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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

多元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作者:何江胜,姜礼福 编


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

花园、动物和水坝——后殖民生态批评视域中的《绿绿的草 流动的水》

张慧荣

【内容摘要】以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观照,加拿大印第安作家托马斯·金恩的小说《绿绿的草,流动的水》中的花园、动物和水坝体现出殖民主义与生态毁坏的共谋关系,以上帝为中心的伊甸园是欧洲人在美洲殖民地的原型,基督教社会对于动物和被当成动物的人的偏见表明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联系,水坝建设反映了当地政府以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发展经济,印第安人、印第安创世者郊狼和水等合力颠覆水坝,为印第安人的生存带来希望。

【关键词】托马斯·金恩;《绿绿的草,流动的水》;花园;动物;水坝

【作者简介】张慧荣,苏州大学博士,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11BWW054),安徽科技学院重点课题“当代印第安文学生态批评研究”(SRC2013339)的阶段成果。

Title:Garden Animal Dam—Interpretation of 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the garden,the animal and the dam in Canadian novelist Thomas King's 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reveal that colonialism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re all part of conspiracy.Specificly,Garden of Eden is the archetype of the colony in America,the prejudice of Christian society for animals and the people treated as animals indicates speciesism and racism are closely connected,the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s economy at the cost of Indian interest,where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dian,Indian Creator Coyote and water subverts the dam and brings hope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Indian.

Keywords:Thomas King,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garden,animal,dam

Author:Zhang Huirong<huirongzhang501@163.com>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Suzhou University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Fengyang county,Anhui province(233100).

加拿大印第安作家托马斯·金恩(Thomas King)的小说《绿绿的草 流动的水》(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 1993)结合神话、民族传统、文学经典,运用反讽、典故和讲故事等多种写作手法,引发了众多评论。国外学者探讨了小说的多个叙述者、循环故事线索和双关语等后现代叙述形式(Chester 44—61),或恶作剧者叙述形式(Smith 58—78)。国内学者阐释了金恩以后殖民反话语策略改写基督教文化,并以印第安神话人物和印第安群体重写被歪曲的北美印第安历史(邹惠玲40—49)。本文以该小说为文本依据,采用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通过对小说中花园、动物和水坝的分析,说明以上帝为中心的伊甸园是欧洲人在美洲殖民地的原型,基督教社会对于动物和被当成动物的人的偏见表明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联系,水坝建设反映了当地政府以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发展经济,印第安人、印第安创始者郊狼和水等合力颠覆水坝,为印第安人的生存带来希望。

一、花园——殖民专制的世界

小说中上帝的花园是一片被主宰的风景。金恩将印第安创世神话和基督教创世神话进行杂糅,并对基督教和历史中的错误叙述进行挪用和戏仿,嘲讽了以上帝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和等级制社会结构。小说中的伊甸园叙述模仿“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而印第安始祖女和伴侣阿呆成为新的主角。小说中的上帝认为印第安神话创世者——始祖女的世界是空无的、没有秩序的和混沌的荒野,有待他用基督教规矩进行改造,使之文明化。这位上帝说:“世界从空无开始,世界从花园开始。”(40)于是上帝圈围土地,拦截水,在混沌中创建伊甸园,由此成为财产私有制的维护者。与这位上帝类似,在现实社会,初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将那里视为“落后的”、“未经文明改造的”和“空无的”荒野,这样他们就以上帝之名将他们偷窃土地的行径合法化。小说中的上帝还独占知识树上的果子,并威胁道:“任何人吃了我的东西都会后悔的,那是规矩,基督教规矩。”(69)胆敢打破规矩的人会被上帝踢出花园。但始祖女将果园中的西瓜、炸面包圈和玉米等与阿呆和动物们分享。她的行为体现了印第安文化万物皆有亲缘关系的群体主义价值观,植物、动物、人和神灵之间没有严格界线,大家共同织成生命之网,共享生命的果实。因为与上帝的价值观相左,始祖女带着阿呆和动物们,抛弃专横的上帝,寻找新的家园。始祖女所体现的平等包容精神,愈加反衬出上帝对私有财产占有欲的渺小。

