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韩诗外传》十卷，西汉韩婴撰。

韩婴，燕人，是西汉初年著名的经学家，以治《诗经》著称，兼治《易经》。我国先秦典籍，在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纵火焚烧咸阳期间，遭到空前破坏。《诗经》由于容易背诵，所以借助学者之口得以不绝。西汉初，传授《诗经》的大师有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他们传授的《诗经》分别称为《齐诗》、《鲁诗》、《韩诗》，合称“三家诗”，均立于学官。又有未立学官的《毛诗》，与以上三家合称“四家诗”。韩婴在汉文帝时为博士，汉景帝时做常山宪王刘舜的太傅，世称“韩太傅”。汉武帝时，韩婴曾与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辩论，由于他精明勇悍，处事分明，董仲舒难不倒他。韩婴曾撰《韩故》三十六卷，以疏通《诗经》文句。又曾“推诗人之意”（《汉书·儒林传》）作《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另有《韩说》四十一卷。以上著作只有《外传》流传下来，其余均亡佚。清代辑佚之本有马国翰《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收入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王谟、黄奭、宋绵初等亦有《韩诗内传》辑本，可供参考。韩婴又治《易经》，《汉书·艺文志》易家有《韩氏》二篇，即韩婴所作，久已亡佚，马国翰辑有《周易韩氏传》二卷。专门研究《韩诗外传》的，有近人赵幼文《〈韩诗外传〉识小》可供参考。

《韩诗外传》，《汉书·艺文志》称《韩外传》，现存的元刻本和部分明刻本又称《诗外传》，但《韩诗外传》之称最为通行。此书《汉书·艺文志》作六卷，《隋书·经籍志》以下均作十卷，大概是后人重分的，并非增加了篇幅。《韩诗外传》在流传中也稍有脱漏。该书的体例是每一条之后都要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但据《四库提要》统计，今本中有二十八条没引《诗经》，大概是传写遗漏。又清人梁章巨《退庵随笔》列举《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曾慥《类说》引《韩诗外传》共八条，均不见于今本《韩诗外传》，说明《韩诗外传》在流传中确有脱漏。但是六朝、唐、宋以来传注、类书征引《韩诗外传》的很多，十之九都见于今本，因此，《韩诗外传》虽有少量脱漏，卷数也有变化，但基本保存了旧有面貌。

《韩诗外传》并不是一部解释《诗经》的著作，而是一部采择上古至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与传说、人物言行、诸子杂说编撰而成的“说部”之书。它的特点是，在每一则故事或每一条议论之后都引《诗经》。但是，书中引用《诗经》只是为了印证故事或议论，而不是为了解释《诗经》。用明代王世贞的话说，是“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转引自《四库提要》）。因此，这些故事言行与《诗经》的解释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部书被称为“外传”。如果不考虑它与《诗经》的关系，那么，它与西汉刘向编校的《说苑》一书是极相似的。

《韩诗外传》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韩诗外传》中记录的不少历史事实和人物事迹，可与史传相补充。例如孔子的高足弟子卜商（子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的事迹很少，《韩诗外传》卷七记子夏作卫国“行人”（外交官）的事迹颇详，可以使我们对子夏有更多的了解。再如《汉书·蒯通传》记蒯通向曹参推荐齐国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二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在《韩诗外传》卷六已有记载，但事迹较《汉书》更完整。研读《蒯通传》不可不参考《韩诗外传》。又如秦穆公时著名相国百里奚的事迹，历来说法不一，他在齐国的经历，《史记·秦本纪》仅有百里奚自述“臣尝游困于齐而乞食人”一句，《韩诗外传》卷八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夫百里奚，齐之乞者也，逐于齐西，无以进，自卖五羊皮，为一轭车。”百里奚在齐国的这一经历，他书尚未见载，足与《史记》相补充。

