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战争频仍，上层统治者互相角逐、残杀，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混乱的状态。士人不再奉“忠”“孝”为至上，诗人更没有优游卒岁的社会环境。从晋惠帝统治开始，一部分士人承续了司马炎统治的西晋前期奢侈骄纵的生活方式，一部分士人则由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转为贪财好货、积累财富，以寻求内心的安全感。这个时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思想上，社会都处于复杂纠缠的状态，因而，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做一下梳理。

一　两晋之际的政权更迭

永熙元年（290），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由太傅杨骏辅政。杨骏掌权之后滥用职权，行无准则，不分轻重。他自知素无美望，便效仿魏明帝即位的做法，普进封爵以求媚于众。左军将军傅祗劝杨骏：“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杨骏全然不听。“丙子，诏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预丧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复租调一年。”散骑常侍石崇、散骑侍郎何攀也上奏，劝谏杨骏：“帝正位东宫二十余年，今承大业，而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及诸将平吴之功，轻重不称。且大晋卜世无穷，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有爵必进，则数世之后，莫非公侯矣。”杨骏仍然不从。杨骏的专权自恣引起了贾南风的不满。元康元年（291），贾后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了杨骏，但政权却落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未从中获利，于是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

从元康元年（291）到永康元年（300），贾后专政。贾后既残暴又荒淫。“初，贾后之为太子妃也，尝以妒，手杀数人，又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贾后淫虐日甚，私于太医令程据等；又以簏箱载道上年少入宫，复恐其漏泄，往往杀之。”她的荒淫行径令人发指，甚至连依靠她的亲属贾模都“恐祸及己，甚忧之”。元康九年（299），贾后废掉太子司马遹，并在永康元年（300）将其杀死。“太子既废，众情愤怒。”特别是宗室对贾后的专横行径早已心怀不满，于是赵王伦与梁王肜等举兵废杀贾后，并杀了张华、裴等人。

永康二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为帝。司马伦庸愚不堪，凡事都听从于孙秀，使得孙秀威震于朝廷，于是“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秀子会为射声校尉，形貌短陋，如奴仆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东公主。”这样的庸愚之人及狡诈之徒掌权，必然会引起群臣共愤。于是齐王冏联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乂诛伦，扶惠帝复位。政权又落到齐王冏手里，这也是一个纵于声色之徒。“冏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嬖宠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加考竟。”齐王冏完全沉溺于荒淫享乐之中，不理政事，执政自然不会长久。加之与其一起反叛者不满于司马囧独自操控政权，必会结盟其他宗室群起而攻之。

永宁二年（302），河间王颙联合长沙王乂等举兵攻冏，并杀冏。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颙又联合成都王颖共攻乂，东海王越半路杀入。永兴元年（304），越、颙、颖之间混战；永兴二年（305），越又起兵攻颙、颖。这四年主要由司马颖与司马颙掌权。司马颖骄纵僭侈、不务正业。“颖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太弟颖僭侈日甚，劈幸用事，大失众望。”司马颖听信谗言、不辨忠良，杀害陆机、陆云兄弟。当孟玖向他进谗言说：“机有二心于长沙。”他大怒，便使孙秀率兵杀害陆机，并将陆云下狱。当记室江统、陈留蔡克、颍川枣嵩等上疏，以为“陆机浅谋致败，杀之可也。至于反逆，则众共知其不然。宜先检校机反状，若有征验，诛云等未晚也”。司马颖也全然不听，最终还是将陆云也杀了。此外，司马颖最不可原谅之处是他引狼入室，“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在邺。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刘渊称帝，胡族肆虐中原。司马颙更是一个优柔寡断、无智无谋之人。“初，太弟中庶子兰陵缪播有宠于司空越；播从弟右卫率胤，太宰颙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诣长安说颙，令奉帝还洛，约与颙分陕为伯。颙素信回放兄弟，即欲从之。张方自以罪重，恐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从，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颙乃止。及刘乔败，颙惧，欲罢兵，与山东和解。恐张方不从，犹豫未决。”最后，司马颙决定还是杀死张方并“送方头于司空越以请和”，可司马越并没有领情，也没有停止对司马颙的追击，后来还是将司马颙杀了。

光熙元年（306），司马越攻入长安，杀成都王颖，又毒死惠帝，拥立晋怀帝司马炽，次年春天改元永嘉，至此司马越专政。司马越专权恣肆，杀害异己，失去民心，命将士护卫自己的府中而置朝堂于不顾。“帝之为太弟也，与中庶子缪播亲善，及即位，以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越疑朝臣贰于己，刘舆、潘滔劝越悉诛播等。越乃诬播等欲为乱，乙丑，遣平东将军王秉，帅甲士三千入宫，执播等十余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太傅越既杀王延等，大失众望。”“越表以行台自随，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永嘉五年（311），司马越忧愤成疾，将后事托付于王衍。同年三月，司马越身死于项城，至此“八王之乱”终结。

永宁二年（302），河间王颙联合长沙王乂等举兵攻冏之时，“李雄攻杀汶山太守陈图，遂取郫城”。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颙联合成都王颖共攻乂之时，氐人李雄攻入成都。永兴元年（304），司马颖使匈奴刘渊将兵在邺城，使刘渊的势力壮大起来，最后叛晋，自称汉王，上尊汉高祖与昭烈帝。此时，羯人石勒、王弥，鲜卑慕容族也率军队乘虚流窜，抢劫财富，掳掠汉族少女，蹂躏大河南北。

