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虽旧制，其命维新

——夏中义教授《百年旧诗，人文血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已有百年历史，各种新文类的生产与评估也蔚为大观。但回顾历来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古典体制的诗词创作显然是最被埋没的领域。一般论者不仅对其视而不见，甚至引为反面教材，作为“现代”文学的对比。这样的文学史观在近年有了改变。随着新旧材料的重整，我们逐渐理解尽管“五四”以来白话“新文学”占据主流位置，旧体诗词书写唱和续存在。不仅如此，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旧体诗词见证嬗变、铭刻忧患的能量远远超过任何以“新”为名的文类。回顾百年文学流变，我们的首要挑战就是重新思考旧体诗词如何介入文学现代化历程，并且召唤一种有别于“革命”“启蒙”的文学典范。

夏中义教授新作《百年旧诗，人文血脉》示范了这样的尝试。这本书重审现代旧体诗及诗学大家如王国维、钱锺书、陈寅恪、叶元章等其人其作，也着墨新文学健将如文学革命大将陈独秀、九叶派成员王辛笛等“推新复旧”的来龙去脉。更有意义的是，本书以清末民初大画家吴昌硕开始，以“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结束，思考中国文人传统中诗书画同源的时代意义。夏的文字夹议夹叙，既不乏细读文本的功夫，也透露个人咏史抒情的风采。究其极，他有意藉此叩问中国诗歌传统最古老的命题——诗言志——的当代意义。

一

二十世纪尽管新文学当道，旧体诗的命脉却不绝如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拜“重写文学史”运动之赐，文学研究者对现代旧体诗的研究浮出地表。但各家对这一文类的定位莫衷一是，或谓之封建传统的回光返照，或谓之骚人墨客的附庸风雅，或谓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如果我们按照文学史公式，视现代文学发展为单一的、线性不可逆的、白话的、现实主义的走向，旧体诗聊备一格、每下愈况的特征就愈发明显。

但这类诠释至少遮蔽了以下事实。首先，文学史不必是进化论、反映论的附庸。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如果可观，理应在于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条的局限。但“史”与愿违，论述文坛的众声喧哗只是愿景。即便如此，旧体诗独树一帜、传诵不辍的事实必须受到重视。既然这一文类在过去百年呈现丰富面貌，我们就必须视其为现代文学的有机部分。

其次，旧体诗只是传统诗词笼统的统称。十九世纪以来，从文选派到同光体，从《人间词》到《双照楼诗词稿》，从南社到栎社，从吕碧城到郭沫若，从毛泽东诗词到红旗歌谣，旧体诗体制多元，题材有异，书写主体、传阅的位置也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在文学现有的单向时间表下，我们往往忽略了“现代”这一场域如何提供了“共时性”的平台，让旧体诗呈现前所未见的多声歧义的可能。这其中的互动绝不只是新旧之争而已，而是现代性种种难题的又一对话或交锋的场域。

除此，新文学的倡导者，尤其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多半接受不同程度的古典教育。一九四九年后现代文学史兴起，论者囿于根本的世代差异，以今视昔，容易忘记旧体诗其实是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养成教育的重要部分。不论是鲁迅还是毛泽东、郁达夫或是沈从文，都展现他们与古典的渊源。旧体诗的熏染可以造就“骸骨迷恋症者”，也可以铸成“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摩罗诗人。冯至颂赞杜甫，艾青师法白居易，现代史的旋律里总也不乏传统回声。

这一观点引导我们再思旧体诗的“诗”在传统中国文明里的意义，无从以学科分类式的现代“文学”所简化。作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政教机制，甚至是一种知识体系和史观，“诗”之所以为诗的存有意义远非现代定义的诗歌所能涵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人学者冲刺于启蒙和革命阵仗之余，蓦然回首，却每每必须寄情旧体诗的创作或吟诵，仿佛非如此不足以道尽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恰恰是现代文人对旧体诗的迎拒之间，有关中国“人文精神”存续这类的辩证陡然变得无比鲜活。而海外“汉诗”在二十世纪所形成的强大脉络，更为辩证增添了空间向度。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论点无关复古主义，而更指向米歇尔·福柯式的“知识考掘学”。据此，旧体诗的式微不应仅只是“封建文学”的宿命，而成为一个文明危机——或转机——的征兆。王国维尝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旧体诗未来如何我们无从置喙。但既然新文学包含传统风格的元素，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正视其间重层板块的撞击和变动。旧体诗词的特色，无论是陈陈相因的颓废自恋，或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般切中时代要害，同样值得关心。现代文学一向以除魅为号召，但除魅之外，招魂的工作更为艰巨。而这也就是夏中义教授新书的用心所在。

二

《百年旧诗，人文血脉》是部有相当个人风格的著作。此书虽谓“百年”，并未随俗对旧体诗词的发展做地毯式梳理。一般想象的典型人物，像怀抱遗民情结的陈三立、朱祖谋，出入政治的郭沫若、柳亚子，或新文学的旧诗好手如郁达夫、鲁迅等，也没有出现在作者的谱系里。夏中义另辟蹊径，标举吴昌硕、王国维以降等九位诗人作为贯穿论述的范例。这些诗人里，王国维、陈寅恪等也许并不令人意外。但夏引入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或原以现代诗知名的王辛笛，就必须让我们仔细思考他的论述逻辑。他念兹在兹的是中国“人文血脉”的赓续问题，而他以旧体诗人作为研究方法。

现代中国文学的兴起与感时忧国的情怀息息相关。梁启超倡导诗界文界革命，鲁迅向往“新声”，无不希望藉由新文学改造中国，改写历史。白话文类应声而起，曾被视为最能显现真实、进而加速“现代”大计的形式。然而曾几何时，这样的新文学论述有了左支右绌的裂缝。新文学面临挑战。

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原本就是一部沉重的历史，现代文人每每无言以对。反倒是旧体诗人调动庞大的隐喻典故系统和修辞技巧，将史识深藏在表面文章之下，因此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言志缘情，嬉笑怒骂，其中针砭时弊的郁愤、感时伤事的沉痛，种种曲笔尽在不言之中。这一庞大的隐喻系统自然有待后之来者的诠释解码行动。论中国版的“潜在写作”，旧体诗歌的写与读当之无愧。

但如果我们只汲汲于旧体诗人潜在写作的政治意义，未免仍有其局限。诗史互动原来就是中国文明的基础之一，而夏中义教授更要强调的是诗史的现代意义。在现代性风暴将中国文明远景摧折得四分五裂之际，旧体诗提醒我们在现实的瓦砾之下，仍有更庞大的时间、知识和情感符号体系可以作为参照或反思的资源。旧体诗有其抱残守缺的一面，但也从不乏厚积薄发的一面。当未来的发展看似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之际，甚或显现走投无路的可能时，旧体诗人以退为进，从历史无比繁复的来时之路定义现在，譬喻未来。他们因此为另类现代性投射复杂动线。“史亡而后诗作”这类古典观念，也因此有了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