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水电勘探 留待解放（1945年5月—1949年上半年）

奉命回国

1945年5月，张光斗与柯登一起从美国飞往中国。他们先乘美国军用飞机从纽约出发，到纽芬兰，记得那天机场风沙很大。在美国军营住了一夜，次日他们从纽芬兰东飞，横渡大西洋，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市。因为要换飞机，等座位，他们便有时间游览卡萨布兰卡。这是一座滨海城市，海运较发达，建筑是法国式的，市容很美丽，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商业较萧条。

他们候到飞机座位后，乘美国军用机沿地中海南岸东飞。经阿尔及利亚，到达突尼斯，住了一夜，又东飞。经过大沙漠时，张光斗看到德国隆美尔将军抛弃的大量坦克，德军战败了。他们正高兴的时候，忽然飞机的一个桨叶坏了，还有一个桨叶也快坏了，飞机迫降在沙漠中，幸未坠毁，张光斗说又一次捡回了一条命。他们在沙漠中等候救护车，过了几小时，终于来车把他们送到附近小镇。次日换了飞机，再东飞，到达埃及开罗市。这次他们住在美国军营内，很快换乘了美国军用机。到约旦住一夜，次日他们到达印度卡拉奇市，也住在美军的军营内，在这里又要换美国军用机。

一路上，由于气候潮湿，行李逐渐加重，为避免行李超重，他们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到了卡拉奇机场，他们两人都穿了两套西装和一件大衣，行李重量才勉强过关，真是有趣。然后他们又东飞，到达加尔各答，住在旅馆内。天气很热，风扇不起作用，他们在旅馆内光着身子。但行李超重又成问题了，他们与机长多方说情，又加付了行李费，才过了关。这次他们飞越喜马拉雅山时天气较好，很平稳。

到达昆明后，住在旅馆内，忽然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8年抗战，中国死亡了3000万人，家破人亡，损失惨重，日本的罪行永远不能忘记！现在胜利了，举国欢腾，张光斗非常高兴。

他们乘民航飞机到达重庆，钱玫荫和杨国华来接，张光斗夫妻又团圆了，非常高兴。他们回到华中化工厂张木兰家。钱玫荫寄住在张木兰家，虽有表姐夫妇和秦厂长的照顾，但终究是作客，很多不便，真是难为她了。她已不在资委会材料处工作，所以资委会也不好照顾她。总之，张光斗感到出国两年多，钱玫荫独自一人分娩，抚养小孩，是很不容易的，他很感谢她。儿子已一岁多了，看见父亲是陌生人，整夜大哭。张光斗夫妇为儿子取名元正，意思是要为人正直，乳名华华，是爱中华的意思。

1945年张光斗夫妇和儿子在四川下清渊硐（张美怡复制家庭照片）

纠结的三峡情

张光斗和柯登到资委会报到，钱昌照副主任委员接见了他们，表示欢迎。陈中熙处长征求张光斗意见：是成立一个三峡工程机构，还是成立一个水力发电机构，何者较好？

张光斗感到在当时三峡工程根本不可能实现，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不好，而且三峡工程面很广，需要多方面一起工作，所以建议成立一个水力发电机构为好。

领导决定，成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简称水电总处），黄育贤任处长，黄辉任副处长，柯登任总工程师，张光斗任总工程师助理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覃修典任规划组主任工程师，蒋贵元任营造组主任工程师，还设立总务、材料和会计3个科。这一组织形式是参考美国坦河流域局的。水电总处暂设在长寿下清渊硐，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并入水电总处。

资委会成立三峡工程委员会，钱昌照任主任，委员包括资委会、经济部、中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及高等学校的领导和专家，每年开会一次，决定工作计划和有关单位的分工，张光斗任该委员会秘书。实际上，三峡工程工作都由资委会领导，水电总处做具体工作。后来，黄辉未来，去台湾电力公司任副总经理，张光斗改任为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

1945年9月，水电总处在长寿下清渊硐正式成立，办公室在下清渊硐瀑布下游岸边一所石制建筑物中，房屋宽敞，宿舍在瀑布上游岸边山坡上。黄育贤处长和柯登总工程师各住一处小房，张光斗一家与舒扬启合住一处小房。还有很多家属宿舍和单身宿舍，供安置全处工作人员。耳闻瀑布声，习惯了就很享受。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很满意。

