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伦敦

理智的人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不理智的人却硬要世界适应自己。

——萧伯纳

辞别父亲远离故土

1876年，萧伯纳已经20岁了，他在汤森地产公司工作5年了，已经是公司里资历很深的老职员了。

但是他痛苦地意识到，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呼吸弥漫在都柏林阴暗天空的拜金主义气味，同时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稀世天才。李的声音始终在他耳边回响：

去看一看都柏林以外的大世界！伦敦才是名家荟萃的地方，那里才是艺术的王国！

是啊！都柏林的生活太乏味了！办公室的工作束缚着萧伯纳渴望创造的激情，已经没有让他感到新鲜的东西了。他需要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充满自由、辩论、活跃的世界！一个能让他实现毕生的梦想，艺术的梦想的世界，那就是伦敦。

萧伯纳已经5年没有见到母亲和姐姐了，但是，他一直与她们保持着通信。

移居伦敦的露西已经出落成一位优雅、美丽、富有才华的女郎。而李却一天天变得庸俗起来，他越来越崇拜金钱和地位，贪慕奢华。

露西对老师越来越失望，她向萧伯纳诉说着内心的烦恼：

亲爱的弟弟，我多么矛盾啊！他既然是我的音乐老师，我本应该尊重他，信任他；但是他的举止日益变得轻浮，整天盯着钱和地位，音乐已经成为他赚钱的手段，我真是越来越瞧不起这种用艺术换金钱的人了。

当时，萧伯纳正处于与爱德华的“通信决斗”中，他对姐姐提出的事略微感到了一些失望与担忧。

但是后来，露西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李竟然向她求婚！

李虽然比露西大许多岁，但他一直爱慕着露西，而且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年龄不是婚姻的焦点，萧卡尔就比贝西大了20多岁嘛！

露西感到压力太大了，而这时她与母亲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关系一度很僵，而妹妹又不幸刚刚去世，唯一能理解她的亲人——弟弟又远在爱尔兰，她只能把这一切向弟弟倾诉：

弟弟，我和你一样，视艺术如生命，我严格地挑选演出的剧本，决不因为报酬高就盲目地去演。

但是伦敦现在够水准的剧本很少，戏剧事业正处于不景气的阶段；所以，我不得不去参加一些巡回演出剧团，因为必须赚钱生存啊！

但是妈妈很不高兴，她说我在自讨苦吃，放着体面辉煌的大剧院不去，偏偏千辛万苦地去小剧团参加巡回演出！我们之间现在很不愉快。

萧伯纳从小就是个“小诸葛亮”，他遇事镇定、机智，眼睛一眨就是一个主意。他意识到姐姐遇到了人生的大麻烦，连夜给姐姐写信：

姐姐，千万不要冲动，不要失去控制。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心平气和地坚持你的观点，不要屈服于任何人，包括妈妈。

如果你实在是气愤至极，也要以幽默的方式发泄你的不满和愤怒，千万不要怒形于色，这样你就永远能立于不败之地。

写完之后，萧伯纳又马上另写了一封信给母亲：

妈妈，姐姐已经是个大人了，她已经22岁了，她有自己的是非观，有自己的兴趣。您不要逼她做她不喜欢的事。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是不是？

您和姐姐在伦敦相依为命，生活一定很艰难，艰难中更应该保持一份乐观的心境。祝你们愉快！

事后，姐姐终于摆脱了李的纠缠，而母亲和姐姐的关系也融洽起来，并称萧伯纳为“和平使者”。但是萧伯纳还是非常担心两个亲人在伦敦的生活。这也是他坚决要到伦敦去的一个原因。

虽然父亲对萧伯纳的成就很满意，觉得儿子的工作体面，收入充裕，但是，萧伯纳自己却坐立不安。

新年刚过，萧伯纳就向老板提出了辞职。老板诚恳地挽留他：“萧先生，我一直没有因为你年轻而不重用你。我们很需要你这样才华出众、有卓越商业才能的职员，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萧伯纳真诚地表示感谢，但是他说：“我这个决定已经考虑很久了，我去意已定，请您谅解。”

老板虽然感到惋惜，但是他也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果敢和成熟：“那好，我也不好再挽留你了。年轻人，我预祝你取得成功！”

萧伯纳其实还是挺放心不下父亲的：父亲已经老了，他背也驼了，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可是，父亲由于对儿子很自豪，一天天过得很开心，整天都挂着开朗满足的微笑。

现在，父亲唯一的儿子也要离他而去，只剩他一个人孤独地留在都柏林，萧伯纳心里一阵阵发酸。

在临行前的一天，萧伯纳终于鼓起勇气面对即将孤苦伶仃的父亲，他走进父亲的房间。

“爸爸，我已经把地产公司的工作辞掉了。”

萧卡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萧伯纳干脆全都说了出来：“爸爸，我辞职了，明天就乘船去伦敦。我已经买了明天的票。”

萧卡尔不解地看着这个从小到大一直让他捉摸不透的儿子：“乔治，你又动了什么歪念头？你在公司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爸爸，为了能使我在自己的梦想道路上迅速得到提高，我情愿抛弃目前舒适的生活。办公室的工作只能让我白白浪费时间。”

萧卡尔想到自己未来的日子，不由黯然神伤：“5年前，你妈妈和两个姐姐因为生活所迫离开了家，你二姐不到20岁就去世了；我知道你当年进公司上班也是生活所迫，但你不一样，你可以在商界取得很好的成就的。我也知道，你的兴趣不在这方面，但现在你又要去那个遥远的地方。让我一个人待在都柏林还有什么意思呢？算了，我是个失败者，无论是做丈夫还是做父亲。”

他说不下去了，用手捂住了脸。

萧伯纳的双眼也不由得湿润了，他甚至都要改变自己的主意了，他心想：“是啊！此次一别，远隔万水千山，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衰老的父亲。他也真太可怜了。”

萧卡尔用颤抖的双手抹了把脸，平静了一下，非常理解地对儿子说：“这样也好，你妈妈都离开我们5年了，就当去看望她们一下。她自从嫁给我没享过一天福。哦！对了，你带着公司给你的工作评定证明了吗？”

因为在当时，工作评定证明是寻找新工作的必备条件。

萧伯纳说：“我没要工作评定证明，我到伦敦后，就不想再从事办公室的工作了。”

萧卡尔又是一愣，他再次仔细端详着儿子：眼前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了，他的一切想法都远远超出了做父亲的想象，自己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这样爸爸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放心去吧！”

第二天，萧伯纳登上轮船，与父亲挥手作别，看着头发苍白的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心中笼罩着一种苍凉而无奈的情绪：“再见了爸爸，再见了爱尔兰！”

初到伦敦母子团聚

伦敦被称为“雾都”，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伦敦的气候和伦敦独特的文化气息一样，都充满着浪漫迷离的风格。

曾经有位诗人感叹说：“谁厌倦伦敦，谁就是厌倦了生活！”

伦敦的天气对伦敦人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伦敦人无论做什么事，先决条件一定是看天气是否允许。这使得伦敦人养成了一种习俗：见面必谈天气，无论是刚刚从外进来，还是两个人正站在大街上，开口一定是先问：“今天天气好吗？”

1876年4月，“雾都”迎来了20岁的萧伯纳，一个背着唯一的绒毡行李的满怀憧憬的小伙子。

萧伯纳结束了长途航行，抵达伦敦港，他走下轮船，站在雾蒙蒙的伦敦街头，天生喜欢尝试新事物的萧伯纳一下就为这种神秘的气氛而欣喜了。

萧伯纳乘上了市内的马车。马车是伦敦当时主要的市内交通工具。车子走起来，马脖子上的铃铛“铃铃”作响。

而且伦敦人的想象力也体现在了他们的“公交”工具上，马车被涂成绿、棕、白、红、蓝、黑等各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一条路线。