二、由于《韩诗外传》所采故事及人物言行多与先秦汉魏古书相出入，因此它是校正讹夺、疏通文义的重要材料。例如《说苑·君道》：“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向宗鲁《说苑校证》（1987年7月中华书局排印本）改为：“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向氏注：“‘之行’二字旧倒，今据《外传》乙正。”再如《说苑·立节》：“今修陈门者，不行一于此。”向宗鲁《校证》改为：“今修陈门者，不能行一于此。”向氏注：“‘能’字旧脱，依《外传》补。”这是校正文字颠舛脱漏的例子。又如《淮南子·氾论》：“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籍”字颇为费解。东汉高诱注：“籍，图籍也。”显然不通。《韩诗外传》卷七载此事，作“履天子之位”，清代训诂大家王念孙据此将“籍”解释为“位”，从而使文义明畅易晓。《荀子·儒效》“履天子之籍”杨倞注：“籍，谓天下之图籍也。”王念孙指出，杨倞的错误与高诱相同。《荀子》和《淮南子》的“籍”字之所以能得到明畅的解释，当然还有旁证，但王念孙认为《韩诗外传》作“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明证”。这种借助《韩诗外传》疏通文义的例子还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三、保存《韩诗》古义及《韩诗》用字。《韩诗外传》引用《诗经》当然是为了印证故事，但是，既然要“以《诗》证事”，那么，事与《诗》之间一定要有相通之处，否则无法印证。这就使韩婴对《诗经》的理解得到曲折的反映，有些《韩诗》的古义由此得到保存。例如《诗经·召南》的著名篇章《甘棠》，其写作背景在《韩诗外传》卷一中就有记载：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于棠树之下^[1]，百姓大说，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邵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茀甘棠，勿刬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这一则邵伯听讼甘棠树下的故事，与《韩诗外传》中一般故事不同，这则故事是韩婴为解释《诗经·甘棠》的创作背景而讲述的，故事最后已点明了这一点：“于是诗人见邵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韩婴的三传弟子，西汉昭帝、宣帝时人王吉在《上昌邑王疏》中曾对《甘棠》诗的创作背景作过同样的解释：

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这就足以说明《韩诗外传》关于《甘棠》诗的创作背景的解释正是韩婴的解释。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正是借用这一解释为《毛诗》作疏的。除此之外，《韩诗外传》还保存了大量《韩诗》的文字原貌。《韩诗外传》既然是韩婴所作，那么它所引用的《诗经》自然是《韩诗》。由于秦火之后《诗经》靠背诵流传，所以各家《诗经》的写本在文字上不尽一致，《韩诗外传》引用的《诗经》保存了《韩诗》的面貌，为我们考察各家《诗经》的文字异同并由此探讨文字学诸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上文引的《甘棠》诗，其中“茀”字《毛诗》作“芾”，“刬”字《毛诗》作“翦”。“茀”与“芾”是异体字，“刬”与“翦”则是声义相近的字。从以上保存《韩诗》古义及《韩诗》用字这两个方面来看，《韩诗外传》在《诗经》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韩诗外传》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它在思想和文学方面也有重要价值。

《韩诗外传》虽然多是采择历史故事、人物言行而成，但选择本身就包含了作者的倾向。同时，作者不可能不作任何加工，虽然哪些属于作者加工、哪些属于承用旧文已不可考，但读过《韩诗外传》之后，总会感觉到它在思想内容方面是有特色的。大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倡孝敬父母。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同时也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一种重要手段。《韩诗外传》采入了不少孝的故事，其中有宣扬愚孝的，但是大部分是提倡孝敬父母的，尤其是提倡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尽孝，反对在父母死后大作祭祀，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例如本书屡次记曾子的故事，其中开篇第一章“曾子仕于莒”，写曾子在双亲活着的时候毫不挑剔地去做官，为的是用俸禄养活父母。父母去世之后，他才根据自己的志向决定去就。所以齐国请他做相、楚国请他做令尹、晋国请他做上卿，他都拒绝了。在本书卷七又用曾子自述的形式再次记载了这件事。曾子的理论是“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就是说父母死了之后，杀牛到坟墓上祭祀，不如赶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杀只鸡或小猪给父母吃。这种孝敬父母的美德，是值得今天的人们继承和发扬的。当然像本书卷十记载的申鸣、卞庄子式的愚忠愚孝是应当加以批判的。

二、重视人才。知识和智慧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重视人才的思想是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的。例如《韩诗外传》卷七记载了“齐桓公见小臣”的故事，表现了齐桓公礼贤下士的精神。卷十齐宣王与魏惠王互相炫耀“国宝”的故事，表现了齐宣王崇尚人才的思想。卷六“晋平公游于西河”章、卷七“子质仕而获罪”章，都强调了选拔人才的方法问题。卷七“子贡问大臣”章，又表现了孔子“荐贤者贤于贤”的思想，充分肯定了推荐贤才的人们的高尚品德。《韩诗外传》重视人才的思想是比较突出的。

