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明遺民性詩學

十七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危機、巨變與明、清王朝的更迭。清王朝（1644—1912）建立後一二十年内，原漢人帝國的殘餘力量消歇殆盡，滿人建立的帝國成爲事實。⁽¹⁾明清之際的風雲變幻催生了衆多别具一格的詩歌，但由於新一代詩人翹楚王士禛（1634—1711）及其詩派的作品很快成爲“正宗”，使得這些詩歌在很長一段時間内處於邊緣位置。前人論詩，十七世紀中晚期王士禛的“神韻”（spirit resonance）美學備受矚目。然而，清初詩歌的旨趣與神韻美學迥然不同，本書的研究對象錢謙益（1582—1664）的詩作便堪稱典型。⁽²⁾劉若愚（James J.Y.Liu）認爲，“神韻”的本質是“玄學性的”（metaphysical），它是“詩人之作中難以言詮的個人情調或品味”，⁽³⁾而以“詩中無我”（detachment）和“含蓄的美”（restrained b eauty）等爲其表徵。⁽⁴⁾相對而言，此前二十年的詩歌别有懷抱，它幾乎是一種集體的、近乎熾熱的共業，致力於記録並理解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這種創作帶有一股悲情，傳達著詩人的内省、反思以及對過去的哀悼。明清易代倖存者，特别是“明遺民”（the Ming loyalists）的詩歌，最能見出這種哀傷。我稱這種詩歌實踐爲“明遺民性詩學”或“明遺民體詩”（the poetics of Ming loyalism，the Ming loyalist poetics）。這種書寫樣式，依憑種種微妙複雜的個人記憶，從已覆滅的明朝和南明（1644—1662）的抵抗歷史中發展出一種“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明遺民體詩主要寫述個人的記憶和文化的淪亡，它是劫餘之人的産物，也是一個怪異新世界到臨的見證。明清之際的詩歌以其對歷史的强烈關注與明顯的歷史意識爲特徵。在這數十年間，時人對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的執念無以復加。這固然與歷史的巨變息息相關，而同樣重要的，是當時有錢謙益、吴偉業（1609—1672）這樣的一代作手歌於斯，哭於斯。

本書宗旨有二。一者，本書探論錢謙益的“詩史”（poetic history，poet-historian）理論及其於清代的接受史，也論述錢謙益個人的詩史創作實踐。我們將聚焦於一系列錢謙益晚年之作，這些詩篇可能是這位文壇宗主在明清之際最具野心的作品。⁽⁵⁾錢謙益是獨具慧眼、文字力量驚人的詩人。本書將詮釋、評論、分享錢氏此一系列極有價值卻不幸被忽視的清初詩歌。二者，本書也是一次嘗試，試圖瞭解歷史在清初詩歌中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歷史給予詩人的力量與誘惑，尤其是要探索錢謙益如何將歷史記憶理性地、感性地、富有想像力地置入他的詩作中。

明遺民與明遺民性詩學

至少在文字上（固然，言與行不一定如一），錢謙益將自己形塑爲對亡明故國忠心耿耿之人，而我們將從明遺民性詩學的角度閲讀他的詩作。此一進路需稍作辯解，因爲在其有生之年，錢謙益就被許多人鄙夷，被視作明朝／漢族／國家的叛徒，這一情況在後世愈演愈烈，甚至在清代官修史書中被標記爲“貳臣”（關於此一形象的創立及其接受史，詳見本書第二章）。⁽⁶⁾錢氏明亡之後的作品的誠與僞備受争議。誠然，如過去一些論者所指出的，他對亡明表達忠誠，可能是文過飾非之舉；如果他能將自己的名字銘刻在忠義之士的紀念碑上，後人將以不同的、對他有利的眼光來看待他。但是，這易於證明，也易於反駁，問題依然存在，並未得到真正解答，也可以説，這是本質上無法解答的問題。

