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自号“醉翁”，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幼年时家境清贫，四岁时丧了父亲，靠母亲教养成人。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是个清廉的地方官吏，母亲也通晓大义，常以他父亲的言行对他进行教育。这些对欧阳修思想的健康成长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出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欧阳修在政治上始终恪守儒家“仁政爱民”的准则，从维护宋王朝政权的立场出发，一生坚持不懈地与那些蠹国害民的所谓“邪恶小人”作斗争。尤其可贵的是，他从一开始走入官场，就抱定了维护正义、明辨是非、富民强国的态度和理想，不愿与苟且随和、贪污腐化的官僚作风妥协。在范仲淹积极上书言政、被宰相吕夷简诬为“朋党”的时候，他坚决支持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斥投机取巧、阿谀逢迎的小人行径，结果因此被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后来他在《与尹师鲁书》中说：“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旁，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表示他为支持正义被贬官是很平常的事，就是被“烹斩”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由于他自觉坚持这样的严正立场，所以他在当时的政坛上以“直言敢谏”著称，不仅对于一般王公大臣的邪恶行为敢于提出批评，而且对于政事上的积弊以至皇帝决策上的失误，也敢于上书直陈。他在《准诏言事上书》一文中写道：“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对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作了最危险的估计，外有敌国叛乱，内有盗贼骚扰，水旱灾害，民力劳困，财政枯竭，形势一片“大坏”。这样议论国家大事，正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报忧不报喜”，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同时，他还敢于进一步指出仁宗皇帝决策上的弊端：“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还警告说：“方今天文变于上，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事势如此矣，非是陛下迟疑宽缓之时，唯愿为社稷生民留意。”仁宗皇帝对欧阳修这种真诚坦率，敢于直言的态度十分赞赏，特别赐给他五品官服，被破格提拔为“知制诰”（代皇帝起草文稿的官）。其时欧阳修年三十六岁。

封建时代，敢于直言的忠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但是能像宋仁宗这样虚心接纳各种意见、不拒绝批评的皇帝却是罕见的。这正是欧阳修个人的幸运之处。然而封建专制体制本身也决定了欧阳修的这种幸运是不可能长久的。一个深居简出、自我封闭于九重宫殿内的孤家寡人，他既不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又必须对每项重大事情作出最后裁决，而周围又永远包围着一大群觊觎着权位利禄而不愿说真话的官僚，自然不可能保证对任何人和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或永远坚信不疑。在他被皇帝提拔为知制诰之后，虽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提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最终还是被忌恨他的官僚们罗织罪名，贬官降职，到滁州任地方官。而且政敌们对欧阳修的打击并不是孤立的，在此之前，他们对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杜衍等人也以“朋党专权”的罪名动摇仁宗对他们的信任，一一逐出京城。十二年后，当仁宗皇帝准备再度起用欧阳修的时候，又有人模仿欧的笔迹冒名写了一份奏章要求裁汰宫里的不法宦官。这是一个卑鄙而毒辣的阴谋，目的是要以此激怒宦官，借宦官的势力挤掉欧阳修。欧阳修果然因此不受重用，被派去修纂《新唐书》。至嘉祐六年（1061），机遇将欧阳修推到了仕宦的顶峰，由枢密副使出任参知政事。其时，仁宗因中风卧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曹太后是宋初功臣曹彬的孙女，被史家誉为贤明的皇后。即使如此，欧阳修仍逃不脱被污蔑毁谤的命运。他妻子的弟弟薛宗孺因曾企图凭藉他的权势办私事被拒绝，达不到目的，便怀恨在心，造谣说他与自己的儿媳有“暧昧关系”。谣言一传开，政敌们立即上奏章攻击他“帷薄不根”。最后虽经神宗派人查明并无此事，但这种有关个人名节的无耻攻击使欧阳修胆寒齿冷，只好要求罢去相位，出京任亳州知州。从此他一直在地方官任上辗转迁徙，并不断要求退休归隐。至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欧阳修在青州任上两次上书朝廷，反对新法中的“青苗法”，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指斥这简直是“放债取利”，并在自己管辖的行政区域内下令停止“青苗法”，因此受到朝廷的谴责。欧阳修这一反对“新法”的举动，被某些论者看作是“守旧”行为，认为这是欧阳修当上宰相，社会地位提高之后，立场观点渐渐改变，由革新转向保守的结果。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欧阳修反新法的时候，他已经罢相，出任地方官吏，政治地位及处境都已经“走下坡路”，若以“居上位便保守，居下位便革新”的逻辑硬套，他这时就不应反对新法而应力主改革。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有革新弊政，振兴国家的决心与志愿，曾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这样一个有志于改革的正直知识分子，说他一下子便转变立场，变成事事看不惯的守旧派，也不合情理。诚如当时的御史中丞吕公著所言：“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事为非，而主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王安石是欧阳修赏识推荐的人才，两人的私人感情并不坏。欧阳修于熙宁四年获准“致仕”（退休），五年去世，年六十六。王安石给他写了祭文，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有这样的话：“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议之是非，既厌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样一位贤者，在地方官任上，不会违背事实乱说“青苗法”的坏话。

