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救亡

1938年3月，贺文翰开始了他在家乡的第二份工作——伪县公署管烟股事务员。9个月后，他即被擢升为伪通达村村长，并得到伪县政府的正式任命。

这是贺文翰回到明水之后在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怎样实现的，至今没有任何确凿资料能供我们详究。在蔡华伟的回忆中，他粗略地写道：

贺文翰为了掩护自己，取得敌伪的信任，他也结交一些省、县政界要人和实业界人士，因他为人豁达，才识出众，很受政界要人敬重。

这唯一的线索同样疑雾重重。在蔡华伟看来，贺文翰之所以结交政界要人，目的是为了取得敌伪信任，进而开展地下反殖斗争。可是，贺文翰究竟是怎样结交政界要人的，这些人都是谁？既然结交于“省县”，诸要人都很“敬重”贺文翰，为何最后只得到一个小小的伪村长职务？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资料能够揭示，唯一可以揣测的过程或许是：贺文翰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民众教育馆馆长职位上干得十分出色，并左右逢源，备受周遭推崇，由此跨出了通向殖民政府权力机构的第一步——就任伪县公署管烟股。只是，一个曾经在北平干过革命、在教育系统中成绩卓著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屈就在一个事务员的职位上？这个岗位或许带有考察性质，九个月后，贺文翰顺利过关，得到了伪政权的信任，成为一村之长。

日伪时期的村长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学者李淑娟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她以与明水县毗邻的拜泉县某村为例，该村“下辖17个行政屯，每行政屯由4至5个自然小屯组成，村级组织由村公所、警察分所、伪自卫团、协和会分会、兴农合作社分社构成。村公所常设村长、助理、司计、村丁、夫役等，下辖动员股、庶务股、行政股和财务股。村公所共有职员33人，大部分出身地主、富农，是当地有势力、有财产的人，村长负责全村工作，助理员辅助村长，司计主管全村的财务和村公所机关的一切收支。村长、助理、司计三人，由伪县政府直接任用，其余一切职员皆由村长采用。”村长作为基层组织中的“灵魂人物”，隶属伪政权的统治体系，而且位于根部，十分重要。假如贺文翰利用这个职位做幌子，暗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则发力甚大。

对此，蔡华伟回忆道：

他经常给地下党组织和抗联搞情报、印传单。当时群众在西碱沟一带常拣到抗联的宣传品。在伪康德九年暑假期间，张树德去通达看望他，夜间就和他一起住在伪村公所的办公室里，发现他一个人半夜起来印东西，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张树德问他：“你在忙什么呀？一宿没睡觉。”他笑笑说：公务太忙呀！打个夜班。

这段回忆将贺文翰秘密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所有经历浓缩在一个具体事件中，那就是他晚上偷偷“印东西”。显然，当张树德问他晚上在忙什么的时候，他风趣地打了一个哑谜。这是一个机智的回答，他既让张树德心知肚明，也保护了自己。蔡华伟最后总结说，贺在任伪村长期间，十分善待穷苦民众，但对地主豪绅，却从不客气，他因此被一些土豪称为“贺大厥子”，这是一个贬义的称呼，显示了土豪们对贺的不屑与轻蔑。

贺文翰半夜里“印东西”的事实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也得到了证实。该文章的作者叫刘振洲，据他说，他的五叔刘乃衡是贺文翰的妹夫，自己称贺文翰为“七舅”，因为这个关系，小时候他经常去七舅家里玩，有时候还会住一段时间。1936年初冬，刘振洲又去了七舅家里，碰巧在这天晚上，他看到五叔与七舅一起在用油印机印东西，五叔的妻子五婶子则在锅台前烙烧饼。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吸引了刘振洲，在他仔细观察之下，发现五婶烙的烧饼和平时大不一样：

鸡蛋和面，锅里不放油，个头特别大，一锅只能烙一个。

子夜以后，锅台上堆满了烧饼，这时候，外面来了三四个人，他们穿戴十分破烂，其中两人上衣的兜口都是用麻坯缝的，完全不像一般的村民。这几个人一进屋，就拿出各自携带的面袋子，五婶便将烙好的烧饼统统装到了袋子里，足足四口袋。这时候：

这几个人扛起面袋子，又抬起一只胳膊，伸开手，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年幼的刘振洲并不知道七舅家里进进出出的这些陌生人都在干什么，第二天，他问五叔昨晚发生的事情，五叔生气地呵斥他：“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直到很久之后，刘振洲才略有所懂，那一晚他在七舅贺文翰家里见到的那几个人，是“从‘金山口’来的人，是东山里的红军”。

这个故事被描绘得有声有色，颇具传奇色彩。年幼的刘振洲可能不懂得，如果烙烧饼在锅里不放油，面团很快会粘在锅底被烤煳，唯一的办法就是小火慢烙。但是，不放油能够避免油锅发出的声音，五婶子这样做可能出于安全考虑，担忧因为油锅的声响而惊动四邻。另外，那几个前来扛烧饼的人临走时的告别也很奇怪，没有握手，没有寒暄，却“抬起一只胳膊，伸开手，打了个招呼”，现在看来，这个动作多么像一个“同志的敬礼”。

这些回忆证实，贺文翰利用民众教育馆长、通达村伪村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日活动的事实应该确凿无疑。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仍然是那个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革命青年，践行了他当年对“天照应”说过的那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明水县志》《贺明星自传》《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中对贺文翰出任伪通达村村长这一事实均有记载。
2.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1页。
3. 笔者认为，贺文翰出任伪通达村村长，除了与他之前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良好的人脉资源有关外，可能还与当年日伪在殖民地基层实行的“街村制”密不可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集中交代。
4. 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5.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2页。
6.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2页。
7. 刘振洲：《“金山口”来的人》，《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6页。
8. 刘振洲：《“金山口”来的人》，《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6页。
9. 刘振洲：《“金山口”来的人》，《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6页。
10. 刘振洲：《“金山口”来的人》，《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