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微笑

有人新春开笔选好日子，我选心情。

初二久雨初晴，阳光透过天窗洒下一片金辉灿烂，满室亮丽，墙上的字画精神抖擞，仿佛一幅幅刚从睡梦中醒来。早餐后登楼写字，先以古朴枯涩的笔法临了一遍《石门颂》，继而以行草写了一幅辛弃疾的词，就是最后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一阕。写得相当顺手，颇符合孙过庭《书谱》中所谓“神怡务闲”的内在心理因素。

晚间，精艺轩画廊举办春节艺文活动，广邀中外宾客，节目有中国音乐演奏、绘画和书法当场挥毫，我应邀写字。在画廊主人示意之下，先写一幅红纸的应景春联：“一门天赐平安福 四海人同富贵春”。为了稍减庸俗之气，我采用一种开阔而质朴的石门颂笔法。隶书连笔较慢，积墨甚浓，在等它阴干之际，我利用空档讲了十来分钟有关中国书法艺术的特色，并用英语把春联的内容大致翻译了一下，竟然赢得一阵掌声。接着我又以草书写了一幅东坡的词：“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幅字虽能表达我晚年的心境，但我较为满意的还是那句自己的诗：“落叶习惯在火中沉思”，而“落叶”二字乃以淡墨处理，看来有些淡淡的凄凉。

放下笔，混杂的掌声中，突闻有人鼓噪着：“请再写一首现代诗！”这时，我顿感不快，一时竟搞不清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我一向从事的都是孤独事业，所有的掌声事后都会变质为一种尴尬。我写诗不是自我的独语，就是与神的对话。写书法也是如此，以水墨为语言，和一张白纸对话，内容可以是千年古人的大梦，也可以是我纯情的挥洒，或黑白之间的空灵。喜欢的就摆在地板上自我欣赏，不喜欢的便弃之纸篓。次日，我把这些感受写成一首小诗：

不经意地那么轻轻一笔

水墨次第渗开

大好河山为之动容，为之颤栗，为之晕眩……

所幸左下侧一方小小的印章

面带微笑。

独立苍茫

我一直有这么个感觉：由台北移居温哥华，只不过是换了一间书房，每天照样读书写作，间或挥毫书写擘窠大字，可说是乐在其中，活得潇洒。我曾说过：愈接近晚年，社会的圈子愈来愈小，书房的天地愈来愈大。这种现实世界的萎缩，心灵空间的扩充，可视为一种修养，多少有些无奈，但绝非逃避。我为我新居的书房起了一个“雪楼”的斋名，这固然由于冬天在二楼的书房可以倚窗看雪，但更暗示我这纯净冷傲，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

这也许正如鲁迅的名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一般的情况是如此，但每当回首前尘，或面对现实时，就潇洒不起来了，心绪开始波动，有时甚至会由涟漪逐渐激成狂涛，久久难以平息。尤其迁居温市的最初几个月，冷清中透着孤独，秋日黄昏时，独立在北美辽阔而苍茫的天空下，我强烈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却又发现自我的定位是如此的暧昧而虚浮。在一次演讲中，我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吃惊的题目：“我的二度流放”。第一度流放是在1949年，为时势所迫，孑然一身离弃了乡土的和血缘的母亲，去了异乡的台湾。数十年的成长和经营，我在那里建立我独有的文学城堡，这点我不能不对台湾这块土地心存感激，但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社会，与自然环境，我早就有了重作选择的想法，希望在这地球上找到一个可以安度晚年的近乎香格里拉的净土。因此，我这二度流放，事实上自我选择的决心远大于被迫的因素。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玛士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放逐生涯是不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当时他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玛士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今天我却无法说出如此狂妄的话，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临老去国，远奔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就一个作家而言，初期的流放生涯对他的创作绝对有益：新的人生经验，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闷和挑战，都可使他的作品更加丰富，表现更多层次的生命内涵，屈原，韩愈，柳宗元，乃至苏东坡，都在被迫流放的孤绝凄凉的岁月中，写下了传世之作。

这一点，我不敢自我期许太高，虽然也有不少朋友对我寄望甚殷，但我知道自己的限制。不过，我倒认清了一点：一位流放作者不论他立身何处，生活形式起了多大的变化，他都需要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今天我处在这极度尴尬而又暧昧的时空中，唯一的好处是我能百分之百地掌控着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而充实这心灵空间的，正是那在我血脉中流转的中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去国的凄惶，而无失国的悲哀。