如同Jennifer Jay在她關於宋元易代之際忠貞問題的研究中所闡釋的，“忠貞之士”（loyalist）一語指向兩類人：“忠義之烈士”（loyal and righteous martyrs）與“勝國遺民”（leftover，remnant，or surviving subjects）。⁽⁷⁾此解大致也適用於後來相似的歷史情境。錢謙益既非烈士，嚴格而言，也非遺民之屬，因爲無論在1644年還是1645年，明朝南北都相繼失守之際，他都没有殉國，且隨後出仕新的朝廷，身居高位。那麽，我們要如何理解他1644年之後，滿載著明遺民情緒的作品，譬如本書下編所研究的那些？

“遺民”，“孑遺之民”之謂，指忠於已覆滅政體的臣民。此語見於先秦典籍如《左傳》、《孟子》，⁽⁸⁾指稱對已亡之國仍抱持忠誠之心的人。遺民，如羅郁正和William Schultz所説的，“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由其引申，始有文學上的概念”。⁽⁹⁾因缺乏更精準的對譯詞，西方相關著述中，明遺民多半譯爲Ming loyalist。我使用明遺民此一概念，端詳、斟酌過史家Lynn Struve（司徒琳）給它下的定義：

“明遺民”一詞，可以有意義地指稱此類人：他們決斷地改變生活模式和人生理想，以宣示其對已覆滅的政權堅定不移的個人認同。此詞不必只用以指認那些爲明室復興積極活動，或明確懷有煽動性意圖的人。然而，它不應不加分判地用於那些筆下或言論中熱烈歌頌亡明的英雄烈士的人。⁽¹⁰⁾

若依此説，我將錢謙益與明遺民聯繫起來，難免啓人疑竇，因爲對不少人而言，無論怎樣説，他仍是一個徹首徹尾的貳臣。誠然，遺民之稱原則上應保留給那些選擇不追求或不接受清朝官位的前明子民（不論其於前明曾任官與否）。要是這樣，我們只需查清某人曾否仕清，他可否獲得遺民的身份便可立判。在這個邏輯中，錢謙益不是明遺民，因爲他先仕明，後又仕清。然而，遺民此一概念不僅只關係到易代之際特定的政治行爲，它還涉及各種各樣的（除了歷史的、政治的）構成情狀、微妙複雜的心理狀況、行爲上的和社會性的表演，以及文本上、文化上的自我建構。一個公開的，由歷史意識所建構的身份，與某個人散亂的，由文本建構的自我，有時完全等同，有時並不一致。更何況，若然我們將一個所謂的遺民和一個非遺民並置於上述的語境與情狀中，通常，二者之間的區别很快就會變得模糊起來。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的目的在於瞭解生命的存在狀態，瞭解其時的文學，瞭解明清之際作者們的真情實感以及幽微心事，我們不宜以政治及道德的立場畫地爲牢。⁽¹¹⁾

我建議採用“明遺民性詩學”或“明遺民體詩”這一概念，用以刻劃明清之際詩歌的特徵。這些詩篇慣常書寫對明室的忠誠和故國記憶。這一概念容納了以政治行爲來定義的遺民與非遺民詩人，有助於彰顯此中獨特的文本樣態、藝術實踐與詩人職志之所向。我用“明遺民性詩學”來指認諸多清初文學作品，它們承載著遺民性質的精神重荷，諸如懷舊、憤怒、悲傷、絶望、遺憾、羞恥、英雄主義、虚思妄想。作者實際的政治行爲不一定影響到他們入列，借用Frederic Wakeman（魏裴德）的分類來説，他們可以選擇隱居遯世（eremitism），或篤行忠義（loyalism），或委曲從順（collaboration）。⁽¹²⁾世稱清初“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吴偉業和龔鼎孳（1616—1696）都做了清人的官，可他們的作品中充斥著明遺民的情緒。事實上，Wakeman的行爲區别，用以描述明清之際那些非常重要的，關乎政治默契、同情共感的情況時，用處有限。⁽¹³⁾譬如，我們明確知道，許多隱遁之士及遺民與出仕新朝者過從甚密。Hongnam Kim就曾如此描述另一貳臣，出色的藝術鑒賞家、學者周亮工（1612—1672），及其交際圈子：

毫無疑問，遺民也好，貳臣也好，滿人定鼎中原後的劫餘之人，只要是有知識、有思想的，一定都經歷過苦難，並且對自己在這時勢下所做的抉擇忐忑不安。貳臣與遺民對彼此的角色，以及彼此不得不面對的兩難困境，有著深刻的體諒。事實上，遺民常常依靠貳臣，以取得支持和保護，同時，貳臣則要依賴遺民去表達他們的款款衷曲。⁽¹⁴⁾