永嘉二年（308），刘渊自立于平阳，建立汉国。两年后，其子刘聪继立，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此时在北方抵抗匈奴势力的有刘琨、王浚等人。刘琨使上党太守刘惇帅鲜卑攻壶关，汉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亡归。永嘉三年（309），匈奴刘虎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刘琨自将击虎，刘聪遣兵袭晋阳，不克。”之后刘琨又与鲜卑拓跋猗卢结好，表司马越请求出兵讨伐刘聪、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冯嵩，恐为后患，不许”。之后，晋怀帝以苟晞讨东海王越。永嘉五年（311），司马越病死，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量大削。之后刘聪又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余，并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导致海内大乱，只有江东较为安稳，于是士民多南渡避乱。“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以前颍川太守勃海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陈頵为行参军，前太傅掾庚亮为西曹掾。”晋怀帝被掳去之后，“汉主刘聪封帝为会稽郡公，加仪同三司。聪从容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赠朕柘弓银研，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且不说君臣位置的互调使晋怀帝心中所产生的落差，单说他为了苟活于世而不得不向逼害自己的仇人谄媚，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建兴元年（313）正月，汉主刘聪在极光殿宴请群臣，竟使晋怀帝着青衣行酒，故旧大臣庾珉、王俊等备感委屈悲愤，因此号哭起来。刘聪也因此而反感起他们。同年二月刘聪杀死了珉、俊等故晋臣十余人，怀帝亦遇害。同年四月，怀帝遇害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至是西晋亡。“司空长史李弘也以并州降石勒。刘琨进退失据，不知所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帅众从飞狐奔蓟。匹见琨，甚相亲重，与之结婚，约为兄弟。”二人期以翼戴晋室。

建武元年（317），宋哲到达建康，称受愍帝诏，令丞相琅琊王司马睿掌管政事，于是司马睿在江东称晋王。太兴元年（318），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正式称帝。北方，“五月，段匹磾称诏收琨，缢杀之，并杀其子侄四人。琨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帅琨余众奔辽西，依段末柸，奉刘群为主”。南方，彼时王导于内辅政，把握着朝堂大权，王敦于外征战，掌管着军政大权，其他王氏子弟也布列显要，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晋元帝对大权旁落不满，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企图排斥王氏权势。于是王敦于永昌元年（322）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直扑建康。王导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杀戴渊等，刘隗投奔石勒。同年闰十一月，晋元帝忧愤病逝。庚寅，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太宁元年（323），王敦谋求篡位，时“王敦从子允之，方总角，敦爱其聪警，常以自随。敦常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悉闻其言。即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于吐中，不复疑之。会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归省父，悉以敦、凤之谋白舒。舒与王导俱启帝，阴为之备”。太宁二年（324），王敦患病，“司徒导闻敦疾笃，帅子弟为敦发哀，众以为敦信死，咸有奋志”。及至王敦病情转坏，不能自将，“将举兵伐京师之时，使记室郭璞筮之，璞曰：‘无成。’敦素疑璞助温峤、庾亮，及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斩之”。之后王敦命王含出军，王含等水陆五万兵马于江宁南岸被温峤所败，王敦听到兵败之消息大怒，病情加重，寻卒。王敦之死使得晋军大振，沈充、钱凤接连战败，并在战斗中被杀；王含、王应父子二人逃到荆州投奔荆州刺史王舒，王舒最后将王含、王应沉入江中淹死，由此王敦叛乱终结。太宁三年（325），晋明帝司马绍驾崩。

通过对两晋之际政权更迭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此时期的政治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政权易主时间快。先看西晋后期，自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杨骏专权一年，贾后专权十年，赵王伦掌权一年，齐王冏掌权一年，长沙王乂、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共掌权四年，东海王越掌权六年。再看东晋，晋元帝司马睿掌权六年，司马绍掌权四年。从这几位掌权者专权时间来看，除了贾后时间稍长一点外，其他时间都不长。那为什么政权易主这么快？先看西晋，从统治者角度来说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之时就已开始怠政，平吴战争胜利后，武帝“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于是让杨骏等外戚有机可乘。第二，惠帝“不慧”，使得宗室外戚专权膨胀。惠帝在华林园听到蛤蟆，竟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在百姓无粟米充饥之时，竟问道：“何不食肉糜？”这样一个昏庸皇帝根本不能掌控、平衡局面，所以才使得宗室和外戚权力膨胀，互相争斗。第三，从掌权的宗室来看，无论是赵王伦、齐王冏还是长沙王乂、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东海王越都是庸愚之人，其人格气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杀害异己，骄横恣肆，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委用奸佞小人，使得百业弛废，大失众望。而贾后之所以能专权时间稍长一点，是因为其专权时期在朝堂之上士族、庶族、外戚的力量达到了暂时的平衡。“贾谧与后共谋，以张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疑而未决，以问裴，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张华、裴皆儒雅正直、深谋远虑之人，他们掌管机要、尽忠晋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层统治者的浮华荒淫之风，也按捺住了欲兴风作浪之人的蠢蠢欲动之心，使得摇摇欲坠的晋室获得了短暂的稳定。