当时，在水电总处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徐怀云、徐洽时、吴震寰、杨国华、舒扬启、胡世乐、林世华、陈益琨、陈崇焱、张荫煊等30余人。后来又来了几位刚回国的英国留学生，如司徒惠、顾明泉、黄新民、王宝基、程学敏等。请王宝基任张光斗的助理。水电总处技术力量是比较强的。

水电总处首先要确定的是工作方向。当然，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是首要的。先派唐凤鸣率队前往三峡南津关，进行地形和水文测量，并请中央地质研究所派队前往三峡坝址和水库库区进行地质查勘工作，水电总处也派蔡钟瑞和张兴仁等参加地质工作。请资委会经济研究所派队前往三峡库区调查经济情况。派人去中国水利委员会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收集水文资料。

但是张光斗始终认为三峡工程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充其量能收集一些原始资料，而当时迫切需要而又可能实现的是建中型水电站，应抓紧进行。为此，他建议进行中型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并作为水电总处工作的重点。

他的建议得到黄（育贤）处长的赞同，柯登总工程师也同意，并得到资委会和电业处的批准，于是他们照此方向进行工作。

资委会派工程师组去美国垦务局，参加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有马君寿、周太开、李津身、陆钦凯、潘仲渔、卢伯章、曹承慰、于崇文、赵人龙、唐季友、杨贤溢、杨访渔、刘芳级、杜镇福等30余人，徐怀云为组长，杨国华为副组长。张光斗向他们介绍了美国垦务局组织分工情况，建议他们参加哪些部门工作和注意事项。他们在1945年秋赴美国，由张光斗代表水电总处联系他们的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张光斗非常高兴，认为可以和平建国了。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争着接收日本侵占的领土、财产和日本的军火。美军帮助国民党运兵，争抢接收，日本又偏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共产党军队当然抗争，国共战争又开始，他十分焦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经过几十天的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停止战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合作，和平建国。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张光斗担心国民党政府是否有诚意，是否会撕毁和平协议，再度打仗。果然，1946年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军队进攻，战争又起，他深为忧虑。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国民党政府规定，政府的中高级公务员都要到庐山受训，加入国民党。张光斗讨厌国民党，不愿参加，所以每次要他前往受训时，他都出差逃避了，坚决不加入国民党。

水电总处成立后，张光斗即着手勘测设计上清渊硐水电站，黄（育贤）处长和柯登总工程师都很积极。计划在上清渊硐瀑布上游修建29米高的浆砌条石溢流重力坝，在右岸挖隧洞通至下游地下厂房，在岩岸中挖一直井，上小下大，工程布置十分紧凑。装机1万千瓦，是当时国内自建的最大水电站。资委会批准了这座水电站的建设，并于1945年冬开工。

成立上清渊硐工程处时，张光斗和覃修典建议张昌龄当主任，黄处长不同意，他请萧季和当主任。萧是搞铁路的，他们很有意见。李鹗鼎任工程科长，马锺衡等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科工作。当时马生病，柯登和张光斗帮助他治病，后来他很有成就。

上清渊硐工程进展很顺利，1947年汛前，溢流重力坝建成了。溢流重力坝下游是坚硬岩石，所以未加保护，汛期一次过流，流量不大，但下游岩基冲刷很深。张光斗去工地检查工作，研究后认识到事故的原因是由于岩基不平整，岩体有裂缝，高速水流进入裂缝把岩块抬起来，岩块被水流冲走了。为此，用浆砌块石填补冲刷坑，表面用浆砌条石做成平整护坦，后来过大洪水，护坦安全。他从中又学到了经验和道理。这时又遇到施工难题，厂房要做尾水管，出口在瀑布下深潭，瀑布泄水下流，深潭内无法造围堰。张光斗提出修长木水槽，挂在左岸石壁上，把河水引至下游，远离水潭，然后把水潭抽干，进行尾水管施工，很成功。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钱玫荫的弟弟钱新亚失踪了，到处找也没有找到，张光斗夫妇很着急，感到将来无法对岳母交代。到年末，钱新亚从昆明来信，说他参加了美军，当翻译员，先在昆明受训，然后在美军工作，将来可去美国留学，因为怕姐姐和姐夫反对，所以没有告诉他们。在受训期间，他不能对外通信。在受训时，练打炮，炮声把他的耳朵震聋了，送到医院医治，现在耳病虽已治好，但听觉不如从前，只能退役，现在昆明休息。张光斗夫妇知道他的消息后很高兴。钱新亚到重庆后，由亲友介绍到中国航空公司工作，他们就放心了。