初期的侨居生活中，体验得多，写得少，三年来只写了十几首诗，三五篇散文（为多位老友作序算是额外的奉献），大部分时间却都投入书法艺术的探索中，并忙于为吉隆坡，温哥华，纽约，台中等地的展览做准备工作。今年初，我应邀为温哥华《明报》写专栏，每周两篇800字左右的方块小品，内容虽然不拘，我却自限于两大范围：读书的感悟与生活的感受，尽量不碰政治和敏感问题，同时自我要求，写的这些小品一定要有比一次消耗性的读物高一些的阅读价值。简言之，我所写的是小品式的文学作品，不是为百忙中的当代读者提供一杯可乐的港式方块。

雪落无声

去年的雪下得较晚，我卜居的低陆平原温暖如春，过了一个绿色圣诞。为了营造一点佳节气氛，当天特别去柏树（Cypress）山顶看雪。列治文区到今年元月12日才见到第一场大雪。晨起掀开窗帘，顿觉室内四壁皎然，探首窗外，只见宇宙一片光明。雪落无声，万物都在鹅毛大雪的覆盖下失去了颜色，失去了距离，也失去了个性，天地间只充塞着无边际的寂静，其实也不是寂静而是空无。后院白杨萧疏的枯枝无风自动，在难以觉察的微抖中，积雪沙沙而下，仿佛落在我的胸中，竟然不起一丝涟漪。这时我手捧着一杯热咖啡，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雪，屋顶上是一片消失了时空的白，其间蹲着一只黑鸦，不叫不啼，两只小眼睛在做全方位的转动。这使我想起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那首《十三种看山鸟的方法》的诗来。我也有我看乌鸦的方法：它的存在使我更加孤寂。

前年初来温市即遇一场60年来最大的雪，也是我平生所见最美最令人兴奋的一场，由于来得猝不及防，整个人被一种茫然的感觉所攫住，初有惊艳的紧张，却不感到任何压力。我突然兴起了挥毫写狂草的豪情，于是脱去外衣，卷起袖子，取来一支大号的羊毫，蘸着浓墨，展开宣纸，面前好像铺展一望无垠的雪原，这时笔走龙蛇，室内黑色的激动和窗外白雪恣意的飞舞，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心灵节奏，一种极度喜悦的，正如庄子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那种孤傲与狂放，那种漫不在乎。

元月上旬这场大雪仍使我兴奋不已。但突然从电视新闻中得知河北张家口遭到大地震，死伤惨重；西藏青海高原遭受严重雪灾，已有一千五百余人冻死；而不幸无独有偶，近日加拿大魁北克等省也受到冰风暴侵袭，灾情亦相当严重。真是一种无奈的煞风景，尼采说：“苦难可使生命更加丰富”，但他人的苦难，只会使我感到一无所有，而这时窗外的雪，再也不觉得纯白可爱了。

后院春秋

在温哥华，3月尚属初春，我家后院正在一天天热闹起来，十株白杨开始冒出茸茸的隐约可见的嫩芽，虽然树枝还是瘦嶙嶙的，但秋天黄昏时在风中发出的那种萧萧之声已不复闻，代替的是知更鸟和小乌鸦的聒噪与喧嚣。草地在雨后显得特别绿，我不知可否用“惨绿”二字来形容，不过味道很好，有点薄荷香。松鼠第二代已长大了，一只黑毛、两只灰毛，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身手并不如它们父母那么矫健，行动一慢，就难免经常被乌鸦追得四处逃窜。乌鸦可恶，欺负弱小，激起我的仗义本能，冲过去一阵吆喝把它驱散，小松鼠便趁此机会连滚带爬地躲进了树丛。

五六月间，我家后院不只是热闹，几乎有些喧哗。最早有点春意开始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株色泽鲜艳，我称之为“贵妃醉酒”的牡丹。每天浇水施肥，为她们整整忙了一个月，但很快便告香消玉殒了。好在春天的院子从不冷场，接下来是火辣辣的杜鹃。加拿大的杜鹃是一绝，一个花苞可以开出七八朵，一枝杜鹃少说也能绽出百来朵，6月的温哥华几乎全浸在杜鹃的花海中，那股热闹劲儿，正如电视剧《水浒传》的歌：“风风火火闯九洲……”

