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补药的产生

凤阳农村改革每遇到关键时刻，都得到了万里的支持和保护。离开万里的支持，凤阳“大包干”很难成长起来。1979年4月初，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中发[1979]31号文件下达全国各省市及有关单位。文件中有如下三点内容：一、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应稳定；二、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三、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而凤阳推广马湖经验搞“大包干(到组)”与上述三点是相违背的。中央31号文件下达后，不少基层干部群众怕“变”，当时下面就流传：“大包干，虽然好，就怕长不了，最多干一年，明年就变了。”针对这种思想，凤阳县委于5月1日下发了《关于认真搞好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意见》，向全县农村干部群众说明“大包干(到组)”仍是集体，不是单干，是符合中央关于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搞“一刀切”的指示精神的。

1979年6月5日下午，万里到凤阳县检查工作，详细检查和询问了凤阳农村情况。陈庭元向他汇报：凤阳县的许多群众对“大包干(到组)”很赞成，他们编了许多顺口溜，什么“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他听后高兴得笑了起来。他说：那就让他们干三五年。只要把“凤阳花鼓”(指外流讨饭)解决掉，我批准他们干。除了这个办法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县委也批准他们干。不要怕，思想要彻底解放。我们现在是解决吃饭问题，只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准买卖，不准雇工剥削，单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万里的这些话，像一阵清风，吹散了凤阳几十万干部群众心中的阴影。

实践证明“大包干(到组)”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到1979年7月，“大包干(到组)”在凤阳仅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已取得了20多年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全县715000亩小麦总产达17747万斤，比1978年的12158万斤增长46%。社员平均口粮250斤，比1978年增长80多斤。梨园公社是全县最贫困、最落后地区，实行“大包干(到组)”，午季小麦总产170多万斤，加上社会产量40万斤，比1978年增产1倍还多。小岗队1976年午季人均口粮5斤8两，1977年19斤，1978年40斤，而1979年达到150多斤。

为了请上级在文字上而不是口头上给“大包干(到组)”这种责任制报上合法的“户口”，1979年7月1日，凤阳县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地委、省委。

8月8日，《安徽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一文。文章摘自7月1日凤阳县委写给地委和省委的报告。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包干到组这种“大包干”形式的正式肯定和向全省推广。

包干到组刚刚得到承认，而社员们又要求包干到户，从“大包干到组”过渡到“大包干到户”。这是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凤阳农村所独自走过的一段路，也是摆在凤阳县委面前最艰难的一段路。

1979年8月16日至21日，为了交流“大包干(到组)”的情况，统一对“大包干(到组)”的认识，讨论巩固、提高和完善“大包干(到组)”的措施，凤阳县委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会上各区委书记反映社员普遍要求“包干到户”。造成社员普遍要求“包干到户”的原因，主要是“大包干到组”这一生产责任制的自身原因，作业组虽小，但五脏俱全，它仍像一个小生产队，生产“大呼隆”没了，“小呼隆”又出现；分配上“吃大锅饭”消除了，“吃小锅饭”依然存在。另外，受小岗队实行包干到户和零星的包干到户(组中户)的影响，尤其是获得大丰收后，包到户获得的实惠明显摆在那里，没有包到户的不少地方反映强烈。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不能干？有的地方公开搞起了包干到户，并宣称小岗合并我们才合并。

由于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制度的构架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当时仍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视为洪水猛兽。1979年中央连续下发的4号、31号文件，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些文件、决定都明文规定：不许(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凤阳县委作为一级党组织，对于上面的文件、制度及理论规定，不能不服从；而在县委的下面，则是被贫困折磨得已是遍体鳞伤的几十万农民。陈庭元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方官，应该不忘初心，解脱本地民众的贫困是自己最大的责任。

陈庭元亲自到农户家中进行了调查：在小岗村，他调查了严宏昌家，全家6口人，两个劳力，包27亩地，开荒9亩，收小麦2500斤，稻子3000斤，玉米100斤，黄豆300斤，山芋干3800斤，总产9700斤，人均生产1610斤，卖给国家3000多斤粮食。离开小岗村，他又到陈圩公社路岗大队已实行包干到户的史明成家。生产队“大包干”分组作业时因他家人多劳力少，各组都不要，他独立成为“组中户”。全家9口人，承包20多亩地，全年人均收粮1300多斤，比实行“大包干”的作业组人均多收400斤。而城南公社岗集大队实行包干到户(组中户)的陈明祥，全家7口人，午季收小麦7000多斤，全年总产13000多斤，人均生产接近吨字粮。

