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严宏昌

2017年6月以来的1年多时间里，我数十次走进小岗，十几次走近严宏昌，有方向和没方向地同他聊。他所陈述的40年来，首先追述的是40年前。

一

当年小岗20来户人家，主要由严姓与关姓两个主要姓氏构成。严姓又由不同宗族的两支构成，具体到我们这一支，父亲告诉我的是我们这个“严”世居于此，祖上七辈单传，直到我老太太(凤阳人的称谓，即太爷爷)这一代人丁才开始兴旺，生了3个儿子。其中老二这一支尤其发达，有5个儿子，我父亲严家太是第五子；俊昌的父亲严家齐是第三子。我们是亲堂叔伯兄弟。

小岗另一支严姓从西边的小严队迁移而来，而关姓同样世居于此。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换算公历，是1949年10月30日)出生在小岗。和儿时的很多伙伴比，我很幸运去上学了。我能去上学，是因为父亲严家太心里憋着一股气。父亲也是文盲，我5岁那年，家里遇到好年成，秋收后余粮比往年稍多，村里的干部希望父亲多交一些公粮，帮干部的那部分也给交了。父亲没有答应。干部当着他的面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乡里的领导。父亲很珍贵地藏好这封信，以为是宝物，去乡里找到书记。书记看过就笑了，问父亲：“你交了公粮没有？”接着给他念了这封信：严家太自私自利，不交公粮，要严肃处理……这一事件让父亲憋屈万分，差点吐了血。他决定，摔锅卖铁吃不成饭，也要让我念书。读完初中，我还想念，父亲就让我再念高中。

在小溪河高中一年级读了一学期，家中实在太穷了，没有饭吃，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很不甘心就这么辍学了，打背包时，把课本打在里面，想路上有时间再学习。一路往江南乞讨，到浙江桐乡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我们被当地巡逻队关了起来。第二天，我们被转送到上海南翔灾民站。在那里，工作人员打开我的背包，发现背包里全是中学课本时，情不自禁地嚷道：“看看，这是学生，连学生都来讨饭了。”一位女工作人员当即流下了眼泪，我自己实在忍不住，大哭起来。太屈人了！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妻子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比我还大两岁，觉得我有文化，很喜欢我。第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家老大德凤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我们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我们毕竟是刚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还带着孩子。我妈就让我妹妹跟上了我，孩子的姥姥与舅舅也与我们同行。这样，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风尘到了怀远县。

到了一个村子，我找到了一间牛棚，想凑合着住下，看牛人却不允许，他叫来了生产队长。队长看我们实在太穷了，动了恻隐之心，让三个女的带着孩子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住牛棚。连续四天，都是女的出去要饭，孩子姥姥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让我吃。我老是想着，我是一个有文化的男人，不该去要饭。所以，一直躲在牛棚里。第五天，段永霞一手拿着馍，一手托着粥，进到牛棚，我躺在牛草上没有起身。她问：吃了吗？我仍然躺着，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牛棚上的梁。几天的馍完整地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段永霞气得大吼起来。那些馍我原本舍不得吃，想留下来，带回家大家共享的。结果，都霉掉了。我很懊悔没有及时晾晒它们，但嘴上却不服气。也许是读了书的原因，我身上有了一种虚妄的“尊严”，无法心安理得地要饭！

妻子的愤怒与争吵引来了当地的村民，当时大家对我们有些不满：“你们都穷得出来要饭了，还吵什么？”永霞指着我解释：我是生他气，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永霞没有文化，但她的解释也让怀远人唏嘘。村民们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我当然乐意。不料，这竟是一个转折。挖完塘，当地人又问我可愿意去挖藕？每斤1分钱。挖藕是一项技术活，它需要用脚从水底找到藕，水深时要用脚从淤泥里将它勾出来。最深的时候，水面齐胸，稍稍掌握不好平衡，就可能整个身体倒进水中。在小溪河中学读书时，我曾经给同学家挖过藕。

