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海集

你的眼力达不到对岸连天上、地下都不能分辨就好像挂在天空的中央或者是浮在碧蓝的深渊——密茨凯维支家谱中的臆造和伪冒

中国的家谱、族谱是合书、图、史、表为一体的记载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各家族发展史的宝贵文献，其中保存了不少政治、经济、宗教、文学、风俗、人口方面的史料。近年来，岳飞、施耐庵、洪秀全、张竹坡等著名历史人物家谱的发现，为研究历史、文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作为中国古代典籍一个独特的部分，家谱的文献价值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专门从事谱牒学研究的学者已撰文论述这一点。但有一个问题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家谱是宗法氏族社会的产物，其编纂每因某些人为因素的干预而丧失历史记述的纯洁性，从而留下大量伪造的和被篡改的家族史。

通常情况下，修谱总是由族中最有势力的人物来主持的，每一次修谱的主旨都体现了修谱人的要求，他的支系在谱中的位置、所占的比重必然要被强调、被突出。因此，历次的修谱客观上就成为家族势力关系的重新确认，像刘勰说的，“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文心雕龙·史传》)。这意味着家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族的权力话语。鉴于这层原因，修谱有个规矩，就是新谱修成，旧谱必须毁去。现存家谱中，很少见到同一家谱的不同版本，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家族内部的权力关系造成的谱系失真状况，而更为常见的则是臆造宗系，攀附名人。

宋濂《严陵汪氏家谱序》云：“谱者，记其名以传，不亡其先之义也。”因此王阳明《重修宋儒黄文肃公家谱序》说：“有征而不书，则为弃其祖；无征而书之，则为诬其祖。兢兢焉尊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详其所可征，不强述其所难考，则庶乎近之矣。”黄庭坚族谱，七世以上远不可知者，一概略而不书，这是很谨慎的例子。但很多家谱并非如此。唐代颜师古就曾感叹，家谱之伪滥不可据信，其来已久。清人李慎儒《鸿轩随笔》卷三有“补撰家讳”条，云：“《梁书》载侯景僣位，当立七庙，祖以上讳不复记忆，王伟为制其名位，后世以为笑。《宋史》载刘廷翰官贵，当封三代，大父以上忘其家讳，太宗为撰名，亲书赐之，后世以为荣。美恶不嫌同辞，因乎其人而已。《十国春秋》：南唐太祖李昇，欲祖吴王恪。有司议以恪孙祎有功，祎子岘为宰相，遂祖恪。自岘至父荣五世，荣父志，志父超，超早卒，志为徐州判官，卒官。其名率皆有司所撰，盖假托唐室宗支，以见得统之正也。”这都可以证实，颜师古的感叹确非无的放矢。

侯景本为鲜卑化羯人，出身低贱，不知祖先名讳，这属于特殊的例子。六朝门阀甚严，谱牒之学最盛，寒族攀附门阀根本无望，更不要说伪冒宗系了。经隋唐间战乱，士族迁徙，谱牒沦亡，姓氏遂乱，崔姓必称博陵，韦姓必称京兆，李姓必称赵郡，张姓必称清河。宋以后竟有冒称林和靖、包孝肃后人的笑话。而修谱者不悉世系，更只能杜撰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归衡轩诗集》稿本，有《吴江宗人与京刻新谱见寄余因持昆山旧谱往访之有赠三首》，其三曰：“太仆当年修谱慎，止详近世阙其余。子虚无是今淆乱，怪杀吾宗不读书!”自注：“近有子京者妄以宋朝无稽姓名混入，幸未流传耳。”这便是明代修谱杜撰祖先名讳的例子。耐人寻味的是，归庄将这种荒唐行为归结于后人不读书。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便遇到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早年我研究唐代诗人戴叔伦，权德舆《戴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权载之文集》卷二四)叙其世系曰：“其先在宋为公族，于汉为儒宗。东汉则有司徒涉，西晋则有司农遁(原本作逵，误)。遁后南渡，始居丹徒。八叶至宋临湘侯明宝，明宝曾孙梁左丞暠。暠玄孙皇德州司士好问，公之曾王父也。王父修誉，父慎用。”这里所提到的先人，包括了正史有传的大部分戴姓名人，其可靠程度已不免令人怀疑。好在戴氏六朝时即有宗谱，戴叔伦本人也编过族谱，我们姑且还可以相信其来有据。而后世的戴氏宗谱就编得十分离谱了。民国十六年(1917)刊《重修戴氏宗谱》是奉戴叔伦为始祖的金沙戴氏族谱，不仅补上汉到六朝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为祖先，还补出了叔伦前的名臣戴至德、叔伦后的名诗人戴复古。《旧唐书·戴胄传》称胄相州人，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史载戴明宝为佞臣，权德舆都未隐其名，如果戴叔伦先世有戴胄这么一位名臣，权德舆决不会不提到的。戴复古则是浙江天台人，也不知什么缘故成为戴叔伦的后裔。此外，还有一种光绪七年(1881)刊《新安戴氏支谱》，就更令人惊奇了。它列出了微子九世孙宋戴公以降，到戴喈安七十代祖先的世系名讳，一代不缺。我在北京图书馆初看到此谱，很是兴奋，以为发掘到珍贵史料。但一翻阅，不觉哑然失笑。它所列戴氏入唐后的世系是：胄—至德(至圣)—洪正—休颜—翔—存理—慎德(慎礼、慎仁)—叔伦(简、通)，全与戴叔伦墓志铭不符。再看戴遁祖名封、父名荆，也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戴氏谱》所载遁祖硕、父绥不合，必出于臆造无疑。这个世系表据说录自钞本“休宁旧谱”，渊源何自不详，但其编者也太不学无术了，连《世说新语》都不熟悉，一味向壁虚构，结果明白留下作伪的痕迹!如果他能用上刘孝标所引的材料，补上几代祖先名讳，该世系就会显得可信得多。明清两代许多家族都请著名学者来主持修谱，应该避免了不少类似的荒唐记载。学者起码可以像修史一样，以考证功夫来弥补文献的不足征。但要不攀附名人，终究是不可能的。

戴姓自汉戴德、戴圣以来，历代多有名人，毕竟是个望族。那些无名人可称的寒族小姓，一旦发迹而要修谱，又想自大其宗族由来，就只能攀附名人。陆云锦《芝庵杂记》卷三“通谱”条引《菽园杂记》云：“今世富家有起自微寒者，往往依附名族，诬人以及其子孙，而不知迕理忘亲，其犯不韪甚矣。吴中此风尤甚，如太仓有孔渊字世升者，孔子五十三世孙，(中略)子克让、孙士学皆能世其业。士学家甚贫，常州某县一富家欲求同谱，士学力拒之。殁后无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谱去。以此观之，则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我曾见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一记邹县孟氏谱载孟浩然子云卿、庭玢，庭玢子郊，这也未免太贪心了，几乎要将唐代姓孟的诗人悉数网罗到他家去。宋濂《题寿昌胡氏谱后》云：“族之有谱，所以纪所自出，实则为尊祖，伪则为诬其先而乱其类，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务华而衒博。或妄为字名，加于千载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异族之贵显者，以为观美。其心非不以为智，卒陷于至愚而弗悟也。”这种被王阳明斥为“诬其祖”的行径，后代修谱中在在多有。我们在使用家谱材料时，绝对要审慎地检验其可信度，不能轻易地相信其中的记载和保留的文献。

1993.6

2009.7修订政治恐怖下的生存策略——漫话阮籍的诗与酒

阮籍(210—263)是历史上少有的奇人之一，在专门记载中古人物轶事的《世说新语》一书中，阮籍的故事占了最醒目的位置，而且多收录在带有负面色彩的栏目像《简傲》、《任诞》中。将这些佚事略一汇集，当时人眼中的阮籍形象就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阮籍是个嗜酒的人，酒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异常重要的位置，仿佛他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饮酒而展开：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他好像没有什么生活目标，做什么官、任什么职都无所谓，只有酒是他全部兴趣所在。他内心有巨大的抑郁，要靠酒来化解，这一点他的朋友们都看得很清楚。

其次，无论在什么场合，阮籍都按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晋文公就是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从历史记载看，他似乎秉承了父亲司马懿谨慎而有涵养的品性。杨修如果为他做事，或许就不会被杀掉。也正因为如此，阮籍没有成为第二个杨修。在一般朋友间，阮籍更是率心而行，不讲常礼。有一次年轻后生王戎来访，正好刘公荣在座，阮籍对王戎说：“正好有二斗美酒，我同你喝，公荣就算了。”两人交觞酬酢，公荣一杯也喝不到，但三人谈笑自若，尽欢而散。有人问阮籍为什么不让公荣喝酒，阮籍答道：“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这就是他的待客之道，而周围的人似乎也能理解和接受。他不给刘公荣喝酒，刘无所谓，照样安坐谈笑，欢洽无间。

再者，阮籍根本无视世俗的礼法，行为率意，有时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他在司马昭座席间，不仅平时酣放自若，而且居母丧时也依然故我，照常吃酒肉。司隶何曾也在座，说：“明公正提倡孝道，阮籍居丧母，竟公然在您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将他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说：“嗣宗毁顿如此，你不能分忧，还说什么呢？况且，有病在身喝酒吃肉，不是丧礼允许的么!”阮籍好像没听到，饮啖不停，神色自若。

阮籍墓

居母丧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古丧礼允许健康状况不好时食肉)而饮酒食肉，确是很过分的行为，虽然司马昭曲为回护，但阮籍本人恐怕是完全没有任何礼法意识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阮籍难道是全无心肝的人么，丧母就毫不悲痛？还是看看这段记载吧：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看来，阮籍有他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接受朋友吊唁时不哭，直到母亲下葬临诀之际，所有的绝望和悲伤都在那一声“穷矣”的恸号中倾泻出来，以致吐血哀毁。这完全是一种欲压抑、疏导而不能，最终不得不以更剧烈的形态爆发出来的悲伤，因此有着远过于通常情感表达的强度和自我消耗的意味。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何以他自己如此放达，却不许儿子从而仿效：“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这一意味深长的记载暗示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否定。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一种无奈选择而非本性自然，就像精神苦闷者吸食毒品，虽然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却决不愿子女步其后尘。由此透视当时的士人心态，就不难把握魏晋之际的时代精神，理解其风流放达背后的悲患隐忧。

阮籍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很惊世骇俗，礼教规定“叔嫂不通问”，但阮籍嫂子要还家时，阮籍去送别。有人以此相讥讽，阮籍说：“礼教岂是为我辈设的？”他邻居有家酒店，老板娘颇有姿色，阮籍与朋友经常在那儿喝酒，醉了便睡在老板娘旁边。店主开始颇疑心，伺察再三，发现阮籍从来没有异常举止。当时有一位名士裴楷之说：“阮籍是方外之人，不崇礼制；我辈是世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各得其所。这说明当时的社会还是相当宽容的，有一个承认和容忍名士们的放达行为的舆论空间。名士们既以方外之人自处，社会便不再以世俗礼法约束和要求他们，甚至还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达生”，即看透了人生的道理。名士王孝伯有句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放达语，也是激愤语，更是绝望语，同时映照出他们表面的沉醉放达与内心的清醒隐忧难以调和的精神世界的两面，让我们体会到那放浪背后的深沉痛苦。

阮籍少有大志，常傲然有不可一世之概。《晋书》本传载：“尝登广武，观楚、汉争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这种豪气随着他年齿渐长，经历漫长的黑暗世道而日渐消磨。从黄初元年(220)曹丕诛丁仪、丁廙兄弟，到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杀嵇康、吕安。四十年间接连发生的一连串血腥杀戮，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着可怕的梦魇，让包括阮籍在内的士大夫群体不能不对政治的变幻无常感到莫名的恐惧。

对《世说新语》所载的许多故事细加玩味，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比如《言语》篇载：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这就是常言说的“易却伪君子，难对真小人”的道理。刀架在脖子上，还有什么逶迤周旋的余地？所以阮籍只有以酣醉来逃避那些他不愿面对的人、不愿面对的事。