再看东晋初期，晋元帝司马睿、晋明帝司马绍统治时间较短的原因有如下几点：（1）刚刚南渡之后，晋元帝所面临的是内忧外患。“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使冠军将军梁堪、守太常马龟等修复山陵。迎梓宫于平阳，不克而还。”“夏四月，龙骧将军陈川以浚仪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龛以郡叛，自号兖州刺史，寇济岱。秦州刺史陈安叛，降于刘曜。”“五月癸丑，太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徐杨及江西诸郡蝗。吴郡大饥。平北将军祖逖及石勒将石季龙战于浚仪，王师败绩。”在内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天下凋敝，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在外被刘渊、石勒、慕容廆等步步紧逼，而晋元帝的军队一败再败，甚至投降叛变到敌军，这使晋元帝绝望透顶了。之后石勒攻陷襄城、城父，保卫围谯，攻破祖约别军。终于，晋元帝在闰月因忧愤而病死。（2）王敦谋反催化了晋明帝统治的终结。太宁元年（323），王敦谋求篡位，讽谏朝廷征召自己，司马绍不得不手诏征召王敦，又拜受加黄钺、班剑武贲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王敦到姑孰时，司马绍又派侍中阮孚设牛酒犒劳王敦，但王敦却称病不见，只派主簿接受，不久王敦自任扬州牧。身为一代君主却要遭到人臣如此傲慢的对待，其中的难过、痛苦不言而喻，伤神必及伤身，明帝也最终于太宁三年（325）驾崩。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东晋初期和西晋后期稍有不同的是虽有权臣但仍是皇帝掌权，而西晋后期掌权的却是外戚和宗室。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由皇帝自身之能力与辅政大臣之取向所决定。看西晋后期皇帝，惠帝“不慧”，无法掌控局面。怀帝是由东海王司马越扶上皇位的，只是一个傀儡，操控政权的仍然是司马越。愍帝则是在怀帝被害消息传到长安后被群臣扶立为帝，即位还不到一年，在刘曜围攻长安时便出降了，所以西晋后期操纵政权的是外戚和宗室。再看东晋初期，南渡以后政局虽然不稳，但司马睿、司马绍却不是昏庸之主。“（元）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初镇江东，颇以酒废事，王导深以为言，帝命酌，引觞覆之，于此遂绝。”“（明）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骑驱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廓清大昆。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此外，在晋元帝和晋明帝统治时期，有一批富有军事才能、得力能干的忠臣，如陶侃、温峤等。陶侃聪敏恭勤，“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温峤严谨廉洁，“太宁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含败，随丹阳尹温峤追含至于淮南，遐颇放兵掳掠。峤曰：‘天道助顺，故王含剿绝，不可因乱为乱也。’”由此可见，君主、大臣、大将是一个国家兴盛衰亡的重要影响因素。君主励精图治，大臣聪明恭谨、克勤克俭，大将骁勇善战、富于谋略、忠于王室，这样才能使王朝安定；反之，三个因素中任意一个不具备都极有可能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

政权频繁易主，兵祸接连不断，再加之旱涝灾害频繁，疾疫流行，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甚至在宁州、雍州等地区发生流民暴动。这在《晋书》与《资治通鉴》中均有详细的记载。以下是《资治通鉴》所载：

永熙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及齐万年反，关中荐饥，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道路有疾病穷乏者……流民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永宁元年，时流民布在梁、益，为人佣力，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且水潦方盛，年谷未登，无以为行资。

太安二年，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流掳掠无所得，士众饥乏。

永兴元年，于时流民有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流民遂安。

光熙元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苓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夷遂围州城。

永嘉四年，雍州流民多在南阳，诏书遣还乡里。流民以关中荒残，皆不愿归。

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外城，麹允、索退守小城以自固。内外断绝，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

永昌元年，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三年，有众数万。战争不息，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为后赵所逼，退屯合肥。

以上描述是对两晋之际旱涝灾害、疾疫灾害与流民困苦生活情况的部分罗列，总结一下主要有两点：一是战争、灾疫使得流民遍布，甚至发生食人现象；二是面对饥疫及政府的置之不理，流民开始奋起反抗，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甚至演化成起义。流民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流民首领如李特就利用流民的愤怒，发起反抗，不久便攻克成都，后其子嗣称帝，如此便使西晋领土更加四分五裂，而彼此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也加速了西晋的灭亡。

这样政权频繁易主的情况也打破了正常的入仕格局，使得中下层士族和寒微士人跻身于上层社会。两晋时期仕人登入仕途的方式有公府辟召、郡国察举、由曹掾积累而升、世冑承袭而用，等等。上层士族从小接受良好的贵族教育，再加之父辈的举荐或被同门子弟、同等阶层的人赏誉，很容易入仕。而对于中下层士族、寒微士人来说就投之无门，难上加难。而政权的频繁更迭以及风云变幻的局面，使得一些上层士族的入仕热情减退。他们或者对政局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应辟，或者由于自身权位的高华不愿为外戚或宗室所用而避而远之。《晋书·王戎传》：“齐王冏起义，孙秀禄戎于城内，赵王伦子欲取戎为军司。博士王繇曰：‘狡诈多端，安肯为少年所用？’乃止。”由此可见，诸如王戎这样的上层士族很难被外戚或宗室所用。由是，外戚和宗王就把目光转向了中下层士人或寒微士人。首先，外戚和宗王想要在争夺中获得胜利，就会从中下层士族和寒微士人中辟召才能之士。其次，战乱的政治局面也为一些人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如温羡，就是出身于门第并不算高华之家，其父恭，只是济南太守。“（羡）少以朗寤见称，齐王攸辟为掾，迁尚书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为散骑常侍，累迁尚书。及齐王冏辅政，以羡攸之故吏，意特亲之，转吏部尚书……其后以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勋，封大陵县公，邑千八百户……惠帝之幸长安，以羡为中书令，不就。及帝还洛阳，征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未拜，惠帝崩。怀帝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正常的入仕格局被打破，中下层士族和寒微士人进入政治权力核心，于是便开始聚敛财富，在极大程度上助长了掌权者已有的奢侈之风，促使了浮华奢靡士风的形成。

二　两晋之际的世风变化

西晋时，上层士族在物质上耽于享受，崇尚豪奢之风，在精神上以谈玄为务，使得玄风弥漫，世风低迷。晋室南渡，统治者汲取前朝灭亡之教训，开始励精图治，倡导节俭之风，并反思、遏制玄风，以新教化。

