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营学校到抗大

1941年9月，我从天汉湖区到白兆山随营学校学习，当时边区正处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环境恶劣。我被分在军事二队，主要学军事，从军姿训练、步兵操练的基本动作开始。主要课程有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遭遇战时三优先，“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和近战夜战、侦察、通信联络的基本知识，以及对日作战的基本原则，“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不打阵地消耗战”，等等。我们一面上课，一面打仗，在实战中实践和检验学习成果，进步很快。

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后，部队发展很快，干部奇缺。随营学校规模太小，每期仅训练四百多人，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决定远在延安的抗大总校分散到敌后各地办分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942年2月，五师首长决定在随营学校的基础上，组建抗大第10分校。校长兼政委李先念，副校长肖远久，副政委黄春庭。学校对外招生，由延安抗大分派来大批教职员授课。这样，武汉及周围乡镇大批失学青年，都积极投奔抗大，河南地下党和鄂西北地下组织也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抗大学习。一时间，从部队中抽调有培养前途的大批基层干部和青年骨干来到抗大，云集到白兆山上抗大的学员近千人，其中从各地来的学生达300多人。外来学生编成第三大队（第七、八、九三个中队）。我被分配到八队。全班12个人，我的年龄最小，只有17岁，文化也是班上最低，仅读过两年私塾，其他学员都是初中、高中生，个别大学生。好在抗日人民军政大学，主要是学军事、学政治。第三大队是政治队，以学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主要要看理解接受能力，文化基础倒在其次。

抗大的生活极其艰苦，往往是一面学习，一面行军打仗。在抗大学员中，学生出身的长处是有文化，热情高。但他们的弱点是家庭经济生活条件比较好，以前没有吃过苦受过累，一般都怕艰苦。工农出身的学员，虽文化低，但能吃苦耐劳，可以帮助学生学员，带动他们，做他们的榜样。至于行军打仗，学生就更不行了。我学过军事，班务管理，军事知识多一点，所以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从随校到抗大刚开学时，边区正处于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不断进攻，配合日寇对边区进行扫荡、封锁、蚕食。边区范围缩小，财政极端困难，可以说那是边区和五师最困难的年代。原来规定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五钱盐、五钱油、一斤米、一斤青菜，根本不能保证。有人写文章说，对抗大学生特别照顾，分双份伙食，还有肉吃，那是根本不了解情况的瞎说。在随营学校毕业、抗大一期开学前，学校断了粮，没有大米供应。日伪扫荡封锁，从天汉鄂中产粮区有粮也运不来，仅有从白兆山运出来的一点粮食，首先要供应给战斗部队，因为他们要打仗，其次要供应师部领导机关。抗大学校，靠就地山区筹集的玉米杂粮供应。但老玉米要磨成粉才能煮糊糊吃，白兆山人烟稀少，有磨的人家也少。炊事班只能将玉米磨成粗糁子煮给大家吃，成不了糊糊。各班派人打饭，抬回来的是一桶桶水，玉米糁子的粗粒粒沉在桶底。大家饿极了，都想吃点干的，就排队用勺子在桶底捞粒子。老玉米不容易煮烂，啃不动，只好硬吞下去。胃里有了东西，也就不会饿得慌。当班长的只好拿着碗排在最后面，前面的把干的捞光了，后面的只好喝玉米清水，吃点青菜，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当时最大的困难，最艰苦的还是寒冬腊月，大地结冰，寒风刺骨，学生都是夏天穿着单衣离开家的，棉衣没有一件，也没有被子盖，实在冻得没办法。好在白兆山松树多，动员学员上山砍树，烤火取暖。大家围着火堆，背靠背地睡觉。直到二月份，湖区环境好一点，设在湖区里的被服厂赶制了一批棉衣、夹被子供应抗大学员。每人发一件薄棉上衣，一条单裤子，一床夹被子。土机织的土棉布，倒挺厚实的。这样可以铺上稻草，打地铺，两人筒腿睡觉，一床垫在下面，一床盖在上面棉衣盖两头，中间盖上裤子。这样比较温暖，睡起来还是挺香的。

八队住在王家河祠堂里，既无锅灶，又没有脚盆，没法洗澡。学员每天要出操跑步，上山打柴，天天出汗，干了湿，湿了干。时间长了，人都长了一身虱子，多数学员还长了疥疮，身上的皮肤都抓烂了。晴天出太阳，是大家最高兴的，一来可以晒太阳取暖，二来可以脱光棉上衣坐在太阳下面捉虱子。