6月底，杜鹃红颜老去，日渐凋零，接棒的是另一种风流——玫瑰。我家后院种了五株，两株鲜红、一株粉红、一株雪白，另一株鹅黄。这株鹅黄玫瑰乃天生尤物，不得了，一开便是数百朵，花苞累累，开完一丛又一丛，没完没了，及到7月初，一阵夏雨袭来，玫瑰花瓣四处飘零，绚丽的一生便如此草草收场。

10月以后，院子日渐冷清起来，西风哪是在唱歌，筒直在叹息、在哀鸣，白杨的落叶随风乱舞，早晨才扫光，下午又撒了一地，在绿色的草地铺上一层金黄的地毡，风过处，似乎发现秋在叶堆中蠕蠕而动，此情此景，倒有点像我暮年的心境——一种说不清的凄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丽。

我老家湖南，但大半生住在台北，这两地每逢盛夏，酷热难耐，温哥华的夏天却是最舒适的季节，除了日正当中的正午，早晚我们都在后院中打发。由于此地夏天日照特长，晚上10点以后天才黑，故下午6时许我们便移师后院，拉开桌椅，摆上鲜花水果，开始饮茶聊天，如朋友来访，便以这种简单而惬意的方式接待；有时喝点酒，宾主尽欢。这时夕阳透过白杨枝隙洒在围墙上，再反映在我们的脸颊上，红红的，分不清是阳光，或是酒醉。

有人把李商隐的诗改为“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改得真好。

到了夏天，后院里基本上已无花可赏，院子周围的空地都长满了妻种的四季豆，和我种的南瓜与辣椒。去年南瓜收获丰硕，胖娃娃那么大的七个，在万圣节之前都一一送给有孩子的朋友了。今年选的南瓜苗特别讲究实用性，换句话说，以“可食用”为着眼点。种下去后，天天浇水，早晚都要俯身探视一番。眼看着碧绿的瓜藤在草地上一寸寸地向前爬行，快速有如潮水涌来，虎虎甚有生气。弯下腰来数一数（南瓜仔可不能用手指，一指就活不成），哇，居然结了十多颗。有几颗日渐泛黄，不几天便无疾夭折了，现剩下五颗已大如拳头，收成有望，但就怕松鼠嘴馋，提前把它们当了餐点。

吃辣椒酱，不如吃生辣椒，吃生辣椒不如自己种，于是开疆辟土，流了一身大汗才挖出一块园圃，种了十余株各类辣椒：中国种、墨西哥种、印度种、泰国种，连“辣”也国际化了。有圆形、长形，朝天的尖形，形状各异，其辣则一。有两株标明“火辣”（fire hot），可以想见它的威力。

夏日的后院，葱葱郁郁，所有植物都充满了昂扬的生命活力，一到深秋，后院又是一番景色。夏日除草，秋天扫落叶，已成为我与老妻争相操作，视为最富情调的一项体力劳动。工作完毕，冲个凉，泡一壶茶，然后二郎腿一翘，真舒服！国家主席也不想干了。

情人节读情诗

公元3世纪前，一位罗马基督教主教华伦天奴（Valentine）为争取罗马人婚姻自由而遭暴君砍头殉教，此事为何日后发展为一普天同庆的国际情人节，至今我仍不解。我觉得中国人的情人节应订在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或梁山伯祝英台殉情的那一天。这两个神话式和戏剧性的爱情故事，是基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所以才创造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么美而善的祝辞，这比有宗教背景的西洋情人节浪漫且富人情味多了。

话虽如此，大家仍难以免俗。今年我照例给老妻买了一束鲜花摆在餐桌上，顿觉满室生香，一片鲜艳。有人建议：情人节前夕何不约几位朋友共聚雪楼，诵读情诗？结果那天应邀而至的有黄冬冬律师、作家刘慧心、林婷婷、曹小莉，以及因感冒抱病参加的谈卫那。大家都拿出诗来念，就是那种情节也许泛黄而真爱犹在的情诗，我还很少听到如此凄恻哀怨的情诗，尤以曹小莉和黄冬冬的最为动人。