萧伯纳坐上车不久，就感觉出了与爱尔兰乘车的巨大差别：车上的乘客全都安静地坐着，互相之间不交谈，甚至都不会多看别人一眼。萧伯纳不由想道：“而在爱尔兰人之间，是没有‘陌生人’这个概念的，大家坐在一起都在热烈交谈，说一会儿话就都成了好朋友了。”

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然后回过头去看向马车外面：透过薄雾，一幢幢三四层的楼房从眼前闪过，比都柏林那些低矮的房屋可高太多了！外面的街道很宽，马车都飞快地奔跑着，路边走着戴着礼帽的男人，他们都把背挺得直直的；而那些女子们，则穿着长裙轻盈地从眼前飘过。

车到西区的维多利亚园林，萧伯纳下了车，他背着行李，寻找母亲和姐姐住的地方。

伦敦的西区住的都是上等人，而东区则是贫苦人的聚居地。两个区的房屋也有很大区别：西区的住宅看上去舒适、整洁，到处可见美丽的花园、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音乐厅，富态的贵妇人悠闲地牵着她的狗四处溜达，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昂首走过；而东区既没有歌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连花园也没有，只有低矮破旧的房屋，街道狭窄肮脏，来来往往的只能看到一些拖着疲惫身躯的工人。

萧伯纳按着姐姐信中的地址来到了一座住宅前，他的心激动得狂跳着，上前急切地敲响了大门：“妈妈！我是乔治，你在家吗？”

一阵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从远而近，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贝西出现在儿子面前：脸色苍白，身体瘦削，身着整洁合体的长裙，神情优雅。

5年的思念一起涌上萧伯纳的心头，千言万语哽在喉头，凝聚成两个神圣的字：“妈妈！”

贝西一下紧紧地拥抱着儿子：“乔治，我的孩子！”儿子现在已经比母亲高出好多了，不再是当年那个都柏林的小男孩了，他结实有力的双臂抱住母亲，嗓音低沉浑厚。

屋子里，露西在急切地呼唤弟弟：“乔治！”

贝西轻声对萧伯纳说：“露西得了重感冒，卧床好几天了。要不然早就跑出来迎接你了。”

萧伯纳心头一震：“啊！”他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一个凭嗓子吃饭的歌唱演员，感冒会使她深受损伤的。

萧伯纳放开母亲，立刻向屋内奔去，两条长腿三两步就来到门前，他听到一间屋里传出咳嗽声，“砰”地一声推开了房门。

眼前，露西正努力地抑制着咳嗽，微笑着向弟弟伸开双臂：她长发蓬乱，柔美的脸庞没有血色。

萧伯纳一时心如刀绞一般：二姐去世了，大姐一见面又是这个样子。他扑到大姐跟前，伏下身子拥抱住她：“姐姐！”

露西贴着弟弟结实但并不宽厚的胸膛，顿时一股温馨溢满了心田，精神也好了许多，她轻声对弟弟说：“你来了就好了。”

萧伯纳皱紧眉头，心疼地问：“怎么会弄成这样？”

露西看着高大的弟弟，欣慰中也饱含着辛酸：“没什么。演出频繁了些，伦敦的气候不好，天气阴冷，演出的时候又不能穿太多衣服。”

萧伯纳打量了一下房间，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摆设，就知道母亲和姐姐过得其实很清苦。

母亲靠在舞厅酒店唱歌，偶尔教授几个小学生的音乐为生，能够住在伦敦的西区这种高等住宅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母亲只有住在这里，也才能招收到有钱人家的孩子。

能够和母亲、姐姐团聚，重新享受到妈妈的亲切照顾，萧伯纳非常开心。但他知道，自己作为这个3口之家唯一的男子汉，理应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他准备立刻就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

屡遭磨难愈挫愈勇

萧伯纳到达伦敦之后不久，就收到了父亲寄来的汤森地产公司的工作鉴定书，这是他亲自去公司找老板开的。对萧卡尔而言，这是他唯一能帮儿子的了。

同时，萧卡尔每周都从磨坊生意寥寥无几的收入中挤出1英镑寄给萧伯纳。萧伯纳深知父亲的艰辛，他在努力地四处寻找工作。但是，他依然抱定自己的信念，不去找办公室的工作。而是到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去应聘工作。

这两个月来，他不止一次地敲开一家家报社、杂志社的大门，希望寻找一份文字工作。他自信地对接待他的人说：“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一定能干好这份工作！”

但人家却总是怀疑地瞧着这个年轻的异乡人：“请问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以前在哪家报社干过？”

萧伯纳坦白地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以前也没有做过编辑或记者，但是我从幼年时就读过大量的名著，我懂得音乐和绘画，我的知识都是自学的。我相信……”

对方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接收没有学历的人，请另谋高就吧！”

这天，萧伯纳又走在伦敦的街头上，他已经十分疲倦了，嘴唇干得都裂开了。

他来到一家报社门前：“啊！泰晤士报社！这是一家驰名世界的报馆啊！”萧伯纳脸上露出一丝欣喜，他迈着长长的腿，几步就来到门前，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平定了一下紧张的心情，敲响了主编室的门。

里面传出一个威严有力的声音：“进来！”

萧伯纳走了进去，他开门见山地对主编说：“先生，请问您这儿需要文字编辑吗？”

主编把身子向后靠了靠，从眼镜后面投射过两道锐利的目光，认真地打量了这位莽撞的年轻人一番。然后温和地问：“你想试一试吗？”

萧伯纳真诚地说：“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

主编似乎被他的自信打动了：“你叫什么名字？”

萧伯纳也放松了一些，他的幽默劲又上来了：“乔治·伯纳·萧，20岁，爱尔兰人，没读过大学，以前也没做过编辑，只做过5年公司职员。”

主编一下被他的回答逗乐了：“小伙子，泰晤士报社是不可能接纳无名之辈的，你能理解吗？”

萧伯纳庆幸自己遇到一位说实话的主编，他明白了主编的意思：想进这个圈子，光靠勇气是不够的，必须拿出成绩来证明自己。

两个月来积压在心头的愁闷和茫然一下子都被主编这句话冲散了，他从容地辞别主编：“先生，谢谢您的指点，我告辞了，请您留意一下这个名字：乔治·伯纳·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前辈，后会有期。”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萧伯纳回到了家中。客厅里还在响着那种初学琴者极不熟练的“叮叮咚咚”声，母亲还在教学生呢！

萧伯纳走进厨房，他找了块面包，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在外面奔波一天，又舍不得花钱下饭馆，他已经饿坏了。

学生们都走了，贝西发现厨房的灯亮了，就喊了一声：“乔治！”

萧伯纳走出来：“妈妈，有事吗？”他感到很难为情，他又白跑了一天，而且他已经打算近期不再找工作了。

母亲把他领进客厅，指着桌上说：“你看哪！玛丽安的父亲给你写了封推荐信。”

萧伯纳听母亲提起过，玛丽安的父亲在当地很有声望，他是一家银行的经理。这封推荐信，不知道母亲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求得的。

自从萧伯纳来到伦敦，贝西已经找了好些认识的人给他写推荐信，但他一封都没有用过。

萧伯纳看了母亲一眼：“妈妈！”面对着母亲苍白而瘦削的样子，他欲言又止，因为他知道，现在由于一些家长都纷纷把孩子送到那些“十二课次速成”的歌唱班去，母亲已经越来越难招到学生了。

母亲的学生少了，家里的收入当然也就少了。

贝西看着儿子吞吞吐吐的样子，不由起了疑心：“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应聘去了？那些推荐的单位竟然没有一个愿意试用你吗？”

萧伯纳不想再隐瞒下去了，他决定向母亲坦白，他尽量放缓语气说：“妈妈，其实我从来没用过您给我的那些推荐信。因为，我不想再做办公室的工作了。”