或如張春樹（Chun-shu Chang）與駱雪倫（Shelley Hsuen-lun Chang）形容劇作家李漁（1611—1680）及其友人：

明朝是淪亡了，可大多數知書達禮的中國人都倖存下來，他們並且希望繼續爲倖存者。他們心裏可能懷有若干故明之思，但也僅此而已。許多人與清政府合作，有些是全心全意的，有些半心半意。在李漁的朋友當中，有些是遺民，有些是貳臣，還有許多，如李漁本人，二者都不是。⁽¹⁵⁾

明遺民性寫作的私人向度

明遺民性詩學作品可以是極其個人的自我書寫（auto-writings），包括見聞實録，也包括幻想囈語，在在扣人心弦。寫作的行爲讓作者得以反思那些政權更迭帶來的痛苦與困惑，得以坦白他的羞愧與内疚，或是更堅定自己的品格、尊嚴及信念。不堪承受良心的重荷，一整代的見證者（eyewitnesses）爲死者發聲，去還原事實、哀悼喪亡。

在精神與體式上，寫作詩歌，本就是一種與古爲儔的行爲。倖存者心裏滿是創傷，寫作詩歌給予了他們一種剛强不屈的存在方式，不向絶望俯首稱臣。在異族强加的價值觀及諸般舉措洶湧而至之時，賦詠吟哦可以爲作者加持力量，保存内心的故我。就如孫康宜（Kang-i Sun Chang）所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以詩歌抒發情感已經成爲[明]遺民採取行動的一種方式（a way of taking action）。”⁽¹⁶⁾以此，對一些人來説，遺民性的寫作就是他們的抵抗之道。詩人停靠在一個“記憶自我”（a rememb ering self）中，以此戰勝遺忘，且在艱難的環境下不屈不撓——他要比這不懷好意的政權活得更久，即便這只是文學的不朽。也有些人，勇於批判，敢於擔當，詩歌便成了他們對眼前的政治情況與社會現實抒表價值、道德判斷的載體，即便如此爲之，不無風險。最富意味的是，在政治劇變和隨之而來的文化動蕩之下，中國詩歌給予了作者一個像桃花源一樣的避難所，那些結構完美的詩歌體製——在平平仄仄的聲調中，在對仗匀稱的構體中，在那令人陶醉的節奏與韻律中，人們找到了慰藉、安全感和秩序。人們也在那裏尋求古今共享的文學價值、倫理美德、語言文字和睿智沉思。這是一個微小卻没有界限的世界。作者可以在其中呼息，生死以之。錢謙益是這樣説的：

不成悲泣不成歌，破硯還如墨盾磨。

拌以餘生供漫興，欲將秃筆掃群魔。

途窮日暮聊爲爾，髪短心長可奈何？

賦罷無衣方卒哭，百篇號踊未云多。⁽¹⁷⁾

《投筆集》，頁55

此詩寫於1662年，詩人以之反思他在斷續寫作的《投筆集》組詩的意義。（《投筆集》將是本書下編探論的對象。）此詩瀰漫一股倔然不屈之氣。首聯下句的出處是史傳中的“盾上磨墨作檄文”。⁽¹⁸⁾錢謙益在頷聯下句中告訴讀者，他的“檄文”要聲討的是“群魔”，而本書將會闡明，“群魔”指的是滿人。末聯上句借用《詩經•無衣》意，錢氏自比於春秋時的申包胥。申包胥仕楚，公元前506年楚敗於吴。申入秦，哀求援助，立於秦廷七日，晝夜哭，不食。最終，秦哀公爲其之忠貞與堅韌所感動，爲賦《無衣》，出兵。⁽¹⁹⁾

明遺民性寫作的公共向度

儘管這個特定歷史時空的作者匿名或化名出版或傳播其作品並不罕見，但這並不意味著明遺民性的寫作盡是個人、私人的求索，它同時也是公共性的舉措。其時，明遺民性的作品擁有大量可以指認的讀者。相關原因有二：第一，江南長江三角地區蓬勃的印刷業使書物得以廣泛流通，⁽²⁰⁾有時甚至過於廣泛。李漁懊惱的經驗頗可以説明這情況。他的短篇小説集《無聲戲二集》在17世紀50年代末刊行。時居南京的李漁抱怨道：