我也提供了两首：一是《因为风的缘故》，这是17年前我写给妻子的，最后念到“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 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 我是火 随时可能熄灭 因为风的缘故”时，大家一片寂静，惟见曹小莉眼含泪光，鼻子漱漱有声。另一首《爱的辨证》，是一首论爱情的诗，灵感来自庄子《盗跖篇》：“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这首诗共分二式，当读完庄子这个小故事后，极为感动，很快便完成了第一式，写的是男子尾生殉情的心路历程，其中的警句有：“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灰尘中等你”。

第二式是第一式的翻案，我拟了与前式完全相反的情节：大水淹来，尾生久等不出，自觉生命十分重要，对不起，他最后还是登岸而去。第一式写的是传统的，梁祝式的古典爱情观，第二式写的是现代的，面对现实，以理性作选择的爱情观。

杭州二三事

初春期间，人特别敏感。昨偶然中翻阅一本30年代的散文选集，其中发现在周作人、丰子恺、鲁迅等人的文章中不时提到杭州如何如何。“从南京的旅馆回到杭州的寓所，感到十分自在”，丰子恺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跌跌撞撞到了我的眼前已是六十多年了，但“杭州”二字对我仍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吸引力。这时我坐在窗口的书桌旁，顿感魂魄飞扬，悠悠荡荡地从记忆中去了一趟烟雨江南。

杭州是我在大陆最喜爱，也最令我怀念的地方，十年内我已去了三趟。不错，西湖很美，杭州有不少好友，撇开这些姑且不提，杭州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很熟悉的旧梦，随时都想回去一游，我的中国历史情结，文化乡愁，全维系在杭州的人物、风情，和传说上。

我在1988年中秋，与一群台北诗友首次访问这个风华绝代的名城，接待我们的也是一群湖畔诗人，至今仍在继续交往的有龙彼德、骆寒超、胡丰传、崔汝先、董培伦、叶坪等数位。他们带着我们游西湖，逛灵隐寺、雷峰塔，沿着白堤苏堤踩着落叶散步，去虎跑泉吃茶，在断桥上俯首看秋风啃食残荷，在楼外楼吃西湖醋鱼、东坡肉、莼菜汤……该还的债都还了，包括历史的和情感的，除了精神上的丰收外，当然事后也写了不少诗，都收集在《天使的涅槃》诗集中。

杭州是一个充满感性的地方，它的美只须通过感觉便可攫住。譬如“柳浪闻莺”，就是这么一个浪漫得醉人的景点。一天清晨，我独自闲闲地到湖边去散步，只见烟笼湖水，落叶遍地，既无柳浪，也听不到黄莺儿啼叫，春天的妩媚景色只能在想象中领味，所以我便写了这么几行诗：

风来时

当可听到隔世的啁啾

那便是

柳浪闻莺

第二次游杭州是1992年的初春3月。首先偕妻回湖南衡阳老家过年，接着赴湘潭访友，并在大雪纷飞中去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归途中不但感到气候的严寒，也体味到历史的冷酷。2月中旬到了杭州，顺便由龙彼德兄陪同游了一趟苏州，继而由叶坪陪我们上黄山看雪，再回到杭州时已是3月3日了。

这时正是春寒料峭，西湖景色开始一点点展现迷人姿态的季节。最敏感的是杨柳，我们上黄山之前湖边的柳树还只是疏疏朗朗的秃枝，不到一个星期我们返回杭州时便都冒出了鹅黄的嫩芽，有点少女的味道，用手触摩它一下，好像要格格发笑似的。

据说当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即发动环湖栽柳，而且一株杨柳夹一株桃树，四五月间整个杭州便浸泡在红绿掩映的彩色缤纷中，天地间一片春意，把西湖闹得说多风流便有多风流。

西湖宜于晨游，清晨游人稀少，不如白天熙来攘往，人声嘈杂之令人败兴。那天我和妻由一位年轻诗人小刘作伴，8点之前即赶到白堤，穿过重重垂柳，沿着湖岸漫步而行。这时雾未散尽，水面一层渺渺的烟波；静得出奇，几乎可以听到身旁树枝爆芽的声音。不知从何方位传来一阵欸乃之声，几分钟后，一艘小船从雾中穿出，还没有看清人的脸，又消失于烟水之中。