挖塘挖藕，整天在泥里拱。看我能吃苦，干活实在，有人又帮我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活。如此反复3年，我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小岗生存不同的地方，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的工钱也有1元钱，1个月不休息，能有30元，比干农活高多了。而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40多年了，这些标准我依然记着。我从小工干起，几年下来，干到了五级工。看图纸、做预算、进行简单设计，我都学会了，后来就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我当“小包工头”，派活采用的是承包制，一天就那些活，你保质保量地干完，就可以提前下工，所有的人都有工作的热情和效率。到了1977年，我最高时一个月曾往家里拿过200元钱。当时黑市大米的价格2—3角钱每斤，我和永霞都很高兴，肉埋在碗底下吃。

凤阳是“三靠县”，当时的情况是，农村秋收后，自家的粮食能够让农民撑到年底，政府的救济也基本从来年的元月开始提供。但这个“基本原则”对于小岗不合适，这里太穷，基本上每年11月一入冬，政府就必须提供救济粮，持续至次年的夏收季节。每家农户有一个“粮本”，粗粮细粮一起，每人每天供应8两。不唯小岗村，凡持有粮本的农民，惯例是贷点款也借点钱，买回一部分的供应粮，先卖掉，然后才去买粮本上还剩下的另一部分指标粮。因为粮本上的救济粮食每斤价格为7—8分钱，是平价，若把这些粮食拿到黑市上交易，每斤能卖到2—4角钱。这其间的差价既可以还掉贷款与借款，在买回剩下粮食的同时，还稍有盈余。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但农民先期购买那一部分粮食的钱从哪来呢？

首先是干农活挣工分。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两个工分。40多年前，小岗1天10分的满分工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那么那个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现在你听了，也许是笑话，可当时这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所以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在当时，1天挣1分钱也不少啊。

当然仅靠工分挣的钱，并不能保证社员能够买回救济粮。政府政策的配套方式是，在11月发放救济粮的同时，配有生活救助款与贷款，从公社一级开始分解给大队、小队。一般情况下，生活救助款是3—5元；贷款则稍多，是7—8元。但这两项分解完成后的指标，每个村都不超过三分之一。两项相加，结果每村仍有接近一半人还是缺乏基本的经济来源。要饭，更准确地说是要钱，就成为获得存活机会的重要条件。讨饭和在集体干生产相比，讨饭收益显然高于工分。

救助款与贷款下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的，也不会平均分配。队干部有获得各种款项，特别是生活救助款优先权。救助款是白给的，不要还的，人人想争，得到的大多数是干部。理由很简单，干部要督促农民干活，责任重大。同时，干部的确也都是穷人，给些救助，没有错。为什么20来户的小岗，差不多每家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就是分救助这些优先权经过长期博弈而均衡后的结果。道理很简单，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独占。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我无须考虑这些事情，一切都有他去应对。但结了婚，分家单过，所有的问题必须自己扛了。我还有3个弟弟，两个大弟弟也已经到结婚的年龄了，父母的压力很大。作为长子，有些问题，我必须分担，在外面当“小包工头”，也要不时接济他们。

生产队原则上要求每个劳力都要在队里干活，在外面干，每个月需要向生产队交15元钱，买工分。队里也需要有人交钱，队长要搞一些公共开支，像吃吃喝喝一类的，免不掉的。这笔钱是队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我是1978年上半年回来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愿意交，还是不回来。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0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小岗人见我在外面干得不错，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希望我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我原先没有干过多少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所以我不愿意干。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庭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眼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乡亲们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吃三顿饭啊！就这样，我心一横就同意了，后来却只让当了副队长。到了11月24日，在严立华家，我起草了契约，大家按了红手印，把地分了。

二

把地分了，我就在家干农活。小岗人少地多，我家分到的地和开荒地在一起，有30多亩，孩子都小，就我和段永霞两个劳动力，忙得很。我家是3间茅草房，那时是4个孩子，段永霞早就盘算着把它建成瓦房。我前些年在外面当包工头，挣下了300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钱，足够盖3间瓦房了。但1979年秋庄稼还没有收，我父亲去世了。我家兄弟4个，只有我一个人结婚了，其他兄弟两个大的都到结婚年龄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小弟弟才十几岁，所有费用只能由我来开支。下人对上人，这是必需的。

