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是谁？我们是谁？

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依我的理解，中文就是中国人使用的文字。在更多情况下，这种语言有另一个称谓：汉语。这个词定义了这种语言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汉族。如果这样定义，像我这样的非汉族人，就会遇到民族主义者，又或者那种把文化多样性作极端化理解的人义正词严地责问，为什么不用母语写作？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中国地理版图内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如果你要顺利完成与所有人的交流，你就必须使用一种公共语言。所以，我更愿意这样介绍自己，说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中文这个称谓，我想是意味着，这是多民族国家的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国家语言。

当一种语言成为国家语言，有许多其他语言族群的人们加入进来使用这种语言，并用这种语言进行种种不同功能的书写时，其他族群的感知与思维方式，和捕捉了这些感知，呈现了这些思维的方式的表达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这种非母语的语言。于是这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讲是英语，在中国就是中文——因为这些异文化元素的加入，而悄然发生着改变。被丰富，被注入更多的意义。于是，一种语言就从一个单一族属的语言变成了多族群多文化共同构建的国家语言，甚至有可能像英语一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其实，对中文来说，这种建构是一直在进行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大量翻译带来了语言的极大变化。这不止是一些新的词汇与句法的出现，更重要的随着这些新词与句法的进入，这种语言所表达的情感与精神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儒释道三教合一，那么，佛教这种异文化的加入，首先是通过新的语言建构来实现的——语言建构在先，精神变化在后。不是中国人都成为了佛教徒，但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中，都有了佛教的精神气质。

这种多文化建构与丰富国家语言的事实也广泛发生在民间。我经常在边疆地带游走，其中最吸引我的因素之一，正是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生机勃勃的语言现实：口音混浊的、词汇杂糅的语言现实。那其实是一种语言的新的生长。

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依凭一些落后于时代的意识，评判与描述充满生机的语言现实，这除了使我们自身陷于言说的苍白与尴尬外，并无益也无碍于语言本身的丰富与成长。

我常问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在身份证上，我的族别一栏标注是藏族。我生长在一直就是藏族聚居地的地方，我写作诗歌、小说、电影，都取材于藏族的历史或现实生活。所以，我就更该是一个藏族作家了。这种身份，也曾给我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但现在，这种情形有所变化。

当下的某些时候，我的身份似乎成为了一个问题，成为了很多人的质疑对象。是的，我身上有一半的藏族血统。血缘如此驳杂，但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身份识别系统中，却只能选择一个族别。选择了这一种，就意味着放弃甚至是否认了另外的血缘。而我所选择的这个民族中，有些血统纯粹的人，和我并不知道他们血统是否纯粹的人就出来发动攻击。他们大致的意思是，作为这个民族的作家，首先应该有纯粹的血统，其次，在用这个民族的母语进行写作；否则，就意味背叛。

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非母语进行交流沟通，也有越来越多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创造新的文学。可是在我所在的文化语境中，属于哪个民族，以及用什么语言写作，竟然越来越成为一个写作者巨大的困扰，不能不说是一个病态而奇怪的文化景观。也正因为此，且不说我写作的作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就是这种写作本身，也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对于保守与狭隘文化观的一种坚决的对抗。

今天中国的文化现实，如此丰富与复杂，但很多时候，中国的知识群体，有意无意间，还在基于简单的民族立场来面对这种现实，还常常基于对后殖民理论的片面理解与借用，机械地理解与言说诸如“身份”之类的问题，而少有人去追问这种理论的现实根由与意识形态背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现实复杂而丰富，却很少可以依凭的思想资源，所以，我们一边前行，一边得不断向自己提问：我是谁？我们是谁？

其实，也就是在向所有提问者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已然超越了文学本身，而具有了更重要更广泛的意义。

阿来

（在台湾大学“全球华文作家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