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叙事 民族身份 多元文化

小说何为？——从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看小说的功能

宋艳芳

【内容摘要】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星期六》（2005）一方面延续了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性、伦理、政治、科学、文化等主题，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他对19世纪以来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争的关注以及他对小说的功能和文学的地位的思考。小说以主人公一天的经历为主线，描述了21世纪初“9·11”、伊拉克战争等国际事件对人们生活的冲击，反映了小说作为“文化话语”、“伦理范式”、“预言方式”和“主观模式”等方面的功能，揭示了人类共同的道德困境以及个人和国家面对国际危机应负的责任，表现了文学之于科学的独特性以及作者对小说之未来的信心。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后“9·11”文学；小说的功能；两种文化

【作者简介】宋艳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移情视域下的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研究”（12YJC752023）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布雷德伯里批评思想及学院派小说研究”（10CWW019）阶段性成果。

Title：What is the Novel for？—Functions of the Novel Illuminated in McEwan's Saturday

ABSTRACT：The novel Saturday（2005）by British Writer Ian McEwan highlights his concern about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Two Cultures”as well as his cogitation over the function of the novel and the role of literature while extending recurring themes in his works，such as humanity，ethics，politics，science and culture．Following the personal narration focusing on the protagonist's one-day journey，Saturday describes the impact of 9/11 and the Iraq War imposed on human life，reflecting the novel's functions as Cultural Discourse，Ethical Paradigm，Prophetic Mode and Subjective Mode．In the process，it reveals the shared moral dilemma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should shoulder in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rises．Moreover，it demonstrates the uniqueness of literature in comparison with science as well as the author's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the novel．

Keywords：Ian McEwan，Saturday，post 9/11 literature，the functions of the novel，Two Cultures

Author：Song Yanfang＜clairsong@126.com＞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China（215006）．Her academic interests cover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当代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在英语小说界的地位如今已无需赘言。撇开其作品故事之吸引力、叙述之张力、主题之重大不谈，麦克尤恩之卓越地位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他对于小说的功能以及小说家角色的严肃忧虑”（Head 7）。

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因其阴暗、扭曲、荒诞的基调而屡遭诟病，他也因此被戏称为恐怖的伊恩（Ian Macabre）。《时间中的孩子》（1987）标志着他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其关注重心从“私人顾虑、个人幻想和心理错乱等问题”转向了“公众问题和政治问题”。（Head 8）《星期六》（2005）达到了该转向的一个高峰。它以“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为政治背景，在私人化的叙述中融合了古往今来各种文化、艺术、政治、伦理论争，揭示了私人领域与公共事件不可避免的交汇和冲突，细致描绘了个人在公共事件的冲击中受到的震动和威胁，将个人的“幸福”与国家、世界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以个体叙事的呢喃展现了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等重大问题。《星期六》出版后，好评如潮，但却在入围当年的布克奖决选名单后最终落选，其原因被归结为“妒嫉”。在国外，学者们纷纷著文，分析《星期六》对伦理、知识和美的关注（Wall 757—88）；事实与艺术真实的论争（Rees-Jones 331—40）；政治、家事及日常生活的不寻常影响（Brown 80—93）等，对麦克尤恩本人关注的小说功能及小说家角色等问题却缺乏系统的讨论。国内对《星期六》的研究则刚刚起步，仅见何其方写的一篇硕士论文（《麦克尤恩小说〈星期六〉中的冲突与困惑》，浙江工商大学，2010年），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分析该小说中的人际关系。本文试图回到诗歌的救赎力量以及小说的功能、文学的地位等主题，分析《星期六》中所体现的小说作为“文化话语”、“伦理范式”、“预言方式”和“主观模式”等方面的功能，以此管窥人文学科的独特贡献。