三、歌颂诤臣，鞭挞小人。《韩诗外传》选入的故事和议论，有不少是关于历代兴亡的经验和教训，其中较突出的一种思想是：国家兴亡，系乎大臣。本书选入的一系列历史故事中，有不少至理名言，例如：“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众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谔谔”、“商纣默默而亡，武王谔谔而昌”、“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鸟之美羽勾喙者，鸟畏之。鱼之侈口垂腴者，鱼畏之。人之利口赡辞者，人畏之”，热情歌颂了直言敢谏的大臣，无情鞭挞了唯唯诺诺、好进谗言的小人。

四、主张轻刑薄赋。《韩诗外传》反对严刑峻法，反对横征暴敛，有较明显的轻刑薄赋思想，这与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有一定联系。例如卷八说：“夫贤君之治也，温良而和，宽容而爱，刑清而省，喜赏而恶罚。”又说：“不夺民力，役不逾时，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无冻馁，食无腐败。”再如卷十晋平公藏宝之台失火、公子晏前往祝贺的故事，借公子晏之口揭露了统治者横征暴敛、使百姓“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的残酷现实，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五、崇尚学识。《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不少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其中对学识的推崇较为明显。例如卷六记载孔子的话：

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

这段议论不见于《论语》，是否真出于孔子之口，不敢肯定，但这段话被选入本书，说明韩婴对学识很重视。再如卷八“鲁哀公问冉有”章，冉有列举子路、子贡以及历史名人姚贾、百里奚、太公望、管仲的事迹，得出“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的结论。这种思想在创造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当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韩诗外传》的文学价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保存大量历史故事与传说，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的资料。例如关于尧、舜的神话传说，先秦两汉古书中零星保存了不少，但说法纷歧，矛盾之处往往也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的儿子丹朱，因为没有才华，尧没把帝位传给他，而是传给了舜。尧死后，舜仍让帝位给丹朱，但诸侯不去朝拜丹朱，而去朝拜舜，于是舜才登天子之位。关于丹朱的结局，《庄子·盗跖》、《韩非子·说疑》均以为是尧杀丹朱，《竹书纪年》则有“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的记载（《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但《韩诗外传》卷八“魏文侯问狐卷子”章却说：“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显然认为是尧流放了丹朱。这种传说在其他先秦两汉古籍中还未见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舜的父亲瞽瞍和后母弟象曾屡次加害于舜^[2]，但舜仍然对瞽瞍很孝顺，对象很友爱。舜做了天子以后，对瞽瞍仍恭恭敬敬，并且封象为诸侯。但《韩诗外传》“魏文侯问狐卷子”章却说：“子贤不过舜，而瞽瞍拘。兄贤不过舜，而象放。”就是说舜拘捕了他的父亲，流放了他的弟弟。这就与《韩非子·忠孝》所说的“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淮南子·泰族》所说的“舜放弟”相吻合了。这些尧舜的传说都是较稀见的。再如三皇五帝，是人们熟知的，但他们的老师却鲜为人知，《韩诗外传》卷五就有十分完整的记载：

黄帝学乎大填，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

在周秦汉魏古籍中，这样完整的记载是不可多得的。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很可贵的文献资料。

二、优美的寓言，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例如卷八：

昔者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于御者曰：“此何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为用，故出放之也。”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

这则寓言是借老马的遭遇，说明世态的炎凉。谋士也好，士兵也好，壮年出尽了力，晚年就会被抛弃。“田子方束帛而赎之”，代表了人们的愿望。寓意深刻，情调悲凉，耐人寻味。又如卷八：

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此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

这就是流传很广的“螳臂挡车”的寓言故事，作者借螳螂的性格歌颂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它给弱小者莫大的鼓励。再如卷六“勇士一呼三军皆避”章：

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跃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而况人乎！

后人把这则寓言故事概括为“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它告诉人们：真诚可以使你收到预料不到的效果，真诚可以创造奇迹。