贝西吃了一惊，她一下皱紧了眉头：“你说什么？！”她感觉儿子变得比当年更不可想象了。

萧伯纳努力说服母亲：“妈妈，我离开都柏林来伦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再从事浪费时间的办公室工作了。我已经浪费了宝贵的5年，所以从现在起，我必须抓紧时间，专心投入我毕生的梦想，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我想……”

贝西狂怒地打断了儿子：“别说了！我！可惜我还……你真是你爸爸的儿子，你就跟着他学吧！将来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酒鬼就好了！”

说完，她转身走进自己的卧室，“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萧伯纳呆呆地站在客厅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久，他才心情沉重地走进自己的卧室里。站在窗前，望着漆黑的暗夜，心里痛苦地呐喊着：“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

他无心睡眠，坐在桌前，提笔给爱德华写信：

伦敦不是天堂。我在都柏林时曾抱着多么天真的想法！以为伦敦给爱好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最可笑的是，我的头脑近来被政治和宗教塞满了，简直避之不及！

伦敦有大礼拜堂620个，小礼拜堂423个，《圣经》讲堂291个，天主教堂90个！你知道，我对宗教向来是抱着讥讽态度，而现在却被迫时时和它打交道。伦敦的艺术气氛远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浓厚。

在伦敦，虽然暂时找不到艺术方面的工作，但我仍不打算去坐办公室。我准备潜下心来将我构思已久的小说写出来。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理解我、欣赏我的才能和执著抱负的人。我虽然遭受了磨难，但一点儿也没有灰心，甚至越战越勇，激情满怀，因为我要征服伦敦！

代替别人撰写评论

时间一晃就是几个月，萧伯纳依然没有找到他理想的工作。

但是，他没有放弃。白天，他还是到处奔波，去各个报社、杂志社碰运气；晚上，他就点着蜡烛学习到深夜，积极充电，读名家的诗作和小说，研究乐理知识，还深入地进行物理和数学难题的解答。

可是，萧伯纳却无法来完成他自己的小说，因为他看着母亲和姐姐一天天地为生计而奔忙，自己心里感到很不安，因为家里又多了他这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子汉吃饭，经济更加拮据了。

这时，李来找萧伯纳了。果然如露西所说，现在的李变了，他穿着时髦的绅士服，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崭新的礼帽托在手上。

萧伯纳非常尊敬他艺术的领路人：“李叔叔，我这几个月因为一直忙着找工作，想等工作定下来再去看您。”

李一直很欣赏萧伯纳的才华，尤其是他富于创新、敢于反叛的个性和广博的知识、幽默的风格。

“我挂名在《大黄蜂》报当音乐评论员。这需要经常去看一些音乐会，才能写出相关的评论文章。但我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去听那些音乐会。乔治，我在都柏林的时候，就很欣赏你的文笔和才气。现在过了好几年了，我已经老了，而你却恰好长大了。你今天这么一说，说明你对艺术的狂热劲比当年更盛。怎么样，写点音乐评论文章吗？如果你愿意，就替我去听听音乐会，写写音乐专评，稿费算你的，但必须署我的名。”

萧伯纳喜出望外，他早就听姐姐说过，李在伦敦音乐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兼职好几家评论杂志的自由撰稿人。

萧伯纳兴奋地连连点头：“谢谢您，李叔叔，我愿意干！”

本来萧伯纳对作品署李的名有些反感，但是他想，这毕竟对自己是一个锻炼机会。将来，自己不愁没有机会写出署着自己名字的文章。

于是，萧伯纳拿着音乐会的代理商送来的入场券，来到一个指定的音乐厅听音乐会。

他的心里有与以前听音乐会不同的感受：“这次可不能单纯欣赏了，听完之后，还要写专评文章呢！”

当时是一个三流音乐厅，里面非常闷热，煤气灯闪着刺眼的白光。萧伯纳在包厢里闷得快要受不了的时候，音乐会才刚刚开场。

大幕缓缓拉开，一架旧钢琴后面，坐着一个无精打采的犹太人。

萧伯纳一下就皱紧了眉头，失望地对自己说：“这演奏也太空洞而乏味了，没有一点音乐的灵气。看第二个节目怎么样吧！”

冗长的钢琴终于在差点没让观众昏睡过去的时机停止了，接下来交响乐队上台。萧伯纳精神一振，坐直了身子。他最喜欢交响乐了。

这时从台后走上一位打着花领带、穿着时髦燕尾服的中年男子，他彬彬有礼地向观众鞠躬示意。萧伯纳知道这就是指挥，演奏马上就要开始了。

随着燕尾服的指挥棒一抬，音乐响彻了大厅。但是，萧伯纳的心却也随着高亢的音乐慢慢沉了下去：“这个指挥根本不理解乐曲的深意，整个乐章听起来华而不实，就像指挥那条蹩脚的花领带一样。”

还没等音乐会结束，萧伯纳就仓皇退场，离开音乐厅。

不久，读者们就被新一期《大黄蜂》上面的音乐评论栏的文章吸引住了。那篇短小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批评音乐会缺乏魅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各个细节的拙劣表现，语言犀利而幽默。大家读完后，都大呼痛快：“范达勒尔·李终于露出了一个音乐大师的风采！”

萧伯纳的一篇篇评论文章，也极大地推动了《大黄蜂》的发行量，读者都对这只勇敢露出螫针的“大黄蜂”表现出强烈的热爱。

而音乐会的代理商们则为此大伤脑筋，他们已经被这只毫不留情面的“大黄蜂”蜇得体无完肤，一天天担心，但他们仍然无法脱离这种难堪的局面，正如“大黄蜂”所言：“整个伦敦音乐界连一个有魅力的指挥也没有！”

终于，代理商们的机会来了：一直受伦敦音乐界排斥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要来伦敦开音乐会了。

萧伯纳从小就喜欢瓦格纳的歌剧，尤其欣赏他独特而新颖的风格。这次，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演出。

瓦格纳的音乐会安排在富丽堂皇的艾伯特大厅举行。瓦格纳走上台来，高大魁梧的身材，神情潇洒，一举一动都带着大师的风范。他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听众，然后把指挥棒一挥，优美的音符就喷薄而出。

观众们听得如醉如痴。萧伯纳注意到，瓦格纳本人也沉醉在自己的指挥中，他在音乐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全然忘掉了身外这个世俗的世界。

第二天，伦敦的报界一致诋毁瓦格纳的表演，说他是“三流作曲家”、“单调不和谐的音乐骗子”，指责他的作品“全都是吟诵调”。

《大黄蜂》的专评没有附和伦敦音乐界，萧伯纳写出了一篇与众不同的瓦格纳音乐会专评，极力推崇他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和伟大的指挥。

这一下，伦敦的音乐界被激怒了，各种报刊上都纷纷发文攻击《大黄蜂》；音乐会代理商也不愿继续赠送入场券了。于是，萧伯纳在《大黄蜂》的音乐专评生涯也就结束了。

首部小说遭受冷遇

1879年，23岁的萧伯纳离开《大黄蜂》之后，又加入了失业大军之中。

这时的伦敦，其实并不是艺术家最顺利的时代，因为1879年的伦敦遭受了一次到1931年才重见的不景气的大打击。

失业像割麦子那样把人们的职业割掉了。过去一年的春天灾情很重，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世纪来最坏的季节。商业濒于破产；那些过去把橱窗堆满货品的小商人，现在只好望着空空无物的橱窗发愣。

娱乐场所都缩小了规模或者关门大吉；人们唯一群集的地方就是酒馆，甚至在这种地方，大多数的人也是买不起啤酒的。

由于情况糟糕，富人担心穷人会起来造反。一些有识之士取消了一切宴会、舞会和聚会。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也帮助搞救济工作。