一、小说作为文化话语：以“两种文化”之争构建文化对话场《星期六》借鉴了《尤利西斯》的叙述方法，讲述了48岁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佩罗恩在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那一天的经历。那一天“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一天”（McEwan，Saturday 51），广场上，人们在进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很多道路被封锁。佩罗恩开着奔驰车出行，抱着侥幸心理进入戒严道路，得到巡逻警察放行，结果撞上了巴克斯特一伙。他急于摆脱纠缠和麻烦，无意间羞辱了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巴克斯特。巴克斯特当天傍晚持刀闯入佩罗恩家，意欲施暴，却被佩罗恩的女儿黛西背诵的一首诗感化。其间，从背景描述中对科技高速发展的隐忧，到科学家与艺术家两组对立的人物之间的鲜明对比，再到情节高潮处对诗歌救赎力量的戏拟，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与人文学科“两种文化”之争，参与了科学与人文学科孰优孰劣以及文学之于科学有何独特性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文化对话场。

从背景描述来看，《星期六》引用了索尔·贝娄《赫索格》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指出人在城市中、群体中“被科学地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后机械化的环境里。极端的希望一个一个破灭。”这实际上对科学的高速发展提出了质疑。《星期六》的开头呼应了这一题记。安宁、纯净的伦敦凌晨，佩罗恩被莫名惊醒，凭窗欣赏窗外美好的风景人文。恰在此时，他看到一架飞机在远处坠落，带来“犹如女妖般的、令人窒息的”噪音，暗示了近在咫尺的危机。飞机作为科技的产物，代表了机械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机械化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危机也随之而来。正如斯诺所说：“科学技术……是个奇怪的东西。它一只手带给你伟大的礼物，另一只手捅向你的后背。”佩罗恩依赖于科学，同时也受到科技产物的威胁。他在那个不寻常的星期六的种种经历开始于两个机器：飞机（在坠落）和奔驰车（擦车了）。布雷德伯里20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人们现在从内到外都生活在一个‘机械化时代’……如同拉斯金所说，机器是‘活力’和艺术本身的对立面。”（Bradbury 56）《星期六》通过背景描述突出了科技与艺术、与“美”的对立。

从人物刻画上来看，小说中存在一组对立：以佩罗恩为代表的科学家和以其岳父和女儿为代表的诗人。这组人物之间的冲突反映了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其中，佩罗恩是一位对文学艺术相对愚钝，且自觉反文学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说，他是《赎罪》中罗比那一角色的延伸。罗比认为与他在剑桥大学的利维斯传统中所学习的实践批评相比，医学能带给他更多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因此决定弃文从医。《星期六》中，佩罗恩已经成为掌握医学技术的专家，满脑子对科学的崇拜和对文学艺术的鄙视。从他作为一位不可靠叙述者的视角来看，他那位诗人岳父“为人有时孩子气十足，爱颐指气使，自认为是艺术家，所以允许自己极端的喜怒无常。”（129）佩罗恩无法理解，“诗歌这种东西看上去都是一时兴起而做的事情，就像偶尔去摘葡萄玩——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还能为某些人赢得名利和自我膨胀，不过是几首小诗而已。”（195）而他那位“过分爱好文学”的诗人女儿黛西恰恰相反，认为不谙文学欣赏的佩罗恩低俗、麻木。通过这样一组人物的刻画，《星期六》参与了科学与人文学科孰优孰劣的论争，展示了各自的优势和缺点。

从情节上来看，高潮处的一幕蕴含着一个西方19世纪的文化命题：诗歌是否已取代宗教，成为救赎人类的力量？故事发生的当天晚上，暴徒巴克斯特持刀闯入佩罗恩家中，将刀刃架在佩罗恩的妻子罗莎琳的脖子上，逼迫黛茜脱光衣服，意欲施暴。恶性事件一触即发之际，黛茜背诵的一首阿诺德的《多佛海滩》（1867）使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巴克斯特“从一个蛮横的恐怖主义分子瞬间转变成一个惊喜的崇拜者，或者说一个兴奋的孩子……”（223），表现出治疗疾病、好好生存的强烈愿望：“突然巴克斯特转过身来，舔着嘴唇，他的微笑是湿润而幸福的，眼睛是明亮的，声音是柔和的，语调中流露着激动。”（224）

