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彼岸书》是我在西方出的第一本书，该书汇集了我于1848年到1849年间用俄语写的文章。我曾亲自给年轻的文学家费·卡帕用德语口述过这些文章。

如今该书中许多内容已然不再新鲜了。^[1]五年可怕的岁月毕竟也能教会我们这些最顽固不化、最无愧悔之心的罪人一些什么吧。1850年初这本书在德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除了像尤里乌斯、福禄培尔、雅各布、法利梅列伊耶尔这些人多为客气的反响外，无论赞扬还是詈骂都非常激烈，一些才华横溢、正直诚恳的人，竟然怒火填膺地抨击这本书。

人们谴责我宣扬绝望，谴责我不懂人民，谴责我以一种爱的苦闷反对革命，谴责我不尊重民主，不尊重民众和欧洲……

12月2日，有人以比我更响亮的声音回答了他们。^[2]

1852年，我在伦敦见到了我最机智的对手佐尔格，他正忙着尽快去美国，因为他觉得在欧洲已经无事可干了。“看起来，”我对他说，“形势已经告诉您我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佐尔格好心地笑着回答我说：“我不需要大费周章就知道，我那时写的都是胡说八道。”

尽管有人这样善意地认可，舆论得出的总的结论和留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仍然是对我不利的。这是不是说，暴躁易怒，意味着威胁的逼近；面对未来的恐惧，意味着掩饰自己弱点的愿望，意味着天真任性、头脑僵化的老年呢？

……俄罗斯人的命运好奇特——他们看得比邻国人更远，也更阴郁，并且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俄罗斯人都是些“哑巴”——米什列如是说。^[3][4]

以下文字就是早在我之前我们的一位本国同胞写下的：

“谁比我们俄国人更能颂扬18世纪的优点、哲学之光、习俗的改进，社会精神的无远弗届的普及，各民族间密切而又友好的关系，统治方式的温和？……尽管人类的地平线上仍有几朵乌云，但明亮的希望之光已经照亮了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曾经以为这个世纪的终结就是人类最大灾难的终结，以为终结之后便会继之以理论与实践，思辨与行动的结合……这一给人以安慰的体制如今安在？它连根毁灭了，18世纪正在走向结束，而那个不幸的善人跨出两步为自己量出坟墓，以便带着自己那受骗上当、被撕碎的心躺在里面，永远阖上双眼。”

谁还敢于思考、期待和预见呢？我们曾经爱戴的那些人究竟在哪儿？科学与智慧的果实在哪儿？启蒙时代啊，我没能认出你；你浑身浸着血与火，你充满杀戮和破坏，我没能认出你。

厌新症患者得意扬扬。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启蒙的果实，就是你们科学的果实，而且哲学也正在死亡！”——可怜兮兮，失去祖邦，可怜兮兮，失去血缘，失去父亲、儿子和朋友的人在重复：是啊，是正在死亡！

流血事件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我相信劈砍利剑的那只手总会疲倦的；地心深处的硫黄和硝酸钾总会耗尽的；雷霆会沉默，寂静迟早会到来，但这将会是怎样的寂静呢？——是不是一种僵死、寒冷而又阴暗的寂静呢……

在我看来科学的堕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甚至近在咫尺。而一旦科学堕落，一旦这座恢宏壮丽的大厦倒塌，慈善的灯火熄灭——世界将会怎样？我万分恐惧，我心在颤抖，假使我们能从灰烬中抢救出几颗火种，假使有几个人找到了火种，并用它们照亮了自己那间宁静而又孤处的茅屋——可对世界又该怎么办？

我掩住自己的脸！

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种族已经达到启蒙所能具有的最高程度了？接下来就该重新堕入野蛮，再重新一步一步地走出野蛮，就像西绪福斯推的那块石头，刚被推到山顶，石头便由于自己的重量又滚了下去，于是这位永恒的劳工就不得不又一次把它推向山顶？——这形象好不令人悲伤！

如今我觉得似乎就连编年史也在证实这种观点的或然性。我们未必知道古代亚洲那些民族和公国的名称，但根据某些历史片段可以断定这些民族不是野蛮人……一个个公国覆灭了，一个个民族消失了，从尘埃中诞生了新的种族，他们诞生于黑暗中，曙色熹微中，诞生于襁褓中，他们经过学习终于成名。也许，早在埃及的光辉闪耀之前，许多地域没入永恒，人的头脑里有过几个白天，黑夜也曾数次使人灵魂晦暗。

埃及的启蒙运动是和希腊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罗马人就是在这一伟大学派中学习的。

继这一辉煌时代而来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长达数百年之久的野蛮。

浓密的黑暗是渐渐变得稀薄，渐渐变得清亮起来的。终于，太阳出来了，善良而又有仁爱之心的人们见识了人类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看见完美的目标已然近在咫尺，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欢呼：到岸了！可是，天空中突然风云变色，人类的命运被淹没在酝酿风云的乌云中！啊，后代呀！怎样的宿命在等待着你？

有时候令人难以忍受的忧郁挤压着我的心口，有时候我会跪倒在地，张开两臂向那位不可见者祈祷……没有回答！——我的脑袋低垂在胸口。

在同一个圆中的永恒运动，永远的周而复始，永远的昼夜交替，昼夜轮回，欢乐之水只有一滴，悲伤的泪水却汇成汪洋大海。我的朋友！我，你，我们究竟该怎么活下去呢？我们的祖先又是靠什么活的呢？我们的后代又将何以为生呢？

我的精神萎靡不振，充满忧伤！^[5]

这些充满痛苦和愤懑、眼泪和忧伤的文字，写于90年代末。——尼·米·卡拉姆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