食物、煤、柴、蜡烛的市价高涨不止。工厂纷纷倒闭，伦敦和西北铁道公司辞退了5000名工人。6000名利物浦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格拉斯哥和西方银行破产了，几乎使整个英格兰岛都沦亡了。

萧伯纳看到工作如此难找，他心中那个固执的念头又强烈地冒了出来：写自己的小说！

萧伯纳从小就喜欢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他曾经对爱德华说过：

小说这种体裁，篇幅长，手法多，可以充分表现自我，探讨人生的重大问题。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写出一部辉煌的小说，给读者许多人生意义的启发。

这一年在《大黄蜂》写音乐评论的成功，更给了萧伯纳自己创作小说的勇气和信心，他回到家，在客厅里对母亲说：“妈妈，我决定不去找其他工作了，专心实现自己的梦想。”

贝西知道儿子的个性，再说什么也难让他回头，只有他自己撞了南墙才能悔悟，她淡淡地说：“那你试试看吧！”

萧伯纳不好意思向母亲要钱买好的稿纸，他用父亲给他寄来的钱，买了一些非常廉价的“戴米”牌四开稿纸，就动手写起来。

他为自己的处女作取名《未成熟》，这也包含着他说明自己还年轻，在成长过程中遇到许多无法排解的各种矛盾，从而内心感到痛苦、彷徨的意思。

萧伯纳严格规定自己的写作进程，他每天必须写满5页稿纸才停下来，大概一天1万字左右。

萧伯纳不打算在这部小说中构思太复杂的情节，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阅历，在目前这并非所长。而以自己擅长的幽默的语言风格来嬉笑怒骂，用大段的独白来发泄内心的冲突。

一连7个月，萧伯纳不停地写，不停地思索，每天下来，他都累得腰酸胳膊疼，眼睛发胀。但是，他始终被一种创作的激情和喜悦充溢着内心，从未减少过每天的工作量。

深夜，伦敦的寒风从窗口吹进来，萧伯纳不由打了个寒噤，他站起身，从床上取了块旧披肩搭在背上。

凌晨时，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萧伯纳在桌边的盘子里拿了一块黑面包，一手送进嘴里，而拿笔的那只手并没停下。

7个月，萧伯纳的脸色一天天失去血色，脸颊也一天比一天瘦削，但是，桌上的稿子却一天天变高。

这天的凌晨3时，《未成熟》终于脱稿了！也许是下意识的动作，萧伯纳把手中的笔扔了出去！

他来到窗前，凝视着附近楼顶上那一轮昏黄的圆月，这才发觉：已是伦敦的深秋了！

第二天，萧伯纳抱着一个大大的纸袋，里面装着《未成熟》厚厚的书稿。他满怀信心但又兴奋得有些忐忑，敲开了一家出版社的门。

“请进！”里面一声喊，萧伯纳走了进去。

胖胖的出版商抬起头来，等他看清萧伯纳时不由大吃一惊：这个年轻人又高又瘦，脸色苍白。

出版商明白萧伯纳的意思，看来他已经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文学青年了。他不等萧伯纳说明来意，就伸手把纸袋接了过去，拿在手里掂了一下分量，随便问着萧伯纳：“什么故事？惊险案例、传奇探险、凄美爱情，还是海盗系列？”

萧伯纳不由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都不是。书名叫《未成熟》，写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出版商不等萧伯纳说完，就把纸袋扔到他手上，挥手说道：“我们不出版这类小说。这种书现在谁爱看？”

“不过您听我说……”

“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总之是不出。”

随后，萧伯纳先后将《未成熟》寄给10家出版社。但是，他们竟然都不愿意耐下心来好好读一下，更不用说出版了。

萧伯纳又伤心又绝望：“这可是我7个月的心血啊！为什么人们无法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呢？”

他没有灰心，又鼓起勇气来到了第十一家出版社。这次，也许是他的诚意感动了上天，书稿终于被出版社收留了。

虽然对方说：“我们读一下再与你联系。”但是萧伯纳的心中立刻充满了喜悦，多日的愁闷一扫而光，他想：“等你们读过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了。”

萧伯纳一路吹着口哨，使得电车里的人也都被这个年轻人的好心情感染了，他们伴着金黄的秋色与萧伯纳相和。也许，是萧伯纳那悠扬动听的口哨声起了作用吧！

过了几天，萧伯纳就收到了出版社寄给他的一封长信：

在众多堆在出版社请求出版的小说中，我们认为您这部并非出色之作；虽然每个作者都相信如果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大作，一定会大获成功，但是，作为出版社，我们很清楚书稿的优劣。我们对您的稿子比较感兴趣，但是，您还必须修改某些章节。

萧伯纳知道，在小说出版过程中，修改是很正常的。他满怀希望开始修改自己这本饱经磨难的处女作。

修改工作同样是异常辛苦的，他常常会为某个细节而绞尽脑汁，经常将满页稿纸都改得面目全非，不得不重新抄一遍。有时候，他为了某个章节而彻夜难眠，写完一页又撕掉重写。萧伯纳感觉，他几乎是把整部作品重新创作了一遍。

多少个清晨，贝西走出卧室，都看到萧伯纳正在洗手间用冷水洗脸，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她不由得摇头叹了口气，心疼地说：“乔治，你又一夜没睡吗？”

而儿子却似乎并没听见，还在出神地想着什么。偶尔会漫不经心地“哦”一声。

贝西赶紧煮好牛奶，给萧伯纳端到卧室里去，她看到儿子伏案写作，根本没有抬头顾得上搭理她。贝西不由得有些生气了：“乔治，你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哪行呢！以后不准再熬夜了！你看你瘦得都不成人样了。”

萧伯纳只好停下来，抬头诚恳地对母亲说：“妈妈，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而且难得有出版社答应改好后出版，我必须精益求精，加快速度，这样才能一炮打响。”

贝西知道儿子这倔劲又上来了，她只好叹口气，摇着头走了出去。

但是，当萧伯纳的修改工作快接近尾声时，出版社突然给他来信，说：“非常抱歉！鉴于当前的出版形势，我们不想出这部小说了，请原谅。”

萧伯纳简直要被这封信击昏在地，他像疯了一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群无耻的家伙，怎么能这样没有一点诚信呢！”

狂怒之下，萧伯纳几乎要将这部书稿一把火烧得精光。但这可是他的梦，他的宝贝，他的心血和希望啊！烧掉它，就意味着烧掉了自己的梦想！

萧伯纳终于冷静下来，把稿子装进纸袋，细心地珍藏起来。

被迫就业痴心不改

萧伯纳自从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被12次退稿，就又恢复了散步的习惯。

将近一年了，他一直在不停地伏案写作，几乎没有亲近过大自然了。但萧伯纳一直是多么热爱在户外运动啊！现在，他独自在夜风中穿行，心中充满了苦闷：“在都柏林时，父亲虽然生意不好，但我们经常进行户外游玩。闯荡伦敦文坛的路竟然是如此艰辛，难道我真不适合搞文学？难道我的才华还是不够？”

萧伯纳更大的苦闷在于，伦敦找不到可以倾诉心声的知己朋友，更没有一个睿智的导师来为他指明前进的方向。第一次的创作热情被迎头一盆冷水浇灭，他陷入痛苦的煎熬之中无法自拔。

而且，家里的生计日渐窘迫，迫使他不得不放弃第二部小说的创作，当务之急是尽快找一份工作来改善家庭生活。

看来，走文艺创作这条路是行不通了，萧伯纳只好取出父亲寄来的在汤森地产公司的工作鉴定书，再次应聘办公室的工作。

不久，他运气极好地在伦敦爱迪生电话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

1879年，电话刚诞生不久，正处于宣传推广阶段。萧伯纳在爱迪生电话公司的工作就是劝说伦敦各种商店的老板，说服他们让公司把电话线安装在他们的房顶上；并且还要征得沿线居民的同意，让电话杆竖立在他们的院落里，以便架设电话线。