此时，晨阳正透过柳枝的空隙直洒而下，全身倍感温暖。来了一阵风，吹得那虽无绿叶却体态窈窕的柳枝狂摇大摆起来。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美人要以花为貌，以月为神，以柳为态……我望一眼身旁的摆柳心想，这种姿态的美人也未免太风骚了些。小刘正忙着为站在一株含苞待放的桃树下的妻拍照。我说：“可惜花尚未开，见不到人面桃花相映红。”不料妻灵感骤发，顾而答曰：“等我们回到台北时，照片中的桃花就会盛开了！”好诗！

共伞

共伞的日子

我们的笑声就未曾湿过

沿着青桐坑的铁轨

向矿区走去

一面剥着橘子吃

一面计算着

由冷雨过渡到喷嚏的速度。

这首小诗意象单纯，语言浅近，情感则淡中见浓，别有兴味，近乎唐人绝句的手法。诗写于1981年，但诗中的事件则发生于1961年，时隔20年才得以成诗，这份情感为何能蕴藏那么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即当时我的确有过那么一段宁静而温馨的生活。那时结婚不到半年，我在台北市区工作，而犹带新娘味的琼芳则在台北郊区平溪乡的小学教书，每逢周末，我便搭乘火车前往平溪与她相聚，及到星期一早晨，留下两天的欢愉和一包换洗的内衣，再搭车返回台北上班，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平溪是一个矿区的小镇，当时因交通不便，外来的游客不多，但众山环抱，碧树连天，风景绝佳。妻在小镇街尾租了一间小楼，楼外是一条狭巷，巷尾就是铁道的终点，偶尔有运煤的小火车轰隆而过，平日不免吵人，周末则十分安静。小楼右侧是小镇上唯一的一条街，全由青石板铺成，雨后特别清亮，几声木拖鞋踢踢踏踏，衬托得这小小的山镇格外孤寂。黄昏时，妻常陪我上街闲逛，顺便买点小菜回到小楼做晚餐，有时在街边买一包橘子，沿着长长的懒懒的铁轨散步，一面聊天，一面剥着橘子吃，还把橘皮互往对方的脸上扔，就这么笑着闹着一直漫步到另一矿区青桐坑为止。有时半途遇雨，便撑开雨伞，相互共拥一个甜美而神秘的小天地，两人默默而行，在微雨中走了很久，及至被一声喷嚏惊醒，才发现伞外一片幽黯沉寂，远远望去，小楼上的灯火闪烁，似乎在招手，呼唤我们回家。

在伞因两人相共而显得更圆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世上的道路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漫长而崎岖。

读闲书

平生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冬夜拥被读闲书。

读闲书的好处是不需博闻强记，也不必融会贯通，有点像林荫道上散步，走到哪里算哪里，走累了可随时在路旁坐下休息。读闲书没有考试的压力，却有选择的自由，看得高兴，可以一夜读到天明，如嫌其无趣，可随手一扔，倒头便睡。

数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睡前躺在床上读闲书的习惯，床上读书为何宜于冬夜？因为适时门窗紧闭，与世隔绝，面对茫茫宇宙的只是一颗单纯的心，一卷在手，既不为稻粮谋而读，也不为尘世之浮名而读，清清爽爽，了无挂碍，纵然室外风雨如晦，或大雪纷飞，仍能保持一份宁静的心。

北史李谧传有云：“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这是何等令人钦羡的气派！但抬头环顾四壁的书架，好像那些亘古以来前人智慧累积的文史哲各类正而八百的书籍，正要迎面压将下来，仿佛随时会为之窒息。因此晚上躺在床上读的书最好是轻松有趣却又非品流下等，或庸俗无聊的读物。我的选择通常是稗官野史、唐人笔记、名人传记，其次是武侠侦探、政治搜秘、社会传奇等。早年喜欢看武侠，中年尤爱历史小说，金庸和高阳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每部我都看过两三遍，之所以读之不厌，主要因为我有一项特别功夫，那就是过目便忘，第二天甚至连书中主角的名字都记不起来。看时聚精会神，浑然忘我，看完后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留一招半式。这种功夫可使你把看过的小说随时翻开来重读，几乎像是初次相遇一般。

自大陆开放以后，文革十年的各种史料与小说大量流出，我对这方面的读物兴趣特别浓厚。文革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大劫难，不仅文化深受创伤，人性也大为扭曲，故读这类的书籍，其中的故事对于一个未曾身历其境的人也许新奇有趣，但阅读时的心情却是极度沉重的，绝非读一般闲书那么轻松自在。

