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电影儿女的风云创作

一部电影激荡风云儿女，一首主题歌唱彻大江南北。

一个文明悠久的古老民族，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故，苦苦挣扎于侵凌、内乱、掠夺、灾难之中，尘封在贫弱与血污的魔咒里，等待着天道运命的回还，祈求着中华儿女的新生——太需要发出郁积胸腔久矣的吼声，太渴望团结奋进、不怕牺牲，去战取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

《义勇军进行曲》，以决绝勇毅的态度、悲慨雄健的歌词、激昂流利的旋律，唱出时代的最强音。这是民族的心声，这是大众的曲调，这是时代的战歌。在多年后众望所归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¹⁾

20世纪30年代，中国站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源发于1929年美国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致使30年代中国经济雪上加霜。1930年辽西大水灾，淹死万余人，灾民达四五十万人；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20余省受灾，死亡370万人，灾民多达5000万之众。中原大战硝烟方散，蒋介石就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军事“围剿”。万宝山事件交涉不成，蒋介石“安内攘外”的论调却已出笼。在此节骨眼儿上，因中东路事件看透东北军实力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实施日本鲸吞中华的侵略计划。对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动向，东北当局并非毫无觉察，然而，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不但没有积极备战，而且在遭围遇袭时竟然命令官兵“挺着死”，以致鲜有自卫还击者，更多的是望风而逃。

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在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震惊沈阳之际，中共满洲省委便预见到事态的严重性，连夜抓紧起草斗争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件啊！”翌日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抨击国民党军阀的投降政策，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领起各政党、各团体反日运动的怒潮。

“号外！号外！日本人炮轰沈阳，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报童的叫卖声响彻申城。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闻讯紧急反应，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批判国民党军阀投降政策“出卖民族利益”，号召“一致动员武装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两天后，共产党又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特别要求加紧军队工作，组织兵变与游击战。待3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工人、学生、各行业、各团体的抗日运动已火爆上海。鉴于国民党政府军未能履行国防军的职能，广大民众奋起要求行使抵御外侮的权力，敦促南京政府迅速出兵，义勇军运动在上海如火如荼展开，并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上海，成为全国抗日风云的风暴眼。

上海公共体育场，上海抗日救国会义勇军三千余人11月1日举行宣誓检阅典礼。为北上援助马占山的江桥抗战，12月3日公共体育场，又有青年自动赴东北援马抗日团召开誓师大会。如火如荼的义勇军运动甚至影响到驻沪的十九路军。蔡廷锴谋划从该军分出两独立旅、一特务营，组建“西南国民义勇军”。正准备1932年正月底率军北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借“日僧事件”要在上海动武的动向日益明显，蔡廷锴与蒋光鼐召集军部紧急会议，鼓舞斗志，决意就地反击猖狂的日军（蔡廷锴《蔡廷锴自传》）。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各路义勇军奔赴上海火线，支援十九路军。这其中就有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新建的义勇军，“民反”是中共江苏省委发起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这分明是响应1932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所发出的号召：“以极大的力量来进行组织工人的义勇军与纠察队”。淞沪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迅速发表斗争纲领，继续强烈倡导“民众自动武装起来”。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有敌无我的气概、坚决捍卫民族尊严的立场，与国民党当局畏敌如虎、奉行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不啻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万众一心抵御外侮的抗日先锋旗帜。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共产党人在各地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批党员干部在白山黑水直接领导创建了一些抗日义勇军，在1933年东北抗战局势陡转急下的危境中仍然坚持抗战，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基础力量。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坚持武装自卫抵抗，中国共产党如此抗战主张与斗争实践，直接促成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于1934年8月在上海成立。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义勇军运动的主心骨，并由此影响相关文化领域的创作。

“起来啊，饥寒交迫的奴隶，拒绝这种种残酷的命运！”当此民族危难之际，1931年12月11日出版的左联刊物《十字街头》创刊号发表《怒吼啊，中国！》，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又在翻着新的一页”。在左翼文化旗帜的引领下，在广大观众的强烈呼吁下，上海电影界开始左转。一·二八淞沪战火使上海电影业饱受摧残，更刺激中国电影人危境奋起。当年上海的电影公司大多拍摄了淞沪抗战的新闻纪录片。联华公司赶制抗日故事片《共赴国难》，实现文艺片在这方面零的突破，影片中主人公参加义勇军，奔赴上海火线。

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平息后，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契机进入电影界，左翼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面对国民党当局扼杀左翼、禁拍抗日影片等重重阻力，左翼电影人设法冲破燃烧的荆棘，将反帝反封建包括宣传抗日的影像成功地投射于大银幕上。在此过程中成立的电通影业公司，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控的左翼电影大本营。在电通公司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中，主人公经过沉沦最终奔赴抗战前线的情节，为一首将深远影响中华民族的热血歌曲提供了创作契机。

田汉创作了《风云儿女》电影故事梗概以及主题歌歌词；夏衍承担起据此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任务，并指定了该影片导演许幸之、摄影师吴印咸等摄制主创人员；聂耳主动承担了为该歌作曲的任务；还有孙师毅、许幸之，在聂耳作曲中协助调整了相关词句。当聂耳从日本给孙师毅、司徒慧敏寄来乐谱定稿，《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

促成《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面世的，不仅是田汉、夏衍、司徒慧敏、孙师毅、许幸之、聂耳等人的接续努力，还有一大批左翼电影人的风云际会。他们中有左翼戏剧运动、左翼美术运动、左翼音乐运动的文化健将，还有左翼电影运动的团结对象，以及幸运路过的历史过客。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风云儿女》盘旋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壮音，横空出世。

事实正是如此：风云时代涌现风云人物，风云人物演绎《风云儿女》，《风云儿女》孕生风云歌曲。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样起来的！

(1)　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刊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重要议案，其五为：“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2月4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