三、善用比喻。寓言其实也是一种比喻，只是寓言具有一定故事性，一般的比喻则不一定具有故事性。《韩诗外传》中大量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不仅对说明道理有很大帮助，而且富有文学色彩。例如卷七“齐景公问晏子”章，用生活在土地庙里的老鼠来比喻国君周围的小人在国君的庇护下为非作歹，而又逍遥法外。作者描绘社鼠说：“社鼠出窃于外，入托于社，灌之恐坏墙，熏之恐烧木。”可见社鼠与那些小人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比喻非常恰当。又如卷六“晋平公游于西河”章，用鸿鹄的六翮比喻贤士，用鸿鹄的“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比喻庸才。卷九“凤凰之初起”章，用凤凰比喻有识之士，以“藩篱之雀”比喻眼光短浅的“俗士”，都是十分恰当的。

四、善用夸张的修辞方法。合理的夸张会令人觉得更真实，这样的夸张才是成功的夸张。《韩诗外传》成功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例如卷八子贡向齐景公夸赞孔子：

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孔子的伟大如果从正面回答，恐怕是很难的，子贡巧妙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充分表现出孔子的伟大：他像天一样高不可猜，像地一样厚不可量，像江海一样深不可测。这一夸张使孔子的伟大得到了合理的表现，对后代诗文小说戏曲创作中描写人物也有一定的影响。再如卷六“楚庄王伐郑”章^[3]，为了充分表现晋国军队败得惨，作者用了这样一句夸张语言：“士卒奔者争舟而指可掬也”^[4]，败兵争着上船逃跑，抓着船沿的士兵的手指被砍断，掉进船内的手指头都可以用手捧。这显然是夸张，但却并不令人觉得失实。这就是合理夸张的效果。

五、语言生动。《韩诗外传》中有许多描写语言是非常生动的，这对传达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都起到良好的作用。例如卷九“孔子过康子”章，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辩论者形象，一是孔子，一是“小人”。作者是这样描写孔子的辩论形象的：“子亦闻夫子之议论邪？徐言訚訚，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巍巍乎，荡荡乎，道有归矣！”訚訚，是和颜悦色的情态。翼翼，是庄严恭敬的样子。巍巍，崇高貌。荡荡，广大貌。连用四个描写状态的叠音词，就把孔子的儒雅风度十分形象地展现出来了。而描写小人辩论者的形象就更为生动：“瞋目扼腕，疾言喷喷，口沸目赤。一幸得胜，疾笑嗌嗌。”那种声色俱厉、争胜斗强和小人得意、沾沾自喜的鄙陋浅薄的形象简直被合盘托出了。又如卷九“凤凰之初起”章，描写凤凰飞上高空以后的形象用“一诎一信，展羽云间”，描写藩篱之雀讥笑初飞的凤凰用“喔吚而笑之”，都是极其生动形象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生动的语言能够使被描写的人或事物的形象或性格得到更充分的表现。《韩诗外传》在这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毫不逊色，它的文学价值必将为更多的读者所认识。

《韩诗外传》的版本，有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有民国十八年丹徒吴庠、江都秦更年合资影刻本）、明嘉靖间沈辨之野竹斋翻刻元至正本（与嘉兴路儒学本非出一源。有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等十余种。校注本有清赵怀玉校正《韩诗外传》十卷（乾隆五十五年赵氏亦有生斋刻本）、清周廷宷《韩氏外传校注》十卷（乾隆五十六年周氏营造堂刻本）等。近人许维遹先生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参校各种版本，成《韩诗外传集释》十卷（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据遗稿排印本），虽然主要做了集校工作，集释工作很少涉及，但仍是较完善的校本。此次选译主要以许氏《集释》为底本，并参校了吴庠、秦更年影元刻本，凡有校改，概于注释中说明。

此次所选，以故事性较强或议论精彩、富有启发意义的章节为限。同时，对已见于现存先秦典籍的章节，尽量不予入选，以体现《韩诗外传》的特色。至于《说苑》、《新序》、《列子》等成书于《韩诗外传》以后的典籍，则不避重复。各篇题目系此次所加。题目后一律在括弧内注出《韩诗外传》原卷数，以便寻检。本书前四卷的选译由庄大钧执笔，后六卷的选译及《前言》由杜泽逊执笔。全书是在董治安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请读者指正。

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庄大钧（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1]此句原作“庐于树下”，今据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九七三引《韩诗外传》改。

[2]瞍，一作“叟”。

[3]又见《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

[4]《左传》宣公十二年已有“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