我的一首打油诗

我喜欢旧诗，却不会做，也从未尝试过。多年前应邀访问大陆，曾为一湘西酒厂题了一首诗，应酬之作，算是一首打油诗吧！这首诗后来被当作广告使用，据说为该酒厂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这倒是我始料未及。

所谓打油诗，就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不避俚俗，内容写实而诙谐的诗。据宋钱易《南部新书》所载：“有胡打饺，张打油者，二人皆能为诗。”张打油为唐朝人，他最有名的一首打油诗为《吟雪》：“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现今读来，颇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谐拟”的味道，甚且在意象的表达上，比后现代诗要准确多了。

1988年9月初，我首次回湖南故乡探亲，承湖南吉首市酒厂相邀，并派车来长沙接我赴湘西名胜张家界一游，同行者有小说家孙健忠、评论家李元洛、香港诗人犁青，和湖南电视台三位记者。沿途秋雨不歇，泞泥难行，车行三天后始抵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市。

次日上午参观酒厂，经汇报介绍该厂的生产与营业状况之后，王厂长即捧出他的名酒“湘泉”与“酒鬼”，让我们品尝。当时“酒鬼”尚未上市，厂方当作秘密武器，其酒味香醇尤胜茅台，酒瓶为一麻袋形，朴拙有趣，为湖南名画家黄永玉所设计。

品酒之余，王厂长取出笔墨宣纸，嘱我题字。我卷袖提笔，顺手写了这么一首打油诗：“酒鬼饮湘泉，一醉三千年，醒后再举杯，酒鬼变酒仙。”这首诗因含有该厂的两种酒名，又易朗朗上口，且多次在湖南电视台播出，故广为饮者传诵。据说次年在北京的一次全国名酒竞赛中，“酒鬼”名列前茅。当时该厂不仅将印有这首诗与我的签名照片在会场上大量分发，且把这首诗印在装酒瓶的纸盒上大作广告，有人建议我委托律师向该厂索取广告费，无奈穷书生只会写诗，不懂得要钱。

我的日本情结

野蛮残暴，侵略成性，日本曾给我忿恨的理由；勤劳刻苦，科技建国，日本曾给我钦佩的理由；世界野心，岛国胸襟，日本曾给我鄙视的理由。我的日本情结既复杂而又单纯，单纯到我几乎不认识这个民族。最近日本东映公司摄制了一部《尊严——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再度暴露了日本横蛮强悍，死不认错的军国主义思想，也再度点燃起我对这小小岛国的积忿。

这部电影已于5月23日正式在日本公演，明目张胆地宣扬并肯定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动机，说什么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自卫，为了“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亚洲”，而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段血腥历史则矢口否认，绝不认账，认为这是中国人没有事实根据的“捏造”，所以天皇无罪，东条英机和若干战犯无罪，说什么判处他们死刑的东京裁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实施的不公正裁判”。东条英机等反而成了“为维护日本民族的尊严”而死的英雄。如此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的行径，实际上是近十年来日本一批颟顸右派政客兴风作浪的一次高潮。前几年，日本自民党一百多名国会议员组成所谓“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发动攻击日本历史教科书，要求修正或删除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据说这影片的策划与制作，是在广岛原子弹下复活的亡魂——右派政客——长期起哄的结果。

我每到一国旅游，都有纪游诗发表，唯独日本，我曾去过两趟，但毫无所感。我对日本的冷漠其来有自。抗战期间，我个人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粒小泡沫，但我却也是一位亲身经历的历史证人。抗战末期我还是一个念初中的大孩子，在湖南家乡有一次曾被日军掳作挑夫，由于反抗，当场被一日本兵横腰扫了一扁担，打倒在地。这是我个人和日本的一段小小过节，与南京大屠杀或其他地区烧杀奸淫的惨剧相较，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当年被辱的这段往事，却是我心底一抹永难消失的阴影。

游兴

最近动了游兴，一个月之内游览了北美两大胜地：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和加拿大风景绝美的洛矶山园家公园。

