜作业，必须在生活上多加照顾！”

工兵连每人每天发一角二分的菜金，顿顿一菜一汤，每逢周二、四、六还有一顿荤菜吃。除此之外，每人每年还发给灰色军衣两套，白衬衣一套，一个月一块肥皂，两个月一条毛巾。

为了照顾体力劳动多的工兵连，刘伯承又特地多发给他们每人每天菜金三分，每月肥皂一块，毛巾一条和每年蓝衣服一套。碰上晚上作业，另外加餐。依当时中央苏区所能提供的条件来说，这种生活待遇是其他部队望尘莫及的。

1932年10月，一直为红校工作忙碌的刘伯承被通知到江西宁都参加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

不久，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以协助周恩来、朱德在前方指挥军事。自五年前率南昌起义军南下转战之后，他又一次站到了战场前沿。

1932年年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并委任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

陈诚即所谓的保定系首领，实际上他这个派系更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土木系”。“土”拆开是“十一”，“木”拆开是“十八”，二者都对应于陈诚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土木系”由此得名。

“土木系”的将领并不是只包括保定军校毕业生，实际上，里面的黄埔毕业生更多。当然，这些将领无一例外都与陈诚有过部属关系，并以陈诚为核心。

在第四次“围剿”之前，陈诚及其“土木系”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蒋介石对陈诚非常赏识，在他的暗中授意下，陈诚将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并入了其嫡系的第十八军，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先锋。

1933年2月，中央红军围攻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南丰，激战一昼夜，仍无法接近城墙。考虑到陈诚所派的援军将至，如果继续相持下去，红军将有被夹击的危险，刘伯承与朱德、周恩来商议后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转而用围城打援的战术来截杀敌人援军。

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曾尝到过缺乏情报以及情报有误的苦头。这次围攻南丰，他专门将军委情报局局长曾希圣纳入幕僚班子，随自己一道行动。

曾希圣奉命收集情报，随后向刘伯承进行报告。刘伯承从中得知，来援南丰的先头部队正是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两师分左右平行前进，而且他们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难以联络不说，一旦遭遇攻击，更无法相互救援。

毫无疑问，这种行军路线触犯的乃是兵家大忌。其原因是当时日军正在进攻热河，何应钦、熊式辉等人主持的南昌行营希望尽快结束第四次“围剿”。在这种急不暇待的情绪支配下，他们给统一指挥两师的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发来电令，要求所部迅速向规定地域集结。

南昌行营的电令对两师而言，无异于一道催命符。由于何应钦、熊式辉与陈诚之间存在派系之争，事后甚至有谣传说熊式辉故意泄露了行军路线，通过促成陈诚的失败来打击对方的骄横之气。

刘伯承听完报告，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战机。他立即向朱德、周恩来提出了实施大规模伏击战的建议及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