（一）奢靡世风向节俭世风转变

西晋士族大都雍容骄奢、生活放纵，于是在上层社会奢侈之风盛行。这样的奢侈之风，主要表现在追求声色、聚敛财物上。这样的风气既存在在晋室之中，也泛滥于胡族之内。

奢侈之风古已有之，晋室从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就已广聚女色。泰始九年（273），“（晋武帝）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采择未毕，劝禁天下嫁娶”。晋武帝为了满足一己之声色，竟然在自己选取美女之前禁止他人嫁娶，真是霸道。除此之外，晋武帝还聚敛钱财以供享用。“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在刘毅看来，晋武帝甚至都比不上桓、灵二帝，彼二子至少能将卖官的钱归为国有，而晋武帝则收为己用，如此收敛财富，只是为了满足其奢靡的生活，这样纵恣声色的后果就是“遂致成疾”。在西晋后期，这样的奢靡风气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盛。一些上层统治者为了满足和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以各种方法来谋求钱财。“东宫（司马遹）月俸钱五十万，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犹不足。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等物而收其利。”据说，太子司马遹练就了一种以手称物的本领：“（太子）或废朝侍而纵游逸，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读来不觉发笑，堂堂一个太子，不以经国大事为业，反而每天想办法卖些宫中的葵菜、蓝子、鸡、面去赚钱。俸钱不足以支撑其奢侈的生活时，竟出此下策，可见自尊、自立等人格品质远远没有其奢侈生活重要。

上行下效，掌权者的奢靡生活直接导致了臣子的汰侈风气。晋武帝时期的何曾就生活奢华，“（何）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何曾的生活用度甚至超过了人主，司隶校尉东莱刘毅数次劾奏曾侈靡无度，司马炎竟以其为重臣为由不加过问。一人如此，整个家族皆如此，“子劭，日食二万，绥及弟机、羡，汰侈尤甚”。生于官宦富贵之家的刘舆、刘琨兄弟也是“素奢豪，喜声色”。《晋书·刘舆传》：“（王）延爱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殓，舆便娉之。”由此可见刘舆为了追求女色，全然不顾及彼女子的身份及处境。刘琨喜欢吹奏胡笳，“河南徐润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贵势，琨甚爱之，署为晋阳令。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奋威护军令狐盛性亢直，数以此为谏，并劝琨除润，琨不纳……徐润又谮令狐盛于琨曰：‘盛将劝公称帝矣。’琨之不察，便杀之”。刘琨如此宠爱精通音律的徐润，不查明真相，只凭一己之喜好来判断是非，与其平素过惯豪奢的生活、养成轻狂傲慢的性格有关。又如山涛之子山简，在永嘉三年（309），出为征南将军之时，“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不同于其他几人的纵于声色，山简酷爱喝酒，这或许是他在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之时所做的消极反抗，也或许是逃避乱糟糟现实的一种方法，但终日嬉游、每每醉酒终归还是奢靡低沉生活的一种体现。

除了晋室酷爱豪奢，胡族亦如此，主要表现在广聚女色、浪费财物、田猎无度、大兴宫殿等方面。刘聪在呼延皇后死之后，先纳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之上，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位次贵嫔。接着，又纳中护军靳准二女月光、月华为左右贵嫔，数月之后又立月光为皇后。后宫美女如云，于是刘聪便“游宴后宫，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如此看来，天下军国之事均与自己无关，刘聪更关心的是如何广聚美女，耽于声色。此外，他还田猎无度。《晋书·刘聪载记》：“聪游猎无度，常晨出暮归，观渔于汾水，以烛继昼。”当中军王彰劝他要有所收敛之时，他竟大怒，杀了王彰。刘聪骁勇善战，可是一旦成为国主便骄纵起来，听不进忠言，开始怠政，大兴奢侈之风。刘曜则喜于大兴宫殿、爱好搏斗。“作酆明观及西宫，起陵霄台于滈池，又于霸陵西南营寿陵。”“赵主曜专与嬖臣饮博，不抚士卒；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天生勇武的刘曜，虽不像刘聪那样好色，却好大喜功。

整个贵族阶层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带来了世风的低沉萎靡，也使世人好货，唯钱是图。南阳鲁褒作《钱神论》：“钱之为体，有干、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拨，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便是对当时世风的有力讽刺。

晋室南渡之后，东晋君臣开始反思，认识到西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层统治者的不务正业，耽于享受，大兴奢侈之风。历经劫难，目睹了到处疮痍的景象，东晋君臣开始收敛，摒弃奢靡的世风，励精图治，积极地匡扶王朝。

首先，就国君来说，元帝就十分节俭，而且能容纳直言。“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元）帝曰：‘汉文集上书皂囊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綀帷帐。将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竟以烦费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彩。从母弟王暠为母立屋过制，元帝流涕止之。”元帝深知国之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财货之可贵，故能如此恭俭。明帝亦节俭，在垂危之际，下诏：“不幸之日，敛以时服，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命令臣下要简约处理丧事，切勿劳民伤财，心系国之安危、民生之疾苦。

其次，再看重臣，他们摒弃奢侈，力从节俭。这些重臣倡导节俭之风主要是从自身做起、规劝国君节俭、训诫群下节俭这三方面来实现的。

从自身做起，为他人做表率。如王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因而“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在身处“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练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的尴尬境地之时，王导“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王导以自身为表率制练布单衣，使士人皆穿练布之衣，为国库积累财富，渡过帑藏不足的危难境地。王导之子王悦也崇尚节俭之风。据史书记载，王导帐下有甘果“不忍食，至春烂败”，只好让下人扔掉，但还特意叮嘱“勿使大郎知”。估计儿子王悦连腐烂的甘果都不会让扔掉，王导只有命下人偷偷处理掉，王悦崇尚节俭可见一斑。

规劝国主节俭。如元帝始过江，嗜酒如命。王导见之，常流涕谏，元帝乃许之，命酌酒一酣，至此遂断，不再喝酒。王导“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温峤在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之时，便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并为太子所接纳。