1945年冬，萨凡奇来长寿水电总处，他对中方把三峡资料送美国垦务局很满意，然后他同黄处长和柯登总工程师去三峡南津关查看。由于缺少地质资料，只看地形，所以他们认为坝址可定在南津关。回长寿后，萨凡奇先生与黄处长、柯登总工程师和张光斗讨论，认为三峡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以200米高程为宜，可以多发电。张光斗他们认为坝址需要地质钻探，萨凡奇先生介绍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来承包。接着该公司经理等3人来长寿，因黄处长去南京，柯登不便参加讨论，所以由张光斗代表水电总处与他们谈判。该公司在美国有声誉，张光斗希望该公司要以三峡工程长期任务为重，在地质钻探任务上，价格要优惠。经过艰难讨论，最后达成协议，来8台钻机，技工20人，辅助工人在当地雇用，现场房屋由中方提供。协议经资委会批准后签字。

1945年，成立了钱塘江勘测处，负责钱塘江干支流水电站地址的勘测，徐洽时当主任，处址设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了岷江勘测队，负责岷江上游水电站地址的勘测，王庭钧当队长，队址设在四川省灌县；成立了西北勘测队，负责黄河上游水电站地址的勘测，卢守圭当队长，队址设在甘肃省兰州市。水电总处开始进行勘测工作，收集资料，规划组进行水电站规划工作。

迁回南京　回乡省亲

1946年初，黄处长在南京找到了办公室，在三元巷一所大院，职员宿舍也租到了，于是决定把水电总处迁往南京。柯登总工程师先乘民航飞机去南京，钱玫荫母子随行。水电总处人员和家属有的乘轮船去南京，但当时东行返家船票很难买到，所以水电总处不少人乘总处运文件资料和器材的木船去南京。张光斗在长寿办完结束事宜最后走，他乘木船到宜昌，然后乘轮船去南京。经过三峡，张光斗又看到了雄伟的水利水电资源，心想，总有一天中国将建设三峡工程。到宜昌后，他看望了三峡勘测队。勘测队工作和生活都在现场，很艰苦。张光斗与唐凤鸣队长步行到南津关，住在山顶小庙内，查看了坝址，见到南津关坝址在地形上是很好的，但河底冲刷很深，水深100余米，将来施工困难。地质是砂砾岩，强度和整体性较好，因无钻探资料，不知是否有溶洞，感到需要加强勘测工作。

张光斗一家到达南京后，首先要回家探亲。他们先到上海岳母家。岳母钱张守知年近花甲，抚养了8个子女，很不容易。岳母见到他们，高兴得流泪。现在大女钱玫荫和张光斗在一起；二女爱娜大学已毕业，在中学教书；三女是名演员，艺名慕容婉儿；四子新亚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五女海伦已结婚，丈夫是上海闸北区区长，生活富裕；六女在国际饭店工作；七女美得在大学上学；八女培德在高中上学。目前家庭经济情况较好，大家很高兴。小华华年3岁，全家都喜爱他。他们去岳父坟墓拜谒。在上海还访问了诸亲友。