在小说中的现实世界里,位于加利福尼亚精神病医院的花园是欧洲人在美洲建造的“人间伊甸园”的象征。医院的统治者霍瓦博士声称他对于花园的土地拥有合法所有权:“我的祖父从旧世界出发来到这里,他在地产上挣得财产,他从印第安人手里买到土地。”(95—96)他的辩解与主流叙述一致,旨在粉饰殖民者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不光彩历史。花园中的许多榆树得了榆树枯叶病,一种非本地病害,树很快枯死,被清除出花园。“树枝被送进一个方形的叶绿色机器,磨成锯末。树枝发出可怕的哀号。树根被从土里挖出,两天后,你无法说明那里曾有榆树生长。榆树几乎和花园一样古老。”(73)榆树被清除出花园的过程可被视为一个隐喻,影射殖民早期印第安人感染了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和麻疹等传染病而大量死亡和欧洲人不战而胜的殖民历史。“英国环境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作品揭示了历史上帝国创建扩张过程中生态的作用。”(Huggan&Tiffin 3)毁坏原生生态系统有助于推进殖民进程。清除了原生生态系统后,殖民者用欧洲的植物取代原生植物。作为花园的主宰者,霍瓦博士着手重建欧洲园林景观。他用英国植物,如黄水仙、荷花和常青树等,建成英式花园。植物被规划、排列和修整,成为规范有序的人造风景。不仅景观,霍瓦的桌子也铭刻了殖民史,“桌子宽大,是他妻子在拍卖市场发现的,是殖民地时期的木工精品。他称赞妻子能找到如此大的一块木板,这让他想到了从根部砍倒的一棵树。”(16)一颗鲜活的大树被制造成商品的过程,影射了工业化社会将自然视为资源而疯狂掠夺的经济发展史。大树的命运类似当年被殖民者杀戮的印第安人,桌子是殖民地血腥历史的见证。因此,霍瓦博士隐约感到桌子的反抗:“桌子似乎在长大,桌子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包裹了他。”桌子代表被剥夺的印第安人和自然对统治者沉默的威胁,以至于霍瓦博士想移走这张桌子。

金恩在隐喻层面将上帝的伊甸园与现实中的花园相提并论,强调基督教是财产私有制和殖民扩张的宗教根源,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殖民者占有,成为他们的人间伊甸园。

二、动物和被视作动物的人——基督教社会的他者

在基督教社会,无论是花园之蛇还是被诺亚拒绝上船的动物,都是被基督教压制的他者,小说中的郊狼就是其中一位。在印第安神话中,郊狼具有双重特性,郊狼时而是个跨越神、人和动物之间界线的恶作剧者,时而是创世文化英雄。一方面郊狼总在破坏世界秩序,打破平衡,引起灾难和毁灭,另一方面,郊狼也带来自由和解放。但在基督教社会,郊狼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打击。小说中,郊狼与《白鲸记》中的捕鲸者亚哈之间有一段对话,对话揭示了郊狼在主流社会遭受劫杀的厄运。亚哈说:“这是个基督徒的世界,你知道。我们只杀有用的或我们不喜欢的东西。”郊狼辩解道:“但是郊狼很有用。”(196),尽管如此,基督教社会给郊狼设下陷阱,郊狼无论是让人厌恶还是对人有用,都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普拉渥德(Plumwood)认为“专制中心主义不仅导致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也导致体制化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两千多年来,人类在理性中心主义的名义下,使用物种主义将人类对于动物或者被看做动物的人所进行的压迫和剥削合理化。”(8)可见,对于动物的控制、对人的统治和对环境的滥用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服务于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然而,小说中的郊狼并不屈服于主宰者的统治,郊狼帮助四位印第安人老人逃出医院,挑战主流社会想要建立的有序的、规范的和发展的世界图景,修补失衡的世界。