但是，当时的电话的通信性能相当差，通话中夹杂着一片“嗡嗡”声，有时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而且，保守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愿意在自家院子里或者房顶上竖上一根难看的木头柱子。因此，电话公司的推广工作异常艰难。

萧伯纳运用他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经验，和人谈判时很讲究技巧。他态度温和，语言幽默，使人如沐春风。那些本来嚷着“没有电话我们也一代代活了过来”的英国人都被他说得开心一笑，谈判中的紧张气氛就被冲散了。

接着萧伯纳就说：“安了电话之后，你不知道人们的生活就会有多么方便，特别是遇到咱们伦敦的阴雨天，有什么事不用出家门就都搞定了。”

那些紧绷着脸的保守者终于被萧伯纳说得破颜而笑，再也不忍心为难这个开朗文雅的年轻人了，因此电话线的铺设工作迎刃而解。

电话公司的老板注意到了这个能干的年轻人，决定委以重任。几周之后，萧伯纳就荣升为外务股股长，年薪也从48镑提高到80镑，还为他自己安排了办公室，以此拢住他不被其他公司挖走。

萧伯纳每天工作之余，和整个休息天，为了满足旺盛的求知欲，他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感兴趣的各类报刊书籍，从来到伦敦之后，萧伯纳就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

他深知自己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非常有限，现在没有人可以指教他，也没有朋友可以探讨，虽然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对音乐、美术、文学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但这些知识毕竟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这就像一些散落在沙滩的珍珠，必须有一位出色的工匠精心地打磨，然后串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才行。

认识到了这些不足之后，萧伯纳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努力自学，力求达到那些名牌大学优秀生的水平，甚至要远远超过他们。

在工作之余，萧伯纳饱览了大英博物馆那些丰富的藏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常常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出馆，甚至都不回家吃午饭。

萧伯纳读书自有独特之处。他全凭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书籍，从不逼着自己去读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所谓经典。

而他的兴趣又涉及了音乐、美术、文学，后来甚至发展到物理学、机械工艺、经济学、数学等，所以他经常是面前摆着好几种书轮换着读：一会读作曲家瓦格纳的五线曲谱总集；一会又拿过高等数学演算几道难题；一会又皱着眉头思索《资本论》中的相关论点。

周围的读者都奇怪地看着这个年轻人，搞不懂他到底是学什么的：有人说他是音乐专业的，有人说他是哲学专业的，还有人确凿地认定他是一个年轻的数学家。

正是凭着对知识的痴迷，萧伯纳完全靠自学精通了音乐、绘画、文学，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自学了德语、法语和拉丁文等。后来萧伯纳曾经说：

马克思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历史和文明的事实，给了我全新的宇宙观，给了我生活的目标和思想。我曾经是一个懦夫，是马克思使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使我获得了一种信仰；马克思使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对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现实问题讨论，他也想方设法参与。并由此结识了许多人。

在此期间，萧伯纳开始尝试美术、音乐、戏剧方面的评论和小说创作活动，后来经威廉·阿契尔的介绍，给《明星报》和《星期六评论》周报撰写过一些音乐、美术等文艺方面的评论文章。

萧伯纳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商业价值，家里的生活也明显得到了改善，母亲也展开苦眉露出笑脸，为儿子的能干而满足。

但是，当萧伯纳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卧室的时候，他却总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感：“我现在到了伦敦，却仍然回到了从前的职业中，这种成功我没有丝毫的成就感，现在的工作就像一个海盗在强迫人家接受公司的意见，又像一个百货公司推销员那样花言巧语，想尽办法让人家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

他只有在阅读小说或者弹起钢琴的时候，心里才会得到宁静和快乐，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和音乐中。不过这种快乐毕竟是暂时的，明天一早，他又不得不重复那令人厌烦的推销经验。

巨大的经济衰退，就像瘟疫一样席卷了英国。爱迪生电话公司终于也支撑不住了，最后被培尔电话公司收买。

培尔公司吞并了爱迪生电话公司之后，必须裁掉大部分原来的老职员。而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一旦失业，就意味着永远找不到工作，甚至最后冻饿而死，除了萧伯纳之外，每个原公司的职员心中都笼罩着浓浓的阴影。

公司的职员们每天都在关心议论着谁将有幸被留下来重新录用。但萧伯纳却依然像平时那样，整理公司的顾客资料，查看回访信息，一点没有大难临头的慌乱感。

同事们都很羡慕他：“萧先生肯定不用担心，刚上班几个月就被老板重用，现在新旧老板正在磋商有关交接事宜，新老板当然还会聘用他。”

当录用名单公布之后，萧伯纳果然榜上有名。他却平静地把自己整理好的资料交给新老板，镇定地说：“先生，感谢您的赏识。但是我不想再继续做商务工作了。”

全公司的人都被萧伯纳这一匪夷所思的举动搞蒙了，他们带着满脸的惊愕与萧伯纳握手道别，并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萧伯纳高大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伦敦的迷雾中。

萧伯纳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也并非为了充当英雄，他是苦思多日作出的慎重选择：

这7个多月的重操旧业，我更切实地认识到，我天生就是为了艺术而来，只有在艺术中，我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充实和满足；丰厚的物质回报，无法弥补我在那些厌烦的工作中的空虚，只会让我感到乏味和可笑。

现在是我脱离它的好机会，我要横下心来写我的小说。就算以后我饥寒交迫，面对如何的艰难困苦，我都要牢牢记住这7个月来心灵上的不愉快，始终与我钟爱的文学艺术相依为命。

萧伯纳的从容状态一直保持到走进家门。当他面对母亲的时候，心里仍然泛起了痛苦的内疚。他努力挤出一丝微笑，就像在说一件平常的事一样对母亲说：“妈妈，咱们又要过苦日子了。我很对不起您，我又辞职了。”

这一段时间，贝西早就注意到萧伯纳一直紧锁着眉头，好像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现在他终于坦白说明了，她也清楚了儿子的苦衷：“乔治呀，你真是痴心不改！”

五年磨剑苦心自学

辞职之后，萧伯纳更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他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到小说创作中。

在大英博物馆自学的时候，由于没有导师对萧伯纳施加影响，因此他读书的时候，头脑里就没有既定的框框，绝不会陷入到某种论点中。而且，他天生就是一个怀疑和叛逆精神极强的人，带着大胆的怀疑来读书，并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避免了钻入一种特定的领域中的学究气，并形成了自己活泼清新的风格。

萧伯纳的第二部小说取名《不合理的结合》，故事说，一个女学员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慢慢地喜欢上了饮酒，并最终在贫困饥饿的绝境中悲惨地死去。

这部小说主要是从姐姐露西那里听来的一些她的同事的生活经历，加上自己的构思和想象，并加以预测。由于他又经过了近一年多的业余写作尝试，再加上自学了多领域的知识，所以写得非常快，5个多月就脱稿了。

萧伯纳又兴冲冲地把书稿寄给了出版社，结果依然如上一部一样的命运，没有回音。他连续投了好几家出版社，终于有一个编辑给他回信了：

这是一部使读者极不舒服的小说。作者自认为在描述生活，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

“生活是什么？”带着这种疑问，萧伯纳又一头扎进了他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的大英博物馆里。

这次，萧伯纳着重去看博物馆中的那些实物展品。

大英博物馆除了10万册藏书，还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室：如化石展览室、出土文物展览室、书画碑刻展览室、生物标本展览室、木材展览室等，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稀世珍宝。

萧伯纳参观、研究这些实物，常常陷于巨大的震撼之中。他感叹世界的浩大和神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劳动、生存工具，古朴的石器放射着神秘而沧桑的光芒。

