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童岭相识于2005年5月。那时,我受张宏生教授邀请访问南京大学,而童岭负责接待我和我的妻子安孙雅教授Sonja Arntzen(专攻日本古典文学)。童岭当时正在准备博士生入学考试,但依旧热心地去机场迎接我们,引领我们入住,尽一切可能细致地为我们安排,让我们在南京的生活更加便利、舒适。

很快,我们发现,因为都以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为专业,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童岭的热情和学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学人来说,他对学问的涉猎非常广泛。然而,更为吸引我的则是童岭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学思想的西方学者的开放态度和熟悉程度。

自然而然地,我们特别讨论到我的老师刘若愚先生(James J. Y. Liu)的国际影响。刘若愚先生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导师,也是我1971年提交给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作为批评家和诗人的王士祯》〔Wang Shih-chen(1634-1711)as Critic and Poet, 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9〕的指导教授。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分析原则、价值观、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理念:

(1)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密不可分;

(2)“文化特异性”(Cultural-specific)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基础;

(3)对于原始文献的研究而言,语言文字学知识必不可少;

(4)坚决反对时下风靡中西的观点——全盘应用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可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提供有效途径。

那些以思想承载、思想还原为捷径导出本质结论的“后主义”(Postist)方法,充满着怀疑和反传统论调,表面上颇具吸引力。但我们认为,这种方法非但没有加深,反而削弱了对文本本身的理解。

因为反潮流而行,所以我们的工作往往显得琐碎,执着于历史事实和语言文字;我们不愿意以偏概全,努力保持着不容置疑的文化特异性;我们认可从历史经验和文学事实中自然生发的分析方法,反对模仿现成的提前预见结果的“理在事先”的理论体系。

我们阅读文本,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信息的积累,可以提高洞察力、扩充感知力、加强感性和理性反应能力、提升伦理道德、闳深想象范畴。因此,我们尊重文本的完整性,对文本进行“分析”,而不是“解构”:层层剥笋,直抵核心,于此彰显那些可能潜藏于文本中的、由掌权者架构、为掌权者利用的权力关系及“产生”文本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作者,似乎只是棋子,由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无名的力量操纵着懵懂前行。

“文化特异性”并不意味着童岭的文章缺乏国际意义和对比意义。虽然他当然首先是为中国读者写作此书,但是,童岭的作品也对西方(北美、英国、欧洲大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童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日本留学)的国际汉学、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此外,“文化特异性”方法并不是建立在文化差别必然带来文化对立的假设之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如此不同,任何比较都必然导致变形和误解。正如“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教条绝对错误,“东是东来西是西”(“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的名言却不容置疑。在东西两大文化传统之间,社会差异和历史差异明显存在,但差异不应等同于对立。我们坚信:人类的心灵和精神是如此宽广、如此灵活,足以理解和欣赏不同的文化,在互保文化完整性的同时不断创新,让灿烂的文明之光互相辉映、倍添光彩。

童岭这本书的主题是六朝文学评论,以当代和近现代对谢灵运、萧统、刘勰、锺嵘、裴子野、沈约的批评和理论研究为背景,侧重于研究萧子显(489—537)及其文学评论。

在西方汉学界,前六位学人对中国文学批评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广为人知。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很多学者都曾为文讨论,比如:刘若愚先生(James J. Y. Liu)、魏世德(J. Timothy Wixted)、白牧之(Bruce Brooks)、季博思(Donald Gibbs)、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侯思孟(Donald Holzma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白润德(Daniel Bryant)、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傅熊(Bernhard Füehrer)、余宝琳(Pauline Yu)、蔡宗齐(Cai Zong-qi)、田晓菲(Tian Xiaofei)、吴伏生(Fusheng Wu),以及我自己。相比之下,近年来,尽管学术界对萧子显的关注有所增加,但深入的翻译和研究则少得多,比如:《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田晓菲,2010)、康达维《刈草与择花》〔(Culling Weeds and Selecting Prime Blossoms)收录于《中国意境中的文化与力量》(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Realm,200-600,S. Pearce, A. Spiro, P. Ebrey, ed.,2001)〕、吴妙慧《声韵与视界:永明时代的诗歌与宫廷文化》(Sound and Sight: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Era, Meow Hui Goh,2010)对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选段进行了翻译和注解。柏丽尔(Anne Birrell)《诗歌游戏:中国中古诗读本》(Games Poets Play:Readings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2004)对萧子显的诗歌有所翻译。此外,柏士隐(Alan J. Berkowitz)《隐逸的形式》(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2000)对《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进行了大篇幅的翻译和分析。另外,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六朝晚期史研究也多次提及、转述和摘译了萧子显的《南齐书》。因此,毋庸置疑,萧子显这个名字对于研究中古时代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西方学者来说,是耳熟能详的。

然而,童岭对萧子显所作的研究,覆盖家庭背景、时代生活、个人思想和儒释道影响,广泛、详细而深入,在西方汉学界可谓史无前例。在西方出版物中,萧子显的文学批评仍然呈碎片化形态,包括刘若愚先生(James J. Y. Liu)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1992)在内的西方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批评论述,甚至连萧子显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因此,我非常乐见童岭对萧子显所作的研究。它给中国文学思想形成的迷人时期打上了美丽的聚光灯,必将对全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直接和持久的影响。

[加]林理彰

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

2012年6月

英属哥伦比亚,加布里奥拉岛

(赵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