倡导节俭世风，上行下效。重臣责罚喜豪奢之人，抑制浮夸之风，百姓方能勤心农植，安定自足。如温峤就曾弹劾有重名却颇聚敛的散骑常侍庾敳，使京都振肃。又如陶侃，“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还有，在兵士造船时，陶侃命令把木屑及竹头都保存好，兵士咸不解所以。后“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既可看出陶侃心思缜密、长于精打细算，又可折射出整个东晋初期世人重节俭而不再崇尚奢侈的风气。

（二）玄风盛行及反思玄风

两晋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西晋后期承前期之老庄玄风，表现于生活方式上多浮夸而放诞。东晋初期则对玄风开始反思，并崇儒以新俗化，表现于处世态度上多经世而致用。钟嵘《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从钟嵘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两点：一是在永嘉时期，玄风仍然盛行，士人崇尚清谈玄虚；二是晋室刚刚南渡之后，玄风只是“微波尚传”，士人开始反思、摒弃玄风。

西晋后期，士人仍喜谈玄。王衍就好咏玄虚。《晋书·王衍传》：“（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乐广也喜谈玄，《晋书·乐广传》：“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而此时的酷爱谈玄之人与之前嵇康、阮籍等人不同的是他们并非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也并非寻找一种脱俗的超然境界。事实上，他们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既求名也求利，只是借用老庄思想来点缀他们充满私欲的生活。王衍有盛才美貌，声名藉甚，但在所率全军为石勒大破之时，竟言少不豫事，劝石勒称尊号。乐广口谈玄虚，以风流潇洒著称，然而在赵王伦篡位时却奉玺绶劝进。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他们是“把利欲熏心和不婴世务结合起来，口谈玄虚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

在此影响下，士人多追求自适纵情的生活，有时甚至放诞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晋书·王澄传》：“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王衍所亲善，号为‘四友’，而亦与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亦豫焉。酣宴纵诞，穷欢极娱。”王澄乃王衍之弟，个性放纵，与“四友”以宴饮为乐。庾敳生活放达，对一切都不在意，“颓然渊放，莫有动其听者”。“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此外，还有一部分士人个人意识极度膨胀，生活极为放荡。《晋书·五行志》：“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正始士人虽也纵酒、不拘礼法，阮籍、刘伶也脱衣裸形，但是此时士人已经从散发裸身发展至“对弄婢妾”，故他们之行为绝不同于正始士人的不拘礼节、放浪形骸，而是纯属为了满足一己之情欲。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草捕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纨绔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骏野。”可见，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股寻欢作乐的浓烈气氛，士人沉溺声色、放纵情欲。葛洪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准则，对士人的行为持批判态度，认为是违背伦理道德、为人所不齿的。

由此可见，此时士人只是徒有超然的外表，而内心却欲望膨胀，私下里聚敛财富，在生活上放纵情欲。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他们是这样的一代人：他们要在现实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欢乐与享受，得到他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一切满足，即使这个现实环境污浊混乱，他们也要在这污浊混乱中寻找自己欲望的满足，要在这污浊混乱中尽可能轻松地生活下去，他们并不存在改变这个污浊混乱的现实的任何愿望。”所谓物极必反，口谈玄虚、不婴世务，以及过度放纵的生活必会导致个体生命的消亡和国家的沦丧。故而王衍在临死前感叹：“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刘琨在与卢谌的诗序里悔悟：“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渡江以后，一部分士人继续着西晋末期的清谈，一部分士人开始对此反思。如“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可知，渡江之后，卫玠仍与王敦、谢鲲等人聚在一起清谈，并提及王澄善于清谈的事。作为东晋政权的重臣王导也清谈，“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不仅清谈之风在江左得到继续发展，而且士人的放纵生活方式在东晋初期仍保存着，如“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谢鲲亦如此，“邻家有女，尝往挑之。女方织，以梭投折其两齿。既归，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挑逗美女不成，反折两齿，没有羞赧之色，竟豪言仍能啸歌，其放纵可见一斑。

同时，面对玄风所造成的社会风气低迷情况，一部分士人开始反思。应詹就上疏：“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熏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一些主政大臣指责贵游子弟的放诞行为，抑制浮夸的现象，主张崇儒以新俗化。卞壸就对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放达之行为，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大焉；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后来由于王导、庾亮不从，才放过了他们。刘弘则鄙弃音乐，“时总章太乐伶人，避乱多至荆州，或劝可作乐者。弘曰：‘昔刘景升以礼坏乐崩，命杜夔为天子合乐，乐成，欲庭作之。’夔曰：‘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恐非将军本意。’吾常为之叹息。今主上蒙尘，吾未能展效臣节，虽有家伎，犹不宜听，况御乐哉！乃下郡县，使安慰之，须朝廷旋返，送还本署”。陶侃更是克俭抑浮，“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便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由此可见陶侃恪守儒家之礼，鄙弃放荡之行为，心思缜密，脚踏实地，以其经世而致用的思想支撑着东晋，使得东晋初期在矛盾四伏、一片动荡中获得安稳。

综上，西晋后期玄风盛行，士人欲望膨胀，在生活上多浮夸而放诞，如此糜烂的风气加速了西晋的灭亡。东晋初期，玄风虽然尚传，放纵之行为仍存，但士人开始反思，特别是主政大臣开始严厉地抑制浮夸之行为，以儒家之礼法来洗涤世俗之风气，使得东晋能偏安于一隅。

三　两晋之际的士人心态及走向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上述政局及世风的变化均影响了士人的心态和走向。西晋后期，士人在战乱的社会环境及奢靡的世风下选择了各自的人生道路。东晋初期，士人在短暂安定的社会环境及崇尚节俭的世风下亦做出了选择。