不意新刻甫出，吴門貪賈，即萌覬覦之心。幸弟風聞最早，力懇蘇松道孫公，出示禁止，始寢其謀。乃吴門之議才熄，而家報倏至，謂杭人翻刻已竣，指日有新書出貿矣。弟以他事滯金閶，不獲親往問罪，只命小婿謁當事，求正厥辜。雖蒙稍懲貪惡，現在追板，尚未知後局如何？噫，蠅頭之利幾何？而此輩趨之若鶩！⁽²¹⁾

遺民性的寫作未必能如李漁那些愉悦大衆的白話小説一般吸引龐大的讀者群。然而，印刷、出版與傳播的實在可能性一定鼓舞了一些明遺民，使他們願意把所思所感筆之於書，以期保存記憶、作出見證，並讓此等文字流傳於當時後世。（即便他們自己不把作品付諸梓人，他們逝世後，子孫或門人通常也會這樣做。）

第二，遺民性的作品在衆多文社詩社中找到同志知音，被認真閲讀。自晚明復社始，這些組織就帶有文學與政治的雙重傾向性。明亡後，許多遺民都是這些社團的成員，或與之有聯繫。⁽²²⁾關於結社組織、活動的記載很多，例如：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²³⁾

1653年，吴偉業招集江南著名文學社團成員，召開大會。據信，二千餘人赴會，來自十郡，其盛況可以想見。他們在蘇州城外的虎丘舉行了三天的活動。⁽²⁴⁾除了社交、劇談、飲宴、議事，他們還寫作、閲讀並談論遺民性的作品。

江南地區的讀者密切關注著錢謙益的作品。錢謙益對其作於1658年的《桂殤詩》的流傳曾經相當焦慮，此事頗可反映錢氏作品的接受情況。這一組本來是極其私人的輓歌被認爲寄託著强烈的故明之思。⁽²⁵⁾《桂殤詩》先以手稿的形式流通，而没多久，錢謙益就急忙阻止它們進一步流傳。⁽²⁶⁾汲古閣主人毛晉（1599—1659）是錢謙益的門人及出版人，汲古閣承擔了大多數錢謙益作品的印刷工作。錢謙益給毛晉寫信道：

《桂殤詩》實哀痛之餘，假此少遣鬱塞。……而中頗有一二語爲傍人指擇者，殊非意中之事。然老人暮景，恐此詩一出，便有許多葛藤，卻生家庭中荆棘。此實一往哀傷，點檢不到，悔之莫及。今乞仁兄爲我將此刻收起，萬勿流布，待面時一訴委曲，然後知此詩之不可出也。⁽²⁷⁾

很明顯，明遺民性作品的流通不是一種可能性，而是一個事實。

一些比錢謙益年輕的詩人，他們一般不被視爲遺民中人，或只與遺民群體有交遊關係而已，但他們的作品也帶有明遺民性詩學的色彩。舉例來説，在提出其神韻美學之前，年輕的王士禛就曾短暫地留連於遺民性詩學。他寫過一組印象式的作品，題爲《秋柳》（1657），共四首。傳統論者認爲，此四詩頗見明遺民性詩學象徵元素，或爲“弔明之作”（即便作者不是遺民，也未必有遺民故國之思）。⁽²⁸⁾據之，組詩第一首暗詠幾百年前明朝開國的遠史，另外三首則結穴於南明福王弘光朝的近史。有謂王詩一時風行，數以百計詩人曾和之。⁽²⁹⁾此種熱烈反應頗能佐證其時明遺民性詩學的流行。王詩有序，確似遺民口吻：

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又三年，予至廣陵，則四詩流傳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衆。於是《秋柳詩》爲藝苑口實矣！⁽³⁰⁾