在基督教社会,也有一些幸运的动物被诺亚允许上船,狗便是其中侥幸受到青睐的动物之一。在现代社会,狗多被当作宠物,“宠物被看作个体化的、人类家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普遍存在,也尤其存在于欧洲。”(Huggan&Tiffin 178)狗是人的朋友,这个习俗在欧美国家被当成判断一种文化是否违反禁忌的标准。小说中主要人物埃利的侄女拉蒂莎开了家“死狗咖啡馆”(Dead Dog Café),咖啡馆以“霓虹广告牌上呈现的炖锅中的一条狗的形象”(109)吸引游客。20世纪的旅游业将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变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印第安人成为吸引和娱乐游客的有趣历史遗存。拉蒂莎则巧妙利用主流社会关于原住民动物性的神话,将它转化为旅游卖点。她对那些有强烈健康意识的生态游客说:“我们在保留地养狗,只喂马肉和全谷。不含荷尔蒙和防腐剂。”(132)其实这是她给游客开的玩笑,所谓“狗肉”就是汉堡。拉蒂莎了解这些游客,他们厌倦了工业化社会生活方式,希望体验真正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她利用殖民话语为诱饵,设下旅游陷阱,反讽主流社会关于印第安人的偏见。然而,就本质而言,所谓印第安食狗肉者与殖民扩展早期的“食人族”一样都是殖民话语。“食人族”这一术语将原住民归类为具有动物性的他者,使殖民者征服原住民的行为合法化。“如果殖民主义有自己的原初神话,没有比压迫性的和具有威胁性的‘他者’更有力量——被人排斥的类似动物的对手,正啃吃人心的食人族。”(Huggan&Tiffin 168)其实,关于原住民食人的说法缺乏有力证据,“食敌人肉或同族死者肉的行为很少,对于一些非西方人来说,食人肉只是重要的仪式性行为,而没有西方人所假定的意义。”(Huggan&Tiffin 171)白人游客对“死狗咖啡馆”趋之若鹜的现象表明,在20世纪,殖民早期的“食人族”话语已演变为印第安“食狗肉者”话语。在欧美国家,食狗肉与食人一样,可以成功地把触犯禁忌者打入野蛮人或动物的行列。然而,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游客没有意识到欧洲人与“食人族”也有一定联系。皮特·休姆(Peter Hulme)认为“存在欧洲人的食人证据,如在船只遇难事件中和饥荒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的主要活动仪式中也存在象征性的食人行为。”(qtd.in Huggan&Tiffin 170)在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中,圣餐被认为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象征。既然基督教中也存在仪式性食人行为,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原本不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印第安人没有食狗肉习俗。埃利的侄子里昂奈尔说:“黑脚族人不吃狗肉。”(57)曾做过警察的布卢斯也明示:“如果我们听说任何人烹饪狗肉,或在餐馆出售狗肉,我们会逮捕他。”(131)因此,所谓印第安狗肉只是白人的想象,这种想象掩盖了印第安人的生活贫困和食物匮乏。在殖民占领前,平原印第安人主要以美洲水牛为生,但殖民者的滥捕使水牛灭绝,印第安人陷入饥饿境地。埃利记得在幼年时参加的太阳舞仪式上,参与者的食物也只是一些现代快餐食品。伴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印第安传统食品丧失殆尽。传统食物结构与印第安世界观密切联系,食物结构改变使印第安人难以在精神上与传统保持一致。通过关于狗肉的笑话,金恩揭示了在生态旅游的浪漫风景之下,隐藏着被内部殖民的印第安传统生活方式被摧毁的现实。

小说揭示了《圣经》确立了上帝对动物和人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社会对郊狼的排斥和对所谓印第安狗肉的怀旧追寻,都暗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这些思想构成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金恩对于基督教创世神话和印第安食狗肉者的殖民话语进行反写、戏仿和讽刺,将殖民偏见转变为颠覆的力量。

