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

读懂王阳明:知行合一大智慧 作者:梁启超 等 著


前言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青年时期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王阳明。他生活在500年前的明代,以其超人的事功和学说,被后世誉为达到“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境界的人。王阳明的同乡后辈、当代文化学者余秋雨说:“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在文化的综合创建上毕竟未能俯视历史;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乡关何处》)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王阳明的一生,频遭坎坷,屡受磨难。皇帝的猜忌、宦官的迫害、权臣的排挤,廷杖、流放、“谋反”的流言,在他的仕途上都曾出现过。然而,当权者却离不开他。嘉靖初年的首辅大臣席书曾说,他自己和其他朝臣不过是“中材”,只有王阳明是“上材”,平乱安边,非王阳明不可。于是,每当朝廷遇到危难,王阳明就被“拉出来”平乱。然而,王阳明并不把这些功绩看在眼里,每次胜利之后,他总是在报捷书中把这些功绩归于皇帝和朝中大臣,自己则上书申请离职,告老还乡。他的目标,是希望自己能从事最喜爱的事业——讲学。不错,如果我们让王阳明自己选择,他一定会对“政治家”、“军事家”这样的头衔弃之不顾,而选择一顶“哲学家”的桂冠。他的学说集“心学”之大成,成为中国儒家学说的巅峰。

五百年来,王阳明的学说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帮助了无数有志有为的志士仁人。近代以来,致力于中国富强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等志士,无不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养分。阳明心学还走出国门,对日本、韩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已经浸染阳明学200余年,明治维新的参与者,无不服膺阳明心学。如“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曾摘录王阳明语录100条,指导自己的言行,自承一生“修心炼胆,全从阳明学而来”。朝鲜半岛早年曾排斥阳明学,但亡国之后,韩国的复国志士们痛定思痛,希望发扬阳明学说,以求救国。韩国政治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二任总统朴殷植曾写《儒学求新论》,希望用阳明学说改造传统儒学,因为阳明学是“简单切要之法门”,具有“省察法”和“果敢力”,富于“气节与事业之特著的功效”。

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博士曾说:“王阳明传记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具有精神鼓动的特殊作用。”(《王阳明详传》)这种体认是很精辟的。为了帮助读者认识王阳明,了解王阳明的学说,我们编纂了这本体现民国时期阳明学最高成就的《读懂王阳明》。本书收入了民国时期三位作者的三部著作,其中前两部从不同角度,讲述“王阳明这个人”的问题;后一部从不同的视角,阐发阳明学说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就对这三部著作的背景,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第一部是胡越先生的《王阳明》。本书最早由中华书局1925年3月出版,1927年3月出版第二版。胡越先生对阳明学说有很深的体悟,他把阳明学出自中国看作“大幸”,把中国人不识阳明学看作国人的“大不幸”;他提醒读者,不要只看王阳明的事功,而更应该重视王阳明的学说,他说:“中国民族中,也有少数人知得阳明,却因着阳明的功业而震惊阳明,不是因着阳明的学术而钦敬阳明,是‘知’与‘不知’同。”因此,本书侧重点与《王阳明生活》有所不同,书中不仅有对阳明生平的叙说,且有作者对阳明学的体悟评说,与《王阳明生活》恰可成为互补。

第二部是王勉三先生的《王阳明生活》。本书最早由世界书局1930年6月出版,1933年3月再版。此书出版于国事日蹙的“九一八事变”之前,再版于“事变”之后,作者期望弘扬阳明学说,以助救国大业的一片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他说:“我们中国有件极可珍贵的宝物,可惜遗失在日本去了,现在愿我们大家,赶快去拿回来,自己享用,不要长此让它留在异国,替异国去发扬文化,扩张国力。”这个“宝物”,自然就是阳明学说了。

第三部是梁启超先生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本书原是1926年12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学术演讲会及清华学校的讲稿,1926年12月20日至次年2月12日连载在北京《晨报》上,193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成果,是阳明心学体系立论的重要基础。梁启超先生推崇服膺阳明学说,本书即是他系统阐发“知行合一学说”的重要著作,对读者了解阳明学说能起到指导作用。

五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王阳明的学说,却历久弥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民国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王勉三先生就呼吁把阳明学这个“宝物”拿回来。在今天的时代,阳明学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可算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也是国人的大幸。我们希望三位前辈学人对王阳明和阳明学说的阐释,能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些精神养分,这才是阳明学的大幸,也是读者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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