《晋书》本传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一醉六十天，以拒绝司马昭为子求婚。然而即便在醉中，他也是半睁着眼的。因为他清楚，真正要命的事，即便酣醉也躲不过。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的准备。而最后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便是阮籍的手笔，现在还保存在《昭明文选》中。《世说新语·文学》叙述阮籍写劝进笺的过程是极富戏剧性的，魏国封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司马假意辞让不受。文武官员都往其宅敦劝，司空郑冲遣人找阮籍求劝进文。阮籍正醉卧袁孝尼家，被人扶起，随手书之，文不加点，时人以为神笔。明白了阮籍的心境，这则记载就可以当作他深谋远虑的机智故事来读：魏赐司马昭九锡是迟早的事，而以阮籍的地位和文才，劝进文的手笔又非他莫属，他自然冀望以大醉躲过，但又清楚多半是躲不过的，因此作了最坏的准备，以至郑冲使至时能扶醉写出宿构的“神笔”，无所点定。

这么说不免有些煞风景，抹杀了阮籍的才华和生平行事的奇特性。但参照当时的历史记载，却绝对是顺理成章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提道：“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晋书·阮籍传》也说他“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他的谨慎，甚至连司马昭都很赞赏，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当时钟会常以时事相咨询，企图套他的话来罗织罪名，但阮籍都以酣醉应付过去。

不过智者千虑，难免一失。阮籍尽管吐辞至慎，偶然也有失言的时候。《晋书》本传载：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这是极危险的一次失误，若非阮籍机智辩给，恐怕难逃一劫。有关阮籍与司马氏政权的关系，一向有不同说法，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阮籍的险境和苦心，我们就只能说他是在最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选择了最低限度的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由于总是处在这种临深履薄、祸机莫测的凶险环境中，因此过度谨慎的压抑只能通过异常的行为方式来宣泄，据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李善《文选注》论及阮籍《咏怀》诗，说阮籍身仕乱朝，常恐受谤遇祸，因此诗中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推测其意旨。今存八十二首《咏怀》中，除少数讽世之作，多数篇章都是以自我为本位，表达作者对人生之不圆满的体验。由于一概抽掉现实的政治、社会背景，就使得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的自我拉开了距离，而诗中传达的内容也就被抽象为一般的人生经验，虽感触万端，但要之不出对生命不幸的体认及由此引发的感伤。

说到底，阮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清醒，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有悲则有情，无情亦无悲。茍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正因为有情，便难以忘我遗世，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而且靠自我意志绝对无法解决。于是阮籍只能借酒逃世，沉酣于醉忘境界。后人不能体会阮籍所处的环境之险恶，难免会批评、贬斥他放浪形骸的颓废作风，比如哲学家王夫之。但好在阮籍的苦心后人多半还是能理解的，清代学者焦袁熹曾有一段议论，见识最为精到：

国初天兵至我郡，一卒遇一妇人，以刃胁之。此妇既惧死，又不肯从顺，旁有粪坑极深，即投之，裁露其面，此卒乃舍之去，志与身竟得两全焉。在寻常时过之恐不速，近之若将凂者，粪坑也。此妇岂异于人哉？今而若是焉，何哉？所恶者小，所欲者大也。正使不获免，求免之路舍是焉则无之矣。谓此妇非智可不可也？吾以是观阮籍诸人处魏晋之际，岂不亦由是道乎？

(唐)孙位绘《竹林七贤图》(局部)

为免受污而先自污，确实就是阮籍希求全生于乱世的策略。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有着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两方面的原因。诸多名士罹祸遭戮的殷鉴在前，他要想躲避司马氏的网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联系《世说新语》那些记载来看，阮籍可以说就是一个借助于酒精来逃避人生苦难的遁世者。

我初读《咏怀》诗，有一点深感不解：其中竟绝口不提他日常借以遁世的酒!虽然这颇符合他拉开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自我距离的表现方式，但比起后来高唱出世情怀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绩、李白的言不离酒来，终究有些奇怪。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饮酒于阮籍既属于对人生苦难的逃避，就必不是快乐的行为。在饮酒中忘却痛苦，也就意味着忧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诗来说，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遗”。只有从酒精的麻痹中醒来，忧生之嗟重又占据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滥于诗歌。而此刻，镇痛作用既已失效，作为麻醉剂的酒精便不再有意义，诗人也就懒得提它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么？

由此我忽然解悟，成天将饮酒挂在嘴边、写进诗里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诗仙李太白，其实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说他们的痛苦还远不到阮籍那种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为五斗米折腰于督邮，为皇帝写写歌词，比起杀身之祸、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种“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热烈言说，适足表明那愁之轻漫，尚可作审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但愿长醉不复醒”，也就没有关于酒的闲话了。

2009.12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

1994年新昌唐代文学研讨会上，陈尚君、汪涌豪两位发表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历来被视为唐代诗学最重要成果之一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的作品，而是明代景泰间怀悦所作，在明末被伪托于司空图名下。尽管在会上这个问题没能得到讨论，但它立刻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两位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以下简称《辨伪》)的详尽考证表明，他们的考辨是严谨而有说服力的，无论在文献的取证还是在结论的推断上都显示出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与涉及文献的广泛，有关问题与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考。

我的看法，首先，《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作，除了《辨伪》所举的证据外，还可以再补刘跃进兄见告的一个论据：王应麟《小学绀珠》未收二十四诗品一条。我觉得这是一条有力的论据。《小学绀珠》列举有关诗的名词，有“六诗”、“六义”、“四始”、“四诗”、“九引”、“十二操”、“诗八病”、“八诗”、“诗六对”、“六对”、“三十六体”、“诗评三品”、“诗二十四名”；有关“品”的名词，也有“群臣书四品”、“古法七品”、“诸州五品”、“性三品”、“武舞九品”、“钱三品”、“功五品”、“六人三品”，还有“五品”、“九品”、“十八品”等，独没有“二十四诗品”。尤其是他已举了“诗评三品”、“诗二十四名”，如果他见过“二十四诗品”，不会不列出的。看来号为渊博的王应麟也没见过《二十四诗品》，这只能说明《二十四诗品》是南宋以后的产品。我读许彦周《诗话》，有云：“韦苏州诗云：‘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此非才不逮，盖绝唱不当和也。如东坡《罗汉赞》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八字，还许人再道否？”这里推许“空山”八字独步，不容摹拟。如果“水流花开”是本自《二十四诗品·缜密》“水流花开，清露未晞”的话，则坡公已属剿袭唐人，许彦周怎能更不许人再道呢？我曾经撰文考溯“含蓄”一词的来历，从唐代到北宋都用作动词“包含”之义，直到南宋才渐用为形容词，“含蓄”不可能在唐代成为诗美的一品。这也间接证明《二十四诗品》是南宋以后的作品。

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¹⁾一文考出，《诗家一指》已见于洪武间赵谦《学范》中，它当然应该是明初以前的作品，绝非怀悦所撰。在陈、汪两位证伪的几大理由中，历代无著录一条我觉得可以置而不论，因为《二十四诗品》正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一样，只是一组论诗诗，如果出现在唐代，它是不会像胡曾《咏史诗》那样被著录的。有个同样的例子可为旁证，清代黄钺《壹斋集》中有《廿四画品》，仇福昌《静修斋诗集未定稿》中有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的《文品》二十四则，它们都不曾单独著录，所以一般人不知道。这样看来，不见著录作为理由，就可以归并到《一鸣集》不收与不见征引中了。明代以前不见收录与征引及杨慎、胡应麟、胡震亨、许学夷列举司空图诗论时不及《二十四诗品》，我认为是《辨伪》最有力的理由。它使得在明末丛书里将《二十四诗品》寄托于司空图名下豁然暴露出极大的疑点。

张健在考察明代诗法著作中发现了《二十四诗品》的另一个来源，即史潜辑刊《新编名贤诗法》中的《虞侍书诗法》。他根据自己对《诗家一指》与《虞侍书诗法》本文及结构完整性的研究，认为《诗家一指》应是由《虞侍书诗法》改编而成，至于《虞侍书诗法》则疑为虞集所撰，也有可能出于伪托。这样，《二十四诗品》就与虞集的名字联系起来。从现传一批元四大家的诗论《杜陵诗律》伪托杨载、《木天禁语》等书伪托范德机(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帆师《杜诗伪书考》)来看，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虞侍书诗法》是伪托。《新元史》卷二三七《文苑传》云：“(杨)载与虞集友善，每言集不能作诗。一日，集载酒问诗法于载酒酣尽为集言之。后集作诗送袁桷扈驾上都，介他人质于载。载曰：‘此诗非伯生不能作也。’或问：‘君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载曰：‘伯生学问高，予以诗法授之，余莫能及也。’”诚如千帆先生所说，杨载、虞集等固“侈谈诗法者，造序托名于彼，良非偶然也”。不过据我看，《诗家一指》原是题作范德机撰的。杨成刊本《诗法》于卷一《木天禁语》题下标“内篇”，署名为“清江范德机”，卷二《诗家一指》题下标“外篇”，不署撰人。据张健说，除黄省曾本外，其他属于杨成刊本系统的《诗家一指》莫不如此。这不免让人怀疑两书原署同一作者范德机。张健根据杨成刊本《诗法》卷三题注说宋代严羽见过《一指》，而《木天禁语》则题为范德机，认为这就否定了两书为同一人所作。其实严羽见过《一指》的说法不过是沿袭《新刻沧浪诗法》那种流俗相传的无知说法，不足为凭。阮元文选楼刻《天一阁书目》中《诗家一指》叙录云：

《中国诗学》旧履痕《诗家一指》一卷刊本明怀悦编集。叙云：禅家有一指之传，非取义于指，盖以明夫心之无二也。诗家有一指之喻，亦以诗法之传本乎正宗，而贵乎心法之好也。善哉，余偶获是编，其法以唐律之精粹者采其关键以立则焉。若曰双抛、单抛、内剥、外剥、钩锁连环、一字贯穿之类，深有得乎诗格之体，可为学者之矩度。今不敢匿，命工绣梓，与四方学者共之。

现传《诗家一指》中并没有双抛、单抛等内容，它们都见于范德机《木天禁语》中。张健认为“怀悦所编集之《诗家一指》有可能是与杨成本《诗家一指》同名的另一种书，而此书与《木天禁语》有交叉”。现他已找到朝鲜翻刻成化二年(1466)怀悦刊本《诗家一指》，原来是一部诗法汇编，因首篇为《诗家一指》，因以名全书。我看这一题署不是出于怀悦，而是原本如此，因为据张健说，《学范》所引《诗家一指》有两处不见于今本，而见于《木天禁语》与《诗法家数》，可见赵谦所据的《诗家一指》也是包括《木天禁语》等在内的汇编诗法。我在北京图书馆还看到一部《诗法正论》，署“嘉禾怀悦用和编集”，卷首列至治壬戌(1322)四月杨载《诗法源流》序，内除傅与砺《诗法正论》外，还收有杨载《诗法家数》、虞集《虞学士述诗解》。《诗解》解杜甫《秋兴八首》及一些七律，殆即托名虞集《杜律七言注解》的内容。这也是首篇名以冠全书的标题法，看来元代确实有过这样一种刻书方式。不过怀悦所得《诗家一指》很可能是一种后出的本子，而较多地保留了《诗家一指》署名原貌的，应是杨成所据的以《木天禁语》为内篇、《诗家一指》为外篇的一种诗法汇编本，前篇署范德机，后篇无署名，应为同一人。朱绂刊《名家诗法汇编》中《诗家一指》还署名范德机，可以说是一个旁证。我们知道，元代诗法诗格著作的内容和署名一直很乱，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著录杨载《杜陵诗律》、范梈《诗林要语》、元人《诗法源流》、怀悦《诗家一指》、佚名《诗家指要》、《木天禁语》(此亦范梈所著)六书，曾说：“以上六种，俱相出入，当削其重复，定成一集，以便观览。不然则纷无定格矣。”可见《诗家一指》这类诗格著作内容的交叉错出，在明代即为学者注意到。张健也指出，《新编明贤诗法》中的《虞先生金陵诗讲》在王用章《诗法源流》中题为揭曼硕《诗法正宗》，陶宗仪《辍耕录》所引的卢挚《文章宗旨》在《诗法源流》中题为傅与砺《诗文正法》。似此之类，大体以伪托居多。傅与砺《诗法正论》曰：“大德中有临江范德机，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子昂赵公、伯生虞公、仲弘杨公、曼石揭公、仲容丁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诗学丕变，范先生之功为多。”既然范德机在当时被推为复兴诗道第一人，诗格伪托于他的名下，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的关系，还有待文献的进一步发掘。《诗家一指》经明初赵谦《学范》引用，已可肯定是明以前之作，而《虞侍书诗法》出于明嘉靖间，究竟谁是原本很难说。张健认为《虞侍书诗法》结构完整，《诗家一指》明显经过改窜，固然有理，但如果假设《诗家一指》原书编纂较粗糙，经《虞侍书诗法》的编者整理，遂臻完密，不也说得通吗？毕竟编书的人都愿意将书编得好些，把好好的书弄得乱七八糟总是少见的。在没有发现新材料前，对《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的关系问题还是以存疑为好，我们可以做的是弄清其理论是否出自元人。