王氏時人，有些當代名家曾和《秋柳詩》，如遺民之志未嘗去懷的顧炎武（1613—1682）、徐夜（1613？—1686？）；著名的貳臣，詩人曹溶（1613—1685）也和過；一些年華正茂的詩人，如陳其年（1626—1682）、朱彝尊（1629—1709）也和過（他倆後來成爲清朝官員）。⁽³¹⁾然而，錢謙益婉拒了王氏和作的請求，也許是因爲對他而言，柳已經不是一個新穎的寫作題材了。

錢謙益公與私的不同形象

不論明遺民性詩歌予人多麽私人或個性化之感，從本質上來説，它仍難免是公共的、歷史的構成物。作者也對其作品的流傳與接受（reception）相當措意，而他們期望的讀者既是同代人，也是後世之人。他們亟亟渴望留下一幅精心繪製（卻未必不真誠）的自畫像。孫康宜曾指出：“這些[遺民]學者意識到他們的身份尷尬，他們也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他們試圖爲自己在歷史長流中所承擔的文化使命賦予新的意義。他們預想後代將如何看待自己，於是試著去形塑這個觀感。”⁽³²⁾

錢謙益亟欲塑造其自我形象。他竭力把自身的歷史銘寫在明遺民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上，使個人記憶與公衆記憶難分彼我。也因爲如此，理解他的詩歌變得非常複雜。他不僅想要留存記憶，而且還要改造它，以資影響當下——他的當下——以及未來。南京弘光朝崩析時，錢謙益打開城門迎降，隨後出仕清朝，其一生最爲人詬病之處，莫過於此。在史傳和“道德之書”中，他是品行惡劣的政治投機者，於明清易鼎之際留下污名。但是，據他自己説，滿人君臨天下，他痛不欲生。有鑒於錢謙益的自我形象與其歷史形象往往存在著落差，也許我們應該先回顧一下他的生平事蹟。⁽³³⁾

在晚明，錢謙益已享譽當世，他既是聲名顯赫的文人，也是“愛官”的朝臣。在宦途上，錢謙益遭遇了重重的困難和挫折。對於朝政，他顯然具有影響力，但卻從未身居高位，且每次出任某官，在位時間都不長久。無論如何，他成爲了當時政壇所謂清流的東林黨的領袖，這令他享負盛名，但他個人的政治命運也因之而隨著東林黨的盛衰消長而沉浮起落。晚明的黨争政治近乎瘋狂。每當帝主考慮授予錢謙益比較重要的官職，敵對陣營中總有權要之人出來詆毁並驅逐他。1628年，崇禎改元，錢謙益的官運一度亨通。崇禎皇帝（1628—1644在位）任命他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他也很有希望獲得内閣一席之地。在明代政體中，内閣成員位極人臣，享譽崇高，錢謙益一生都夢想著“入閣”。然而，錢的夙敵温體仁（1573—1639）旋即以錢涉嫌早前一樁受賄案爲由發起彈劾。1629年，錢謙益被剥奪了所有官銜和職務。

接下來的十五年，錢謙益放廢鄉居。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錢謙益確立了他的文壇宗主、學林領袖的地位，也成爲文名播於遐邇的一代作手。

1644年，北京淪陷，崇禎皇帝自縊殉國。消息南傳，聚首於南京的大臣急忙籌建新朝廷，以嗣明統，錢謙益參與其事。經過一番黨派間的角力（此乃明朝政治常態），他們最終擁立福王爲弘光帝。在弘光朝，錢謙益官拜禮部尚書，此乃其於明朝所曾獲得的最高官位。不幸的是，弘光朝氣運短促，不够一年便覆亡。清人兵臨城下，錢謙益同一衆大臣開城門降清。據稱，錢氏甚至爲旗開得勝的多鐸擬了“天與人歸”這句宣傳口號，敦促江南一帶民衆歡迎清兵。⁽³⁴⁾隨後，錢謙益在清廷出任禮部侍郎，兼《明史》副總裁。（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仕宦之路上，此番出任侍郎，無異於降職。）不知何故，六個月之後，錢謙益告老辭官。