西晋后期，“政乱朝昏，祸难荐兴，艰虞孔炽，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腾，苍生涂炭，干戈日用，战争方兴”。整个国家没有了思想的凝聚力，士人的人生取向和价值选择便完全以一己之意愿为中心了。此时，士人的心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苟且心态；一种是奋起心态。

所谓苟且心态是指不顾民族、国家之兴衰，士人只求一己或一家能苟活于当下的心态。王衍即是一例。其长女适贾谧，小女惠风为司马遹之妃。我们知道，贾谧本是贾充之外孙，后又认作儿子，贾后是贾充之女，而贾后无所出，司马遹是谢才人所出。惠帝昏庸，贾后当朝，贾谧擅权。所以王衍在贾后、贾谧一方与司马遹一方两边都是姻亲关系。太子司马遹虽然嬉戏荒诞，但并无谋逆之心，贾后为了掌权先是以卑劣手段将遹废为庶人。作为岳丈的王衍本应明辨是非而责难贾谧，或者至少保持中立、置之不理。可他竟然上表惠帝，请求惠风与司马遹离婚，如此害怕祸连于己，为求保全不论是非、不顾道义。后贾后又诬陷司马遹谋反，并把司马遹囚禁于许昌宫，司马遹至许昌写信给妃子惠风，详叙了自己被诬陷的经过，言贾后逼自己饮酒至醉，让其照抄由潘岳事先已写好的悖逆言语之文书。王衍在收到遹书之后本应上奏，请求查明真相，为司马遹申冤，但他却隐匿不报，眼睁睁地看着司马遹被杀害。为了自己一家不被牵连，能苟活于世，就不顾他人之死活，王衍之人格、道德已然沦丧。

与这种苟且心态相对应，士人多选择走向保全自身之路。他们全然不顾国家的安危，一心只想要保全自己或者保全家族的声誉与荣华。仍以王衍为例，《晋书·王衍传》：“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读来真是骇人听闻，全然不顾国家的动荡，只为了自己家族的安危与荣辱，竟费尽心思设计了狡兔三窟的策略，王衍可真算是“深谋远虑”了，难怪被有识之人鄙视。

庾敳也是在朝廷混乱、天下多故中求自全的人。“敳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把奇吐异，而祸福继之。敳常默然，故有喜不至也。”不同于王衍的“深谋远虑”来求自全，庾敳则是在浑然漠视中求自全，对周围一切不在意，就以为不会祸及己身。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国之安稳，又岂会有一己之安稳？和王衍一样，庾敳最终也被石勒杀了，其死也证明着在国家动荡之时，想走保全自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奋起心态是指面对民族、国家之衰亡，士人奋发向上，以挽救民族、国家为己任的心态。以刘琨为例。他在少壮之时也慕老庄，颇为浮夸，与其兄刘舆均在“二十四友”之列。但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与祖逖为友，两人志在报效朝廷，曾闻鸡起舞。在听闻祖逖被用后，刘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可见其心系民族、壮志慷慨、意气风发。祖逖亦如此，生性豁荡，不修仪检，十四五时犹未知书，其兄经常为之担忧。但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祖逖与刘琨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可见，刘琨与祖逖在少壮时均受奢靡世风的影响，性格豁荡浮夸，但并没有就此随波逐流，沉沦下去，而是奋发向上，怀振复天下之志。

与这种振复天下之志相一致，刘琨、祖逖也都走向了匡扶晋室之路。刘琨曾参与“八王之乱”，且因为姻亲关系受到重用。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为了扩张势力，派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在此两年前，匈奴首领刘渊趁“八王之乱”已在并州起兵建立“汉”政权，后改称“赵”，史称“前赵”。刘琨带领一千余人辗转离开首都洛阳，于永嘉元年（307）春到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的晋阳经历战乱，已成一座空城。刘琨在左右强敌环俟的环境下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加强防御，不到一年，晋阳就恢复了生气，成了晋在中原的少数几个存留抵抗力量的势力之一。刘琨与猗卢结盟，后为石勒所迫，又投奔鲜卑首领段匹磾，最后被段匹磾杀害，终结了其慷慨悲壮的一生。刘琨誓将报效朝廷，在《谢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表》道：“臣虽不逮，预闻前训，恭让之节，臣犹庶几。所以冒承宠辱者，实欲没身报国，辄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场，尽其臣节。”与王衍之辈相比，刘琨这种尽臣节、扶晋室、矢志报国的精神显得弥足珍贵。

祖逖也是一位奋发有为、驰骋战场、保卫国土的志士。《晋书·祖逖传》：“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祖逖有济天下之心，然而对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使中原地区横尸遍地、生灵涂炭，又深感失望，所以当关东诸王，如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王司马模等人竞相招引他出来做官时，他都回绝了。在东海王司马越又命他担任典军参军、济阴太守时，适遇其母病逝，他干脆守丧不出。然而“及京师大乱，祖逖便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由此可见，祖逖虽然宦海漂浮，却没有为了做官而做官，不助宗室为虐，心里装着百姓，以自己的智慧和勇力为百姓谋福。后来祖逖又请求北伐，那时还没继位的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但不给铠仗，使祖逖自己招募。“（祖逖）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就这样，在粮草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祖逖亲自招募军队进行北伐，以自己的才干逐渐收复失地，不仅保全了江淮，而且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刘琨与祖逖在国家衰微之际，挺身而出，征战于沙场，誓死忠于王朝，护卫百姓。探其原因，是动乱时代促使其由放荡公子转型成英雄的，也是其骨子里所涌动的气节和爱国之心促使其做出这样的人生选择。