之后，张光斗一家乘轮船到常熟，大侄张元春来接，再乘轮船到鹿苑镇老家。母亲已年老，73岁，身体尚好，看见他们非常高兴，但又痛哭流泪，告诉他们父亲病故，三哥身亡。钱玫荫是新媳妇，头一次到家，是喜事，母亲办了喜酒庆祝。大哥张光熉赋闲在家，大嫂周佩珍在家主持家务。二哥张光燮在南丰镇开木行，生意尚好；二嫂玉琴在家，主持家务。二哥还有妾，住在木行。三嫂回了娘家，不在家。大房侄子张元春在木行工作，已结婚；张元鼎正要就业；侄女张玲和张璇在小学上学。二房侄子张元祥在木行工作，侄女张丽英尚小。三房侄子张元平和张元安在初中和小学上学。家庭关系较复杂，张光斗自己也弄不清。张光斗去父亲坟墓拜谒。父亲爱他，支持他上学，张光斗想到自己没有任何回报，失声痛哭。接着他去南丰镇木行看二哥。二哥历尽沧桑，也不容易。二哥说家庭费用由他负责，叫他安心在外工作，他只有感谢二哥。母亲说她老了，等着他回家，要分家。张光斗说分家与否，由母亲和兄嫂决定，他不要任何东西，包括钱财、田地和物品，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事，家中已培养他上学，他不能无功受禄。母亲坚持要分给他一份，他说不要。张光斗的这种态度使兄嫂们也不争了。他也在分家文书上签了字，不签文书将无效，但他注明他不要任何东西，他那一份交给母亲，请她处理，可分给任何人。新中国成立后，张光斗听大嫂说，母亲还是把他那一份转到他户头，这是他不知道的。至于母亲送给他们三人的纪念品，他们都收了，并表示感谢。张光斗小时候是大嫂带的，真是长嫂如母。大嫂向他哭诉，大哥失业在家，不做正事，而且喝酒抽大烟，万分虐待她，她痛苦不堪，活不下去了，要张光斗帮助她。张光斗严肃地与大哥谈话，指出他的错误，要他改过自新。大哥承认错误，愿意改正。张光斗告诉大哥大嫂，要大哥半年内戒掉大烟，他可介绍大哥到台湾工作，这是唯一的机会，千万要争取。母亲也千叮万嘱，要大哥做到。张光斗还答应为侄子张元鼎介绍工作，不久他介绍张元鼎到钱塘江勘测处工作。半年后，大哥果然戒掉了大烟，张光斗介绍他到台湾公用局顾俭德局长那里工作，顾是他交大同班同学。刚好张光斗在上海出差，他送大哥上轮船，要他千万好好干。张光斗说这些是他能为老家的亲友所能做的事了。张光斗一家由鹿苑回南京，钱玫荫母子坐轿子上轮船，华华感到新奇，很高兴。

开启中国水电站地址和水资源勘探

1946年5月，水电总处在南京三元巷正式办公。为了加强勘测工作，成立三峡工程勘测处，张昌龄任主任，勘测处设在宜昌。水电总处还加强了测量队，扩大坝区测量范围，上至平善坝，下至黄柏河口，并请军事委员会航测局航测水库地形图。坝址和水库地形图数量很多，一份寄往美国垦务局，一份存在水电总处。此时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的8台钻机和设备已运到宜昌，20位钻工也到南京。柯登总工程师和张光斗与钻工谈话，交代任务，钻工转往宜昌，公司基地设在平善坝。萨凡奇先生介绍的美国垦务局地质师琼斯也到南京，转往宜昌。水电总处又请中央地质研究所加派地质师参与工作，并邀请美国人顾门斯基为设计组副主任工程师，格利高雷为营造组副主任工程师。还招进了当年大学毕业生陈道周和谭靖夷等10余人。张光斗安排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设计训练，先绘图，再计算，然后学设计方法，他们进步很快。陈道周找张光斗，说他的交大同班同学袁定庵和龚鸿琪两人因有共产党地下党员嫌疑，找不到工作，能否来水电总处？张光斗对共产党有好感，但怕引起麻烦，所以张说他们要保证不在水电总处搞共产党活动，他们可以来。陈说他们可以保证，张相信他们的保证，于是袁、龚二人来了水电总处。后来他们在水电总处内没有搞共产党活动，实际上他们是地下共产党员，最后他们保护了水电总处。所以许多事似无意实则有意。

柯登总工程师领导规划组进行中国水能资源的估计，张光斗也参加了。他们根据中国水利委员会的水文资料和全国已有的详细地图，估算出全国水能资源为3.5亿千瓦。虽然这个数字比现在估计的小很多，但这是对全国水能资源估计的最初尝试。

水电总处要扩大开展勘测工作，成立滃江勘测队，负责广东北江支流滃江的水电站勘测工作，司徒惠任队长，队址设在广东省英德县前村；成立古田溪勘测队，负责福建闽江支流古田溪的水电站勘测工作，徐树勋任队长，队址设在福建省古田县城；成立资水勘测队，负责湖南资水水电站的勘测工作，于在朴任队长，队址设在湖南省安化县柘溪镇。水电总处的各勘测处（队）收集了大量水电站原始资料，为以后水电站建设提供了依据，并做了初步规划。水电总处还要增设勘测处（队），但因时局关系而未果。1946年下半年，中央路的办公房屋和宿舍建成，水电总处迁入，办公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张光斗与覃修典等8人住在城北的北极山村小楼，张光斗家两间房，其余每家一间房，共用食堂，每天汽车接送上下班，这在当时算是较好的生活条件了。

