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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按照《汉书·艺文志》所列九派顺序，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儒家思想。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当姬氏周朝都城东迁，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们不再那么敬仰天子而纷起争霸，闹得天下扰攘民不聊生时，洞明世事、有着深重社会良心的鲁国知识分子孔仲尼异常忧虑，为救赎日趋败坏之世风，向社会提出与倡导一种“仁”和“礼”的伦理道德思想。并通过整理、阐扬三代周公典籍，编辑、绍述出《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六经，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以博爱之“仁”、守序之“礼”为核心价值的名曰儒的学说思想，分赴列国和招收门生宣讲、传授，希望当政的各方诸侯和普天之人尊崇尧舜文武周公，恢复西周礼仪制度与行为规范，修身养性，克制自己的欲望，恪守职事，以使社会重现文明秩序，让天下生民过上安康生活。

而与之同时，楚国有识之士李伯阳针对现实则直斥当时统治者（诸侯）们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是有和无的统一、对立面的转化，即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主张政治上“不尚贤，使民不争”“无为而治”，反对刚强进取、憎恶工艺技巧知识；伦理上“绝仁弃义”，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物质生活方面“知足”“寡欲”；美学理论推崇“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合于道为真善美，违背道是假丑恶。思想、行为要贵柔守雌，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思想人类社会最好恢复到“小国寡民”状态，创立出核心为师法自然天道的道德家思想学说。

此外，稍后又有大贤、草根阶层的代表墨翟背离儒门，认为人之贵贱“非命”，提出政治“尚贤”“尚同”，生活“节用”“非乐”和“节葬”的主张，另立起由“非攻”“兼爱”平等、大同和遵守纪律、刻苦劳动实践作中心思想，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学说。

等等。

可是，不管是儒家“仁”和“礼”的说教，抑或李耳主张的贵柔守雌、道法自然，还是墨翟建言之非奢、平等，这些人类珍贵的核心道德价值理念，在实用主义弥漫、满心追逐现实利益的当时却显得那么空泛悠远，不合时宜，被是否对己有利或能否行通的直接、现实利益算计的工具理性所屏蔽、边缘，绝大多数人对之根本不屑一顾，诸侯故我地计算怎样争强斗胜，世人依旧寻思逐利取益，一切全然是循依惯性而继续。

于是我们看到，就在这珍贵有益的价值观和道德理性因遮蔽而普遍边缘、仲尼十三年游说列国不被接受而沦若丧家之犬而孤独坚守的情形下，后世知识分子们渐渐分化，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一者，为迎合俗世需要，先是李悝在魏国推行法治，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功臣，使魏成强国；继而，商鞅入秦帮孝公变法，推动农、战图强，成就霸业基础；申不害注重“术”治，教韩昭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加强君主专制，使国治兵强，等等。由此，逐渐萌生、形成能给人，特别能给统治者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利益的法家思想学说，而广受诸侯青睐。二是，一些人不为时势、利害所动，继承、恪守着先贤诉求的人类深湛价值理念，并予以拓伸丰盈。如孟轲将仲尼的“仁”说发展为“仁”与“义”，提出“民贵君轻”和“性善”说，反对武力兼并，认为“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暴君可以推翻。主张法先王之道，行仁政德治，省刑薄赋，使庶民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庄周在遵循伯阳“道法自然”观点的基础上，阐述出由“坐忘”做到“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而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和伸张一种“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个人自由思想。至此，孟轲、庄周分别为儒、道两家学说添补新的精髓，乃确立下由孔、孟绍述的原儒思想和老、庄思诉的原道学说。借用当代流行说法，这或谓之正宗儒家学说和正宗道家学说。