严宏昌很详细地给我计算了这次丧事的花费：寿材、寿衣之外，到黑市购买粮食是最大一笔开支，而制作大幡与出殡每人头扎的白布，不但要钱，还要布票。严宏昌借的布票，直至布票取消时也没有还完。农村的丧事，是基本上收不到礼钱的，稍好的是来客给5角或1元钱，一般则由来宾自己带来“纸钱”烧掉了事。而丧家却要开流水席来招待客人。他当时的排场震动凤阳东乡。包括严俊昌在内的他们这一支严姓，全部停下手里的事情，给严宏昌家帮忙料理后事。结果，严宏昌挣的3000多元钱全用完了。

到了“五七”，即35天时，按照凤阳的传统，人死了之后的纪念仪式是很有讲究的。刚死的时候是“做七”，就是从刚死的那天算起，每隔七天做一次祭奠，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断七。之后还有其他的祭祀。这些祭祀之中，五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据说死了的人会在这一天回家，最后看看他的家人，然后去投胎，或是去阴司居住。为什么选死后的第三十五天呢？据传一开始魂灵浑浑噩噩的，没有离开身体，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等过了一个月，他想起来却发现身体里的骨头都松开了，再也起不来的时候，终于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死了，于是那个魂灵长叹一声，爬出坟墓，来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五七祭奠活动格外隆重，亲友都要前来吊祭，最后还要焚烧亲友为亡者准备的纸人纸马、灵屋花轿、城垣桥池和用火纸做成的“包袱”等物品，据说这样可以使死者在阴间有房可住，这叫做“化库”。

办完隆重的葬礼后，严宏昌却没有钱为父亲办“五七”。村里家家都穷得叮当响，自然是借不到钱，1979年的丰收季节还没有到来。家里值钱的有头小猪，大约70斤，还有的就是严宏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只有这两样可以卖掉凑钱。最后，一位远房亲戚借了钱给他们，“五七”总算办了下来。猪和手表都没有卖，但准备盖房子的钱却用完了。事后，严宏昌很后悔，不是为父亲丧事花钱，而是为什么托人买这块全钢的上海牌手表？如果不花125元钱买这块表，用这笔钱去买几头小猪，来年不是能够赚上一笔吗？买了表，钱就“死”在这块表上了。担任包工头的经历，让他早已有了投资意识。

又过了5年，严宏昌家靠农业生产创造的积蓄已经超过1万元，当时物价已经涨了不少，但1万元盖3间瓦房还是能够盖得起来的。可这时，严宏昌却有了意外之举。1984年秋收完毕，严宏昌向段永霞要了3000元钱，说要去买收割机。在村里人看来，他这笔钱纯粹是出去玩了一趟，但严宏昌却说：“吃饭的问题已经解决，农村出现了卖粮难，我从广播里听到江、浙、闽农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我要去外地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

没有目的地，我就是跑一些有名的小镇，以便开眼界。在福建的一个小旅馆，我从电视上看到有中央领导人视察浙江温州瑞安塘下镇，第二天就赶到那里。我惊奇地发现，这里人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的还有彩电。更让我惊讶的是农民竟然抽3元钱每包的阿诗玛、贵烟，而在凤阳是当上县里的官，才可能抽红三环——0.83元每包，带加长过滤嘴的香烟。在安徽2分钱每包的火柴，在这里要卖3分半。我掏出1元钱买1包火柴，结果等了半天对方只找给9角钱，询问起来，小店的店主说：我们这里不用分币了，要不你买3包或者买30包。

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观光与猎奇，真正打动我的也不是电视机和农民抽如此昂贵的香烟，而是瑞安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我在一位叫张顺贤的瑞安农民家吃了顿饭，说起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搞塑料制品生产的张顺贤实打实地告诉我：“我的收入在这里算一般，大约每年能挣70多万元。”我在小岗差不多算得上“首富”了，听到这话，脑袋嗡嗡响。70万元，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小岗人1年总收入加起来的几倍啊！现在我跟你说这些，心里还纠结万分。这种差距一直让我揪心，改革开放30周年时，也就是2008年，我特意关注了一下，17万人口的塘下镇年财政收入10.98亿元，73万人口的凤阳县年财政收入仅5.01亿元。不能比啊！

