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逢春本《三国志传》题名“汉谱”说

本文主要从一个侧面探讨《三国演义》与历史典籍的渊源关系。

《三国演义》各本中，刊刻于嘉靖二十七年的叶逢春本《三国志传》是今存志传系统最早的版本，在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上半叶，伯希和、戴望舒等学者就已经关注过此书。1995年，日本学者井上泰山氏所编的影印本问世，引起了更广泛的研究兴趣，并发表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此书的正式题名为《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其中包含了为人熟知的两本书，即《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然而，对于题名中的“汉谱”一词，却较少受人注意。“汉谱”是什么意思呢？鄙意认为有必要作一探讨。

一、“汉谱”即《后汉书》

有的学者曾提出，在众多《三国演义》版本中，《英雄谱》的题名有一“谱”字，“汉谱”的题名大约应是《英雄谱》。

至今所传的《英雄谱》本有下列三种：二刻英雄谱本、四大奇书本和汉宋奇书本。后两种出在清代以后，当然不可能成为叶逢春本的底本。只有二刻英雄谱本是明刊本，其书的全称为“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版心书名《二刻英雄谱》。“英雄谱”之名似乎出自熊飞的原创，他在《英雄谱弁言》中明确说出正是他本人“合《三国》《水浒》而题为‘英雄谱’”的。因此可以说，《英雄谱》本为熊飞初次汇刻。方彦寿在《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中也持这种观点，说：

熊飞，字希孟，号在渭。熊宗立的六世孙。他在崇祯年间以“雄飞馆”之名首刊《英雄谱》，别出心裁地将《水浒》和《三国》上下合刊。

方彦寿认为，熊飞刊刻《英雄谱》的时间是在崇祯朝。笔者则进一步提出，雄飞馆《英雄谱》本当刊于崇祯十五年至十七年（1642—1644）之间。这是据该本卷首熊飞《弁言》中所言“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而知。明末天启、崇祯朝在东面抵御清兵而战绩著卓的经略主要有袁应泰、熊廷弼、孙承宗等，其中最后去世的孙承宗死于崇祯十一年。“开府”在明朝指督师、总督，而在西面抵抗李自成起义的“两开府”当指傅宗龙、汪乔年，或杨文岳、孙传庭等。傅宗龙死于崇祯十四年，汪乔年、杨文岳均死于崇祯十五年，孙传庭死于崇祯十六年。同时，熊飞的话中也看不出明清易代的痕迹。因此，《英雄谱》的刊刻年代必然在崇祯十五年至明亡之前。既如此，从时间上来说，就不可能有个早于叶逢春本的“英雄谱”本。

而且，即今所见的各《英雄谱》本都没有直接标出“汉谱”之名。虽然在汉宋奇书本的版心题名“汉宋奇书：英雄谱”中，分别有“汉”“谱”二字，但也并没有径称其书为“汉谱”。据今存各《英雄谱》本看来，“谱”字总是与“英雄”二字相联，称做“英雄谱”。同时，在叶逢春本的序言及有关材料中，均未谈及与《水浒》合刻的事，且事实上叶逢春本也没有与《水浒》一并刊刻，因此，要将“汉谱”与《英雄谱》联系起来，显然是证据不足的。

那么“汉谱”当作何解释呢？我认为“汉谱”即《后汉书》。从词义上说，“谱”可作为动词，即有系统地编排记录故事的意思。例如，《史记·三代世表》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张守义《正义》解释说：“谱，布也，列其事也。”与此相联系，“谱”又可作为名词，指按照事物类别有系统地编成的书籍、表册，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刘知幾《史通·表历》云：“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这里的“谱”，都近于“史”义。“谱”即“史”之谓，后人有将史、谱合称为“史谱”者。是故“汉谱”可以理解为“汉史”。

叶逢春本题名“汉谱”中的“谱”字，我不把它作动词讲，因为参照前面“按鉴”一词的结构，如果“谱”是动词，应当写作“谱汉”，而不是“汉谱”。这里的“汉谱”是名词。“汉谱”前有“鉴”，后有“三国志”，既然前者是司马光所作的《资治通鉴》的简称，后者为陈寿的《三国志》，而它处在《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的中间，就应该指代和它们属性相同的事物，因此，“汉谱”当指《后汉书》。