正是在以上这种情况下，1979年秋收以后，包干到户在凤阳县快速发展起来。到11月份，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7160个农户包干到户，约占全县总农户数的7.5%，并出现了许多“发杈”形成的包干到户和“明组暗户”(上面来人检查，社员把耕牛拉在一起，一起去劳动；检查一过，社员就各自分开，搞起“瞒上不瞒下”)。如果不加以限制，要不了两个月，全县90%以上的农户都要实行包干到户，这将危及刚刚获得上级批准试行的包干到组的“大包干”的存在。同时，还要面对“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压力。在这种双重压力的作用下，当年11月27日，凤阳县委向各区、社党委作了电话通知，共有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制止、纠正蔓延全县的“单干”。正因为如此，吴庭美在《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中写道：“小岗队在‘一律’之下，最近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这一次群众虽没有给各级领导作难，但他们内心并不想拢。不少社员说：‘拢起来今后还是搞不好。’”这也是一种应对的策略，表面上说拢了，实际上并没有拢，因为在小岗根本就拢不起来。由于县委在制止过程中“硬在嘴上，软在心上”，行动上反对单干，思想上放任单干，所以全县各地依然有不少农户继续在搞包干到户。更重要的是，在执行“六条规定”的过程中，全县没有一个党员、干部为此受处分，也没有一户“单干”社员的生产资料被收回。

凤阳县委在制止包干到户过程中“硬在嘴上，软在心上”，行动上反对单干，思想上放任单干做法，让一部分思想不解放的人意见很大。11月，面对众多反对小岗村“大包干”的意见，陈庭元有些无奈，只好挥舞起“尚方宝剑”。《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中有这样的记载：

11月间，陈庭元叫来严宏昌，当众说：“你们小岗，包干到户，是我批准的。现在，不少人说是开倒车。你说，再并起来，社员愿不愿？”严宏昌乍一听，黑眼珠子火花直冒……果敢地说：“社员绝不愿意，如果强令合并，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肯定还不如吃‘大锅饭’！”坐在一旁的一位老同志说：“党的政策，你一眼看不到底啊，我们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你们那样搞，就是开倒车嘛。”严宏昌，这一个新一代农民的代表，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当众慷慨陈词：“20多年来，小岗人衣食住行全靠国家，吃了二三十万斤供应粮，花了三四万元救济款。农民种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就这样干吗？那是穷人路线，懒人政策……”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哑口无言。陈庭元乘机缓解说：“你不要急嘛，我们可以给你请示。地委有没有答应过你们？”严宏昌突然醒悟了，说：“有，地委王书记说批准干3年。”

陈庭元眯着眼笑了：“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可没有给县委下文件呀！”严宏昌说：“不信，可以打电话问！”

陈庭元当即给地委打了电话。

王郁昭在电话里说：“小岗的形势一定要稳住，不能变。马上到省里开会同你面谈。”

陈庭元放下电话耳机，对严宏昌说：“地委指示小岗不能变，你回去叫社员安心干，我到省里开会，向省委反映。”

一场“抗压戏”巧妙地演完了。此时正是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大地却是热烘烘的。

12月中旬，陈庭元又前往梨园公社，张明楼等公社干部又对他说，县委批准小岗包干到户是口头宣布的，没有任何一级文件正式批准，万一县委书记调走了，怕无人能承担这个责任，县委应该下一个文件才好。此时，陈庭元将心比心，完全理解张明楼。他终下决心，不再像春天那样回避了，因为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涉及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制度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公社书记，就是他这个县委书记，也是扛不住的。包干到户这个全新的娃娃，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彰显着改革的活力，凸显着人民的创造，它不应该不是一个合法的生灵！必须向上级如实汇报，取得上级的支持，让包干到户取得合法的“户口”。于是，县委派政研室的吴庭美前往小岗调查。吴庭美是小岗生产队东面大严生产队人，和小岗的很多人都熟悉。他在小岗沉下身子一个星期，对每一户人家都认真调查。

陈庭元对于吴庭美进行的调查工作十分关心，中途他陪同安徽省省委副秘书长欧远方同志到小岗视察，特意又找到吴庭美，了解调查报告进展情况。此时，调查报告的初稿已经出来，陈庭元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其他的都行，就是写1960年饿死人的内容，是不是就不要说了。”吴庭美说：“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写了，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小岗人为什么一心要搞包干到户。”欧远方听了说：“如果是事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这样，陈庭元就同意了。两天后，吴庭美回到县里，上交完整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杜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就是这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