《虞侍书诗法》文本的原貌已不可推测，估计史潜刊本保留了它的主要内容。而《诗家一指》有云：“中篇秘本，谓之发思篇。以发思者，动荡性情，使之若此类也。”这“中篇秘本”即指《二十四诗品》，既称秘本，则承受有自可知。这表明《诗家一指》本身是一部汇辑之书，秘本云云正是编辑整理者的话，矜其秘以图速售也。编者于雄浑、沉著、高古、劲健诸品下注杜少陵，冲淡、自然下注孟浩然，纤秾下注王维，典雅下注揭曼硕，绮丽下注赵松雪，洗炼、清奇下注范德机，含蓄下注孟郊，精神下注赵松雪、虞伯生，尤为确凿地表明它是元人的手笔。明人论诗言必称盛唐，像钱谦益说的“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梦阳传)。宋且不论，何况元人？只有元人，才会将虞、范、揭、赵这四位元代大诗人与盛唐大家相提并论，而四家所系的风格类型，也与元人的看法相吻合。《格致丛书》本《新刻沧浪诗话》引马仲常评四家即曰：“揭君典重，杨君雄浑，虞君雅丽，范君清高。”又，“四则”中“法”一则有云：“汉晋高古，盛唐风流，西昆秾冶，晚唐华藻，宋氏乘锼，洎西江诸家造立不等，气象差殊，亦各求其似者耳。”这里所述诗史传统下及宋代，也是出于元人的见解。总之，许学夷说《诗家一指》的内容出于元人看来是有根据的，关键在于确定《二十四诗品》也是元人所造。康熙二十六年(1687)高士奇刊《信天巢遗稿》，附高鹏飞《林湖遗稿》，收有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甲子九月望后三日王晞序一篇，称高鹏飞诗“其始其终，绝无蔬笋气味，无斧凿痕迹，可见其能参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得藻丽之妙，诚能全十体，备四则，该二十四品，具一十九格，非浅陋粗疏者之能窃也”。束景南先生论证此序乃伪造，理由十分充足，我完全同意他的结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六《信天巢遗稿序》也说：“翰林侍读学士正公实先生裔孙，求遗诗于宗祠，所存无几。继借得宋本，则临安府陈解元书铺刊行者，凡百余篇，合以他书所采，镂诸枣木。”可见高士奇刊此书，乃东拼西凑而成，并无很可靠的文献根据，王序很可能也在“缺略不全”之列，由高氏后人补缀而成，故不宜作为《二十四诗品》成书于南宋之前的力证。现在我们可以断言的只有《二十四诗品》最早见于元人所编《诗家一指》，在明末以前还找不到能将它与司空图联系在一起的证据。不过，这一点的确定也随之带来一个问题：既然从所见文献来看，《二十四诗品》一直收在《诗家一指》中，未曾单独流传，那么它在明末突然横空出世，为何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呢？

《诗家一指》除以怀悦刊本流传外，成化十六年(1480)庚子杨成曾得《诗法》五卷钞本刊之，序云：“唐宋以来诗人所著诗法非一家，近世板行者，范德机《木天禁语》、杨仲宏《古今诗法》二集，人皆宝之不啻拱璧。余承乏淮阳之明年，偶得写本诗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编，如德机、仲宏之集亦皆载之，中间略有隐括。其后又有《金针集》、《诗学禁脔》、《沙中金》等集，皆人所罕见卓者。”此书行世后，至嘉靖二年(1523)有邵锐重刊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有黄省曾编刻《名家诗法》，万历五年(1577)有朱绂编刻《名家诗法汇编》，万历三十一年(1603)胡文焕编刻《格致丛书》复收之，谢天瑞又增扩为十卷，逐渐成为佚名之作广为流传。但博识者还是知道它的来历，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五曾说：“《诗家一指》，出于元人，中有十科、四则、二十四品……二十四品以典雅归揭曼硕，绮丽归赵松雪，洗炼、清奇归范德机，其卑浅不足言矣。”许氏万历间人，当时《诗家一指》正流行于世，他独说出于元人，想必有根据。所以尽管在明末《二十四诗品》已被冠以司空图之名，但在汇辑类诗话中它仍保留着佚名遗说的形态。清初游艺辑《诗法入门》，吴霷、吴铨鑨辑《诗书画汇辨》，叶葆辑《应试诗法浅说详解》收《二十四诗品》都不注司空图之名，也不说明所出。盖此类汇编诗法，皆属村塾蒙学之书，犹如今日的概论、教材，汇集前人之说而条贯之，严谨者会说明出处，辗转抄摘者就干脆连出处也不说明了。《诗家一指》不仅收入上述众多的丛刻，还有怀悦刊本流传。隆庆四年(1570)编成的朱睦《万卷堂书目》卷四、《天一阁藏书目》岁字号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均有著录；《格致丛书》本《新刻沧浪诗法》也提到《诗家一指》有印本，大概就指怀悦刊本。应该说，《诗家一指》并不像《辨伪》所说的“在明代流布不广”，而是颇为人所重视、版刻甚多的诗话。它甚至普及到浅学不知《沧浪诗话》的人，都本末倒置地以为《沧浪诗话》“要论多出《一指》中”，邵锐序刊本《诗法》、《格致丛书》本《新刻沧浪诗法》均有这样的说法。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连《沧浪诗话》这么有名的书，人们都会误认为出于《诗家一指》，而真正出自《诗家一指》的《二十四诗品》，突然被冠以司空图之名出现在丛书中，何以反而不见人质疑它的来历呢？《诗家一指》的几种版本到明末不至于湮没，许学夷经眼、胡震亨引证、黄虞稷收藏，乃至乾隆元年(1736)张潜编《诗法醒言》时征引，至少表明它在明末清初一直是流行于世的。见闻广博如王渔洋，谈到他心爱的司空表圣《诗品》时，何以竟也没有一点疑问？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王渔洋康熙初评宗元鼎诗，就提到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语，但他所见的《二十四诗品》，显然是丛书本而非表圣文集。他读司空图《一鸣集》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深赏其论诗“味在酸咸之外”之说，记录于笔记《池北偶谈》卷十八：“唐司空图《一鸣集》十卷，杂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别编》，又有《绝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与王驾论诗曰：‘国初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右丞、苏州气味澄夐，如清沇之贯逵；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劲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又与李生论诗曰：‘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醢，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酸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晚唐诗以表圣为冠，观此二书持论，可见其所诣矣。”这里只提到“味在酸咸之外”，未及《二十四诗品》片言只语，足见文集中并无这组作品。

就现有材料看，《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名字联系到一起的契机，很可能就是苏东坡《书黄子思诗集后》那段话，他称司空图“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很容易被误解为指《二十四诗品》。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九《题诗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坡云，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嗟乎，千百世上下，凡有得于诗文之中者，未有不悲之者也。四言体自《三百篇》后，独渊明一人耳。此二十四韵悠远深逸，乃复独步，可以情生于文，可以想见其人，以《诗品》题署，亦犹之乐天之赋赋也。”由此不难理解《二十四诗品》托名于司空图的致误之由。

1996.6一条景德镇唐代白瓷史料的辨正

熊寥先生《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²⁾第四章“颜真卿、陆士修云门教院诗会与景德镇唐代白瓷”，论证唐代建中年间颜真卿、陆士修在饶州浮梁县新平镇(景德镇的前身)云门教院诗会所咏“素瓷”，实际上是景德镇白瓷，宣称“由此解决了陶瓷学界围绕景德镇唐代胜梅亭、石虎湾和黄泥头窑场所产的白瓷和青瓷，究竟是唐代还是五代产品的争执问题”⁽³⁾。因他举的材料是孤证，事关重大，有必要认真考究一下。

观熊先生的考证，主要是依据颜真卿、陆士修联句中的“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一联，引清代吴极《昌南历记》云：“唐陆士修，官太子宾客；颜鲁公建中时守郡，行部新平，修与公友善，游新平，同止云门教院数日。中宵茗饮联咏，有‘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载云门教院断碑。云门今(景德镇)马鞍山西麓。”又引龚鉽《景德镇陶歌》“云门教院读残碑，静夜闲庭品素瓷。记得新平行部日，鲁公诗酒建中时”，证明云门断碑是有历史根据的。他考证颜真卿官饶州刺史在建中元年至二年(780—781)间，又查到颜真卿、陆士修联句收在《全唐诗》卷七七八，题作《五言啜茶联句》，以为诗的内容与颜真卿生平行迹皆符，最终得出该诗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首咏唱景德镇白瓷之作的结论。

唐代景德镇是否能生产白瓷，这是另一个问题。但熊先生以为颜、陆联句在饶州，“素瓷传静夜”是咏景德镇白瓷，则显然是判断有误的。首先，颜真卿牧饶州并非如熊先生考证的在建中年间。宋留元刚撰《颜鲁公年谱》明载乾元元年(758)十月颜真卿除饶州刺史，赴洛阳拜扫先墓，翌年六月调昇州刺史，实际在饶州任没有多少时间。其次，颜真卿和陆士修联句也不在饶州，而是在湖州(今属浙江)。颜真卿于大历七年(772)九月除湖州刺史，翌年正月抵任，至十二年(777)四月离任。其间他集文士三十余人编纂《韵海镜源》一书，经常觞咏联唱，今颜真卿《文忠集》和皎然《杼山集》保留当时的联句之作甚多。参加《五言啜茶联句》的作者，陆士修时任嘉兴县尉；李崿时在颜真卿幕中任团练副使；张荐尚未出仕，从其兄右卫兵曹著居湖州；崔万亦后生未仕，曾参与两次联句；昼(熊文误作画)即诗僧皎然，时居湖州。贾晋华《皎然年谱》将这次联句编于大历八年(773)，确凿无疑。我在《大历诗人研究》中对颜真卿幕中文士的联唱也有详细的考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既然颜、陆等联句不作于饶州，“素瓷传静夜”与景德镇白瓷也就没有直接关系了。唐代景德镇是否能生产白瓷，仍只能说文献无征。

熊先生所以取颜、陆联句这一孤证，显然是轻信了云门教院断碑。该碑我记得出自元代僧人之手，几年前我曾见一书提到该碑，遂撰文论及此事，稿成投《故宫博物院院刊》，如泥牛入海，后投书询问，则“君之门兮九重”，竟要不回拙稿。现在已记不清那部书的名字，谨记于此以似博雅。无论如何，云门教院断碑引颜陆联句属于附会，是可以肯定的。前人修方志及讲论地方掌故，每好掠前贤文字，附会乡里山川风物。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如此清楚的题目，尚且为《宣州图经》及方志艺文志收入，州人附会为城东十里新林浦板桥(见《北江诗话》卷四)。颜真卿联句无时地可考，则饶人之附会，又何讥焉。以涉及陶瓷史重要结论，故不得不予以辨正。

2003.6有关《鸽经》刊印经过的一点补证

读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召玉先生《蒲松龄的<鸽异>与<鸽经>及其作者》一文，考证《鸽异》一篇本事，以邹平张幼量为王渔洋岳父张万钟，文末又推测《鸽经》刊入《檀几丛书》可能出于王渔洋的推荐，以未获实证资料为憾。今按：康熙元年盛符升刊本《阮亭诗选》卷七收《内叔幼量先生招同纪伯紫袁宣四集药圃》，则张幼量并非化名或假托，而是渔洋夫人张氏叔，即张万钟弟，以诗题中人俱称字，知幼量亦字也。吴之振刊《八家诗选·荔裳诗选》亦有《张幼量古剑歌》，可见其交游甚广。渔洋诗云：“相思江水外，十月采芙蓉。”自注：“此首耑赠伯紫，末句兼及余澹心也。”以渔洋生平考之，此诗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十月，张幼量时应在金陵，故诗曰“相思江水外”。纪映钟(1609—？)，字伯紫，江南上元人。清初著名隐士。有《戆叟诗钞》。袁藩字宣四，号松篱，山东淄川人。尝于东海获秦镜，有诗题之，一时和者累累，辑刊为《古镜诗》。张幼量既实有其人，以张万钟家多良品，精于鸽道，弟有此奇谈亦宜矣。至于《鸽经》之刊入《檀几丛书》，则确出于王渔洋所寄稿本。我数年前编著《王渔洋事迹征略》⁽⁴⁾，偶见张潮编《友声集》中涉及此事，今聊为补证，供召玉先生及读者参考。