三、水坝——被合力颠覆的专制象征

小说中,政府在印第安保留地建造的大巴利水坝(Grand Baleen Dam)是资本主义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征服自然的专制象征。在现代社会,18和19世纪关于文化和文明的争论已不再是热门话题,似乎更能体现自由和进步的关于发展的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但是暗含在这些概念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仍以不同的面目继续存在。西方发展观奉行个体主义价值观和线型思维方式,文明进程以驯化自然为主要标志。大巴利水坝体现的是科技征服自然的傲慢和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歧视。水坝总工程师斯弗顿对坚守木屋阻止水坝建设的埃利说:“我的水坝属于20世纪,你的木屋是19世纪的一部分。”(113)他的话表明,由于主流社会推崇线性时间观,这就导致历史、进步、发展和进化等概念成为渗透现代西方话语的关键词而受到追捧。而前工业文化则被归类为落后的文化,需为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让步甚至牺牲。

水坝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和大型商业财团的利益,却破坏印第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是巨大的社会消耗和不平等的象征。斯弗顿与埃利就水坝选址进行了辩论,“为什么许多水坝建在印第安土地上?”“只是你们有许多地方可以建水坝。”“省里的报告推荐了三个可能的地址。”“地理条件。那是决定水坝兴建的因素。”“这个地点不是那三个地点之一。被推荐的地址都不在印第安土地上。”(111)可见,建水坝的决定因素并非地理条件,而是以将损失转嫁给印第安人为前提。水坝不仅毁坏印第安自然生态,还破坏印第安文化生态,危害印第安宗教。太阳舞是重要的印第安宗教仪式,舞者以三角叶杨树为中心柱围成圆圈跳舞,祈祷大地平安,物产丰沛。中心柱在印第安人眼中具有沟通天和地、人和神,连接此世与神话世界的神圣功能。但由于水坝改变河流走向,沿河的生态系统如果得不到一年一度河流涨水的灌溉,会受到破坏。埃利与妹婿哈莱的对话反映了水坝对印第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冲击:“当河流涨水,它带来三角叶杨树。”(376)如果没有洪水带来的营养物,就没有三角叶杨树。可见,由于水坝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的对原族灵魂的毁灭程度,并不亚于19世纪和20世纪政府对印第安人推行文化同化的程度。

由于水坝威胁印第安种族生存和文化生存,埃利成为水坝的坚决反对者。埃利自幼离家,通过奋斗成为白人社会的一名大学教授,同时也几乎成为被主流文化同化的“模仿的人”。埃利母亲生前建的木屋正好位于水坝预设的泄洪道上,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木屋唤起他的童年记忆:“他的母亲建造木屋,用一根根木头。她将一根一根木头从屋后的小树林中拖出来,剥皮,劈开,搭建起来。”(113)木屋是他寻求种族身份的地方,也是黑脚族最后的土地和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的隐喻。水坝“冰冷而庞大,紧紧依附在大地的几何形地面上”(408),对小木屋形成压迫之势。水坝象征庞大殖民官僚体制支持下的跨国资本集团,它所代表的管理和控制伦理被强加给原族和当地生态系统。对于母亲的情感和对于黑脚族命运的关注使埃利决心守卫木屋,阻止水坝建设。同时,他与水电公司展开近十年的官司,反抗水坝代表的殖民主义对印第安主权的侵犯。