在瑞安乡下，我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开来。这些车都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的农村家家户户开制品厂，将塑料颗粒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角钱每个，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涨到了八九角。需求量真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拉到货。我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肥厂、磷肥厂就有得赚了。根据张顺贤家的机器设备情况，我进行了初步预算：机器投入成本、原料购买与加工工艺请师傅，6万元就能搞定，小岗人要是一起凑，是能干起来的。这真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接下来的行程，目的已经明确。

三

回到小岗，去地里找到正在干农活的段永霞，严宏昌很兴奋：今天别干了，回家烧饭，中午我要请人商量大事。村里重要的人物都被严宏昌请来家里，严宏昌开始叙述自己的见闻与梦想。可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却深受村民们的质疑：“你说他们家家都有电视机，那得要有多少工厂生产？你说那里抽3元钱每包的阿诗玛、贵烟，可是市场上哪有这么贵的烟卖啊！”村民们菜也吃了，酒也喝了，结果却不妙，没人相信严宏昌描绘能赚大钱的编织袋生意。队长严俊昌更是斩钉截铁：农民的钱只可能从地里出，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现在的严俊昌自然还记得这事，他还告诉我说，当时严宏昌搞这个东西赚了不少钱。对这事更恼火的是段永霞，当时家里又添新人，小五子严德锦已经4岁，5个孩子挤在茅草屋里已经转不开身，他们夫妻俩只能在土墙上挖出两个洞，搭个小阁楼住。建房子才是她最大的心思，生产编织袋，建房子的钱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攒得齐。夫妻的争吵逐步升级，但依然改变不了严宏昌。

没有人愿意合作，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自己家房子太小，他租用了严立华家的房子放机器设备。22天下来，他收回了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村里有人找严宏昌谈话，说他搞资本主义，拖了1年多，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种粮大户开始出现。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他想，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工窑师，请师傅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不便说的缘故，项目又泡汤了。

“20世纪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都因种种缘故夭折。

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现在回忆起那个时期，严宏昌认为：小岗人的素质不高，需要提高。其次，村里的基础设施不行，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信、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需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指着地里泛黄尚未收割的水稻又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种种子。大批量地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要是把这些优质稻再加工成大米出售，形成优质品牌，价钱能翻几倍。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价格翻几倍，又回卖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说到这，他一脸茫然，“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直到今天，严宏昌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工厂梦，常常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四

严宏昌的塑编厂虽然夭折，但这个工业项目却让他挣了可观的一笔钱。1989年，严家终于可以实施建房的梦想。当时凤阳农村建房一般升级程度是由茅草房到瓦房，而搞过建筑的严宏昌却是要建钢混结构的楼房，一排六间下的是三层的基础。拥有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往往是中国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在农村，建房更是农民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不少小岗人都说严宏昌房基风水好，关于这一点我曾问他谁看的风水，他的解释颇有几分狡黠：“我这个房子的风水，还是万里给看的呢！”严宏昌的新房建在那3间茅草房的东面，当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小岗视察，曾指着这块地希望他能盖上大房子，这就是万里看“风水”之解释的事实基础。严家房子一楼西墙很长一段时间曾有两个伸出去的钢筋弯钩，严宏昌告诉记者说，这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将他家过去的房子也一并连起来。

严宏昌真正的得意不是风水，也不是这个钢混结构房屋的规模及其领先性，而是这个房子曾经接待过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视察，参观过“大包干”20周年纪念展览室、图书阅览室、农民文化科技学校后，来到了严宏昌家，参观了他的房子。在严宏昌家的院子里，江总书记和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进行了座谈。

建了两年的第一层楼，共花去6万多元钱。一家人在里面住得很宽敞，而后来孩子大了，结婚等住房要增加，就再接着盖第二层、第三层。因为楼梯等事先已经预留了。现在，小岗人家大多数是两层楼房，而严宏昌家却是3层楼房。这3层楼前后盖了近10年，但当年的基础一点没动。当然，这些楼房现在分给了老大严余山和老二严德宝。严宏昌自己住在后面新盖的3间平房里。家家都是大房子是小岗人40年的一贯追求，在严宏昌家，更显著一些。