大约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一月，孔尚任与张潮书，说王渔洋见到其与王晫(召文误作卓)所辑《檀几丛书》，称赏不置，欲将《长白山录》等杂著小品付刊入续集中，托孔尚任寄达致意。此札见存于张潮辑《友声后集·辛集》，云：“结冰万里，尺鲤难通。东华红尘中，忽忆高标，如天半明霞，褰裳莫就。自恨沉溺，受教无地矣。闵左兄南旋，敬以便翰候近况。特托者，阮亭先生久慕博雅，每对弟咨嗟，以未获识韩为怅。近见《檀几丛书》，尤击节不置。偶捡杂著数种，欲求续入。其无择可否，一听尊裁。惟望早付梓人，借巨手以垂不朽。弟忝声气之末，亦有荣施。”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正月初七，张潮接孔尚任信及渔洋托付诸书，立即答复渔洋，拟将诸书刊入《昭代丛书》中，《池北偶谈》中《剑侠》一篇，将刻入《虞初新志》中(见张潮《尺牍友声偶存》卷五《与王阮亭先生》)。渔洋得函，因奉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启程在即，不遑报书，仅以家刊《皇华纪闻》、《广州游览小志》、《蜀道驿程记》三书托孔尚任寄张潮。《友声前集·壬集》载渔洋与张潮第一书云：“承垂注惠以瑶音，因捡家塾所刻小书数种，付东塘奉寄典签。未几有秦蜀祭告之役。”第二书云：“前奉寄《皇华纪闻》、《广州游览小志》、《蜀道驿程记》三书，不知尚可节录以入尊撰否？”时尚未言及《鸽经》。八月，渔洋使还经山东，顺道回乡省亲；二十六日，张潮有书告渔洋诸书已刻入《檀几丛书》二集中，并以刻样呈览。九月渔洋还京，答张潮书，嘱勿删刻《长白山录》，附寄西樵《然脂集凡例》、《宫闺待访略》二种及别搜得《二戎志统》、《华山经》、《鸽经》等，请刻入集中。《友声后集·壬集》载渔洋与张潮书云：“昔尊大人老公祖视学海右，先兄辈皆荷国士之知，其托孔李通家者四十余年矣。顷闻老年世翁侨寓广陵，锐志著述，心殊向往。承垂注惠以瑶音，因捡家塾所刻小书数种，付东塘奉寄典签。未几有秦蜀祭告之役，间关万里，遄返经年，久乖鳞羽。适拜良书，兼颁大刻，慰藉无量。其中《长白山录》只见三叶，似未刊完，伏祈留神将此卷全刻，庶有可观。且所载二碑皆《集古》《金石》诸录之所未睹者，亦足以广异闻也，唯加意焉。如刻竣，每种祈印百本寄下。先长兄西樵所著说部数种，京邸无从寻觅，故仅以笥中所存《然脂集凡例》《宫闺待访略》请正，并祈留神表章之。临池溯洄不尽。”张潮随即复函，告《檀几丛书》所收著作悉尊原本，不曾删削。《华山经》等亦已付梓。十一月，渔洋得张潮九月书，有书报谢，并寄新刻《陇蜀余闻》、《秦蜀驿程后记》二书，文见《友声后集·壬集》：“前奉良书，兼寄示刻样，随有数行报谢雅谊，当久达典签矣。再承手教，并读新制洎《长白山录》续刻数纸，深用慰藉。近有《陇蜀余闻》、《秦蜀驿程后记》二书刻成，请正。前奉寄《皇华纪闻》、《广州游览小志》、《蜀道驿程记》三书，不知尚可节录以入尊撰否？又先兄《然脂集例》亦求采取集，其《宫闺待访略》不记刻凡例之后否？并希留神，一加检点，甚荷甚荷。《鸽经》、《华山经》祈各先惠五十本，《二戎志统》祈刻入以广见闻为祝。”是即王渔洋寄《鸽经》付张潮刊入《檀几丛书》之经过，有关资料之系年可参看《王渔洋事迹征略》考证。

2004.3话说《唐诗三百首》

岁月沧桑，一切都在消逝，而唐代文学永存。辉煌的唐代文学留给后人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是华夏民族美育和文学教养的经典，是哺育中国诗人的伟大传统，也是各种艺术创作挹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古往今来，附庸风雅的帝王以御选的方式钦定唐代文学作品，以卖弄他们的文学趣味，规范一种正统的审美理想；士大夫们从牙牙学语就诵读唐诗，束发受书，学试帖、古文，在唐代文学的浸润中培养起他们的写作才能，借此由科举踏上仕途。即使濩落无成，设塾坐馆，也须凭借满腹辞章，课徒讲习，冬烘度日。到今天，无论是学者的文学史研究还是启蒙教育中的古诗诵读，唐诗都作为古代文学中最灿烂的经典，被研究、接受和传诵，在培养我们的审美感受、模塑我们的艺术趣味、陶冶我们的生命情调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前辈传下两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此语不知所出。民国间赵元礼《藏斋诗话》卷上记谚语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亦会诌。”可见由来已久。

其实这个意思早见于古人诗评中。金圣叹《选批唐诗》评温庭筠《经李征君故居》“一院落花无客醉，五更残月有莺啼”一联，道是：“逐字皆人手边笔底寻常惯用之字，而合来便成先生妙诗。若知果然学做不得，便须千遍烂熟读之也。”这是说学诗无他法，唯有熟读、再熟读而已。熟读不是随便乱读，而是要读经典。唐诗自其本朝人所选《河岳英灵集》、《才调集》以降，经宋代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代周弼《三体诗》、方回《瀛奎律髓》、杨仲弘《唐音》，金代元好问《唐诗鼓吹》，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钟惺《唐诗归》，清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王尧衢《唐诗解》等著名选本的反复遴选，以及无数诗话、评点的品评赏鉴，到清代中叶大体已完成其经典化过程。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正是这一诗学背景下的产物，这个选诗篇数与《诗经》相埒、题名明显模仿《诗三百》的唐诗选本，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板行后，以遴选精当、篇幅适中而广为世人喜爱，“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补注序》)。因市场需求量大，该书被一再翻刻，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古来任何文学选本都无法同它相比。

《唐诗三百首》封面一种

《唐诗三百首》虽盛传于世，但编者蘅塘退士的事迹却一直晦而不彰，连姓甚名谁也不清楚。直到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由一种刊本题字下押有“孙洙”印章，推测可能是编者的名字⁽⁵⁾，才引起学界注意。后经学者们多方考证，大致获知：孙洙(1711—1778)，字临西，一作苓西，号蘅塘。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官知县、山东乡试同考官、江宁府儒学教授。为官清廉，有政声。诗学杜甫，著有《蘅塘漫稿》，似已不传。其继室徐玉兰也工书善画，雅好吟咏，《唐诗三百首》乃是他夫妇二人共同编成。⁽⁶⁾

由自序可见，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的动机，是不满于《千家诗》收诗太随意，良莠不分，唐宋杂出，且有律无古，于是他“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编成这部优中选优，收诗310首的小型选本。别看它收诗数量有限，却包含了77位诗人(含两位佚名作者)流传最广的名篇。

仅就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三家而言：诗仙选了28首，包括《月下独酌》、《梦游天姥吟留别》、《金陵酒肆留别》、《蜀道难》、《渡荆门送别》、《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玉阶怨》、《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名篇；诗圣选了35首，包括《望岳》、《梦李白》、《丹青行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兵车行》、《丽人行》、《月夜》、《春望》、《旅夜书怀》、《登岳阳楼》、《蜀相》、《客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二首)、《登高》、《八阵图》、《江南逢李龟年》等；诗佛选了29首，包括《渭川田家》、《西施咏》、《过香积寺》、《山居秋暝》、《终南别业》、《终南山》、《汉江临眺》、《积雨辋川庄作》、《竹里馆》、《送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渭城曲》等。从体式上看，五律正宗王维、孟浩然各选了五律9首，七绝圣手王昌龄和杜牧分别选了七绝5首和9首，歌行名家岑参选歌行3首、李颀选6首，五古名家韦应物选五古诗7首，七律名家李商隐选七律10首，都可以说是各取所长。因而这300多首作品也是唐诗伟大传统的一个缩影，是宏伟冰山的一角，蕴涵着无比丰富的艺术宝藏。只要读者恬吟密咏，潜心品味每首诗作，就足以感受唐诗的艺术魅力，领略古典诗歌丰富的艺术技巧和完美的声律形式。而我们华夏民族的审美趣味和美感经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包括唐诗三百首在内的艺术经典陶铸的。不管你是从什么途径读到这些诗作，请想想，其中所蕴涵的精神情操、生活趣味和艺术美感，不是从小就左右着我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知，诱导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吗？

线装《唐诗三百首》

孙洙自然不会想到《唐诗三百首》将如此风靡于世。他编此书本是作家塾课本用的，所以名也不署，只称蘅塘退士编。古人编诗选，大抵着眼于“世次之先后，篇章之短长，音律之和协，词语之精粹”(杨仲弘《唐音序》)，《唐诗三百首》也不外如此。但作为一部普及性选本，它之所以盛行不衰，当然还因为具备选目精当、编排合理、注释明晰、篇幅适中等适合于初级读者的优点。孙洙原本只有少量注释，道光间章燮为它作了较为完整的注解，金陵闺秀陈婉俊又加以补注，并撰写了凡例。著名文学家姚莹为陈婉俊注本作序，称赞它“考核援据，俱能精当”。现在看来，陈婉俊的注释也还是较简略的，但闺秀为普及经典而做注释，历来还没有先例，所以我更愿意假设，或许是“美女经济”效应，使得《唐诗三百首》最终以一个闺秀的补注本流行于世，成为近代唐诗第一选本。⁽⁷⁾它对读者的影响力和对市场的垄断，以往大概只有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可以比拟，以后就没有什么选本能相提并论了。

到今天，《唐诗三百首》依然是公认的优秀选本、出版社竞相版行的畅销读物，各种影印、排印、注释、评析、今译本多得已难以枚举。⁽⁸⁾它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光日本出版的翻译、音注、详解本就不下六七种，编纂者包括著名学者盐谷温、目加田诚、田部井文雄等。在近代以来繁多的注本中，管见所及，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对章法的分析非常细腻，兼顾诗作的音律特征，很有特点；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考订翔实，注释精细，是包含当代研究成果和自家心得的注本，内容精当可靠；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评析最为精到，讲析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技巧都独具手眼，是近年新刊《唐诗三百首》评注本中的佼佼者。

历史进入21世纪，社会生活和阅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密集型的社会和图像处理技术的普及，给我们带来双重的阅读愉悦，即伴着知识充盈还有视觉享受。最近出版的《百科图说唐诗三百首》，不仅有惯常的注释评点，还有“数风流人物”、“源远流长”、“史海钩沉”、“品诗必备”、“诗词典故”、“鸟兽草木”、“天文地理”、“琴棋书画”、“异曲同工”、“万花筒”等众多知识性栏目，并配有丰富的科学、艺术图片，为《唐代三百首》设计出一种知识丰富、图文并茂的新型读本，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经典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总是在一代人一代人的承传中再生，在创造性的接受中焕发新容。《唐诗三百首》不只是过去的经典，也是永远的经典。它将熏陶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同时也将在一代代的研究和注解乃至出版中丰富、刷新它自己。

2008.6新见王渔洋暮年事迹重要史料——读王士骊《幔亭公漫录》札记

2011年2月，我在山东图书馆查阅资料，翻卡片看到一种王士骊撰《幔亭公漫录》。王士骊是王渔洋亲族中感情最亲密的从弟。印象中此书未见人提到过，我急忙调出阅览。原来是一册巾箱本大小的青丝栏钞本，以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字的格式书写。前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孟夏琅琊侄沛思序、昆山金奇玉序、康熙四十九年(1710)闰七日自序。自序首言“余庚寅生，今年周花甲”，则应作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时幔亭年六十。王沛思序云：“吾叔幔亭先生为司寇公从弟，友爱不啻如同怀，其嗜学不倦，性情亦复与同，相依数十年，见闻讲贯，亦极博洽而精详矣。”王士骊字貤西，号幔亭，系王之猷曾孙。曾官诸城县儒学训导。王渔洋著述与同时人著述中经常可见有关他的记载，我已辑入《王渔洋事迹征略》。渔洋门人惠周惕《砚溪先生诗集》卷七《谪居集》有《赠别王幔亭先生兼寄清远公子》诗略云：“吾师天际人，夫子亦绝俗。来从官舍居，日把一编读。怀古有远思，于世了无欲。萧然拥布被，日暮对脱粟。”这就是他在时人眼中的形象，一个萧然远世的高士。