6月上旬，我应邀在纽约法拉盛区办了一场书法个展，并趁便偕妻随旅游团玩了一趟华盛顿特区。说“玩”，实有渎神圣，因为这个特区，尤其是以白宫为中心的这个国家公园，其中全都是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纪念丰碑，以及美国立国精神与梦想的象征，游历一番，那怕是走马看花，你也不难感受到一份生命意识的沉重，一种人类新文化的跃升。那些大人物如哲佛逊、林肯、华盛顿、罗斯福，那些前仆后继阵亡于韩战、越战中的美国青年，不论尊卑大小，一一栩栩如生地矗立在我们面前，犹之一本本厚重的历史书。林肯纪念堂在这头，国会大厦在那头，中间隔了一个阿甘曾在反越战游行时往下跳的大水渠（见电影《阿甘正传》），和一座一柱擎天的华盛顿纪念碑。这些景象早已在电影、电视、照片中看到过，本不足为奇。可是当面对这些雄伟而具象征涵意的建筑物时，我顿时感到被震摄的窒息，在意识到生命无常之余，也深深体验到生命的庄严与豪情。

也走了一趟白宫，除了需要排队耐心等待所引起的不快之外，可说印象模糊，其豪华典雅的气派远不如列宁格勒的冬宫。对我这游客来说，现存的，活着的也许只是现象，过去的，亡故的才是历史。

游洛矶山脉，尤其是包括露意诗湖的班芙（Banff），在感觉上就完全不同了。游华盛顿特区是知性之游，游班芙则纯属感性经验，一种对大自然纯美的饕餮，一种对湖光山色无条件的投怀送抱。天下名山胜景甚多，我独爱中国的黄山和加拿大的班芙。这二处景色容或不同，但都显得圣洁而神秘，深沉而又多变化。总觉得与它们有一段难以接近的距离，却又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来了不舍得离去，离去了还想再来。

书法的现代性

最近做了四次演讲，内容都与诗和书法有关。开讲时首先自我介绍从事诗歌创作和书法研习的经过及心路历程。我从台上观察，发现当听众得知我原本是一位很前卫的现代诗人，且早年还被贴过“反传统”的标签，50岁之后才开始研习书法时，大家都面带惊疑之色。演讲结束后，果然有听众提问：“一位曾经走在时代最前端的现代诗人，突然掉过头来搞最传统的书法，你不觉得这中间有很大的冲突？你如何调适这个矛盾？”

在演讲之前，我预料可能会有这类问题提出，因此思想上多少有些准备。我的答复是：艺术重视本质，更强调形式的创造性，只要是有创意的，便是现代的，因为创造性最大的优势乃在超越时空。就时间而言，王羲之是东晋时代人，但就艺术的创造性而言，他的书法是属于现代的，历万古而常新。杜甫在一千二百八十多年前写的诗：“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至今读来，仍能感到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意味。其次表现纯粹美的艺术都具有永恒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对大自然一种超时空的观照，一种永恒的纯粹美，它本身什么也没有说，却有着无穷的含意。中国的书法艺术是由黑白二色构成的既单纯而又丰富的生命，它的灵气和神韵更胜于它的肌理与结体，它线条所产生的节奏更胜于中规中矩的笔法。所以说，书法是一种纯粹的美，而最纯粹也正是最现代的，譬如汉代的书法，不论隶、草、行、楷，都是最纯粹的美，艺术的极致，故能持续存在两千多年而不衰。

不过，做一位现代书法家，必须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敏锐的现代意识，初习书法讲究笔法，重视临摹古代碑帖，固然重要，但不可泥于古人，也不可为“法”所困，应时时有在方法技巧上求突破的决心。我经常如此感叹：做书法家易，做书艺家难。

一盏风灯

上个星期天，古华兄约我夫妇，还有来温哥华度假的小说家、戏剧家马森教授，以及作家廖中坚等前往素里逛跳蚤市场。气温很高，据说是温哥华二十年以来最热的一天，由于我们带着寻宝与猎奇的心情而去，故在烈日的暴晒下逛了一个半小时，虽然每人晒得面红脖子烫，大家的兴致却很浓，每人都有斩获，我回家一检查，发现选购的四件物品中，我最中意的是一盏古意盎然的风灯。