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大河间

柯登总工程师和张光斗开始到各处访问，一方面检查各勘测处（队）工作，一方面联系和扩大业务。他们先到浙江省杭州市，由钱塘江勘测处主任徐洽时陪同前往钱塘江上游查勘。他们乘轮船到建德，那是勘测处基地，勘测人员大部分在这里。次日他们乘卡车沿钱塘江支流新安江上游的公路上行，一直到安徽省境内，接近屯溪。他们看到这里有很好的坝址，地形和地质条件都好，流量丰沛，是优越的水电站地址。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新安江水电站就在这里。那天他们忽然听到枪声，知道这是共产党游击区。有游击队员出来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做勘测水电站工作，但不能搞政治和军事活动，游击队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后来他们的卡车平安地回到了建德。这次行动对柯登和张光斗都是很好的教育，使美国人柯登了解到了共产党的态度，也增加了张光斗对共产党的认识。回到杭州，柯登在浙江大学做水电建设报告，受到竺可桢校长的接见。

柯登总工程师和张光斗还到台湾访问。他们乘轮船到基隆，转道台北，受到台湾电力公司刘晋珏总经理、黄辉副总经理的欢迎，见到了裘燮钧、孙运璇、徐正方等处长，他们都是张的老朋友，大家相见都很高兴。他们去参观了日月潭水电站，那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水电站，日本人修建的。早前那里的山顶上有一个天然湖，日本人为修堤坝，把湖水位提高，成为日月潭。日月潭附近风景十分美丽，日本人在此修建了豪华大楼，供日本皇太子到此旅游时享用。日本人还建了压力隧洞，输水到电站发电。电站是中型的，装机20万千瓦，设计施工都很好。张光斗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感到工程修得很好，另一方面感到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一定要争气，修更大更好的水电站，振兴国家。他们还参观了台湾东西岸的水电站。台湾有许多水电站地址，都是中型的，总的容量不大，还有许多工程工作要做。台湾东岸山陡流急，输砂卵石很多，很快电站被砂卵石淹没了，这个问题不易解决，对开发水电带来困难。他们参观了嘉义一个水库，是蓄水灌溉用的，总工程师是张交大同班同学朱容坚。大坝是50余米高的土坝。施工组织得很好。他们发现土的含水量偏高，碾压用的是平碾。碾压后土层有橡皮现象，且层面易漏水，建议稍微减少土的含水量，并用羊角碾碾压。

回到台北后，柯登在台湾电力公司做水电建设的报告。张光斗与台湾电力公司商谈合作事宜，希望水电总处在该公司设立办事处，负责水电工程工作。该公司虽说可以考虑，但不落实。张光斗也和台湾工业厅厅长包可永商量，水电总处能否在台湾成立水电工程处，包厅长说要与电力公司和水利局商量，看来也是不落实的。张光斗他们这次到台湾，为水电总处做了宣传，但没有接到具体任务。

在台湾，张光斗见到了大哥。大哥工作很顺利，身体也好，张光斗放心了，能为大嫂解除烦恼，他很欣慰。在台湾，张光斗有许多交大同班同学，有费骅、顾俭德、张金容、刘永懋、徐正方、吴文熹等10余人，他们都是局级官员，每人住一座日式小洋房，他们的工作情况张不了解。张光斗看到他们生活十分富裕，经常宴请，大多数人公余打麻将。后来台湾大发展，他们都在位。记得1945年，国民政府派员去台湾接收时，费骅拉张光斗去台湾当局长，张光斗不愿去，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水电总处工作很忙，这里有大江大河，未来工作很多，而且他又不是做官的料。在台湾的同学们笑张光斗要做成三峡工程后再走。张光斗回忆说，现在看来，他那时不去台湾是对的，因为台湾的同学们那种生活他不习惯，台湾又没有大江大河，他只想做些水利水电建设来振兴国家，为人民造福。