晋室南渡以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部分士人虽有失落之感，但生活终究还是要继续，他们必须要有所作为，齐心戮力王室。同时，江南山明水秀，又使一部分刚刚经历过动荡乱离的士人想要安定下来，于是这一部分人便想要隔离于世事之外，从而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这就形成了两种心态：一种是积极有为的心态；一种是消极避世的心态。

有为的心态是指士人想要求得安定的生活，就必须为朝廷效力，积极有所作为的心态。王导就是怀有这种心态的人。“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过江以后，当周为山河之异而怆然伤怀，王导便一脸严肃地训诫他理应放下个人情绪，戮力王室，收复中原故土。

与这种有为的心态相连，士人多走上了积极入世之路，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智慧，为国主献计献策，为王室之安稳做出贡献。仍以王导为例。司马睿移镇建业后，三吴的大族豪强都不肯依附，王导便十分忧虑。等堂兄王敦来到建业后，便与王敦商量，借王敦的威名来匡助司马睿。在三月三日那天，王导利用司马睿要去水边观禊的机会为其准备了一副肩舆，让司马睿高高坐在上面，两旁排列仪仗，自己与王敦等名流骑着骏马紧紧跟随，前呼后拥，使得司马睿备显威风。三吴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目睹此状，一齐拜倒道旁。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让富有名望的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以结纳人心。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拜访顾荣、贺循，二人皆应命而至。顾荣、贺循出仕后，三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从这件事便可看出，王导对司马睿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为其出谋划策，毫无保留。后来王敦反叛，王导率领王氏子弟每天清晨入朝待罪，再加上周的申救，元帝召见了王导，并任其为前锋大都督平定王敦。虽然王导未能阻止王敦沿江直下，最后攻破建康，但仍可以看出元帝对王导的信赖，以及王导为晋室安稳所做出的努力。

此外，司马睿继位，东晋王朝建立时，北方仍有为晋坚守的地区，如上文提到的祖逖北伐，是不计成败与生死，以攻为守，保障着东晋的偏安。还有庾亮、陶侃、温峤等主政大臣倾尽全力辅佐着东晋初期的两位皇帝，他们也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走上了戮力王室之路。

避世心态是指一部分士人对当下之主流的浮诞士风不满，但也无力改变，所形成的不关心朝堂之事、只专注于自己个人兴趣的心态。葛洪就是其中的一例：“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每览巢、许、子州、北人、石户、二姜、两袁、法真、子龙之传，尝废书前席，慕其为人。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可见葛洪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并不钟爱，他所仰慕的均是隐逸之士，希望以文儒身份为后人所知。又如郭璞，他与温峤、庾亮等人曾是布衣之交，但当庾亮、温峤位列公卿时，他却沉于下僚，才高位卑的他难免产生不平。两晋之际的动荡，又使他身心俱疲，再加之处于残忍的王敦手下，所以他消极避世的心态也比较突出。

与这种避世心态相关，士人不愿再深入仕途，而专注于自己的兴趣，过起了淡漠世事的生活。仍以葛洪为例，“（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两晋之际的动荡使他更加无心于官场，虽然元帝赐其关内侯，但他基本不参与政事。后“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一直以炼丹、服食、养性为乐。后“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成）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可见在南渡以后，葛洪不仅在元、明二帝时辞官，在成帝时也无心仕途，他求句漏令也只是因为听闻那里出丹，故他只是以自己炼丹为乐趣。他的这种人生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晋之际的动荡，看惯了那些俗人为荣华富贵或功名利禄所做的苟且之事，也看惯了他们为求保全而谄媚于人的嘴脸，所以他选择沉浸于炼丹养性之上，从而淡漠世事，远离尘嚣。正如他自己所说：“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故而走一条绝弃世务、服食养性、修习玄静的道路，方能使自己身心愉悦。

郭璞和葛洪很相似，他善于卜筮，妙于阴阳算历，热衷于求仙问道之事。以其《游仙诗》第一首为例：“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特别是“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两句直接表现了自己想要放弃之前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和高华门第，而转向一种出世远游、羽化升仙的人生乐趣，走向一条隐遁山林、淡漠世事的道路。

又如庾阐，从他现存的诗来看，他也是淡漠世事，热衷于服药以求长生的。他的《采药诗》：“采药灵山，结驾登九疑。悬岩漏石髓，芳谷挺丹芝。泠泠云珠落，璀璀玉蜜滋。鲜景染冰颜，妙气翼冥期。霞光焕萧靡，红景照参差。椿寿自有极，槿花何用疑。”通过写自己翻山越岭采药的乐趣，以及对山中药草之挺拔，云珠、霞光等美景的描绘，表现了他对求仙访道的热衷及对尘俗生活的摒弃。

此外，江南的草长莺飞、淡烟疏柳、明瑟山水也使得士人少问世事，选择了登临远游的生活，也由此写下了不少的山水诗，为后来山水诗的丰富与发展做了铺垫。

综上，不论士人存有哪种心态，以及选择走哪种人生道路，都与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晋之际的动荡，逼着一部分士人从少壮的浮夸放旷成长为报国英雄，也促使一部分士人在饱受乱离之苦或备受压抑后渴望一个安稳的环境，淡漠世事而专注于自己的兴趣。

四　两晋之际诗歌概述

两晋之际的政权更迭、世风变化、士人心态及走向对诗人、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得诗人朝不保夕、无心创作，从而影响了诗歌的数量；奢侈的世风及浮夸的玄风使得诗人生活放诞，品质低下，从而影响了诗歌的格调；士人心态及走向则影响了诗歌的主题及内容。同时，此时期的诗歌又反映着两晋之际复杂的政治、社会、人文面貌。该时期的诗歌统计见下表。

两晋之际诗歌统计

说明：（1）本表是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基础上，参考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唐修《晋书》、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以及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编写的。