览竟全帙，大致可知此册是作者几种杂著的汇钞。开篇类似训蒙格言，论修身、处世、为学之道，平实有得。后附录一卷，显系晚年所作，述老人居处、养生之要。此后逐年记事，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丁酉撰《东廓记辨二则》。其中载康熙五十年(1711)王渔洋下世前后事迹最为详核。后录任诸城训导时所撰《司训约言八条》；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课儿数则，也是家训之属。末为《跋齐音小记》，述渔洋所选祖先诸集刊布未果的经过。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它无疑是研究新城王氏家族盛衰史及其家族文化的一种重要史料。其中论修身、处世、为学之道的格言、《司训约言八条》、甲午年课儿家训乃至晚年所述老人居处、养生之要，都可借以考察王氏家族的文化内涵和家族传统。这些内容有待于专门研究，这里仅就涉及王渔洋的记载，略述其史料价值。

正如王沛思序所说，王士骊是王氏家族中与王渔洋感情最亲近的从弟，这部《幔亭公漫录》中记王渔洋事迹最详，内容也涉及多个方面。比如，其中论及王渔洋学问指归，说：

本朝如睢州汤尚书斌、孝感熊相公赐履、蔚州魏尚书象枢、漪氏卫中丞既齐、洪洞范进士鄗鼎、中牟冉编修觐祖、柘城窦编修克勤，皆阐发理学者，余亦指不胜屈。吾兄渔洋先生独称为诗文宗匠，名满天下，朝野奔赴者众。不以理学名，但是无书不读，嗜学之癖，未有出其右者。然合孔孟心传，日丽中天，虽不无异同之见，究其指归则一也。

他首先举出康熙以来的理学名家，然后说王渔洋为诗文宗匠，不以理学名，但平生读书极博，其学与理学不无异同，但究其指归则没什么不同。事实上，我们知道，上面所举的这些理学名家，多与王渔洋有密切关系。魏象枢是奖掖王渔洋的前辈，汤斌为王渔洋所荐举，卫既齐、冉觐祖为渔洋门生，范鄗鼎曾以所著寄赠渔洋，由此也可见王渔洋之学并不与理学相牴触。又如，其中记载了王渔洋生平的佚事：“新城旧尹史公讳能仁，河南鹿邑人，明末之贤父母也。先司寇公曾于黄学使蒞任之始，坐间谈及史公未入名宦祠祀，实为缺事，嘱其留心表彰，以不泯公论。”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的记载，这应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秋间的事，黄叔琳后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使王士骊等查核情实，公具事实，呈请入祀，终被宪台批准。这件轶事再次说明王渔洋平生乐于表彰先贤、成人之美的天性。《跋齐音小记》则因王象春《齐音》而叙及王渔洋生前编选祖先诗集的情况：

《齐音》百首，乃《问山亭诗集》之一，皆是济南城中城外之故迹，随地随人物，境内所关者，即记一绝句，实是纪载之要笔。而每首加以小记，又最有关于地方事迹之略。当年旧刻是先叔武科公同淄川门人姜子柔刊劂者，其版草草，今剥落甚夥。先渔洋兄在京师，闲中将《问山亭》各集删选近千首，欲刻，偶以他事未谐，遂付儿子启座收存。后有更选八先伯祖姚安公《思止园集》，曁十八叔祖大宁公《来鹤园集》，与《问山亭》合为一集，为《三王诗选》，附有先六伯封公《笼鹅馆诗》，具付剞劂而未逮。随归田，后又托寄朱竹垞先生选入《明诗选》内，亦聊聊不多。《齐音》百首，使余手录一册，数录而为人借抄而未返。

王渔洋也曾在《居易录》卷十四述说过自己编选祖先诗集的情况：

十七从叔祖季木(象春)仕南吏部考功郎中，以诗名万历间，与文光禄天瑞翔凤齐名。(中略)今所传《问山亭集前后》汰其芜杂，撷其菁英，可传者尚可得什之二、三也。少时诗如“故人江汉绝，疏雨户庭过”之句，不减大复、苏门。八叔祖伯石(象艮)，仕为姚安府同知，著《迂园诗集》。诗名远出考功下，然谨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如咏鲁仲连云：“孤城一飞矢，六国有心人。”又：“萧条两岸柳，怊怅五更鸡。”“鱼藏芦底穴，雪压竹间庐。”“青荧茅舍火，缥缈竹林烟。”“南雁迎花早，东风带雪多。”“月明才十日，人病已经旬。”皆五言之选也。后人不振，予购其板刻藏之。十八叔祖晦甫(象明)著《鹤隐》《雨萝》诸集，才不逮考功，而欲驰骤从之，故时有衔蹶之患，未能成家。今克刻版仅有存者。予有三公诗选，颇有可传。

与《幔亭公漫录》相对照，王象艮和王象明的诗集题名都不同。《幔亭公漫录》还提到附录的六伯《笼鹅馆诗》，这些记载都可以补充《居易录》的叙述。

当然，《幔亭公漫录》中最重要的资料我认为还是关于渔洋下世前后经历的记述：

辛卯年元旦，拜天地、祖宗、神祠之后，家人陈忠自城回，报司寇公赐环之旨下，在岁前琐(锁)印之日。何翰林澹庵家人于元旦送到邸抄，日已夕矣。初二日早起，欲入城看司寇兄喜兼贺新节，而风沙逼人，不可出门，至夕未已。初三早如城，而吾兄已走役来催速进城。门迎诸侄谓曰：大人待叔至甚急，欲急赴京谢恩，而近例禁邸抄，当是候部文方可行。叔断不可即应其赴京。则余一段兴致已索冷难言问。

吾兄拜家庙之后，在西城大椿轩，俟我一见，兄弟握手情亲，悲喜交集，云：“弟闻此信，自倍喜，但谢恩之本，我以疮毒不能躬赴，有负圣恩，须速赍奏本章去。”余胸中欲进之言，不能陈说，掣肘不可行矣，唯唯而已。总皆由我识见不广，退缩不前，其负吾兄期待之意，罪愆真不可逭，又何言哉？兄言：“辛卯中乡魁第六名，年才十八，今则七十八岁。汝看我西堂之联耶？”余即应曰：“得意重逢辛卯岁，删诗断自丙申年。”兄曰：“恰当乎？”余曰然，又曰：“丙申以前，诗未尝不多，但正肄业，似非耑学，虽已有刻本，而乙未以前者，盛珍示、王我建请刻前集之时，皆删去幼年之作，所以断自丙申年也。六十年之遭逢，阅历已尽，而况位至尚书，一生不好货财，惟守祖业，积书至数万卷。吾富贵已极，夫复何求于世？祖方伯公寿至九十三岁，乃甲午中举，癸巳年弃世，而不及见中举之年，以中时三十余耳。我今竟见辛卯，是七十八岁，乃曾祖司徒公弃世之年也，赠尚书公亦不过七十七岁，余今过矣，而况又复官？但腹下此毒疮，大是我累。弟其谓我何如？”兄弟两人握手，襟裾相依，自辰及酉，皆喜庆之词，所言者家世之兴废，六十余年之际遇，而孰知永诀之词皆寓于此耶？

忽忽至二月六日，始同侄启汸入都，诣通政，上谢表，而命下：‘览卿奏谢，知道了。’甚淡。余心知其奏谢之迟矣，虽吾兄濒行，付有宋板书及字画十三种，而侄逡巡不敢贡，阨于小心太过不能行。亦见吾家忠厚，谨守痴拙之故尔。旋于三月三日抵里，晤吾兄于西堂，相见凄然，日日聚首而谈，其呻吟苦状，不可言喻，而又以庸医郝某疗治无术。十九日下午欲入内，呼我云：今日似觉瘥好，汝明日到石桥看看即回城来。二十日，余欲上马，又使二十二侄囑云：到乡中即唤启座来。次日启座如城。二十三日座回乡，伯父云：父亲寿光之行，速去速来。余二十五日至寿光县，游李氏园亭，止觉灿灿射人眼目，殊少雅人深致耳。翰墨留题，无所睹见，徒有朱栏粉壁而已。视昔魏宅之盛名何如耶？二十七日，家人急走而至，知兄病增剧，日行百八十里，到兄榻前，而已大非前比。从此日日有增无损，奄忽月余。五月日有声自东南迄西北，云是星陨，十一日未时升天矣。

应即诣阙上遗疏，而又稽迟事多，延至二十二日，赍奏北行，六月朔日入广宁门，遇长班李盛大哭来迎，云云。知泽州复相矣。以京江相公薨于行在之热河，暂以泽州入閤办事，而疏上止批“用该部知道”，则恤典谥法不可问矣。以昭代盛名之大文人，于身后不能邀圣恩，其福亦薄矣。抑扼于一时，尚有待耶？余之负吾兄者，此又一大罪案也。

余自五月二十二日，在长山西关外犯痼疾，住京城二十日，病不可支，勉强周旋，未能有懈，于□日周策铭、缪湘芷、顾侠君、蒋静山、林吉人等设家兄位，祭于黑龙潭某庵，遥奠拜哭，皆失声。祭之顷，有一人徒步恸哭，来与祭者，则宜兴谢皆人，名芳连，与司寇公并未谋面，止有声气之通，才一二次，其知己之感，恸切悲思，更甚于素好。其人蔼蔼吉士也。带病同刘静修归，途至德水不能行，寓于田子益之数帆亭，七月朔日，遇李少司马于河干，七夕日至新城，与诸侄痛哭于吾兄灵次，言及世事人情，已不可问矣。遂谋窀穸之期，于十二月七日送吾兄于系水北岸祖茔之次。黄学使公点主之后，拜奠哭位失声，亦见门人之厚者。

壬辰年二月初三日，奉司寇公神主入文庙右偏乡贤祠内，于五月初六日求太仓相公为司寇公神道碑文，又商丘宋冢宰为墓志文，具交涑、汸、汧，尚未刊行，闻乡贤崇祀录已刊版，尚未得见印本，拟为司寇公家祠专祀，有其说而未能行。

我昔年编纂《王渔洋事迹征略》，苦于资料之少，对渔洋逝世的康熙五十年(1711)的记载最为简略。《幔亭公漫录》的这些文字不仅叙述了王渔洋去世前后发生的事，也记载了渔洋病殁丧葬的经过，其中一些记述能让我们感受到王氏家风的谨重，同时觉察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冷暖。

第一节文字记载了康熙五十年辛卯岁初发生的一件事。七十八岁的王渔洋里居卧病，正月元旦日暮，门人何世璂使家人送来邸抄，告诉王渔洋诏许复官的消息。士骊得知其事，初三入城祝贺，本来他以为渔洋会嘱他入京上谢恩疏。但渔洋诸子却迎门拦着他，劝嘱道：“大人待叔至甚急，欲急赴京谢恩，而近例禁邸抄，当是候部文方可行。叔断不可即应其赴京。”渔洋诸子得知当时朝廷禁止邸抄流传，所以嘱叔不可助渔洋之兴，立即入京，须等候吏部正式文书下来再行。这一细节足以见渔洋诸子行事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节文字记载了士骊与渔洋老兄弟间的一次深谈。首先是渔洋要士骊速代己入京奏谢疏：“弟闻此信，自倍喜，但谢恩之本，我以疮毒不能躬赴，有负圣恩，须速赍奏本章去。”士骊受诸侄之嘱，不便答应，结果导致日后君上对渔洋的冷遇，他将责任归结于自己识见不广，退缩不前，辜负了渔洋所托。其实事情远为复杂，与谢恩疏赍送迟速没多大关系。其次是渔洋自己对“删诗断自丙申年”的解释：“丙申以前，诗未尝不多，但正肄业，似非耑学，虽已有刻本，而乙未以前者，盛珍示、王我建请刻前集之时，皆删去幼年之作，所以断自丙申年也。”然后渔洋回顾平生经历，说了一番带有自我总结意义的话：“六十年之遭逢，阅历已尽，而况位至尚书，一生不好货财，惟守祖业，积书至数万卷。吾富贵已极，夫复何求于世？”他比较祖上几辈人的年寿、功名，觉得自己已是非常幸运和顺利的了。最后对腹下毒疮非常无奈。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复官对渔洋来说实在是极大的安慰，他似乎还有入京复职的兴头，只不过碍于腹下毒疮，难以成行罢了。兄弟两人几个时辰所谈的都是喜庆之词，言及家世的兴废、六十余年的际遇，渔洋显然将复官视为重振家门的一个契机，这是研究王渔洋晚年心态所不能忽视的。不幸的是现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经过与理密亲王酬倡一事后，圣祖内心对渔洋已有很深的芥蒂，后来态度一直就很冷淡，只怕复官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

