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委培年，在上海交大

交大委培生

2010年我高中毕业考入香港大学，却在第一年去了上海交大。

当时内地学制是大学四年，香港则沿袭高中四年、大学三年的学制。其中有一年的时间差，录取的内地生就被送到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南大、浙大、中山、厦门大学这八所学校进行委培。

我就这样来到了上海。

2010年的闵行区还是上海郊区偏僻一隅，交大也因此被戏称为“上海西南某高校”，江湖传说这里偏僻荒凉，男女比例畸高。到了学校我才发现原来传说是真的，交大附近的确是偏僻的“闵大荒”，不仅没有大型购物商场，连餐厅都少得可怜。只有校门口那几条交错的小街，沿街开了几间门沿低矮的小店。白天，流浪猫躺在小餐厅前慵懒地舔着爪子，油腻的门帘后面，几个小哥正孤独地炸着肉串和薯条。

那时去市区要先出交大的“拖鞋门”，在略显拥挤的校门前拦一辆出租车。大概十分钟的时间，过桥，过几片行人区和商场才会到东川路地铁站。之后又在莘庄换乘地铁一号线，辗转要花两个多小时抵达市区。

我记得那时很怕在上海乘地铁，怕闸门打开的那一刻洪水般涌出的人群和背后巨大的推推搡搡的力量，怕身旁无秩序的汹涌人潮，怕下车时无数人挤向闸口，不小心在推搡中摔倒。

但久而久之，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地铁依旧要坐，并不会因为我的害怕而让交大和市区的距离缩短。我也不会因此放弃去市区玩。唯一能做的就是妥协和习惯。

我最初开始学会和生活妥协，竟是大一坐地铁的经历教会我的。

上海市区很好地利用了相邻地铁站之间，不同大厦的地下空间，营造了许多有趣的购物街出来，卖的大都是女生用的小东西，具体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中有很多毛绒公仔，特别是迪士尼最新动画里的角色。空闲的时候，我也去日月光中心和人民广场，去新天地和田子坊，去来福士广场和巨鹿路的小街小巷。当然这些地方游客也很多。

交大校区很大，又是新建的，建筑物有种整齐划一的秩序感。教学楼和宿舍区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荒地，平时很少有人涉足。建筑物大都是一个个方块形状。教学楼清楚地分了上、中、下院，一律砖红色的外墙，里面则更像是一个迷宫。赶时间的时候很容易从一个院落走到另一个院落，曲曲折折中被砖红色的回廊遮了视线，迷了路。

然而，就是这个经常活动的区域也要步行半个小时往返，于是很多人会骑车。教学楼和宿舍外面有一排排的自行车密密麻麻地锁在那里，远看像是整齐的多米诺骨牌，好像一碰就要整排倒下去。

校园餐厅的食物味道都差不多，分为一、二、三、四、五餐，饭菜大约和名字一样寡淡无味，难以区分。因为校园大，餐厅之间隔得很远，很长时间内我只在两个餐厅吃饭。大概很多大学都是类似的情形，学生们在学校为的是读书而不是做美食家。

当然，上海大学坊间传闻“吃在同济”，说同济餐厅多、味道也好。我没有去过同济，因而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

大概是为了学弟学妹着想，交大师兄当时做了一个网页，叫“饿了么”。最开始还只是交大的师生在用，登录后可以买校外的几十间小餐厅的外卖。我常叫麻辣烫和烤串，然后慢悠悠地等送餐小哥骑着摩托车打电话通知下楼来取。那是2011年，“饿了么”刚在交大诞生不久，覆盖到的也只有校外的一些烤串冷面店、韩国料理店。后来我在香港读了几年书，再回内地的时候发现大半个中国居然都已经在用“饿了么”，一下子有一种“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交大宿舍楼分男女，一般是整栋的男生宿舍，整栋的女生宿舍，中间隔了一个绿色小花园。不远处有小食堂、浴室和一个迷你湖泊。夏天阳光好的时候，绿色广场就连起了纵横交错的晾衣竿，女生们的花被子、小裙子晾在日光里，被风吹着，花纹翩翩起伏像是彩色的长廊。

那一年冬天奇迹般地落了雪，草地积雪上常常出现男生表白的字迹，刻在雪地上。阳光下的积雪亮得刺眼，那字迹也就浮在刺眼的白色之中，渐渐沉下去，颜色愈发深了很多，像是镶在白色画框里的书法作品。

附近的小湖冬天里大部分时候是不结冰的，偶尔有薄薄的一层白茫茫的雾，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也就散了。倒是常有流浪猫，三五成群聚集在湖边食堂周围。大约是有学生和员工殷勤照看，它们的数量与日俱增。下午阳光好的时候常看到几只躺在湖边的木板上伸着懒腰，有一只通体雪白，只在额头上有一朵黑色的雪花一样的斑点。那只猫常常出现在宿舍楼下，柔软的小尾巴轻轻柔柔地缠住你的腿，一圈一圈围着你转。

那时宿舍里还没有装空调，也没有暖气。冬天很冷的时候，只能去公共浴室冲凉。我很不喜欢公共浴室，也许因为那揭开帘子之后氤氲着的白色雾气，也许因为开放的空间。无数个水龙头一齐哗啦啦流着水，满室蒸腾着热气。

选课的时候，交大自己的学生必修“马哲”“思修”等理论课程，主要是政治类的。我们是委培生，少了类似的要求，却也有难熬的时候，例如数学课。交大学生理科功底很好。作为文科英文专业的学生，第一学期就要学微积分，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上课的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先生，头发已经花白，上课像是在读经书，念念叨叨，不断地在黑板上推导着定理，我还没看明白他就已经擦掉继续写新的内容了。然而他给出的解释却极为有限，只是随便读一段定理，看似不经意地写几个公式就过去了。

这也许是我大学年代最后的数学课，之后到了港大就再也没有读过数学了。然而记忆里却留有艰深苦涩的演算和推导，占据了漫长的时光，每每熬夜推算公式都会揉着发酸的脖子陷入沉思。

那时，所有科目都有课本。英语课本最有趣，像是高中教材一样，有单词表、课文、阅读、写作等部分。还有英语听力课，竟然也有课本，大多是听力理解和填空训练。语文课本是最厚的，有很多阅读内容，像是一本换了封面的名家作品赏析书。语文老师常强调理工类大学对文学素养培养的忽视，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

在交大时，我觉得一本课本已是极大的负担。后来到了港大，很多课程是没有课本的，只是围绕教学内容有很多英文必读书，遂又开始怀念有课本的时光。后来，这种类似的反差循环曾经数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每一次都仿佛是为了提醒我，要知足，要珍惜当下。

2011年，我离开上海，行李箱里是一年的课本、杂志和书籍，脑海里时常回放着这一整年身边朋友、亲人给我的关爱。我把它们锁好，带在身边。后来尽管去了香港，也时常回来，和从前的朋友聚聚，吃饭聊天，去从前的街巷逛逛，仿佛旧时光从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