小说中的水也具有能动作用,成为反抗外界强加统治秩序的自然力量。在小说开头,上帝与郊狼之间关于创世之初水的辩论具有本体论性质,展示作品对主流社会的控制与主宰的抗争。一方面,霍瓦博士认为:“太初,只有土地。空无的土地。”(95)土地之所以在主流话语中受到青睐,因为它是建立稳固统治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金恩在小说开头就表明:“太初,空无一物,只有水。”(1)始祖女从天空落到下面的水世界,鸭子接住了她,她和鸭子一起从乌龟祖母的背上取土造出陆地。印第安神话中人与动物共同创世,这与“创世纪”中男性神用他的单一声音通过下命令创世形成鲜明反差。土与水的对立反映了固定与流动、控制与反抗和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对立关系。正如哈根所言,“水是施动者(agent),最强大的施动者。”(Huggan&Tiffin 190)小说揭示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同时试图通过强调水的双重特性打破二元对立。一方面,水具有创生性,在流动中化腐朽为生机,孕育各种生命。另一方面,水也具有毁灭性,水的流动变化性代表一种“由于被工业化西方忽视而处于危险边缘的具有毁灭潜能的力量”(Huggan&Tiffin 190)。水蕴含变化的力量,它的双重特性按自然韵律交替流转变化,远非人类的力量可以左右。由于水具有不可征服的特性,再加上水坝下面原有一条断层线而存在隐患,水库蓄水又改变地质构造,这些都成为引发地震的诱因。

基于水坝的自然条件,郊狼运用超自然力量,通过歌舞等幽默方式颠覆了水坝。根据金恩的观点,当代印第安文学中恶作剧者的最重要功能是展示对现实中强加秩序的抗争,提出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视角:“恶作剧者允许我们创造一个特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犹太基督教关注的好与坏、秩序与混乱的差别被印第安人关注的平衡与协调所取代。”(All My Relations xiii)小说高潮部分出现在拜日舞仪式的最后一天,郊狼和四位印第安老人到埃利的木屋拜访,不料埃利发现“大地开始舞动”(409),原来是郊狼的歌舞引起大地震动。四位印第安老人采用经典文学中人物的名称,设定讲故事的标准,决心修补被殖民统治扭曲的世界。而郊狼总是在游戏中打破既定秩序,使四位老人不得不一再去修补混乱失衡的世界。在以上场景中,郊狼的歌舞引起震动,预示一场大规模反抗运动即将到来。舞蹈是郊狼的游戏,也是印第安神圣传统的重要活动。在19世纪末的鬼舞教中,派由特(Paiute)弥赛亚渥沃卡(Wovoka)倡导印第安人通过跳舞使大地再生:“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要跳舞,不管在任何地方,随处跳舞。不久,来年春天,伟大性灵(spirit)会回来,带来各种猎物。此后,会发起大洪水,所有白人会被淹没。之后,到处只有印第安人,没有其他人,各种猎物遍布大地。”(Brown 416)跳舞是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舞者祈福大地再生,洪水卷走殖民者,印第安人回归传统生活方式。小说中的郊狼一直在跳舞,于是,在印第安人的反抗力量、水的自然力量和郊狼的超自然力量的合力作用下,最终水坝崩塌。“定居者的水坝被原住民的传统、宗教和哲学结合的力量冲走,郊狼释放洪水,原住民夺取自主权,这一象征性事件反映了西方障碍的清除,以万物整体观为特征的原住民想象力的释放和文化的复原。”(Huggan&Tiffin 168)水坝崩塌表明水坝建设者企图征服自然和印第安人的狂妄遭到嘲弄,而被忽略的自然和弱势群体赢得胜利,并拥有了再生的希望。

主流社会以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在保留地建水坝,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这种缺乏道德的发展遭到印第安人以及种种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合力抵抗,最终必将遭遇失败的结局。

金恩模仿关于花园、水坝和动物的殖民叙述,将它们变成颠覆殖民统治的力量,反讽了强权者对于伊甸园和花园的主宰、对于动物和印第安人的排斥,以及对水的控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夺。水坝的倒塌说明人类的规划、改造和野心都发生在一个无法预料的神秘自然中,印第安人的家园可以被毁坏,但蕴藏在自然和印第安种族中的巨大力量永远不可能被征服。小说告诫人们,人类如果不能怀着敬意去接近自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经济上贫困和政治上弱势的群体,反而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为代价去发展经济,最终将难免遭遇事与愿违的结局。同时,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所体现的人与万物相互联系的整体观,为受到生态危机和种族问题困扰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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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wood,Val.Environmental Culture: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 London:Routledg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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