時人譏議錢謙益之降清仕清者固不在少數（儘管錢立於清廷僅半載），後世之人對他的行徑更恣意嘲諷。身故後百餘年，錢謙益引發了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的盛怒。他在清代官史中頗具巧思地創建了《貳臣傳》一種。《貳臣傳》譴責錢謙益此一典型不遺餘力，給錢扣上明清兩朝叛逆之臣的帽子。乾隆且下令，錢謙益所有著作，學術的也好，文學的也好，禁止再流通於世。政治上的惡名遮蔽了錢謙益作爲17世紀卓越作家與重要學者的身份，這情況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如此。

傳説，北京失陷的消息傳來，錢謙益的愛妾柳是（如是，1618—1664）懇請他爲大明殉節。假如錢謙益當時真的這麽做了，那些讓他獲得文學之不朽的詩篇將不會存在。我們固然知道，明朝覆滅之前，錢謙益詩文的造詣已非同凡響，⁽³⁵⁾然而那些賦詠明清鼎革以及其個人閲歷興亡的作品才是他的絶唱。在其晚年作品中，古史今史交相印證，古今歷史經驗、情狀相互引發，意韻叢生，略無涯際。在明亡清興盛衰更迭的幃幕下，錢氏也書寫了他個人的心路歷程、心靈創傷。錢謙益1644年以後的作品人老筆老，是其最上乘之作。這些詩篇提供了一扇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錢氏異常糾結的内心世界，以及明清易代倖存者的集體記憶。錢謙益明遺民性的美學實踐豐富了中華帝國晚期的抒情傳統。

本書上編含兩章。第一章考論明遺民性詩學在清初發展的歷史環境和理論脈絡。此章探論錢謙益提出的一種詩學理論，這種理論融會了若干史學與詩學傳統中至關重要的觀念與價值取向。錢謙益此一理論使“詩史”的理念與實踐在清初恢復了生命力。詩史既可以指傳述歷史的詩人，也可以指“詩中有史”、“以詩爲史”的詩篇（在英文翻譯中，因缺乏更精準的措辭，可權且稱之爲poet-historian或poetic-history）。我們將看到錢謙益如何憑藉此一理論爲明朝的倖存者開闢一種詩歌美學實踐以及詮釋體系。第二章將對錢謙益在有清一代和民國初年的接受史作一歷史考察。乾隆皇帝對錢謙益的批判持續了好長一段時期。此一現象要與乾隆在18世紀70、80年代對其臣下灌輸一種道德規範的企圖一併考察，此中還涉及其時的“文字審查”（literary inquisi-tion），或稱文字獄。我將對此數事作一系統性的論述。

本書下編的三章分别對三組詩歌展開文本細讀。這些作品來自錢謙益的《投筆集》。《投筆集》含十三組題爲《後秋興》的詩作，我們將考論其中三組。《投筆集》寄託遥深，關係重大，堪稱巨製，其乃錢氏逝世數年前作品中之最具企圖者。我們探論的三組詩歌有一重要歷史背景，事關清初反清復明運動中最重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即，1659年鄭成功（1624—1662）率舟師入長江，大舉北伐之戰役。《投筆集》第一組詩寫於鄭成功艦隊迫近南京之時。此際鄭師鋭不可當，東南大震。《投筆集》第二、三組詩則因鄭氏在南京城下慘敗而作。我將在此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闡釋錢謙益如何在詩歌中再現歷史，以及錢氏與復明運動可能的關聯。

第三章探論《投筆集》第一組作品中關於國家、復明的主題，以及錢謙益對復明大業的狂熱反應。此八詩結穴於政治正統論，具象於漢人與滿洲征服者之間的民族衝突。此章也將審視錢謙益所挪用的各種歷史人物形象；錢氏藉著對此等歷史人物的認同爲自己降清的行爲作出辯解。

第四章聚焦於《投筆集》第二組詩中戰争的主題，此乃關於鄭成功在南京爲清軍大敗的最早記述。通過剖析詩中訓誡與勸勉的修辭，我們將看到錢謙益於詩中浮現的形象，他貌似“謀士”，又儼如“國師”。

第五章考論《投筆集》第三組詩。錢謙益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復明運動堅定不移的忠誠。當此次軍事行動陷入最低潮時，錢氏表示願意挺身而出，加入行動。此外，我們也將看到，錢氏對復明事業的忠誠和他對柳如是的愛一樣多。