然而，任这些往圣先贤怎样坚守、深化和推展人类核心道德价值理念，无奈罔顾仁义、无视规则、一心趋利争霸之风已弥漫整个周末社会，诚清者虽清，但浊者则照浊。以至梁惠王见到孟轲，开口所问还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由是，在这一唯利是图风气弥漫之世，中国文化思想慢慢出现了第一次大洗牌，孔子之后的儒家分化成了八派。除忠实继承、发展和推播仲尼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孟轲，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荀况。这位出自儒门、时称为荀卿者不甘被继续遮蔽、边缘，在批判和总结先秦各学派思想后，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推论君主是“理天地、治万民”的主宰，赞成他们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并且，与孟轲“性善说”相反，认定人性生来是恶的，要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才能使其善，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打乱两个不同范畴的界限，把道德规劝的软弱之礼变更为依法治国的强制之礼。结果，这一游离道德理性、向工具理性靠拢之表述，推使儒学于此背离原旨，迈向一个影响未来中国几千年的拐点，由施仁政惠万民公天下思想朝助专制行霸道家天下思想转换。进而，他的学生韩非更是且行且远，综合商鞅“法”治、申不害“术”治、慎到“势”治，吸收儒、道、墨各家思想，充实、汇集成整套法家学说，直接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治”“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强调加强中央集权、举国归依一人，向争霸的统治者献媚。以至权力同打着儒家旗号的荀派学说互为所需，一番眉来眼去欣然联姻，由他的另一学生李斯帮助嬴政用武力统一天下，焚烧诗书、禁止私学、反对分封，实施郡县里正科层结构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从此，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姓霸道、秦政荀学的帝国时期，东方古国由三代民主文明降至威权专制、礼崩乐坏、缺德乏仁无义的土番野蛮之邦，臣民悉“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谭嗣同《仁学·之三十五》）。

而既然庶民意志、个人权利被强权压制、剥夺，人的思想被荀学愚弄、禁锢，孔、孟绍述的以仁义为核心价值，标志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三代文明已然无规复可能，我们发现，文人们遂默认这些，走向妥协，使中国文化思想又在此基点上开始了新一轮洗牌。首先，西汉初期的道家之人耽于当时战乱休止、恢复生产，提出了“静坐相养”“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十大经·果童》）的观点。同时认为“道生法”，而将本派思想与名家、法家结合，衍生出“清静无为”治术的黄老之学，受到统治者尊崇，领一时之风骚。但不久，因时势变化和这一学说思想有违已然私天下的中央集权，不合独裁恣性的君主胃口，旋遭到排斥。由是，以治《公羊春秋》学重名的儒家人物董仲舒，整合周以降宗教天道观与阴阳五行学说，揉进法、道、阴阳等家思想，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一块，建立起包括“天人感应”说和君权神授思想的，实质已做了很大退让，合乎君主统治的新儒学体系，或曰后儒，并提出“三纲五常”社会伦理与人性为上、中、下三品的论点。俟至刘彻诏对，答言“天人合一”，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公天下的大同之世不可规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企望据天下为己有的君主怀具仁义恤民之心，建立一个有德有序王道的小康社会。

孰知，纳其言而罢黜百家、独尊这一变质儒学，使之自此以后成为中国正统思想的汉武及后世统治者们恣欲无度，不但没带给生民一个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的王道的小康社会，且坚行中央集权、君主独裁、国家专政、严刑重赋的强制霸道，使“天下为君主囊中之私产……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谭嗣同《仁学·之三十四》），以至人分等级，别似天壤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至有民贫娶不了妻而晋武帝后妃上万依羊车恣欲；以至路遗饿殍宋高宗却一餐二百盘珍肴，使世事不公达到极致，小康之望化为泡影！

至此，王道的小康社会又未盼到。庶民无奈，只好期冀专制的皇帝是惜顾苍生、少些吞剥生民的圣君。可后来事实证明，中国两百多名皇帝中能称作圣君的实在是寥寥无几。因此哀哉，芸芸众生最后唯寄望于无有制度保障、难以确定靠谱的清官大老爷和社会贤达、侠义之士了。总之，民之生、民之望是每况愈下，无处诉求。

而中国大多儒生文人、说得上话者，在霸道强权的持久压迫和利益诱惑面前，则一代一代叛离道德理性，忘却仁义操守，放弃正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由先前的被遮蔽、边缘的丧家犬的原儒逐渐沦为变节的叔孙通似的乡愿荀学之伪儒、后儒，“大面积、群体性的堕落”（杨争光《我们的精神内质跟月亮太阳一样，没变》），被驯服了——服从君主权力、投迎君主意旨，去做所谓“天人合一”政体的官员、家天下这架庞大机器的部件，忠于霸主报效朝廷，从事为一姓服务的工作。

后来，虽然中国思想文化又有魏晋时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唐代韩愈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宋、明两朝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陆王两派理学和清代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同古文经学之争等多次洗牌，但都是迎合当世君主统治需要、歧解孔子学说，演绎应时思想的把戏，主旨不脱儒表法里之荀学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