此处的描写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恰恰是佩罗恩不屑一顾的诗挽救了一家人。那么，这一场景是否想表明：诗歌已取代宗教，具有救赎的力量？这要从《多佛海滩》的文化内涵谈起。殷企平在其《夜尽了，昼将至：〈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一文中指出，该诗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以海潮退潮的意象指涉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科技发展给宗教信仰带来的打击面前，“信仰之海”的退潮。同时，该诗也提出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进步？”等问题，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话题。（殷企平80—91）实际上，这也预示了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观点：科技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民大众的幸福，只有“文化”（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层面）才能转变人的内心。在阿诺德看来，诗歌的伟大力量在于它能传达、唤醒一种感觉，使我们平静而满足。这种力量是其他事物难以替代的。《多佛海滩》这首诗对巴克斯特起到了阿诺德所希望的作用，使一个暴徒瞬间变得平静、满足，甚至幸福，使不谙诗歌欣赏的佩罗恩能够转换视角，“从别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展现了诗歌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Wall 786）

那么，这是否表明麦克尤恩本人认同阿诺德的观点？并不尽然。实际上，麦克尤恩很多作品都“饶有趣味地介入了有关文学自19世纪以来可能已取代宗教的社会功能这一论争。麦克尤恩的职业生涯表明这场论争的后期发展，突出了一个观点，即文学不再被视作一种精神替代品。文学的有效性必须重新确立。”（Head 41）《赎罪》中布里奥妮最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说明她本人作为“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McEwan，Atonement 479），无论如何都难获得赎罪。同样地，《星期六》中诗歌挽救了佩罗恩一家的场景也多少有些滑稽、讽刺、理想化。对此，海德提出，虽然该场景突出了诗歌对情感的影响，但它并不仅仅是对诗歌之力量的简单歌颂，它也强调了“审美反应的不可预测性和主观性，以及生活的偶然性”（Head 189）。麦克尤恩本人的回答跟海德的观点不谋而合：“我只是想表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

因此，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融合科学与人文之争之文化命题的主要目的，并非厚此薄彼，而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两种文化，客观地展示各自的功过。但鉴于近年来人文学科所遭遇的危机（陆建德 239—40），麦克尤恩在表面上戏拟了科学家对文艺的不屑，实则通过理想化的场景表达了对诗歌、对文学艺术的信心：“如果说小说中科学挽救了生命，但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是诗歌和音乐赶走了危险的入侵者；是科学家的错误导致对私人家庭的入侵。”（Rees-Jones 337）既然科学和艺术各有功过，那么重点不是评判两者孰优孰劣，而是促进两者的对话。这也是斯诺1959年的系列讲座《两种文化》的初衷。此后的60多年间，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地位几经沉浮。如今，随着学科的交叉，两种文化之间更注重对话和互动，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关系。（严蓓雯232）麦克尤恩在后期的多部作品中，试图通过在小说中融合科学话语来展现这种新关系。《星期六》则通过科学家佩罗恩和诗人黛西的对话，将斯诺的期望付诸实践，试图以此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个途径。

二、小说作为伦理范式与预言方式：以个体叙事的偶然展现国际事件的必然《星期六》中佩罗恩以他对文学的不屑和不信任，代表了“文学无用论”的倡导者。文学已无法取代宗教，那么，文学还能做什么？小说的有效性如何重新确立？与科学相比，小说的独特性何在？小说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麦克尤恩借《星期六》表明，小说可以“引导读者的价值观，扩大共鸣，教会我们‘如何生活’”（Spilka 198）。同时，小说还能通过描述虚构人物的处境，探讨人们在困境面前如何选择的问题，并预言未来。

有关小说的有效性和独特性，戴维·洛奇曾指出，小说是“人类描述……个体体验的最成功的尝试”。科学提供普世原理，并以实践证明；文学以虚构的形式描述“个人体验的密实特异性”（Lodge 10—11）。中国哲学家刘小枫在分析昆德拉小说伦理学的基础上也提出，“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他认为，这是“现代哲学和科学做不到的”（刘小枫154—160）。尽管刘小枫当时的观点仍停留在阿诺德时代，认为小说具有宗教般的救赎作用，但小说通过虚构人物的个体经历表现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引发读者共鸣的功能在《星期六》中得到了形象体现。