第三节文字叙述了二月士骊携启汸入都上谢表的经过。见旨批很冷淡，士骊认为是奏谢太迟，而且渔洋让他们带去进呈的宋版书及字画十三种，启汸也犹豫未敢贡的缘故。他将这种小心太过、不能成事的品性，归结为家风忠厚、谨守痴拙的结果。等到他于三月归里，渔洋病已不支，连日病情有增无减，直到渔洋辞世。这部分记载虽多为生活细节，但可补年谱之阙。

第四节文字叙述了士骊诣阙上遗疏的经过。疏上，止批“用该部知道”，心知恤典谥法是没有希望了。他又将这一结果归结于自己事多稽迟而致，感叹：“以昭代盛名之大文人，于身后不能邀圣恩，其福亦薄矣。抑扼于一时，尚有待耶？”他不知道这与渔洋罢官一样，都缘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冷暖莫测。

第五节文字记录了渔洋门人祭拜先师、痛哭失声的感人一幕。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宜兴人谢芳连，他康熙四十五年(1706)才与渔洋通书，以诗集求序，渔洋一气为他写了两篇序，两人始终未谋面。此刻谢芳连怀着知己之感，恸切悲思过于素好，足见渔洋乐善好士之风，感人之深。谢芳连后来应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之征，同应征召的袁枚曾见过他。《随园诗话》卷七载：“丙辰入都，一时耆士中，得见前辈甚少。惟翁霁堂照曾见西河、竹坨，谢皆人芳莲曾见阮亭。谢风调和雅，如春风中人。阮亭有《香祖笔记》，故自号香祖。”他和渔洋的交往，包括其号取自《香祖笔记》，可能都是他告诉袁枚的，足见他对渔洋的感情历久弥深。最后提到，渔洋下葬时，神主的名讳是门人黄叔琳所点，叔琳拜奠哭位失声，也可见门人之笃于师谊。黄叔琳任山东提学使时曾刊刻《渔洋诗话》，是传播渔学的功臣之一。渔洋下世后，黄叔琳也来新城看望过先师后人。

第六节文字提到渔洋的神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初三日安放于文庙右偏乡贤祠内，士骊于五月初六日求太仓相公即王掞为撰神道碑文，又请商丘宋冢宰即宋荦为墓志文，又说乡贤崇祀录已刊版，这都是有关渔洋身后故事的资料，可补记载之阙。

《幔亭公漫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是研究王氏家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涉及渔洋晚年心迹及下世前后的经过，是现有年谱及传记中不曾记载的，这些材料为我们了解王渔洋晚年的生活及其师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以上根据自己的阅读，写下一点感想，聊为引玉。希望此书能尽快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者所用。

2011.6新发现的吴敬梓生平资料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虽秉绝世才华，但生前未享大名，交游也不很广，所以除几位挚友如程廷祚、金兆燕的题赠之作外，世传酬赠、唱和之作并不多。顷读清代文籍，见若干与吴敬梓有关的诗文未收入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⁹⁾，也未见陈美林《吴敬梓评传》⁽¹⁰⁾等研究专著征引，似乎不为学界所知，特录出略作介绍。

叶舒璐《分干诗钞》卷四有《吴敬梓索题周益山画册六咏》云：

杏花春燕

闹红十里散芳尘，堂燕衔将卜垒新。

趁取旧巢还未扫，马蹄休负曲江春。

白描牡丹

亭北春风梦不长，繁华总属瓦沟霜。

洗空幻色开生面，合领清衔是素王。

莺啄榴实

裂破红房呷乳膏，笑伊眯眼认樱桃。

把竿不放金衣入，阿醋从占结子牢。

夹写菊竹

秋容淡抹何潇洒，添入风梢更穆如。

依约圭峰诗句好，黄花香老竹篱疏。

鱼啖蕖影

花荫唼水碎纹香，泛绿依红有底忙。

不信锦城浓艳地，也分清赏到濠梁。

梅干栖禽

月落空林翠羽迷，谁冲深雪短筇携。

寒禽岂是孤山鹤，偏拣疏香冷处栖。

叶舒璐字景鸿，一字镜泓，号分干。江南吴江人，叶燮从侄。岁贡生。著有《月珮词》。舒璐少从叶燮学，与沈德潜同窗，德潜曾为其诗集作序。《六咏》次于《壬寅除夕》诗后，《缑山寄闰七夕诗索和》之前。壬寅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雍正七年(1729)为闰七月，则诗必作于此数年间，时吴敬梓二十余岁。

宁楷《修洁堂集略》中也有一些有关吴敬梓的资料。该集前有序六首，第三首为吴敬梓序，为《文木山房集》所不载。文云：

水国斜阳，影乱鸭头之舫；板桥明月，香霏鹊尾

之炉。正笙歌鼎沸之场，谁耽寂寞？值罗绮喧阗之窟，且废讴吟。贱子方倚枕以高眠，良友乃款扉而惠问。

手持一卷，光逾照乘之珍；箧贮千函，秀夺缥红之色。挑灯展诵，行间则虎仆盘拿；啜茗清吟，字里则龙宾郁崛。具说大毒高牙之上，尽慕奇才；何况谈林翰薮之中，咸称畏友。洵人才之极致，命相知以定文。属在老夫，为谈往事。钩雨飞兔，杨子云曾是知音；翔鸟驱驴，冯敬通每为嘉叹。英才踔甚，平原不数祢衡；逸气奔腾，洛下何知贾谊？览庄周之著作，笑其了不异人；闻在思之篇章，诧作此间沧父。既乃笙簧六籍，渔猎百家，偶翻雅舞安歌，即裕经纶以名世；暂造义府理窟，已成醇邃之儒宗。才擅三长，班马定当却步；文高五色，韩欧俱在后尘。元白虽号诗家，久经压倒；屈宋纵工骚赋，不过衙官。是以赫赫重名，枳棘栖之鸾凤；纷纷诸子，大树撼以蚍蜉。快藻鉴之无私，昌黎束带；看赍函之有日，贡禹弹冠。六一公谓能穷人，知其免矣；二百年竟无此作，岂不然乎？仆与宁君，交称密契，昔亲兰臭，今托丝萝，因读名篇，益增余憾。仆也久荒学殖，兼乏友声。早岁褴衫，已作半枯之叶；频年灯火，终无太喜之花。抱蠹简以闲居，羞见词同尬骆；守芸窗以永日，愁闻文道真猪。

《儒林外史》书影

大雅云亡，百身何赎，古人不作，七圣途迷。观仕进之门，犀皆秃角；问神仙之路，鼠尽拖肠。独寐寤歌，愿言则嚏。何期吾友，具此绝伦超群之才；幸在同时，见斯空古轶今之制。自合悬金于市上，岂宜韫玉于山中。记我谰言，恕予故态。

乾隆十有三年五月既望秦淮寓客吴敬梓拜题

此文作于乾隆十三年(1748)，时作者四十八岁。《文木山房集》仅存文四篇，加后人所辑《玉巢诗草序》、《玉剑缘传奇叙》、《尚书私学序》才七篇。这篇骈文序的发现，对研究吴敬梓的文才和交游可以说是很重要的材料与线索。

《修洁堂集略》中还有几首关于吴敬梓的诗，是记载作家晚年生活、写作与论述其为人的较早资料，也值得重视。卷二《病中杂感又八首》之五“吴敬梓敏轩”云：半生落拓见天真，曾捡残书散故人。昨日北来音信好，玉台诗格又翻新。

这组诗的末一首“吴烺荀叔”，是吴敬梓的长子：凤台阙上晚烟青，醉指江山入画屏。一自玉皇宣召后，南郊花柳暗旗亭。

这组诗后次《咏鹤》、《九日同友人登雨花台二首》、《梦》、《夙昔》、《春雨夜忆上乘庵海棠四首》、《秦淮杂诗十首》、《癸酉乡试后写怀四首》，以编次考之，《病中杂感又八首》当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距吴敬梓去世仅两年。同卷后又有《挽吴赠君敏轩四首》：

空羡扬州好墓田，断魂寂历返江天。

烟花不待愁三月，云笈何尝补七笺(赠君方欲注《云笈七笺》未果)。

纸帐含风萧寺里，夕阳吹雨乱山前。

人生到此谁知己，绿竹红梅是旧缘(停柩处有绿竹数十竿红梅一树正放)。

不随丹诏赴瑶京(赠君曾膺博学鸿词之荐，召试未与)，为爱名山老石城。

曾见贴黄呼鲤对，更闻浮白咏鸡鸣。

道穷岂是儒冠误，金尽常教食客轻。

一梦他乡真撒手，几人挥泪忆平生。

瞥眼风灯照鬼村，可真簪笔上天门。

传家枉忆青囊术(赠君先世为良医)，着体空衔紫诰恩。

禅智寺前云黯淡，玉钩斜处月黄昏。

由来杜牧伤心地，不赋招魂赋礼魂。

秦淮波涨板桥通，风雨论文万虑空。

老去渐疑豪兴减，秋来初觉鬓华同。

谁教跨鹤全无迹，可惜雕龙未有终(赠君方著

《史汉记疑》未毕)。

哭向寝门余别泪，他年还为洒(原误作酒)青枫。

这些诗的作者宁楷(1712—1801)，字端文，号栎山。世居江西南城，康熙十四年(1675)，其父奠宗以耿精忠之乱迁辗转流亡江宁，雍正十三年(1735)以知县张嘉纶荐就学于钟山书院。后受教于杨绳武，乾隆十八年(1753)乡试中举。翌年授泾县教谕，未几罢归，先后掌教菊江、敬亭、潜川、正谊、蜀山五书院。年八十闭户不出，享年九十。除《修洁堂全集》外，还参与修纂方志数种。《修洁堂集略》有程廷祚、戴翼子序，集中有怀涂长卿、陶衡川、严长明、冯祚泰、樊明征、戴翼子诸人诗，又有程廷祚、冯祚泰、戴翼子三人传。显然，吴敬梓父子的挚友同时也是宁楷的挚友。宁楷平生最感铭的恩师杨绳武也是吴烺的老师，由此可知宁楷与吴氏父子的关系必不寻常，他的记述无疑是研究吴敬梓的可靠材料。从以上几首诗中我们首先可以获得两点认识。

第一，吴敬梓晚年确实对道家典籍发生兴趣，并不像陈美林先生说的“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¹¹⁾。从第一首诗自注看，吴敬梓暮年曾有注《云笈七笺》的计划，终未实现。《云笈七笺》是道教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涉及道教各方面内容，注此书无疑是需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的。吴敬梓能注《云笈七笺》，说明他对道教的确有过潜心研究，而且可以想见，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种观念的认同的。

第二，吴敬梓的著作，除《文木山房集》外，只知有《诗说》，何泽翰先生《吴敬梓著述考》⁽¹²⁾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言吴敬梓有“《史汉记疑》未成书”。平步青是清末人，其说较晚出。宁楷诗自注“方著《史汉记疑》未毕”，此乃信史。

1996.9

2008.6修订生不逢时的天才黄仲则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赵翼这首诗，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承认它有一点是说得很对的，那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天才。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天才，只不过他们的命运不一样而已。我这里说的命运不只是出处穷通、功名利禄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还包括“文章千古事”，包括天才的文学创作所享有的价值及人们对它的估量。假设有两个水平相当的天才，写出同样美妙的诗，一个生活在一千年前，一个生活在当下，那么后者的创造是绝对不可能享有前者的价值的。这就是后来者的不幸，天才的命运有时决定于他生活的年代。清初诗人孙枝蔚就曾说过：“夫士风骚自命，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亦不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也。祖习诸家，采其所长，如谢灵运之拟七子、江淹之杂拟，规矩当前，取携由我，斯可谓之幸矣；然极盛者难为继，博取者虑不耑，钟嵘谓源出于某体，逊于某，元稹谓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沾溉残膏，有志羞为，蚍蜉撼树，复取讥前辈，几于无一可焉。斯又可谓之不幸矣。”(《诗志序》)乾隆间诗人丁珠《遣怀》诗写道：“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生为后人，这实在是无法摆脱的无奈，以至于诗人有“恨不奋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管学洛《贺新郎》)的牢骚!