最後，我們將對錢謙益提出的詩史理論及其創作實踐作一總的檢討。

(1)　爲了行文方便，我會在本書中使用滿人或滿族一詞，但取其一般意義而已。我知道，清朝八旗軍中，有滿人、漢人、蒙古人、朝鮮人、滿洲地區的突厥人和通古斯人、中亞人，而在17世紀40年代的滿族軍隊中，滿族人其實只占少數，漢族血統的人數比例卻甚高。可參Pamela Kyle Crossley，“The paradox of the Manchus，”The Manchus，Cambridge，MA：Black well Publishers Inc, 1997，pp.1-13。

(2)　長久以來，中外學界都忽視了清代詩歌和詩學的研究，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有所改變。自此之後，中國學者的研究比西方學者更形蓬勃。相關的研究成果有：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趙永紀：《清初詩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霍有明：《清代詩歌發展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孫立：《明末清初詩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劉誠：《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厦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雖然上舉諸書多半都有關於錢謙益的章節或部分，但論述甚簡略。孫立所著書聚焦於明清易代之際的詩歌理論，比較出色，其書頁238—311有對錢謙益較爲翔實且有深度的討論。

(3)　James J.Y.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45.

(4)　參Fang Chao-ying，“Wang Shih-chen，”in 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p.832。亦可參Richard Lynn關於王士禛的條目，見William H.Nienhauser, Jr.（ed.）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1988, pp.876-877: Richard John Lynn, “Orthodoxy and enlightenment: Wang Shih-chen’s theory of poetry and its antecedents, ”in Wm.Theodore de Bary（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17-269: Daniel Bryant, “Syntax, sound, and sentiment in old Nanking: Wang Shih-chen’s‘miscellaneous poems on the Ch’in-huai,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 reviews 14, Dec.1992, 25-50；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Kang-i Sun Chang，“Re-creating the canon：Wang Shizhen（1643-1711）and the‘new’canon，”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New Series, 37.1，June 2007，305-320。

(5)　黄宗羲（1610—1695）《八哀詩•錢宗伯牧齋》是寫給錢謙益的輓歌，其起句云：“四海宗盟五十年。”[清]黄宗羲：《南雷詩曆》，見《南雷詩文集》，收入沈善洪主編：《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73年），第11册，卷2，頁261。

(6)　關於錢謙益在清代和現代的受容，孫康宜有精到的論述，見Kang-i Sun Chang，“Qian Qianyi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in Wilt L.Idema, Wa-i yee Li, and Ellen Widmer（eds）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199-218。

(7)　見Jennifer W.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pp.5-6。

(8)　《孟子》將“遺民”與《詩經》中的《雲漢》聯繫起來。

(9)　Irving Yucheng Lo and William Schultz（eds）Waiting for the Unicorn: poems and lyrics of China’s last dynasty, 1644-1911,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

(10)　Lynn A.Struve，“Ambivalence and action：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in 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Wills, Jr.（eds）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327.

(11)　關於錢謙益在清代和歷史場域中的形象，可參謝正光：《探論清初詩文對錢牧齋評價之轉變》，《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0—105；Kang-iSunChang，“Qian Qianyi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pp.199-218。關於遺民身份的討論，參Struve，“Ambivalence andaction，”p.327；Jay，A Change in Dynasties，p.6；謝正光：《清初所見“遺民録”之編撰與流傳》，《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1—31；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頁102—105n2；張兵：《遺民與遺民詩之流變》，《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4期（1998年7月），頁7—12；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57—279；TobieMe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3-34。

(12)　見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 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584-604，1074-1099。正如Tom Fisher指出的那樣，Ming loyalism這個詞包括了範圍很廣的“態度與生活方式”，而清朝統治下遺民個體的行爲每每處於“全然退隱”與“卑鄙諂媚”兩個極端之間。見Tom Fisher，“Loyalist alternatives in the early Ch’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4.1，Jun.1984，83-122。

(13)　關於清初遺民與所謂貳臣的互動，參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中對錢謙益、方文、顧炎武、曹溶、孫承澤、朱彝尊、王士禛等人的研究。亦可參謝明陽對錢澄之的生活態度與社交生活的觀察。謝明陽：《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智、錢澄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頁139—165。

(14)　Hongnam Kim, The Life of a Patron: Zhou Lianggong（1612-1672）and the painters of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6, p.143.