小说中，佩罗恩与黛西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黛茜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只会造成大量难民，认为美国发动战争动机不良，只是为了抢夺石油资源，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以便管辖伊拉克。佩罗恩一方面表示“没有哪一个理智的人会赞成战争”，声明“我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战争”；但另一方面，受到特勒波教授和施特劳斯（佩罗恩的同事兼朋友，鲜明的“亲战派”）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那么“战争致死的人数也不见得比萨达姆统治时期每年杀死的人数要多”（187）。佩罗恩对战争模棱两可的态度引起了黛西的强烈不满，这种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通过描述佩罗恩的生活，展现他的犹豫不定，麦克尤恩揭示了现实中面对类似问题的很多人，包括他本人，所处的道德困境。针对颇具影响力的网站openDemocracy.net所发起的一场“真正的全球辩论”（要求参与者表明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麦克尤恩坦然承认他对战争模棱两可的态度，冷静地列举出亲战和反战的优劣，揭示双方在辩论中提出的那些往往不合逻辑的、空泛的观点。”（Foley 254）《星期六》中，麦克尤恩通过佩罗恩和黛西的对话，戏剧化地表达了做出确定选择的困难，印证了美国著名哲学家纳斯鲍姆有关小说功能的论述：“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时，有太多的障碍使我们无法得到正确的洞见，有太多的动机使我们盲目……一部小说，正是因为它描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将我们放在一个利于我们观察的道德立场，向我们展现：如果我们在那样一个位置生活会是何种样子。”（Nussbaum 146）

除了伊拉克战争，《星期六》还谈到恐怖主义袭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反复预言了伦敦的地铁爆炸事件。佩罗恩凌晨目睹飞机起火着陆，心生惶恐，暗示了“9·11”事件在民众心理上投下的阴影。他如同患了强迫症一般地关注电视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类似事件的恐惧。叙述者从佩罗恩的视角来看当今的时局，指出“本·拉登预言说伦敦将遭到‘殉教者的袭击’。”（32）而且，“每天都有可能重现9·11这样的惨剧。政府的预警——针对欧美某个城市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不可避免的——这绝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严肃的预言。”（176）黛西在与父亲激烈的争吵中，情急之下脱口而出：“只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当对伦敦的第一番轰炸到来的时候，你的亲战理论……”（190）佩罗恩在这非同寻常的一天结束前沉思：“偌大的伦敦其实和他所居住的这个角落一样脆弱，就像其他上百座城市一样随时都有被投放炸弹的可能。交通高峰期应该是最危险的时间。”（276）小说出版的同一年，2005年7月7日晨高峰时段，4名英裔穆斯林恐怖分子在伦敦市区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引爆了4枚炸弹，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星期六》的预言之准确让人瞠目。

实际上，自其1987年小说创作转向以来，麦克尤恩就开始积极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撰文表达自己对9·11等事件的看法，并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展现国际危机。目前为止，《星期六》是麦克尤恩的小说中政治指涉最为明确的一部。劳森认为该小说是对9·11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后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在描绘一位当代人一天的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技巧，而且因为“就像在最好的政治小说中那样，它在传播证据和观点时小心翼翼、模棱两可”（Lawson 1）。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和预言却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明证。

因此，在《星期六》中，一方面，麦克尤恩表面上借佩罗恩这样一位科学家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艺术、文学的不屑，实际上以自己的小说创作介入社会，表现了个人在国际重大政治、文化问题面前的困惑，例证了小说作为伦理范式的功能；另一方面，他以个体叙事的偶然揭示了真实事件的必然性逻辑，例证了小说作为预言方式的功能。两方面共同表明，小说之所以能长久存在并持续有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表现广大民众所共同面临的道德困境，引导人们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并反映时事，预言未来。

三、小说作为主观模式：以作家的责任感呼唤读者、个人的责任感《星期六》被认为是麦克尤恩自传性最强的一部小说，佩罗恩“似乎跟作者的立场非常相近，实际上是作者观点的传声筒”（Foley 254）。麦克尤恩本人也承认，佩罗恩身上有很多他自己的影子。实际上，这部小说从两个方面体现了麦克尤恩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一方面，他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了佩罗恩贪恋个人幸福、对他人缺乏同情的弱点，试图以此自省，同时唤起个体、家庭、团体和国家在国际事件中的责任感，使之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获得“被世界、被他人触动的能力”（Childs 149）；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风格也表现了作者对于叙述伦理的意识。麦克尤恩一改创作早期暴力宣泄的叙述模式，赋予《星期六》更多的温情和希望，旨在启迪而非震撼，表现了作家对于读者的责任感。