在清代诗人中，黄仲则可以说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才。如果他不是生在乾隆年间，而是生在开元、天宝年间，或许会和李白一样出名，和杜甫一样重要。不幸的是他晚生了一千年，中国古典诗歌已快走到它的尽头。在一千年的作品积累面前，他的天才再也闪现不出耀眼的光亮，甚至在当时也没有袁枚、赵翼、蒋士铨、翁方纲等人那么知名。他的一生充满苦难，穷困和疾病的折磨、功名和爱情追求的失败，在他敏感的心灵中酝酿出深沉的悲哀。他忽而气势磅礴、忽而缠绵悱恻的诗章，深刻地传达了一个早慧天才的敏感、失路书生的悲哀，成为展示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命运和心态的典型范本。

黄景仁(1749—1783)，江苏武进人，字仲则，一字汉镛，号鹿菲子。四岁就失去父亲，家道衰落，随祖父生活。七八岁已能写文章，尤其迷恋诗歌。毛庆善《黄仲则先生年谱》记载：“九岁应学使者试，寓江阴小楼，临期犹蒙被卧，同试者趣之起，曰：‘顷得“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扰也。’”由此可见他作诗的用功。这以后的几年不幸踵至，十二岁祖父下世，翌年祖母亡故，三年后唯一的哥哥又罹病夭折。诗人早慧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忧患的重压：“人生处天地，纤尘栖弱草。风至草动摇，微躯不自保。”这是他十几岁时所作《杂咏》中的诗句，一种浓厚的忧郁气质已渗透到他孤傲性格的深处，致使他未来的生活和诗歌，总是忧多于乐，愁过于喜，欢笑总浸含着苦涩，豪迈常伴随着悲哀。

仲则十六岁应童子试，在三千人中名列第一，这应该说是个辉煌的开始。但随后多次应举失败，迫使他只能走上幕客的道路，先后依附于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乾隆三十七年(1772)上巳日，朱筠张宴于采石矶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示座客，座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时纸贵焉”(洪亮吉《黄君行状》)。这次诗会让仲则才名大著，更激发了他的意气。虽然朱筠等都是风雅中人，也赏识仲则的才华，但生性高傲的诗人久寄人篱下，终不免有“长铗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气难平”(《杂感四首》之二)之叹。乾隆四十年(1775)冬，二十七岁的诗人来到北京，翌年以乾隆东巡召试二等，得充武英殿书签官，名动于公卿间，自翁方纲、纪晓岚以下皆以青眼相加。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段时光。但不久随着家眷来京，俸薄口众，生计又成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读到仲则《都门秋思四首》，对“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联击节不已，以为价值千金，先寄五百，邀诗人西游。仲则得毕沅资助，这才捐了个县丞，在京候补。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在京中“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氍俞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京尘杂录》)。这放浪形骸的生活无疑是内心深重痛苦的绝望的宣泄。不久，他被债主所逼，扶病西行，准备再度入陕投靠毕沅，途中不幸病逝于山西解州。他的陨落，使乾隆诗坛的星空黯然失色，引发无数诗人刻骨铭心的哀悼。

黄仲则短暂的一生充满艰辛与苦难，《两当轩集》存诗一千七百多首，绝大部分都在描写个人的愁苦生活。春雨、秋风、雁鸣、子规啼固然引他愁思，就是面对浩荡长江，他也会觉得“滔滔江汉不胜愁”(《黄鹤楼用崔韵》)。这浓重的伤感情绪形成他诗作的基调，诗人将这种伤感表达得十分缠绵而透彻，让读他诗作的人无不切身感受到一个天才的悲哀与绝望。诗人最亲密的朋友洪亮吉形容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北江诗话》)，孤傲而高贵的气质，幽抑而凄苦的情调，正是仲则诗最突出的特征。诗人在十七岁时就写下《杂感》一诗：

黄景仁《两当轩集》封面

仙佛茫茫两未成，祗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此时他初入名利场，尚未经历坎坷，却已意识到自己与世俗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更预感到日后路途的艰辛。诗中对自身与群体命运的终极体认，在无数不遇才人心中引起深深的共鸣，成为他最早为人传诵的名篇。说起来，怀才不遇虽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但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感受的强度也不一样，所谓“千秋放逐同时命，一样牢愁有盛衰”(《屈贾祠》)。仲则生活于乾隆盛世，不遇对他来说显得格外的悲哀，并使得他对生活情境常有异于他人的独特体验：

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重九夜偶成》)相对无猜惟酒盏，等闲难着是渔蓑。(《夜坐写怀》)不禁多病聪明减，讵惯长闲意气消。(《言怀》)

这些诗句，无论是反话也好，翻案文章也好，都会让读者在惊异之余深深玩索，别有一番滋味留在心头。应该指出，忧怨和哀伤本身并不一定就能动人，仲则诗的魅力在于深刻入骨地表达了那个时代读书人心底的孤独、悲哀和绝望。“百无一用是书生”是对才华的绝望，“岂宜便绝风云路，但悔不为田舍郎”(《移家南旋是日报罢》)是对科举的绝望，“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癸巳除夕偶成》之二)是对诗人命运的绝望，“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绮怀》之十六)是对爱情的绝望，“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同上)更是对生命本身的绝望，就像一个已知比赛结果的选手，不想再作无谓的挣扎。难怪人们从他的诗中读出“千古伤心人语”，它们的确道出了一代乃至千百代读书人的心声!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之一)

这首普通的小诗，之所以万口传诵，感人至深，也就在于它是一篇杜甫《与诸公登慈恩寺塔》式的盛世危言。“万物有同命，先见为之悲”(《杂诗》)，吐露了某种对盛极衰来之危机的天才预感。那种先知先觉的孤独，令人感同身受。

在黄仲则的创作中，七言歌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的许多名篇，如前后《观潮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游九华山放歌》、《俞忠宣祠》等都是七言歌行。他最倾慕李白，在太白墓前曾高咏“我所师者非公谁”，“死当埋我兹山麓”(《太白墓》)。李白的歌行对他有很大影响，《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大醉作歌》令人想到李白《将进酒》、《襄阳歌》，《太白墓》则明显有脱胎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痕迹。至于化用李白诗意境、沿袭李白诗意象之例，则更是举不胜举。李白最爱酒，仲则也耽饮，他写酒的歌行大有李白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神气。如《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写道：

天公谓我近日作诗少，满放今宵月轮好。

天公怜我近日饮不狂，为造酒楼官道旁。

我时薄疴卧仰屋，忽闻清歌起相逐。

心如止水遭微飙，复似葭灰动寒谷。

千门万户灯炬然，三条五剧车声喧。

忽看有月在空际，众人不爱我独怜。

回鞭却指城南路，一线天街入云去。

揽衣掷杖登天桥，酒家一灯红见招。

登楼一顾望，莽莽何迢迢。

双坛郁郁树如荠，破空三道垂虹腰。

长风一卷市声去，更鼓不闻来丽谯。

此楼此月此客可一醉，谁共此乐独与清影相嬉遨？

回头却望望灯市，十万金虬半天紫。

初疑脱却大火轮，翻身跃入冰壶里。

谪仙骑鲸碧海头，千余年来无此游。

不知当年董糟丘，天津桥南之酒楼，亦有风景如兹不？

古人不可作，知交更零落。

少年里闬同追欢，抛我今作孤飞鹤。

不知此曹今夜何处乐？酒尽悲来气萧索。

典衣更酌鸬鹚杯，莫遣纤芥填胸怀。

天上星辰已堪摘，人间甲子休相催。

然藜太乙游傍谁，吃虀宰相何人哉？

黄仲则书法

瓮边可睡亦迳睡，陶家可埋应便埋。

只愁高处难久立，乘风我亦归去来。

明朝市上语奇事，昨夜神仙此游戏。

通篇意气横溢，声情亢爽，由登楼所见写到忆旧，归结于旷达语，颇有太白歌行的格调。末联尤为刻意追踵太白。然而终究以身世困顿，少有快意之时，即便是慷慨高歌之际，内心的悲怆仍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于是他的放旷隽逸中总透出一丝苍凉哀感，一丝悲苦郁抑。这是不同于太白的地方。

七言歌行之外，仲则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七律。在歌行中，他任才使气，尽情地吐露自己的志向、情怀，淋漓地宣泄自己的悲哀、愁苦。而在七律中，由于体裁的规定，他的情绪、感触似乎都经过压缩，变得较为沉郁，同时也更为细腻，更为丰富。

静里风怀元度月，愁边心血子胥潮。(《言怀》之一)

最怕难醒惟独醉，生憎易中是轻寒。(《初春》)

似水才名难疗渴，投闲芳序易消魂。(《夜坐述怀呈思复》)

这种曲折幽微的情绪与表现在七言歌行中是看不到的。同样，类似如下诗句的低回凝重或清逸名隽也只有在七律中才能看到：

花月即今犹似梦，江山从古不宜秋。(《金陵杂感》)

偶看芳草思名马，每见青山想异书。(《发芜湖》)

翁方纲论仲则诗的风格曰“沉郁清壮”，这于歌行未必恰当，但用于七律却非常贴切。仲则七律的艺术渊源不像歌行那么单纯，看得出他对杜甫、杜牧乃至苏东坡、黄庭坚、元好问都有取法，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对李商隐的追摹。相似的失意境遇、相似的幕僚经历，相似的孤傲性格，都使仲则对李商隐诗情有独钟。当他也同样经历了无望的爱恋，经受了长久的情感折磨后，他的诗心就不期然地酝酿出了李商隐式的缠绵诗句，而这样的诗句他都是用七律的体裁写出的：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感旧》)

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秋夕》)

自过百花生日日，一分春是一分愁。(《十六日》)

不过最容易让人将他与李商隐联系起来的还是《绮怀》十六首。这组诗从所写的内容、情境到表现手法，都可以看出对李商隐《无题》的模仿。比如第七首：

检点相思灰一寸，难抛密约锦千重。

何须更说蓬山远，一角屏山便不逢。

但仲则写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没有义山《无题》的隐晦和装饰味道，显得非常明朗、健康。他回忆当时与恋人在一起的情景，是那么的纯净和美丽：

记得酒阑人散后，共搴珠箔数春星。(之二)

而写自己的孤独，又是如此的幽抑和凄凉：

有情皓月怜孤影，无赖闲花照独眠。(之十六)

最脍炙人口的第十五首写道：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首联回忆少年痴恋情景；颔联翻用李商隐《无题》诗句，刻画出一个缠绵而执著的主人公形象；颈联再化用《无题》的意象，通过两个不寻常的比喻使诗人痛苦的情感经历赫然袒露在读者面前；末以今昔对照，点明恋情持续的年月与它带给自己的深刻创痛。通篇的艺术表现，无论感情的强烈还是体验的深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无数有过类似情感经历的人感动不已。翁方纲说仲则诗“试摘一二语，可通风云而泣鬼神”(《悔存诗钞序》)，这样的诗句大多是在七律中。

黄仲则五言诗学汉魏，尚有未融化处，为人传诵者也少。绝句多信手写来，不事雕琢，除上引《癸巳除夕偶成》外，《闻子规》、《冬日过西湖》、《醉醒》、《别内》也是耐人寻味的佳作。仲则诗纯以直抒胸臆为主，较少用比兴手法，也不太用典。感情深沉，寄意窈远，语言明快畅达而工稳洗练，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从他留下的几则诗评看，他对唐宋以来名家诗下过很深工夫。他曾劝洪亮吉：“多读前人诗，于庸庸无奇者思其何以得传，而吾辈呕出心血，传否未必，其故何在？”(《与洪稚存书》)他的诗确实能博采众长，“出精入能，刻琢沉挚，不以蹈袭剽窃为能”(王昶《黄仲则墓志铭》)。而“诣前人所未造之地”(翁方纲《悔存诗钞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黄仲则也能词，但为诗名所掩。后人收其词作二百余首，编为《竹眠词》二卷。其中既有风情旖旎之作，也有悲歌慷慨之句，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时人以为“出入辛、柳间，新警略如其诗”(王昶《黄仲则墓志铭》)。近代章衣萍则说仲则词胜于诗，甚至超过专门名家纳兰性德(《黄仲则评传》)。此言或许有点过甚其词，但仲则词的确有相当高的水准。且看当时最为人传诵的《丑奴儿慢·春日》：