学习生活很紧张，每天都有课，晚上还要开讨论会。又没有灯照明，八队上百号人，住在一个大祠堂里，满屋都是人，乱糟糟的，没有一点灯光。但不能老是开黑会，便开始从吃的菜油里抽一点分到各班照明用，后来吃的油都没有了，又从各班抽人上山刮松树皮，砍松树渣子，以便晚上开会照明用。学习中还有个困难，绝大多数学员没笔写字做笔记。要是谁有一支钢笔，那是稀罕之物。领导从敌占区大城镇里弄来一些沾水笔尖，用竹子自制笔杆，将笔尖绑在竹制笔杆上，做成了蘸水笔，用从敌占区弄来的红、蓝染料做墨水，每人发一些很粗糙的纸订成笔记本。教员上课，借老百姓的门板做黑板，学员坐在地上，将背包搁在双腿上当书桌。山坡、打禾场、稻田地里，都是天然的课堂。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传统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当时我们的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教员是吕彬，是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来的，他讲社会发展史，讲得形象生动，用大量的事例，从人类起源、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再发展到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到更高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讲述每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通过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学习，达到确立学员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目的。抗战理论由主任教员李林同志主讲，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分三个阶段，驳亡国论和速胜论，讲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部主任余潜主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讲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和生命线。政治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宣传工作、组织（干部）工作、锄奸（保卫）工作、民运（群众）工作、敌工工作和联络工作，还有连队支部工作等。形势教育课经常讲国际形势、欧洲战场和国内形势、中日战场，以及边区形势、鄂豫边区敌顽与我斗争发展形势等，以此鼓舞大家抗战到底的决心，提高部队的士气和斗志。通常形势报告由教育长邝林（黄宇齐）主讲。李先念师长和任质斌副政委等领导有时也到抗大做形势报告。唱歌、拉歌是学校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三大队知识分子多，经常自编自演一些短剧、活报剧。总之，抗大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是愉快的。

学习期间，抗大提倡学生自学哲学，没有教员专门授课，每个班发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己阅读，集体讨论，使学员懂得哲学基本概念，学会看问题认识事物的方法。那时在学校流行互相传阅的《毛主席论待人接物》一书，学生很喜欢读，很受教育，对加强自我修养很有好处。最后两个月加进点文化课。主要是语文标点符号应用，算术从加减乘除讲到百分比，真是高速度。多数学生不感兴趣，他们已是初、高中学生，学过了。但对我们少数没读什么书、更没有上过新学堂、文化低而政治上是骨干的工农学员的文化提高却很有帮助。我的一点数学知识就是在抗大学的。

军事课程讲战略、战役、战术理论，讲抗日新概念，重点还是讲游击战术，不失时机的运动战为辅的原则。军训部长张永泉主讲游击战术，他是井冈山的红军，文化不高，但讲课从来不用提纲，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得生动活泼，学员很喜欢听。

1942年3月，抗大和师直机关，撤出白兆山向东转移，穿过汉宜路、平汉路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转移到平汉路东。原礼山县有大、小悟山，师部边区机关住大悟山，抗大住小悟山中姚家山，三大队住范家冲。从此，学校有了个安定环境，开始正常上课和军事训练。

那时全军开展创建模范运动，模范干部、战士，模范班排。当时各中队提倡培养模范班，八队李队长和指导员徐继业商量确定培养我们六班为模范班。无论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内务管理，团结互助还是群众纪律等都要求成为全队榜样，在全中队大会上宣布。我感到压力很大，只有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拼命地干。我的口令喊得好，每次班教练，队形训练，李队长指定六班出列做示范，要各班班长照我的样喊口令，甚至全中队操练时，李队长指定要我喊口令。我怕其他区队长有意见，多次向李队长提出，还是派区队长喊好。李队长严肃批评我说，叫你喊，你就喊，不准讲价钱。

6班有个学员叫戴至玉，是随县人，1939年入伍的老兵。也是随营学校五期毕业留下来的，我以为他是骨干，在学员中，在班里会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但他经常爱讲落后的话，讲怪话。我几次找他谈话做工作，他总是满不在乎，一点也不改。李队长批评我对落后的同志帮助教育不够。我找指导员徐继业汇报戴至玉表现不好影响到全班的情况。徐继业听了只是笑了笑，然后说，慢慢来吧。我觉得很奇怪。徐继业是1938年竹沟教导大队毕业生，河南信阳高中毕业，文化比较高，又能讲，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八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很活跃，算是全校有名的指导员之一，为什么平时对其他落后分子批评教育很严，对戴至玉却无动于衷？这个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和原广东省建委副主任徐磬来（当时他是四班学员，我俩很要好），谈起戴至玉的事才解开。徐说他自己当时是网员（不公开身份），戴也是网员。当时网员是绝对秘密的，只和校部特派员单线联系，中队只有指导员知道。上级规定，网员活动方式以落后分子面目出现，接近有动摇思想的人来发现日蒋特分子。徐磬来说，当时他自己不愿以落后面目表现，就以中间分子面目，所以四班长王汉班里同学对他没意见。戴至玉是全区队有名的落后学员。当时在部队搞网员制度，是康生的一大“发明”，抗战初期害了不少同志。后来改为秘密党员，最后取消。

从随营学校到抗大，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学习，但确立了我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到底的人生观，坚信人类发展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学到不少革命知识，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锻炼了组织领导能力，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