小说中有多处细节表现了佩罗恩的畏缩和有限的自省。比如，一早看到飞机坠落，他却选择不作为，并随后自我反思：“他的罪过在于躲在安全的卧室里，裹着温暖的羊毛睡袍，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目睹着伤亡却游离在半梦半醒之间。”（McEwan 22—23）他认为自己“本该打电话的”，然而却终于止步不前。而且，虽然叙述者并未点透，但故事本身却表明，佩罗恩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他儿子的至理名言：“眼界越远，失望越多。”也就是说，越是关注天下大事，诸如战争、恐怖事件、温室效应等等，就越容易产生晦暗心理。相反，如果只关注眼前，只关心自己的境遇，生活中尚可发现很多乐趣。佩罗恩虽然不断关心着国家大事，却从不付诸行动，甘做井底之蛙，直至危险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头上，威胁到他本人的幸福。

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意味深长：佩罗恩忙碌了一天，傍晚回到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家庭聚会：“他朝CD音响的方向走了一步，但随即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感觉那即将开始的电视新闻，像重力一般牢牢吸引着他。”（176）佩罗恩认为，当今的世界形势表明，9·11之类的惨剧随时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人都在恐慌不安，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共同的更加黑暗的渴望：病态的自我惩罚和亵渎神明的好奇。例如医院已经制定了急救计划，媒体也做好了紧急报道的准备，观众更是翘首以待。下次恐怖袭击的规模肯定更大、破坏力也更强，上帝保佑不要让它发生。但如果一定要发生的话，可千万别让我错过观看。最好还是现场直播，全景拍摄，让我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情况。（176）

麦克尤恩本人也谈到过自己对灾难既厌恶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理。9·11之后，他和儿子通过CNN、CBC 和BBC24等新闻频道观看相关报导。想到那些可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亲人的人们，他反思：“他们现在也和我们一起在看吗？跟我们一样渴望了解最坏的情况？这种想法让我羞愧。”（McEwan，“Beyond Belief”2）此处的麦克尤恩和故事中的佩罗恩几乎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共同表现了面对灾难的窥视欲和由此产生的羞愧感，并进一步表明了《星期六》的自传性。

不过，麦克尤恩在选择佩罗恩为自己代言的同时，又超越了佩罗恩，更多地展现了人物的缺点，警醒自己。提起哈里森的判断——“佩罗恩实际上是一个有点自鸣得意的，因此缺乏同情心的人物”——蔡尔兹指出，“麦克尤恩以佩罗恩的自鸣得意影射了沉溺于物欲的整个西方世界对国际事件的冷漠。比如，佩罗恩一边在他的奔驰车上听舒伯特，一边沉思着与‘饥饿、贫困及其他’共存的‘进步’。”（Childs 146）换言之，麦克尤恩以佩罗恩这样一个像躲在蚕茧中的蚕一样自我保护、自我隔离的人物暗示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一些过着优越生活的人对国际性危机熟视无睹，关注新闻也是为了满足一种黑暗心理；整个西方世界沉迷于物欲，对周边地区或其他民族的困境置若罔闻或仅止于“沉思”。这样的“进步”是浮浅而虚假的。佩罗恩的故事证明，个人的幸福与国家、世界的和平共处唇齿相依，当国家、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个人的幸福也很难得到保证。

同时，从叙述伦理的角度来看，作者是否该迎合读者窥视灾难的欲望？麦克尤恩在早期创作中确实或多或少地迎合了读者的这种阴暗心理，描写了一些可憎场面。尽管杰克·斯莱曾为其辩护，认为“通过迫使我们见证当代社会的残忍，麦克尤恩也迫使我们承认它们的存在，而承认它们的存在……离改造它们只有一步之遥。”（Slay 9）但麦克尤恩在其后期创作中开始意识到距离的魔力，在小说中刻意留下空白供读者去想象。谈到对“9·11”报道的观感，他说：“通常，总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显得骇人。”（McEwan，“Beyond Belief”2）