（2）本表选取的有些诗人主要活跃于西晋中期，但因为经历了西晋后期的社会变革，且有诗歌内容关涉后期的社会内容及人物，故也将其列在表内。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此时期的诗歌特征：

第一，从数量上来说，这一时期的诗人不算少，但存诗数量却不多，有的人只存一首，或仅有残句。

第二，从质量上来说，诗人中只有刘琨、郭璞、卢谌、庾阐成就较大，其他人均名不见经传。在诗歌格调上，也只有上述几个诗人的诗歌格调较高，其他的均一般。

第三，从诗歌主题、内容上来说，主要以爱国诗歌、游仙诗歌为主。从题材上来说，此时期有山水诗、爱情诗。此外，这时期的赠答诗也很引人注目。

第四，从诗人的卒年来看，有不少诗人死于永嘉五年（311），这一年石勒攻破洛阳，怀帝被俘，关中饥馑，人饥相食，白骨蔽野，不少诗人或被杀死或被饿死。

造成以上之局面有多种原因。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谈道：“西晋从立国到亡国也才半个世纪的历史，而严格地说来，西晋自晋武帝平吴而统一全国，形成稳定发展局面，到他驾崩之后便祸乱频起、朝政日非，中间只有太康时期的十年时间……恐怖的浩劫，草菅人命，文学家们人未尽才。因而，西晋文坛尽管出现过盛况，但仅仅是昙花一现。西晋文学因为政治、文化等历史的缘故，没有获得合乎逻辑发展的充分条件，被迫中断而夭折。”姜剑云从宏观的角度指出整个西晋的现实条件不能孕育出大有作为的文人来。

除了上述所说的西晋动荡的社会所导致的人未尽其才这个重要原因，关于两晋之际这种诗歌存诗数量少、质量不高的情况，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一，动荡社会中，一些应用文（如表、疏、奏、箴、铭、书等）在政治、战事、生活中所用较多，故写实用文的作家较多，而写作文学性较强的诗歌之人减少，并且在诗人所写的诗歌中用于人际交流与往来的赠答诗占很大比重。还有一些文人其成就主要不在诗歌上，如挚虞，其成就主要在文论、史学上；干宝，其成就也主要在史学以及神怪小说上；庾阐也是以《扬都赋》而为时人所重。其二，关于诗歌的流传情况，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少人都有集子，只是由于战乱频繁或者是交通不便及历时较长等原因，未能保存下来。其三，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此时诗歌与世风的关系，此时诗人受奢靡世风的影响，个人情欲膨胀，追求娱乐享受，导致诗歌品格较低。

总之，两晋之际诗歌的整体情况较为消沉低迷，优秀诗人较少，存诗数量不多且品格不高。但普遍之中也有特殊，此时期的刘琨、郭璞等人在古代诗歌史上地位颇高，正如钟嵘所说：“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也正是由于“越石‘感乱’，景纯‘咏仙’”这两个特例，才打破了两晋之际诗歌的平淡，使得此时期诗歌仍熠熠生辉。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00页。
2. 同①，第2601页。
3. 同②。
4. 同①，第2604页。
5. 同①，第2628页。
6. 同⑤。
7. 同①，第2638页。
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42页。
9. 同①，第2646页。
10. 同①，第2670-2671页。
11. 同①，第2683页。
12. 同①，第2695页。
13. 同①，第2688页。
14. 同⑤。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98页。
16. 同①，第2717页。
17. 同①，第2718页。
18. 同①，第2741页。
1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55页。
20. 同①，第2755页。
21. 同①，第2682页。
22. 同①，第2744-2745页。
23. 同①，第2753页。
2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66页。
25. 同①，第2777-2778页。
26. 同①，第2794页。
27. 同①，第2838-2839页。
2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59页。
29. 同①，第2918页。
30. 同①，第2924页。
31. 同①，第2925页。
32.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页。
33. 同①，第108页。
34. 同②。
35. （唐）房玄龄：《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2页。
36.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页。
37. 同②，第151-152页。
38. 同②，第152页。
39. 同④。
40.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7页。
41. 同①，第165页。
42.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3页。
43. （唐）房玄龄：《晋书》第7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0页。
44. （唐）房玄龄：《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4页。
45.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66-1267页。
46.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3页。
47. （唐）房玄龄：《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71页。
4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32-2633页。
49. 同①，第2632页。
50. 同①，第2741页。
51. 同③。
52.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2页。
53. 同⑤，第1681页。
54. （唐）房玄龄：《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9页。
5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26页。
56. （唐）房玄龄：《晋书》第9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61页。
5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81页。
58. 同④，第2864页。
5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29-2630页。
60.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7页。
61. 同②，第165页。
62.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2页。
63. 同④，第1751页。
64.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1页。
65. 同①。
66. 同①，第1754页。
67.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7页。
68. 同①，第1785页。
69. 同①，第1774页。
70.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4页。
71. （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页。
72. 同①，第1236-1237页。
73. 同①，第1243页。
74.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75.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9页。
76.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赏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0页。
77. 同③，第722页。
78. （唐）房玄龄：《晋书》第3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0页。
79. （晋）葛洪著，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01页。
80.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81.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赏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3页。
82.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文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页。
83. 同①，第29页。
84. 同①，第563页。
85. 同①，第853页。
86.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71页。
87. 同⑤，第1766页。
88.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4页。
89. （唐）房玄龄：《晋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97页。
90.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7页。
91.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任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0页。
92.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0页。
93. 同②，第1694页。
94. （清）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78页。
95.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4页。
96.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4页。
97. 同①，第1695页。
98.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言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110页。
99. （晋）葛洪著，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页。
100.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1页。
101. 同②，第1911页。
102. （唐）房玄龄：《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1-1912页。
103. （晋）葛洪著，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6页。
104.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65页。
105. 同③，第874-875页。
106. 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页。
107. （南朝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