(15)　Chun-shu Chang and Shelley Hsuen-lun Chang,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Li Yü’s worl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326.

(16)　Kang-i Sun Chang,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

(17)　[清]錢謙益：《吟罷自題長句撥悶二首》其二，見潘重規編校：《錢謙益投筆集校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頁55。《錢謙益投筆集校本》以下簡稱《投筆集》，本書引用《投筆集》，均據此本。另一整理本《投筆集》可見[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雜著》，收入《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册，頁1—77。《錢牧齋全集》以下簡稱《全集》。關於錢謙益各種著作之考述，可參周法高：《錢牧齋詩文集考》，《錢牧齋吴梅村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頁1—97。

(18)　[唐]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引自[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周法高編：《足本錢曾牧齋詩注》（臺北：編者自刊，1973年），第5册，頁2761。本書以下簡稱《牧齋詩注》。

(19)　見《左傳•定公四年》。[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下册，頁2137。《十三經注疏》以下簡稱《十三經》。

(20)　明清時期，文人出版專集多在長江下游的城市中進行，最爲活躍的學者型印刷商以及文人，很多都住在這些城市裏。參Evelyn S.Rawski，“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in David Johnson et al.（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pp.25-26；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29—165；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年）；Ka-i 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　李漁致友人信，參Patrick Hanan，The Invention of Li Y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13。張春樹和駱雪倫認爲，《無聲戲二集》初刊於1654年到1658年間。見Crisis and Transfor m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p.62-63，109n48。

(22)　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139—174；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頁36—90；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85—352。

(23)　[清]楊鳳苞：《書南山草堂遺集》，《秋室集》，卷1，引自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138。

(24)　馮其庸、葉君遠：《吴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251、256—257。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頁64—66。

(25)　長孫夭亡，錢謙益寫了45首很特别、意味深長的詩。錢氏給孫子起的乳名是“桂”，而南明永曆（1647—1661年在位）皇帝本是桂王。讀者感到，錢氏在哀悼其孫的夭亡，同時也在感歎永曆朝所遭遇的悲慘命運。參陳寅恪：《柳如是别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册，頁1111。

(26)　這些詩歌仍可見於《有學集》。[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9，頁455—472。本書以下簡稱《有學集》。

(27)　錢謙益致毛晉46函之一。《錢牧齋先生尺牘》，《牧齋雜著》，收入[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全集》，第7册，頁313—314。

(28)　見李兆元、鄭鴻對此組詩的評論，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册，頁2023—2031。

(29)　[清]王士禛撰，孫言誠點校：《王士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4。

(30)　[清]王士禛：《菜根堂詩集序》，同前注。

(31)　關於清初此一特别的文學唱和活動，可參謝正光：《就〈秋柳〉詩之唱和考論顧炎武與王士禛之交誼》，《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頁392—438。

(32)　Chang,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p.7.

(33)　錢謙益傳記資料，主要據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9，頁6575—6578；[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全集》，第8册，頁930—975；彭城退士：《錢牧翁先生年譜》，附於《牧齋晚年家乘文》（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年）；葛萬里：《牧翁先生年譜》，收入雷瑨輯：《清人説薈二編》（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中華文史叢書》重印上海掃葉山房1917年本），頁575—589；胡文楷：《柳如是年譜》，《東方雜誌》第43卷第3期（1947年2月），頁37—47，也見范景中、周書田編：《柳如是事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465—500；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陳寅恪《柳如是别傳》；L.Car rington Goodrich與J.C. Yang所撰傳略：“Ch’ien Ch’ien-i[Qian Qianyi]，”in Hummel，Eminent Chinese，pp.148-150。裴世俊所作錢謙益傳記對瞭解錢氏生命的重要事件與其時的歷史背景頗有幫助，見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蔡營源更早著有《錢謙益之生平與著述》（苗栗：著者自刊，1976年），也有參考價值。

(34)　見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pp.596-597。

(35)　對錢謙益一組晚明詩作的討論，可參Jonathan Chaves，“The Yellow Mountain poems of Ch’ien Ch’ien-i（1582-1664）：poetry as yu-ch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2，Dec.1988，465-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