因此，《星期六》的描述显得内敛而克制，在暴力一触即发之际戛然而止，而且只因一首诗。这让整个故事显得荒诞不经，让读者感觉受到了愚弄。但，故事结局的荒诞恰恰暴露了其虚构性和寓言性：现实的生活往往更加残酷。作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受益者，麦克尤恩这种克制、舒缓的文风也体现了叙述风格上的一种“归家”。像《尤利西斯》一样，《星期六》描述了一个男人在一天里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原型，展现“归家”的主题：佩罗恩作为一个普通的神经外科医生，从家里出发，回到家里，面临自己及家人受到威胁的局面，并试图保护家人。《星期六》在当代的主题和叙事背后，也隐藏着英国文学的古老传统，以及这种传统中的怀旧情感和对“家”的依恋。

然而，麦克尤恩非暴力的描述隐含了暴力的可能，舒缓的叙述具有爆发的张力。佩罗恩的遭遇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偶发还是宿命？其实两者都是，依赖于视角的不同。麦克尤恩以佩罗恩的故事为媒介，借助其私人叙事的呢喃，表达了他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学者的入世精神和对当代世界形势的深深忧虑。巴克斯特生病了，佩罗恩或许可以拿手术刀切除其病灶；深陷战争和恐怖活动的人们如若病入膏肓，有谁能拿手术刀切除恐怖分子的病灶？自认为受害者的人们对灾难是否负有责任？人类的各种活动是否是在自掘坟墓？这显然需要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小说短期内也许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正如布里奥尼所说：“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McEwan，Atonement 479）麦克尤恩手执文字的手术刀，剖析社会的现状，试图唤起人们的伦理意识，重新审视当今的政治、文化形势，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似乎意欲以自己的创作佐证劳伦斯的著名观点：“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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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7年，美国著名杂志《小说》为纪念其创刊20周年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题为“小说为何重要：一个后现代难题”。这次研讨会上讨论了小说的多种功能，包括“小说作为主观模式”（The Novel as Subjective Mode），“伦理范式”（Ethical Paradigm），“文化话语”（Cultural Discourse），“疗伤话语”（Therapeutic Discourse），“心理构图”（Psychosocial Design），“叙述过程”（Narrative Process），“预言方式”（Prophetic Mode）等。（会议论文后收录进Spilka，Mark and Caroline McCracken-Flesher．Why the Novel Matters：A Postmodern Perplex.）其中各项功能之间不免有所交叉，但又各有侧重。本文借鉴了相关术语，重点讨论其中四种功能。
2. 除非特别注明，该书引文均出自同一版本，见参考文献。为避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页码只视需要出注。引文参考了夏欣茁的译文，少数地方略有改动。
3. “两种文化”的说法是由英国著名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其1959年的系列讲座中提出的，旨在指出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阻碍了世界问题的解决。但实际上，科学与人文之争早在19世纪达尔文、赫胥黎、阿诺德时代就开始了。
4. “The Two Cultures.”12 May 2012 Wikipedia．Soochow U.1 September 2012．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Two_Cultures．
5. 2011年3月17日，麦克尤恩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并签名售书（Solar）。本文作者当时恰好在剑桥大学英文系访学，有幸向作者当面请教小说中该特定场景的寓意。
6. 佩罗恩的一个病人，古代史教授，在伊拉克曾被莫名关进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因此憎恨萨达姆政权，认为如果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许动机不纯，但至少可以赶走萨达姆和他的社会复兴主义者们。”（51）
7. 伊芙琳·林德纳在其《制造敌人：羞辱与国际冲突》中曾探讨过此类生活在国外的中东人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动机：“在以‘荣誉’为重的语境中，‘无所作为’显得‘软弱’，而表现出力量并乐意以暴力保卫自己则意味着‘坚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当自己的国家遭受灾难时，自己无所作为是一种耻辱。（见Lindner 1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