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一片野风吹草，草背白烟飞。颓墙左侧，小桃放了，没个人知。

徘徊花下，分明认得，三五年时。是何人、挑将竹泪，黏上空枝。请试低头，影儿憔悴浸春池。此间深处，是伊归路，莫学相思。词中将春色易老、春意阑珊的景致落落写来，作者寂寞的失意的心境不言自喻。而《贺新郎·太白墓和稚存韵》则完全是别一副笔墨：

何事催人老？是几处、残山剩水，闲凭闲吊。此是青莲埋骨地，宅近谢家之朓。总一样、文人宿草。只为先生名在上，问青天、有句何能好？打一幅，思君稿。

梦中昨夜逢君笑。把千年、蓬莱清浅，旧游相告。更问后来谁似我，我道才如君少。有亦是、寒郊瘦岛。语罢看君长揖去，顿身轻、一叶如飞鸟。残梦醒，鸡鸣了。

词之立意奇，取境奇，造语也奇，正与他诗的精神相通，别具特色。仲则性格兼有豪迈与缠绵两重倾向，其词与诗一样，也能自如地出入于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这在诗也许很平常，但在词就不一般了。

黄仲则的诗歌创作以鲜明的独创性在清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他的才华在他生前就获得广泛的推崇，去世后声誉愈高，“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当时吴锡麒就有“传之千世，斯人不死”(《与刘松岚书》)的定论，近代以来，张维屏、谭献、文廷式、张恨水、瞿秋白、郁达夫、阿英等著名文学家都十分欣赏黄仲则诗。然而，尽管他有不凡的天才，也再难取得李白那样的第一流大诗人的地位，因为诗到清代，可供展现创造性的地方已实在太少，前人每有甫搁笔便觉陈腐满眼之叹。同样是写歌行，仲则发挥天才要比李白难得多，因为无数名家在前，他要花更多的力气才能臻于独造之境。这正是后生者的不幸。但相信随着岁月的推移，仲则的诗歌会愈益呈现出它的心态史意义与艺术魅力，人们终究会承认，他是李白以后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

仲则死于三十五岁，苏曼殊也死于三十五岁。世界上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死于三十五岁，诗人拜伦、雪莱、济慈都死于三十六岁前。以至近代文人张慧剑说：“天才合当于三十六岁便死，过此而留恋迟徊不能死者，皆混蛋也!”(《辰子说林》)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天才到三十六岁便自绝于人世，但纵观百年来的文坛，天才的确早逝者多，连海子也在二十五岁作古了。黄仲则肯定是斯世有数的天才之一。

1996.6一代才女汪端

中国自古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但实际上女子的才华一直是文士津津乐道的美谈，而左芬、鲍令晖、上官婉儿那样的才女更是他们赞美的偶像、倾慕的好逑。到明清时代，簪缨之家、书香门第，无不教女子读书，女性才华的开发已是婚姻预算中一项重要的投资。毛奇龄、袁枚、陈文述等文人还招女弟子，一般男性诗人也无不由衷地欣赏女性的创作，赞美女性的才华。才女辈出成为明清两代文坛十分引人注目的景观。不过，由于社会的原因，她们才华的表现和传播远较男性为困难，诚如张云璈所言，“天之生一才人也不易，生一闺阁之才更不易；闺阁有才而又得全家之多才以张其才，则尤不易”(《自然好学斋诗钞序》)。许多闺秀诗人、画家由此就被埋没了，只有少数人能幸免。清代中叶的女诗人汪端可以说是一个尤为幸运的才女。

汪端(1793-1838)，字允庄，号小韫，出生于浙江钱塘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名宪，字千波，号鱼亭。是著名藏书楼振绮堂主人。父名瑜，字季怀，自号天潜山人。博学多才，隐居不仕。工诗善琴，并精于医道。母梁应鋗，也出于书香门第，一门多著名作家。汪端来到世间时，家族长辈享有盛名的有外伯祖梁同书、表舅祖张云璈、姨母梁德绳、姨父许宗彦、表舅钱杜等著名人物。汪端母亲早逝，父不再娶，教两子两女，都能读书作诗。汪端最幼，乃父视同掌珠，延秀才高迈庵课她读书。她的聪慧很早便显露出来。在杜甫“开口咏凤凰”的年龄，汪端也应父亲之命，赋《咏春雪》一首：

寒意迟初燕，春声静早鸦。

未应吟柳絮，渐欲点桃花。

微湿融鸳瓦，新泥殢钿车。

何如谢道韫，群从咏芳华。

尽管尾联的切题略显得生硬，但前三联炼字造句都已不俗，甚至可以说很老练，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七岁女童之手。当时以为不减“柳絮因风”之作，因呼为“小韫”。汪端十岁以前的诗作，风格明显处在有意识的模仿中。《拟太白凤凰台置酒》的题目显然是太难为她了，有些力不能支。《秋夕次伯兄问樵初韵》“菊荒彭泽冷，波远洞庭秋；落叶随鸦起，孤云带雁流”数句如明人学唐，一派空腔大套。不过《田家》一首学得还不错：

一夜梨花雨，田畴新水生。

邻家饭黄犊，荷锸出柴荆。

妇子供晨饁，儿童话午晴。

萧萧竹林外，布谷又催耕。

构思取景虽无甚新意，但造语闲适自然，显示出良好的诗歌修养和写作能力。如此早慧殊为鲜见，难怪一家长辈惊为奇才，赞叹不已。她诵木华《海赋》，两遍即能背诵，不遗一字。读书更是过目不忘，而且极有主见。父亲见她喜欢诗，便取宋元明及本朝人诗集给她读。她一过目辄弃去，独留高青丘、吴梅村两家，既而去吴留高。父亲问是何故，答：“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从此奉《青丘集》为圭臬。

父亲不仅为幼女的教养付出心血，而且为她未来的幸福也作了妥善安排。夙有知人之鉴的他，听友人华秋槎称赞陈文述之子裴之才华出众，特地到苏州访察。一阅裴之《春藻堂初集》，叹为隽才，当即属华秋槎做媒，与陈文述结秦晋之好。嘉庆十二年(1807)，汪端与陈裴之订婚，当时汪端十五岁。正当汪端对未来充满憧憬时，不幸继踵而至。嘉庆十四年(1809)，长兄初卒于四川军营，未几父亲也因悲伤过度而奄逝。孤露的汪端被接到姨母梁德绳家。梁德绳(1771-1847)，字楚生，以诗名于时，著有《古春轩诗钞》，并主持风雅，号为闺秀龙门。汪端在姨母家，终日独坐一室默诵唐诗，遇意得处，溘然而笑，一家上下咸目为书痴。她的聪敏强记再次表现出来，读庾信《哀江南赋》两遍，即能背诵不误。梁德绳见甥女有异才，便悉心授以诗，后来汪端选明诗就出于姨母的引导。

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初五，十八岁的汪端归于陈氏，成了著名诗人陈文述的冢媳。夫君裴之(1794-1826)，字孟楷，又字朗玉，以父字云伯，故又字小云。小云幼承家学，声名早著，人称“神清似卫叔宝，才略似温太真，文章经济似贾长沙，风流儒雅似周公瑾”，有国士无双之目，汪家长辈梁同书、许宗彦都激赏其才。故汪端之归裴之，一时有金童玉女之誉，拟于祁彪佳商景兰。陈文述为人一向追慕袁枚，风流自赏，“一门之中，人人有集”，又有女弟子三十多人，当时拟于袁枚。汪端归于陈氏，更如鱼得水，当时闺秀自前辈诗人李佩金、归懋仪、王琼以降都折节下交，约为姊妹。平日家居读书作诗，与裴之琴弹瑟应，伉俪甚笃。嘉庆二十一年(1816)初，她有《丙子孟陬上旬与小云夜坐以澄怀堂集自然好学斋诗互相商榷偶成二首》，不仅流露出对“花落琴床春展卷，香温箫局夜谈诗”的满足之情，还宣明了“不将艳体斗齐梁，不骛虚名竞汉唐”、“明珠翠羽非吾好，善病工愁未是痴”的写作态度，分明可见一对青年诗人胸有主见且充满自信的神采。

汪端夫妇的婚姻生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清照和赵明诚，情投意合，恩爱而风雅。但这只是明亮的表面，在它背后有着浓厚的阴影。裴之才大难用，功名之途颇为坎坷。初以通判筮仕，江南大吏异其才，请留江南补用，吏部以格于例，改选云南府南关通判。裴之以地过僻远，不愿赴任，一直在乃父县署中行走，又参河道幕府，辗转不宁。汪端自幼丧母，及笄丧父与长兄，嘉庆二十一年姊筠复徂谢，痛何可言。所生两子，长男孝如早夭；嘉庆十八年(1813)生次子孝先(后改名葆庸)，形质孱弱，为此汪端居常悒悒寡欢。嘉庆二十四年(1819)，为翁姑双病，汪端与裴之一同斋祷，立愿持斋三年，诵《观音经》，从此夫妇分室。其间汪端因选明诗而患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服参芪也无效。自以体弱不任中馈，又以子嗣不广，遂请为裴之纳妾，娶秣陵王姬紫湘。而紫湘入门两年即病卒，令汪端为之伤恸，作《紫湘词》八律哭之。

忧亲伤逝的接连打击，使汪端形劳神瘁，到道光六年(1826)，三十四岁的她已早生华发。而更大的不幸接踵又至，岁暮裴之客死汉皋，葆庸闻父讣，惊悸失常，久治不愈。亲族劝汪端为娶妇纳婢，以续后嗣，她不忍误人之女，想等葆庸病痊再作计议，终竟不果。丧失家族天伦之乐的汪端，最终只得在宗教中寻求寄托。公公陈文述本是个笃诚的道教信徒，师从金盖山道士闵小艮，从妹羲也是在家修行的道姑，为长春真人龙门派第十二代弟子。汪端后皈依陈羲为龙门派第十三代弟子，法名来涵。案头常置《神仙通鉴》、《金华宗旨》等道教典籍十余种，于西王母《女修正宗》、李泥丸《女宗双修宝筏》参究不辍。因巫言小云身后有孽，又遵从闵真人言，日对小云遗像诵《玉章经》。据说她“不参语录，不事元功，礼诵七年”，或闭关数月不出。礼玉皇忏及朝真斗以千计，诵《玉章经》以数十万卷计，诚信逾常。她曾对人说“名士牢愁，美人幽怨，都非究竟，不如学道”，颇耐人寻味。

汪端原本蔑视九流家言，以为不足学，奉道后乃喜读《易》。夫亡子疾、翁姑年迈的情势，不容她不考虑修习一种实用技艺，以为异日孤寡生计。为此她又通习星命之学，“于纳音衰旺生克别有会心，取古今名流八字推算之，以证其生平出处，曰太极玄机”。汪端曾为阮元、潘奕隽推算庚甲，当时两人尚未入阁，她就断言：“两公皆太平宰相。他日相业可方唐之姚宋，宋之韩范。惟阮为飞天禄马格，能久任封疆而不能久处台省；潘为彩凤朝天格，但入赞丝纶而不外膺节钺也。”后二人出处果如所言。其他测算也无不奇中，令精于此道者大为叹服。后来她病笃时曾说：“余生寄死归，亦无所苦，所自惜者腹笥耳。记诵之学，自问不愧行秘书，至如神霄玉府之职司，元始灵宝之谱系，正乙全真之派别，《参同》《悟真》之得失，不特非儒家所能言，即道家亦无人能言者。惜不及勒为一书矣!”汪端自幼熟读史传，深谙人情物理，持论极为老成。当年居姨母家，姨父许宗彦与她论史，常为所绌，呼为端老虎，比之禅家西余狮子。古往今来，才女何限，博学女子也不少，但像汪端这样经史满腹，而又旁通曲学、无奇不有的女子却罕见其俦。陈文述对这位儿媳也爱重逾常，晚年倚为左右臂，事无大小都听取她的意见，还准备将平生著作付之删定。孰料天不怜才，道光十八年(1838)冬，汪端竟因脾脏疾病所导致的腹泻，于十二月十八日不治而终，享年仅四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