《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正如作者所标举的那样，是为史传作“演义”。这些史传中，最重要的乃是《三国志》，其名也几乎遍布各个版本中，或者题为《三国志传》，或者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其次，它演义的对象还有《资治通鉴》，所以也有很多版本（主要是志传系统的本子）都纷纷标上了“按鉴”字样，叶逢春本即是如此。再次，据笔者所知，此书也演义《后汉书》，其中灵帝、献帝以及主要活动在灵、献之朝的大量人物、故事都来自《后汉书》。

二、《三国演义》吸取《后汉书》的特点

《三国演义》在对《资治通鉴》《后汉书》和《三国志》吸收的特色上，一般是以《资治通鉴》为骨架，而以《后汉书》和《三国志》为血肉，并兼采其他野史笔记和前人的诗词论赞而成。具体说来，在以事系年和故事框架两方面，《三国演义》主要参考了《资治通鉴》。例如，含叶逢春本在内的志传系统本在各卷卷首普遍标明起讫年代的做法，就是对《资治通鉴》的移植。另一方面，对具体人物事件的描绘及其评价，则又多采《后汉书》和《三国志》等。这样一来，形成了在叙事上既有条不紊而又细腻生动的特点，而这正是该书的显著成就之一。

具体来讲，《三国演义》对《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继承情况，学人已多所发明，这里不再多说。下面我只讨论《三国演义》借鉴《后汉书》这个相对为人忽略的问题。这种借鉴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语言文字和故事情节。

（一）《三国演义》在语言文字上沿袭《后汉书》者

《后汉书》卷九十《蔡邕传》载董卓被诛，蔡邕在司徒王允坐上公然为之哀叹，被王允收付廷尉治罪。士大夫纷纷为蔡邕说情，其中有马日的一段话道：

太尉马日劝谏王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

《资治通鉴》卷六十也录其事：

太尉马日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

叶逢春本《三国志传》第十八则《李傕郭汜寇长安》曰：

太傅马日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杀之，夫（当为“无”字之误，——引者注）乃失士之望乎？”（卷一）

从马日的话看来，各本基本相同，但是，《三国演义》和《后汉书》都有“忠孝素著”这样的字眼，而《资治通鉴》却没有这一句，因此，《三国演义》本段文字当出于《后汉书》，而不是《资治通鉴》。

（二）《三国演义》在故事情节上借鉴《后汉书》者

1．《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则《刘玄德北海解围》，写曹操为报杀父之仇，兴兵讨伐陶谦。情急之下，陶谦求救于田楷和刘备，得以解围。其间还穿插了黄巾军头领管亥带人攻打北海孔融之事，写道：

太史慈得脱，星夜投平原县来求救。见刘玄德，施礼罢，备言孔北海受围之事，今特令太史慈来求救。呈上书。玄德看之，问慈曰：“汝何人也？”慈曰：“某，太史慈，东海之鄙人也。与孔北海亲非骨肉，比非乡党，特以名志相好，有分忧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大仰。慈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自托于君。惟君所以存之！”玄德闻言大惊，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乃唤关羽、张飞点精兵三千人，望北海郡进发。（叶逢春本卷一）

管亥攻打北海事，《资治通鉴》不载，《后汉书》卷一百《孔融传》曰：

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

《三国演义》叙管亥攻打北海郡，其故事与文字与《后汉书》基本相同，当是出自《后汉书》。

2．《三国演义》第十七则《王允授计诛董卓》写王允和吕布、李肃等人合谋诛杀董卓。按照计划，汉献帝降诏命董卓前去接受禅让，骗取他进宫，好伺机杀之。董卓在志得意满之余，不能分辨真伪，贸然前往，果被诛杀。小说渲染了董卓进宫路上的异兆，诸如车折轮、马断辔、乌云蔽日以及道士书“吕”字于布上等。这些情节多为小说家言，《资治通鉴》不载。《后汉书》卷一百二《董卓传》载有马惊堕于泥和书“吕”于布之事，但都不是发生在董卓被刺的当天，而是在前一年即初平二年就陆续发生了，只是“卓不悟”而已。在诛董卓故事情节上，《三国演义》应与《后汉书》有直接联系。

3．《三国演义》第十九则《李傕郭汜杀樊稠》写李傕、郭汜杀了王允，为董卓报仇，又为董卓举行盛葬：

李、郭追寻董卓尸首，但获得些小皮肉，用香木雕成卓形，大设祭祀，修陈功德，用王者衣冠棺椁，富盛不可尽言。选良时吉日，迁葬郿坞。临葬之夜，天降大雷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卓墓，提出椁外，皮肉皆为粉碎。李傕候晴霁再葬，是夜又复如此。三葬皆废。岂无天地神明乎？（叶逢春本卷一）