萧伯纳最为心动的是其中的两个展览室：中国玉器、瓷器展览室和中国线装书展览室。从看过这些美妙的中国珍品开始，萧伯纳就强烈地迷上了这个神秘遥远的东方大国。

萧伯纳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迅速地汲取着知识，使自己在知识和人格两方面完善起来，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根基。

当时，萧伯纳的家庭已经到了穷困的边缘，而维多利亚园林区住宅的房租又特别昂贵，他们只好搬到了菲茨罗伊街一幢房屋的楼上，当时，房间里空荡荡的，甚至一些必需的家具也没有，贝西也更难以招收到学生了。

但是，贝西是一位有教养的女性，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好母亲，她咬紧牙关扛着家庭的全部生活负担，从来没说过一声辛苦，儿子虽然一年一年地圆着似乎毫无希望的梦想，但她从未再埋怨过他。

这时，萧伯纳已经穷困潦倒。写作这几年，他只赚过5英镑15先令6便士，这还是一位律师朋友委托他写的一篇关于药品买卖问题的文章的稿费。

这几年，他们一直依靠变卖外公留给萧伯纳的5000英镑遗产来维持生活。萧伯纳一直穿着那一身旧衣服，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萧伯纳戴着一顶大礼帽，由于戴的时间太久了，前面的帽檐变得软塌塌的，只好将后面换到前面，当时一顶廉价的圆顶礼帽只不过1先令，但萧伯纳也舍不得买。

他身上穿着一件袖口早已磨破了的上衣，每次外出时，他不得不拿出母亲的剪刀来仔细地修整一番，以免袖口上耷拉着烂糟糟的线头。

萧伯纳脚上的靴子早就破旧得变了形，就像刚刚从东区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样。

屡遭挫折放弃小说

接下来的3年中，萧伯纳又相继创作了3部小说：《艺术家的爱情》、《凯雪尔·拜伦的职业》、《业余社会主义者》。

《艺术家的爱情》是萧伯纳受到自己的初恋刺激有感而发。

当时，萧伯纳的舅舅瓦尔特已经不再从事轮船上的工作了，在伦敦当家庭医生，其中有一个家庭就是洛克特家。当瓦尔特得知洛克特家的大小姐琼·伊丽莎白·洛克特喜欢文学，并且写了一本小说之后，就不断地谈起他的外甥：“我的外甥乔治可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他已经写了两三部小说！”

琼对此很感兴趣，于是通过瓦尔特介绍认识了萧伯纳。

夏日的一个傍晚，萧伯纳受琼·伊丽莎白·洛克特小姐的邀请，到她家中做客。

萧伯纳欣然前往，主人与他说笑着走进客厅时，椅子上站起一位美丽清纯的女孩，向他从容致礼。萧伯纳一下就被她那优雅柔美的姿态吸引了。

琼向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妹妹安丽丝，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萧伯纳的眼睛从此再也难以从安丽丝的身上移开了：“真美啊！她美得如此超凡脱俗，就像湖面上一朵迷人的出水芙蓉。”

在爱情的鼓励下，萧伯纳谈兴大发，他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健谈，他很得意于自己的妙语连珠，惊讶于自己的新奇见解，并欣赏自己的风趣脱俗。

琼和安丽丝也被萧伯纳丰富的学识和幽默的谈吐所深深吸引，并不时激发出她们的独到见解，这更令萧伯纳欣然叹服：洛克特家的这姐妹俩真不愧是从剑桥女子学院毕业的。

当晚，他们一直兴致勃勃地谈到深夜，萧伯纳还为姐妹俩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月光曲》。

萧伯纳与安丽丝互相倾慕，不久之后，安丽丝就成了萧伯纳母亲的学生，这样两个人能够经常见面，爱情的火焰也就越烧越旺了。

但是，这段恋爱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美满的结果。因为安丽丝是一个很现实的女孩，而萧伯纳太穷了，他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买不起，他的小说一直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根本无法为她提供舒适优裕的生活。于是，安丽丝的心渐渐冷却了，她开始疏远萧伯纳。

这种心态之下，两个人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相识3年之后，两个人终于各奔东西了。但是，两人没有成为恋人，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长久的好朋友。

而第三部小说《凯雪尔·拜伦的职业》，则取材于萧伯纳自己在内德·唐纳利门下与帕克南·贝蒂一起学习拳击的经历，塑造了一个以教练唐纳利为原型的栩栩如生的形象。

贝蒂是萧伯纳的好朋友，他喜欢写诗，还出版过诗集。贝蒂疯狂地热爱拳击，但又苦于没有对手进行练习，就怂恿爱好体育运动的萧伯纳参加了伦敦体育俱乐部，一起拜在著名拳击师内德·唐纳利门下为徒，接受严格的训练。

两个人同门学艺4年多了，除了探讨文学，就是在拳击台上一分高低。

哨声一响，萧伯纳袒露着上身，沉着冷静地走上了拳击台。而贝蒂则早就等在台上，他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比自己高、比自己瘦的对手。师父唐纳利做裁判。

唐纳利做了一手势：“开始！”

萧伯纳与贝蒂便闪电般地冲出拳，战在一起。萧伯纳3记直拳“砰、砰、砰”眨眼间连落在贝蒂的胸口。贝蒂面对着比自己身高臂长的对手，不得不采取防守反击的战术。

萧伯纳一看对方加强了防守，便加快了进攻节奏，因为他知道对方体力要强过自己，久攻不下自己必然吃亏。因此必须尽快将其击倒。

萧伯纳故意装作很急躁，卖了一个关子。

贝蒂面对如此良机，岂能放过？他迅速使出一记勾拳，直捣萧伯纳的下颌。

萧伯纳心道：“来得好！”在贝蒂无法再改变拳势时，他突然闪过，以一记同样迅猛的勾拳后发先至。

贝蒂躲闪不及，被“砰”地击个正着，他身体摇晃，步法散乱，萧伯纳又一记直拳迎面而至，重重地击打在贝蒂的面门。

可怜的贝蒂，魁梧的身躯轰然倒下。

裁判一下一下读秒。贝蒂痛苦地挣扎了几下，终于头一歪，无法站立。

萧伯纳双手举起，高呼胜利绕场一周，遗憾的是并没有一个观众。

原来，贝蒂一直劝技术比他高明的萧伯纳一起参加将在昆斯伯里举行的业余拳击冠军赛，但萧伯纳却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贝蒂这次也只好使了个苦肉计。

贝蒂长舒一口气说：“萧，你真厉害，这回同意参加拳击比赛了吧？”

萧伯纳心里一动，不由为贝蒂的苦心感动了：“贝蒂，快起来吧！我答应了。”

但是，贝蒂在昆斯伯里的预赛中就被一个肌肉发达、体格强健的对手几下就击倒在地，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萧伯纳就坡下驴，也乐得放弃了比赛。

但是，萧伯纳在以后的朋友聚会中，曾经击败过不少人的挑战，而且其中还有一位真正的拳击手。人们都很吃惊：这么文雅、清瘦而幽默的青年，竟然在拳击场上表现得异常镇定。

在《凯雪尔·拜伦的职业》中，萧伯纳借主人公之口，解释了许多人都迷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他能够在台上镇定自若：

用不着虚张声势去吓唬人，你只要摆出恰当的姿势，让别人去张牙舞爪！让他们用想象中的东西去吓唬自己就是了。哈哈！

结果，这3部小说与它们的“哥哥”遭受了同样的噩运，全部石沉大海，无人问津。因为这5部小说都是阐述了萧伯纳对人生、爱情、事业、信仰的理解，虽然小说中闪烁着哲理性和幽默的光辉，但是人物形象非常模糊，没有鲜明而丰富的个性。

5年来，萧伯纳在一次次尝试之余，他从小说的命运中悟到：“我是真的不适合写小说。”因此，他决定不再写小说。

但是，经过这5年的磨炼，萧伯纳真正成熟了，他不仅文笔老练了许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视野开阔多了，突破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