柯登总工程师和张光斗又去福建古田溪查勘。他们乘轮船到福州，由古田溪勘测队队长徐树勋接待。次日他们乘轮船溯闽江上行，到古田溪口，转乘卡车到古田。古田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市。他们步行越过高山，到古田溪上游，那里有个小坝，是引水灌溉用的。这是一个好坝址，可以修几十米高的重力坝，形成龙头水库，调节流量，供古田溪4个梯级水电站发电。如果从水库挖3000米长的压力隧洞到厂房，可得100米水头，水电站可装机3万多千瓦。他们爬山，山高约300米，很累，快走不动了，但他们很高兴，因为看到这样好的水电站地址。他们在古田休息一天，再去古田溪下游查勘3座水电站地址。虽有卡车，但要到河边看坝址，所以基本上是步行到古田溪口。因为下水轮船一般不停在古田溪口，所以只能乘轮船上水到南平城。南平是一个山城，是福建省中部的要地，缺少公路，交通全靠水路。此外，城市自来水供水不足。他们乘轮船从南平返回福州，看到闽江水流充沛，流速较大，两岸是高山，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张光斗相信将来一定会修水电站的。那时，福州电厂是火电，只有几百千瓦，烧木料发电，很困难，所以急需开发水电。

他们乘轮船从福州到厦门，经过马尾海港，这里的闽江三角洲是个好地方，将来必定有大发展，但首先需要开发水电。在厦门，他们住的旅馆楼房很好，但是大热天没有自来水，电梯无电不能用，缺水缺电，急需建设。他们游览了厦门，房屋建设是很好的。他们渡海到鼓浪屿岛，参观了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校园建筑很多，非常美丽。陈嘉庚先生捐资办学，令人钦佩。他们去海边游泳，浑身海水，无处用淡水冲洗，真是被动。

他们乘海轮从厦门到广东省广州市，滃江勘测队队长司徒惠来接。司徒惠陪他们乘轮船溯北江而上。他们沿江看到江水充沛，流速较高，两岸高山，真是高山峡谷，水能资源丰富，将来一定会开发的。但沿江有粤汉铁路，不能修高坝，以免淹没铁路。到了英德，他们住在江边小木船上，这里比城内旅馆干净，在船上吃饭，睡在木船上过夜，上看明月，下听水声，别有滋味。次日，他们步行到滃江前村镇，那是一个很小的镇，队部就在这里。他们与队员吃住在一起，十分融洽。前村在峡谷出口下游，在峡谷内，河谷狭窄，呈三角形，岩基坚硬完整，宜修百米高的双曲薄拱坝，挖有压隧洞到电厂，可装机6万千瓦。因大坝在峡谷出口处，水库库容较小；如大坝修在峡谷进口处，库容将加大，但将淹没后村以上大量农田，是不现实的。要在坝址进行地质钻探，但缺少好的钻机。前村是共产党的半游击区，每三天赶一次场，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游击队轮流来场收税。两军时常打仗，打仗前游击队通知勘测队，先行躲避。游击队队长与司徒惠熟悉，这次游击队队长来找张光斗，说他们来此勘测水电站，游击队欢迎，但不能有政治和军事活动，游击队会保护他们，要他们放心。柯登也知道游击队队长来访，这些都使他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张光斗对共产党也增加了认识。张光斗和柯登回英德，再坐火车回广州。柯登要去香港购物3天，张光斗与广州电厂厂长卢伯章商谈建设滃江水电站的事，卢厂长很积极，因为广州电厂购煤困难，而广州又缺电，需要建设水电站。他们商定一起向资委会申请修建滃江水电站。然后柯登和张光斗乘火车回南京。

回水电总处后，柯登和张光斗联系各处（队）的工作，并进行技术指导。他们阅读各工程的规划报告，张光斗仔细审查古田溪和滃江的规划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入和修改。他们审查了上清渊硐等工程的设计图样。古田溪和滃江工程开始设计，张光斗进行指导。因为这两个工程近期可能开工，他们工作比较紧张。

柯登这个美国人来水电总处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但他能考虑中国的实际需要，深入到条件比较艰苦，而且有一定危险性的现场进行查勘并指导工作，是不容易的，张光斗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是年末，蒋介石撕毁国共和平协议，向共产党军队发动进攻，内战又起，张光斗很忧虑，但感到无论如何，水电建设总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所以需要努力工作。