李傕、郭汜葬董卓之事，也不见于《资治通鉴》，而《后汉书》卷一百二《董卓传》载其事，曰：

傕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三国演义》叙李傕、郭汜葬董卓，其故事与文字与《后汉书》基本相同，当是出自《后汉书》。

三、双峰堂本题名中的“后汉”即《后汉书》

能够证明此“汉谱”为《后汉书》的，还有叶逢春本系统的其他本子。比如双峰堂本，从它的故事情节、段落结构以及串句脱文、衍文、错别字等方面来看，可以说它与叶逢春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井山泰上就说过：“双峰堂本直接在叶逢春本的基础上刊刻的可能性极大”。

既然双峰堂本与叶逢春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它是如何理解“汉谱”二字的呢？双峰堂本的书名题为“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而在总目前的题名是“按史鉴后汉三国志传”。此处并无“汉谱”之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叶逢春本题“汉谱”的地方，双峰堂本换上了“后汉”两字。对“史鉴后汉三国志”的释义，“史鉴”是《资治通鉴》的简称，“三国志”即为《三国志》，中间的“后汉”，也应该指代同类属性的事物，因此，“后汉”即《后汉书》。双峰堂本用《后汉书》来取代颇令人费解的“汉谱”二字，正体现了余象斗心目中“汉谱”二字的真义。这也从侧面说明：叶逢春本题名所谓“汉谱”即是《后汉书》。

现存《三国演义》诸本中，只有以叶逢春本为代表的志传系统的本子标举“按鉴汉谱三国志”之类，演义系统没有此等文字，但由于二者的人物故事和语言文字大体一致，尤其是嘉靖本有很多文字直接抄自《资治通鉴》《后汉书》《三国志》这类史书，因而它也有理由标榜“按鉴汉谱三国志”之名。因此，笔者进一步认为，所谓“按鉴汉谱三国志传”乃更接近于罗贯中原本《三国演义》的题名。

明白了“汉谱”乃《后汉书》之谓，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也很有意义。以往在分析本书的内容和主题时，重点强调曹刘集团的矛盾对立及其所代表的道德蕴涵与历史进程的关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后汉人物、故事也考虑进去，将会发现，《三国演义》的核心内容乃在于描绘一个后汉、三国的乱世景象以及国家的分裂与统一；而这部通俗历史小说的主旨不外乎借古鉴今。

1. 原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2. 叶逢春本《三国志传》，现藏于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书首有元峰子写于嘉靖二十七年的《三国志传加像序》。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均出版有影印本。
3. 参见［日］井上泰山《西班牙爱斯高亚尔静院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初考》、章培恒《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代》，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 方彦寿《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文献》1987年第1期。
5. 参见〔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6. 当然，作者在对具体人物故事的刻画当中，并非不采《资治通鉴》，实际上，从文字对勘来看，《三国演义》直接采用《资治通鉴》的故事情节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7. 周兆新曾指出《三国演义》大量采用了《后汉书》的人物故事，说“嘉靖本中相当多的情节和段落，并非来源于《详节》，而只能来源于《后汉书》和《三国志》。”但他也不曾分析其详情。参见周兆新《〈三国演义〉与〈十七史详节〉的关系》，《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8. 本文所引〔南朝·宋〕范晔编撰《后汉书》，出自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且邕忠孝素著”一句。实际上，为避免片面性的麻烦，本文所有来自叶逢春本的引文全部与嘉靖本接近。这样就可以说明嘉靖本与叶逢春本的共同祖本也与《后汉书》有直接关系。
10. 〔南宋〕吕祖谦《东汉详节》卷十八记载了所有这些细节，但并没有关于“道士”或“道人”的小字注。说明这些故事可能不是来自《东汉详节》。周兆新教授将《详节》与嘉靖本相对照，也说“嘉靖本中相当多的情节和段落，并非来源于《详节》，而只能来源于《后汉书》和《三国志》”。详情请参见周兆新《〈三国演义〉与〈十七史详节〉的关系》，《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11. 参见［日］井上泰上《解说》一文，原文载井上氏所编《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即叶逢春本）附录，［日］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3月15日发行。中文译为《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第163页。后又附于井上泰山编《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卷末《解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