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历史演义，但不拟作普遍而全面的研究，而是从某些细部分别清理演义小说题材、内容、意义、体式上的发生、发展、衍化。其具体内容如下：

《〈三国演义〉两大版本系统的关系》主要从一个侧面探讨《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因《三国演义》与历史典籍关系直接而紧密，本章便尝试从史料来源的角度，来探讨演义本系统和志传本系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因为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都找得到大量比对方更接近史传原文的例子，这就可基本认定一个事实：即以嘉靖本为代表的演义本和以叶逢春本为代表的志传本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些元祖本的成分。这样一来，而今学术界大致认定志传系统比演义系统更接近罗贯中的元祖本的意见，以及一些与之相反的意见，都是不能成立的。总的说来，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属于并列关系，并无明确的早晚先后之分。这对于《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此外，本章列举了不少《三国演义》直接出自《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的文字，便为进一步探讨《三国演义》的题名问题奠定了基础。

《叶逢春本〈三国志传〉题名“汉谱”说》主要从一个侧面清理《三国演义》的历史渊源。刊刻于明嘉靖二十七年的叶逢春本是今存最早的志传本，其正式题名为“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其中包含了为人熟知的两本书，即《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然而，对于题名中的“汉谱”一词，却较少受人注意。本文认为，“汉谱”指《后汉书》。本章从语言和故事两方面考查了《通俗三国志》袭取《后汉书》的情况，还从双峰堂本把“汉谱”二字换成“后汉”来证实“汉谱”即《后汉书》。总的说来，《三国演义》在吸收历代史籍、文学成果方面表现出一个大致的特色，即以《资治通鉴》为骨架，而以《后汉书》和《三国志》为血肉，并兼采其他野史笔记和前人的诗词论赞而成。

《“演义”的生成》主要清理《三国演义》文体要素的形成，并顺理成章地探究了“演义”与“志传”的关系。“演义”源自儒家经传，本作动词，特指一种释经的言说方式，具有对原典进行经义推衍、文字增广和内容发挥等三大特征。先秦“演义”有演言、演事、演象等三大类。从“演事”而言，《左传》实为“演义”之祖。而推其原，《春秋》实已确定了历史叙事的三大要素：事、文、义。事、文、义也成为历史演义的三大要素，并规定了后世历史演义的基本特征。“传”与“演义”一样，也是一种阐释方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文体形式。但“演义”作为一种文类之专名，要晚至唐代方被赋予文学意义；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才标志着历史演义文体之正式确立。以后明清历史小说之题名，“演义”与“传”“志传”同义，之间并无根本的体式之别。这就是说，题名《三国志演义》或《三国志传》其意相同，其间并无体式或题材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分别。

《〈资治通鉴纲目〉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传统》主要从一个侧面清理《三国演义》的思想渊源。前贤谈论《三国演义》与《资治通鉴》《后汉书》《三国志》等书的继承关系，往往更多地强调人物故事乃至语言文字，然而思想观念和感情色彩的影响其实更加重要。本章即拟具体探讨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与《三国演义》在“尊刘贬曹”思想倾向上的重要关联。《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为“乱臣贼子”，说他“弑伏皇后”；而说刘备建安四年攻打许昌的行为是“讨反贼”。这就把曹刘双方的争霸斗争，看作是正统政权对谋逆之贼的战争。小说不取“传禅”之说，称曹丕是“废帝”篡位；而称颂刘备是“即位”，让他代表炎汉正统一脉。这些思想和意见，并不见于其他正史、《资治通鉴》和小说杂戏中，而根源于《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追求所谓一字褒贬，其目标就是希望达到《春秋》那样使“乱臣贼子惧”的惩劝效果。《三国演义》通过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上溯《春秋》之“义”，此“义”也就成为历史演义的“义”根本和核心。受其影响，后世演义纷纷标举“按鉴”字样，除了表明在行文上与《资治通鉴》的密切关系，更显示了与朱熹《纲目》在思想意义上的深层关联。

《“演义”辨略》主要探讨“演义”小说的衍化以及古今“演义”文学观的发展变化。“演义”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近年来得到学界的关注，但各家的认识颇有出入。本章对其文体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历史的梳理，指出最初作为一般的文体，主要是对经部以及子部、集部的著作进行阐发。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一书对以后演义体作品的大量涌现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三国志演义》的出现，形成了对史部著作演义的热潮。这类作品从“志传”与“说话”而来，其特点是题材的历史性与语言的通俗性。它们别成一体，自成系统，其影响掩盖了一般意义上的“演义”。明人对这类演义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分别把它们当作通俗历史、历史小说或通俗小说。今人一般都将“演义体”看作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