严宏昌新房建成的第二年，担任小岗队队长的他，却遭遇来自兄弟的挑战。那幢大房子对于严宏昌，不仅是彰显自己的实力，同时也是引领小岗未来住房的一种方向：将来大家都要住这样的房子。除了房子，农村还应该有宽阔的街道。这条街道就是目前横穿小岗东西向的友谊大道，只不过当时严宏昌要建的还只是宽阔的土路。从西到东原是一条狭窄而弯曲的小路，是因为走的人多了形成的。这期间凤阳县下派的驻村干部，从小岗的发展考虑，规划了这条路基。作为队长的严宏昌，完全同意这个规划，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村民：建一条从西到东的宽阔马路，将来大家在街道两边有规律地盖房子，整齐划一，像南方的那些集镇一样。

在村庄里修建笔直宽阔的道路难免要拆迁。二弟严付昌家的猪圈正好挡到了路，必须要拆掉，这大大惹恼了二弟。一些要被拆掉房子的村民，鼓动严付昌去找严宏昌说理，结果严宏昌说：“先拆你的猪圈！”僵持一段时间后，严付昌自己把猪圈拆了。他对人说：“我嫂子(段永霞)跟我说，如果我不拆，就把哥哥一辈子的路都堵了。”

1993年，小岗生产队与大严生产队合并，成立小岗村。严俊昌由严岗村回来，任小岗村支部书记。作为一种承认方式，这一年，严宏昌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因为“大包干”的名望成为安徽省人大代表，而严宏昌却把这一荣誉带来的便利大多投到工业上。交际面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更加有利于去招商引资。1993年底，严宏昌引来一个名叫旺兴达的电讯器材有限公司，香港、凤阳县与小岗村3家合资，投资额达到了1000万元，严宏昌任董事长。两年后，这家企业在临淮关投产，严宏昌却成为名誉董事长。这一转变附带的结果是，严宏昌被提升为小溪河镇工经委副主任。与同时离开小岗村升为小溪河镇农委副主任的严俊昌一起，成为“吃财政饭”、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

作为“大包干”带头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提升，还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严宏昌却觉得若有所失，省人大代表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结识了不少领导和名人，他为凤阳县的水利建设、为呼吁上级帮扶小岗村的经济发展提过议案，这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的，落实要上级和各方面支持。至于镇里的工作，上面有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工经委里还有主任，轮到自己独自过问的事情很少。这时，有一家台资企业要在小溪河镇办石粉厂，需要在金庄村征地，一直征不下来，镇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严宏昌，他上门和老百姓交流，最后把土地征了下来，石粉厂终于开办。

成为省人大代表这一年，严宏昌的大女儿严德凤出嫁。紧接着两年，大儿子、小女儿出去打工，二儿子与小儿子离家读书。家里再没有可以搭把手帮助干农活的孩子了。乡间农活五六月间最忙，先是栽早秧，接着收割油菜、麦子，然后又是栽秧，白天黑夜连轴转。严宏昌家当时机械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由于地块小，加上土地平整度等原因，插秧机使用效果不好，栽秧只能凭人力。这时还需种迟花生、黑豆等，刚收割完的麦子也得及时晾晒，如果碰上下雨便会长芽，损失就大了。关键时刻，农活重点是人力，严家这时却只有4只手可以下地干活，而严宏昌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去镇里上班，加上到合肥开人代会、参加人大代表视察等活动，家里的农活压力越来越大。

小岗村年龄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和严宏昌一起走路要缓慢一些。这不是因为他现在年近70岁的原因，而是当年受过一次重伤。1995年严宏昌把拖拉机开翻了，他被翻过来的机子压伤了，腿上鲜血直流。当时只有段永霞在场，她被吓得浑身哆嗦，冲过去抱住他的脚，用毛巾扎，血还是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一地。接下来几天，严宏昌只能待在家里养伤，地里的活只能由段永霞一个人干了。有一天段永霞干完活回来，发现严宏昌不在家里，找了屋前屋后，都没有找着，哭着大喊：“严宏昌，你在哪？”“我在楼顶上呢。你上来！”段永霞刚刚释怀，又生出一股怒气。她“腾腾腾”冲上去，却见严宏昌站在楼梯口边，一脸尴尬地说：“我惦记着地里的农活，着急，就爬上房顶想看你干活，结果上来了下不去了。”段永霞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