其实，第五部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已经摆脱了前四部中局限于个人生活经历的狭隘性，而将眼光从个人扩展到了社会群体，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只是萧伯纳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这5年间夜以继日地写作、思索，使萧伯纳已经对文学有了深切的体验，具备了一个大手笔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成为出色的演说家

1879年秋天，萧伯纳在朋友詹姆斯·莱基的邀请下，加入了一个叫做考求者学会的辩论会。

当时辩论会是很时髦的一种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主义，他们都拼命宣传自己的主义，发表本组织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见解。

街头、公园、会议厅、码头只要人多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在举办演讲会。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辩证学会，专门讨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论文《自由》的原理。这个团体一直主张男女平等。它已经成立多年了。

而考求者学会则是一个成立较晚的辩证学会。萧伯纳在听了几场辩论会之后，才壮起胆子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移动着发抖的双腿站了起来，在一种可怜的、胆怯不安的状态中，第一次当众演说。

萧伯纳两眼紧张地盯着天花板，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先生们，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罚款对惩处罪犯不是卓有成效的方式。”

听众们很快就感到不耐烦了，人们开始议论，萧伯纳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一片“嗡嗡”声中。萧伯纳惊慌失措地讲出了几个理由，然后坐下来时，觉得自己做了个十足的傻瓜。

这时，却有一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年轻男子站了起来，铿锵有力地陈述他的观点，很快就将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鼓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而萧伯纳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的观点和理由与自己几乎完全一样。他想道：“为什么他成功了，而我却弄得一团糟呢？原来演讲还必须讲究技巧和经验。”

萧伯纳发誓非要一雪这种耻辱，他发誓以后的每星期都要当众演说，心里发狠说：“要么我就完全掌握演说的艺术，要么就使我一想到在大庭广众之间演说，就会因受重大打击而死掉。”

当晚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萧伯纳发现母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就轻轻地敲响了她的门：“妈妈，您还没睡吗？”

贝西柔声回答：“没有，乔治，你进来吧！”

萧伯纳走了进来，贝西一看他那吞吞吐吐的样子，就知道儿子又遇到了难题，于是含笑看着他。

“妈妈，您虽然已经50多岁了，但声音依然圆润好听。我想让您教我练发声。我发觉自己讲话时发音不清晰。”

贝西深感不解：“你要学发声？干什么？你都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怎么忽然又注意起自己的发音来？”

“您别多问了。”

贝西知道儿子此举肯定有自己的深意，也没有多问，点头应允了。萧伯纳一有空闲就向母亲学习如何换气、吐字，他成了母亲最聪明、最勤奋、最虚心的学生。

与此同时，萧伯纳还一直关注伦敦星期天的报刊，因为那里常常刊登整栏的辩论会通告，萧伯纳记下了他感兴趣的辩论会的时间和地点，按时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辩论会上。这时，他还加入了斯托普福特·布鲁克的辩论会，即贝德福德学会。他闯进那些在南区小教堂举行的会议，因此他就从小会议室升级到公众大厅了。

在耀眼的煤气灯的照射下，萧伯纳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训练自己掌握听众情绪的能力，虽然还是经常遇到听众不买账的尴尬，但他仍然坚持不放弃。

正当萧伯纳深深地忧虑自己的演讲水平进步不快时，莱基介绍他认识了老资格歌剧歌唱家理查德·德克。他是法国著名陶器制造家德克的兄弟。

萧伯纳向这位老人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德克胸有成竹地说：“我会告诉你革新自己嗓子的方法。”

德克教会了萧伯纳三样东西：一、把他的头发向后直梳，而不再像维多利亚中期的妇女那样把头发贴在前额上；二、怎样发法语的元音，而不发英语的双元音；三、演说的时候怎样发辅音和加重辅音。

经过这样一改造，萧伯纳完全变了一个形象，他自己对着镜子一看，精神不觉一振，确实，头发这样一改梳，立刻就显得神采飞扬了。

德克笑着说：“记住乔治，演讲靠的是一种从容镇定的气势。”

为了练习演说，萧伯纳常常参加公共集会。

1882年9月5日，他到法林顿大厅，在那里，济济一堂的观众正在听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演说。

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是当时一部销路最好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方法来消灭贫困”的空想计划。

萧伯纳非常欣赏这本书，并且认真阅读了它。在这部书的影响下，萧伯纳的思想第一次有了重要的转折。他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由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可知论”剧烈转变到了经济的共产主义，从此，他以“经济共产主义”的形象出现在演讲台上。

不久，萧伯纳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辩论会上。他在吵吵嚷嚷的大厅里缓缓地站起来，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全场安静下来，人们都非常挑剔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只见他身材高大，清瘦而文质彬彬，颇有一种事事都要寻根究底的神气；淡褐色的头发和长而散乱的红胡子，一双爱尔兰人的灰蓝眼睛，眉梢耸起，在那警觉而灵敏的表情中，加上了一点无拘束的“魔鬼般”的嘲弄神情。

他身上穿着随意的花呢衣服，软羊毛领配着一条普通的领带；全身打扮显出对华丽衣饰的一种鄙视态度；他的双手保养得很洁净，但并不像贵族那样修指甲；皮肤非常白皙。

萧伯纳侃侃而谈，口齿清晰而吐字有力，神态自若，毫不拘谨，神采飞扬而微带讥诮，观点明确而令人耳目一新。

听众拼命为他鼓掌，萧伯纳终于成功了！

在此后12年中，萧伯纳在讲台、教堂讲坛、市场的广场、街角、公园的斜坡、码头大门口、几位贫困的同志租来的地下室或者挤满三四千各种各样听众的大厅，不断地宣讲自己有关社会和政治的种种观点。他完全扫除了最后一点轻微的怕羞和胆怯，使自己安闲自在地同各阶级的人物接触，从主教和内阁阁员到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和码头工人。

从此，萧伯纳把每星期天的演讲视为当然必办的事情，有时候早上和晚上都演讲，平均每两星期至少演讲3次。这12年中，他作过大约1000次演讲，每次演讲后，还要答复听众提出的问题。他炉火纯青的演讲技巧，使他成为伦敦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

加入费边社的好人

1882年9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来到英国，在伦敦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问题的讲演，积极关注现实、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的萧伯纳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亨利·乔治在演讲中提出的由国家掌握、全面控制土地的建议，给萧伯纳和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萧伯纳开始对戴维·李嘉图、约翰·米尔，以及亨利·乔治著作中阐述的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的主张产生了浓厚兴趣，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并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排解、忘记小说创作活动失败的痛苦办法暗暗高兴。

萧伯纳虽然敬仰马克思，但却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虽然身受贫困失业之苦，但却依然维持着都柏林“南方”绅士的威严，没有加入任何社会民主联盟。

1883年10月24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磋商，萧伯纳和韦布夫妇决定创立一个此后必然会对英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团体。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阅读到一本《多数人为什么贫穷？》的小册子。这是费边社的第一种出版物。

费边社是伦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社团，他的成员是高级公务员、专门职业者、商人等。它的政治思想与古罗马统帅费边提出的“缓进待机、避免决战”的作战思想颇为相似，因此取名为“费边社”。

当时，欧洲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使许多社团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费边社恰在此时建立，他们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认为应该用温和渐进的办法逐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让社会主义和平“渗透”到资本主义中去，从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害怕革命是他们的本质性。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而萧伯纳一直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人，崇拜智力、相信知识，他认为，“费边社具有博学、文化、个人大公无私的意义”。因此，只有28岁的萧伯纳决定加入费边社。

刚刚加入时，萧伯纳不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喜：共同的信仰能使陌生的人们变得亲密无间，这让从小就生活在艺术天地中的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费边社的活动中。