欧阳修一生在政治上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重大贡献，但他生当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国弱民贫的年代，自以“古先圣贤”的遗训作为立朝处事的行为准则，不避权贵，敢于直言，独抒己见。欧阳修虽然以文章知名于世，但他一生中首先看重的是为政、做人。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意即文章只是为个人扬名延誉的事，而政事可以为社会谋利益。（见《宋史·欧阳修传》）因为他自始至终坚持这样的观点，所以由他倡导并获得重大胜利的“北宋古文运动”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社会、为国家提倡一种朴实、致用的“古文”，扫荡那些雕章琢句、险怪艰涩、浮艳侈靡的不正文风。

欧阳修的“古文运动”大体包含三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严厉批评怪诞、浮靡文风，甚至利用行政手段打击那些文风不正的读书人。嘉祐二年的进士考试，欧阳修利用自己主考官的身份，把那些写作怪文的考生一律刷掉。为此，参加科举考试的部分考生曾在大街上围住他的马头吵闹示威，但他依然不为所动。

二是团结一大批文人在自己的周围，努力倡导新文风，以集体的文学实践与不正文风相抗衡，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中坚力量。这些人当中，同辈的有尹洙、穆修、苏舜钦、梅尧臣、石介等；晚辈的有苏轼兄弟、王安石、曾巩等。由于这些人在社会上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才华出众，经过欧阳修的夸赞、奖掖，很快在文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三是欧阳修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开创了一条平易自然的宋代散文的路子。以后又经过苏轼等文学巨匠的不断开拓，终于使“古文运动”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欧阳修文章平易自然的风格是比较鲜明的。从语言的运用看，他努力创造一种接近于当时口语的书面语言，很少运用生僻、险怪字眼。这一点与同样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有明显的区别。韩愈虽也提倡“文从字顺”，并创作了不少明晰、条畅的优秀散文，但他同时也雅好奇崛，爱用奇字奇句，有的甚至读起来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欧阳修基本上避免了这种毛病。对于这一点，罗大经《鹤林玉露》评论道：“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阳修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有类似的看法：“欧公文章……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见《朱子语类》一三九）如他的《醉翁亭记》一气用了二十一个“也”字，骈散结合，声情并茂，已成了文史佳话。在叙述的节奏上，欧文舒缓曲致，从容不迫；首尾关联，气势回环。就像爽朗的清风在疏林间缓缓吹拂。关于这一特点，与欧阳修同时的苏洵的评价是“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书》）从那以后，“纡徐委备”一直是后人评价欧文的不刊之论。不管是政论还是随笔小品，乃至于赋和骈文，都有这种从容道来，透彻明了的特点。