这是一盏长形的，用八块玻璃嵌成的八角古铜风灯，远看犹如中国古时的宫灯，也有点像民国初年民间用的，外面套有防风玻璃罩的马灯。这绝不是旧货摊上的破铜烂铁，而是一件民俗品，也许没有古董的价值，但触摸它就像触摸逝去的时间。由于它给人一种闲雅的感觉，我总以为它乃出身某一豪门巨宅，纵非如此，也决不是小户人家所有。它有一种气派，颇像一位落魄江湖的寒士，微尘中撑起一身铜质的傲骨。拎在手中，感到十分沉重，宛如一部历史，随时间的持续消逝而加重。它原先随便扔在杂乱的旧货堆中，毫不起眼，经我擦擦洗洗，一番抚摩之后，把它悬挂在后院的走廊上，居然脱胎换骨，有了生气，又恢复了往日光照寰宇的英姿。

夕阳西沉，暮色渐浓，我把风灯的电插头插上，玻璃罩内三个小灯泡在落日余晖中发出淡淡的幽光，一直要到晚上9点以后，风灯才开始显出它的个性来。光线不强而稳定，悬在檐角，夜风吹得微微摆荡，为安静的院子增添了些许凄凉。我突然联想起“风雪夜归人”这个意象。这位夜归人不一定是家人，也许是一位深夜乍然来访的老友。时序秋末，木叶凋零，只见一个须眉皆白的汉子，手中提着一盏风灯，脸藏在翻过来的大衣领子后面，施施而来，踩得满阶的落叶漱漱作响。我顺手接过他的风灯，挂在屋檐下，正哈腰延客入室，蓦然回首，那人不见了……

唐人小说艺术

近读唐人笔记体小说，饶有奇趣。这种小说主要在搜奇志异，而其内容大多超出经验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故特别吸引人。有的言简意深，富于思考性，有的意境恍惚朦胧，含有诗意，有的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篇精采的故事，其结构之严谨、手法之简约，现代人写的极短篇恐亦难望其项背。试看这篇《喷嚏震虎》：

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即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

小说的时间在深夜，地点在山中的悬崖边。一个醉汉临崖而睡，来了只老虎，突然听到一声大喷嚏，把它吓得惊跳起来，掉到悬崖下去了，摔伤了腰腿，终于被人所擒。小说中有两个角色，一是县衙的差人，一是老虎，而真正的主角应是那只笨得可爱的老虎，它攀上了悬崖，也许为那差人满嘴的酒味所诱，竟靠近去嗅他，因而那长且硬的虎须触得差人的鼻子痒痒的，打了一个喷嚏。深夜山中万籁俱寂，一个突如其来的喷嚏，宛如晴天霹雳，对这只毫无戒备的老虎来说，一定是惊天动地。作者处理情节的手法十分高明，故事很简单，但戏剧张力强。由于故事发生在深夜的悬崖边，一开始读者即预期着不平凡的事件将到来。人与虎居然会在这意想不到的场合相遇。现实中顺理成章的发展应是醉汉被虎吓得跳起来，而小说的情节是如此地反逻辑，被吓得坠入山崖的竟是威猛的老虎。“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是高潮，“便即落崖……为人所得”是反高潮，情节简单，却剧力万钧。

作者张鷟，唐代文人，历经高宗，玄宗诸朝，著有《龙筋凤髓判》、《游仙窟》等传奇小说。《朝野佥载》是他著名的笔记小说。主要写的是武则天时期的朝野见闻。这短篇即出自本书。其实他另外许多短篇并无离奇的情节，淡淡着墨，却趣味隽永，寓意深远。

灵感及其他

经常被人问到：你相信灵感吗？

我相信灵感，但一个创作者不能完全依赖灵感。我曾戏言：我的坏诗都是用脑想出来的，而好诗则往往是无意中碰上的。诗有时就像情人，如刻意找她，反而找不到，不找她时却又随时会在你面前出现。一时想不出来就搁下它吧，等你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之后，它又突然来了。灵光一闪之下，便出现了神来之笔，诗中许多令人惊喜的，富于独创性的意象，来得很突然，但如不赶快抓住，便稍纵即逝，而这种直觉性的感悟，妙悟，却无论如何想也想不出来的。其实，灵感并非出自神谕，也不是一种甚么超自然的能力，灵感或可说是潜意识的沉淀与升华。诗在酝酿期间就是潜意识起作用之时，脑子想不通最好放弃不想，但它事后会在无意识中偶然跳了出来，这就是灵感的来源。光是想，而没有思想作基础，绝对写不出好诗来。灵感只是诗的催化剂，灵感须为思想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