可以说，从1884年费边社成立到南非战争前社会主义运动衰落的年月，是萧伯纳一生最光荣和最快乐的时期。他起草了费边社的宣言，到处作激昂的演讲，宣扬费边主义，不断拟定文章发表在《费边论丛》上，很快成为费边社的骨干，被选为仅有的几个执行委员之一。

但是，萧伯纳和一般的费边评论者不同。他具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他能够看到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而且大胆地加以揭露。

渐渐地，萧伯纳也意识到了费边社的失败，心里又感到迷茫：

贫穷者依然贫穷，甚至更加糟糕，卑鄙的家伙依然在统治着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世界可以不经过流血而得到改善吗？我永远不会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了，因为我没有杀过人，也不愿意杀人。

他对一切新鲜事物和进步思想，对世界上的重大社会变革，始终给予特别关注。他被建设新世界的伟大信念所鼓舞，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他欢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扩军备战的政策。他深刻地发出感慨：

社会主义既然在苏联行得通，在其他的国家也应该有它生根发芽的土壤。

因此，列宁曾指出：“萧伯纳是一个堕入费边社的好人。”

施展才华撰写评论

萧伯纳在求职方面是个幸运儿，他的每一个职位都是人家把他推进去的。对此他自己曾说：“我从未奋斗过，我完全是凭万有引力飞黄腾达的。”

1883年，萧伯纳在大英博物馆阅读时，偶然结识了同样是27岁的著名记者威廉·阿契尔，他是《帕尔·马尔公报》的书评记者和《世界杂志》的剧评记者。

虽然两个人地位悬殊，但是，两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却一见如故。

阿契尔发现，萧伯纳不仅学识渊博、观点新颖，而且文笔老练、风趣幽默，不由心里大为钦佩。

1885年的一天，阿契尔来到博物馆，他见到萧伯纳果然正在阅览室埋头苦读呢！

阿契尔来到萧伯纳身边，他轻轻拍了拍萧伯纳的肩头。萧伯纳抬头一看是阿契尔，惊喜地说：“好多天没见到你了，是不是忙得很哪？”

阿契尔却没有回答萧伯纳，而是拉起他就往外走，萧伯纳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跟着他来到休息室。

阿契尔从包里拿出一本书，递在萧伯纳手里，兴奋地说：“乔治，这本书是主编交给我的，让我写一篇书评，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我知道你肯定能胜任写书评的工作，你愿意试一试吗？”

萧伯纳没有推辞，他爽快地答应了阿契尔。

一回到家里，萧伯纳就打开书仔细阅读起来。此时的萧伯纳，早已不是当年为《大黄蜂》做“冒名”音乐评论员时那个层次了，经过五六年的艰苦磨炼之后，他在犀利的文笔中夹杂着机智与深刻。旁征博引，幽默而风趣。

一夜之间，萧伯纳就写出了一篇见解独到的书评。第二天一早，他就将打印好的书评稿交给了阿契尔。

虽然阿契尔一直听说萧伯纳是一个“快笔圣手”，但是，如此之快也令他大为惊讶：“乔治，我没想到你这么快！”

当阿契尔认真读了一遍萧伯纳这篇书评之后，他心中暗暗叫好。于是他拿着文章就去找到主编威廉·斯特德：“先生，您让我写的书评，由于我太忙，怕误了排版，于是就拜托我一个朋友写好了。”

斯特德听了不由心里很不痛快，因为书评往往要看评论者的名望，只有很有影响的作者，才会引起读者的关注。而这位署名“G·B·S”的评论者，从来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人。

斯特德失望之余，一边翻开稿子浏览着，一边示意阿契尔先别急着离开，这明显表示：如果这篇书评没什么价值，还得麻烦阿契尔亲自操刀。

阿契尔胸有成竹，他从容地在斯特德对面坐下来，并观察着主编脸上的表情变化。只见斯特德由开始的漫不经心，很快变得越来越专注，眼睛也从一条缝逐渐扩张，并且放射出喜悦的光芒。

阿契尔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乔治征服了主编，他成功了！”

斯特德一口气读完文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轻轻地靠在椅背上，用异样的神情盯着阿契尔，然后他忍不住笑了：“伙计，你从哪儿淘到这样一个宝贝？”

阿契尔兴奋地问：“那您愿意为这个宝贝签一份聘用合同吗？”

斯特德爽快地答应了：“那还用说，谁遇到这么个大宝贝，都不会让他从眼皮底下溜掉的！”

萧伯纳取得了主编的信任，从此开始为《帕尔·马尔公报》写书评，稿酬是每千字42先令。

不久，阿契尔又以同样的方法把萧伯纳推荐给《世界杂志》担任绘画评论记者。

《世界杂志》由埃德蒙·耶茨主编，是伦敦一份重要的畅销刊物，就在萧伯纳在《帕尔·马尔公报》发表的书评已经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时，《世界杂志》的绘画评论记者恰巧不幸去世，杂志社正急着招聘一位精通评论工作，又精通绘画之道的记者。

埃德蒙·耶茨听了阿契尔的推荐，就同意让萧伯纳试着写两个画展的评论。不过，他同时安排这项工作的还有另外几个来应聘的小有名气的记者，他想通过公平竞争，择优选用。

萧伯纳对绘画之道颇为精通，因此他的两篇评论文章轻易就博取了埃德蒙·耶茨的大声喝彩。就这样，他被成功录用了，稿酬是每行5便士，这是相当高的。

以后，《明星报》的助理编辑马辛安又把萧伯纳推荐给《明星报》的创始人托马斯·鲍尔·奥康纳，萧伯纳负责在晚报上每周编一期音乐专栏，他用“科诺·迪·巴西托”——莫扎特挽歌曲谱里提到的一种旧乐器的名称作为笔名，在音乐栏上大做其插科打诨的滑稽文章，这一回他又成功了。

两年之后，《世界杂志》的音乐评论记者辞职出国了，萧伯纳于是辞去《明星报》的工作，在《世界杂志》兼任音乐评论记者与绘画评论记者，获得巨大成功，成为评论界的奇才。

此后不久，萧伯纳认识了佛兰克·赫理斯，赫理斯当时是《星期六评论》杂志的主编。萧伯纳为他写了一两篇评论文章后，赫理斯建议萧伯纳为《星期六评论》编一个戏剧评论栏。萧伯纳同样获得了成功。

才一年多时间，萧伯纳已经从一个失败的小说家一跃成为出色的评论记者，一人兼写书评、音乐评论、绘画评论、戏剧评论，这是一般作家和记者难以企及的大家风度，G·B·S已经成为大家最熟悉的评论人。

萧伯纳20多年来积聚的才华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但他的工作也是十分辛苦的，那时人们看到他穿着一双沉重的厚底鞋，一会儿钻进音乐厅，一会儿来到歌剧场，一会儿奔向美术馆。

后来，那双厚底的皮鞋竟然磨透了，萧伯纳干脆穿上了登山鞋，一次，一个阿尔卑斯山的旅游者看见他穿着登山鞋，问他是不是经常爬山。萧伯纳说：“不，这双皮鞋是在伦敦绘画美术馆的硬地板走动时穿的。”

萧伯纳每周要交4篇以上的评论，工作虽然辛苦，但他却是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撰稿人，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他总是及时交稿；他总是细心而谨慎，把他的文章的校稿样改得很多，他总是以最大的努力从事工作。

赫理斯向来只请有名望、水平高的作家和记者担任评论员，他曾这样描述萧伯纳写评论的态度：

他的评论文章同他的说话一样，真实，非常简朴，直截了当，清楚易懂，明晰诚恳而深刻。

他不装腔作势，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样子：他是一位完整一致的人物，他是来说服人家的，而不是来劝导人家的；他有的是坦白合理的议论，有的是用讽刺和幽默来议论；这种议论包含机智而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通常是理智的而不是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