欧阳修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典较少。尤其是政论，引经据典，以古例今，是封建时代一切奏议策论的惯用手法。因为这一特点，一些自恃博学多识的文士常常连篇累牍地引用典故，堆砌饾饤，理不胜辞，成了通病。欧阳修的政论比较注意避免这种毛病，文中需要征引故实时，尽量围绕主题，选择典型习见的例子，以能说明问题为度，不妄用滥用。如《准诏言事上书》一文，将近五千言，只用了六个典故。即论帝王应严令树威，引用汉武帝、唐太宗征服四夷，建威远域的故事；论用兵，则举曹操、李靖、王寻、苻坚的例子，说明“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的道理。而且这些典故都是随文带出，点到为止，有的只一句带过，并不铺陈赘述。因为用典少，所以欧阳修同时代的某些博学者尝讥笑他“不读书”。有一次他派人去向刘贡父请教几个问题，刘贡父事后对人说：“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见《宋稗类钞·博识》）把好文章与多用典相提并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如果说欧阳修在散文方面开创有宋一代新文风的话，在词作方面恰好与此相反，基本上沿袭唐五代以来“花间派”词人的老路，一直在艳情、花月之间流连，固守婉约词人的藩篱。虽然他的词也有平易自然的特色，但因为内容上的差异，过去的词论者都不敢把他的这些作为“诗余”、“小道”的词作与他的诗文看作是金玉相当的等价物，而往往流露出一种“惜哉大手笔，胡为幽柔词”的惋叹。甚至有的人还怀疑他的传世词作是别人伪造的。《白香词谱笺》卷一引《四库提要》云：“曾慥《乐府雅词序》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又引《西清诗话》云：“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辉所伪作。《名臣录》有云，修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又引《词苑丛谈》：“欧公小词间见诸词集，陈氏书录一卷，其间多有与《阳春》、《花间》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封建士大夫对词这种文学形式的态度并不严肃，往往把它看作是娱宾遣兴、花酒传情的玩意。因为不严肃，所以杂入伪作，或与他集混淆的现象当会出现，而“仇人所为”的说法，似乎掺杂着回护大作家的情绪。但无论怎样，像欧阳修这样有着严肃的政治态度、看重节操的文人写出一些浓艳言情、流连光景的“花间词”也并不是什么怪事，何况挟妓冶游，诗酒放荡正是那个时候官场中普遍的风气。人有复杂的感情，有多方面的生活追求，总不能老板着一副面孔，只有一种表情。

让我们惊叹的是，在词这种无所顾忌的抒情天地里，欧阳修的情思似乎更显得空灵蕴藉，真挚绵长，或者说更能表现出较高较纯的艺术技巧，塑造出较为动人的艺术形象。因此，在宋代词坛上，欧阳修的词还是有一席之地，声誉颇高的。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一连三个形容词的叠用，别致而有境界，受到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激赏、模仿。又《临江仙·凤髻金泥带》结句“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构思精巧，饶有情味，也是宋词中的佳作。

比较起来，欧阳修的诗词文中，诗的成就最低。这主要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妨碍了诗意形象的创造，破坏了意境的浑成，因而不耐寻味。他写了大量的七言、五言歌行，议论化的倾向很明显，如《答杨辟喜雨长句》有如奏议，《读书》恰似家训，直率铺陈，满足于理念、意理的阐明，这是他很多诗作的弱点。

但是欧阳修的诗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平易流畅，率真自然，这就是个很突出的优点。如《戏答元珍》的自然工巧，《绿竹堂独饮》的感情充沛，都颇有“天然去雕饰”的韵致。苏轼称他“诗赋似李白”。（见《六一居士集序》）若就个别章句而言，还不算瞎捧。另外，欧阳修的诗能大胆揭露民间疾苦和朝廷弊政（如《边户》），这与他在政治上的革新进取精神是一致的。

本书前言及今译由林冠群完成；注释与题解由周济夫完成。所收欧阳修诗词文着重选其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希望读者能见到他各体作品风格的全貌，所以其中一些优秀之作限于篇幅并未录入，而且在注释、今译等方面，必定存在不少欠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教。

林冠群（海南日报社）

周济夫（海南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