1946年底，萨凡奇先生和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的一位专家应中国水利委员会的邀请，来华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做顾问。他们同黄处长和柯登去查勘三门峡坝址，回南京写报告。他们同意中国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三门峡工程可以防洪和发电，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张光斗提出，黄河泥沙多，水库将被泥沙淤积，目前考虑不够，未被他们重视。萨凡奇先生与他们讨论三峡工程，他说在垦务局的设计工作进展顺利，坝址定在南津关，正常挡水位为200米高程，正在研究直井式过坝通航建筑物，要求他们加强坝址地质钻探工作。

1947年初，张光斗去湖南资水查勘，资水勘测队队长于在朴接待。张光斗感到柘溪坝址优越，水能资源丰富，勘测队的勘测工作做得很好，只是没有钻机进行地质钻探。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

中国水利委员会技监须恺先生来找张光斗，说中国水利委员会要进行江西省赣江流域规划，要求水电总处支援，并派人参加赣江查勘。水电总处黄处长同意了，派王宝基等前往参加查勘。他们查勘后回南京写了报告，说明赣江干流平缓，泥沙多，只能做渠化工程，不能发电，在支流上可修建水库和水电站。

三峡工程的勘测、规划和设计，说好由国民政府资委会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简称扬委会）合作进行，但合作得很不好，扬委会很少参与工作。扬委会总工程师孙辅世先生叫张光斗去，并提出严厉批评，张无以回答，实际上，水电总处也很少做真正的三峡工程规划工作。水利和水电部门双方不能很好地合作，那时就已开始，至今亦如此，应该改善。水和电总有分工，关键在合作。

1947年初，张光斗接母亲来南京，他们想奉养她，但母亲不习惯集体生活，年纪大了，又不肯出去玩，在南京又无老朋友和熟人，所以坚持要回常熟鹿苑老家。2月，钱玫荫要分娩，请岳母来南京照顾，顺利地在中央医院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美怡，是美丽和快乐的意思，张光斗夫妇还为女儿办了满月酒，请了很多朋友。岳母也住不习惯，3个月后回上海了。

1947年张光斗先生全家在南京（张美怡复制家庭照片）

资委会电业处通知水电总处，台湾电力公司日月潭水电站发生事故，要水电总处派人前往帮助处理，黄（育贤）处长派张光斗前往。张光斗到达台北台湾电力公司后，了解到日月潭水电站调压井下游山坡发生滑坡，水电站现已停电，台湾供电紧张。他和台湾电力公司的裘燮钧处长赶往日月潭水电站，查看调压井下游滑坡事故后，认为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调压井钢板衬砌漏水。下游山坡下部是岩层，上部是很厚的土层，坡面种香蕉树，漏水提高了山坡内地下水位，造成土层滑坡。他建议，赶快修补调压井钢板衬砌焊缝，恢复水电站发电，但减少调峰容量，降低调压井中最高水位，同时在下游山坡中挖排水隧洞，做好排水系统，降低地下水位，然后水电站恢复正常运行。电力公司采纳张光斗的建议，很快恢复了发电。至今该水电站仍在安全运行。由于张光斗这次成功的咨询，台湾电力公司同意水电总处在公司设立办事处。随后，他回到南京。

国民党军队接管了东北吉林省丰满水电站。这座水电站是日本占领东北时修建的。日本压迫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施工中他们在混凝土中故意放草包麻袋，因此大坝质量很差，也没有修建完。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占领丰满水电站时，把6台8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中的4台搬走。资委会命水电总处对丰满大坝加固完建，并恢复水电站。柯登总工程师经研究后，认为丰满大坝遇到大洪水时是不安全的，建议先挖低大坝10米，保证大坝安全，同时对坝体进行灌浆，准备混凝土施工系统，然后再加高完建大坝。至于恢复水电站则要向苏联要回水轮发电机组，或向国外订购。黄处长和张光斗同意这个建议。黄处长和柯登亲自率领王光钊、蒋贵元、顾明泉等10余人前往吉林省永吉县丰满水电站，到后才知道挖低大坝是不现实的，于是组织大坝灌浆，并准备混凝土施工系统。由于战局不稳，柯登先回南京。

柯登回来后对张光斗说，他回程旅途也有困难，经美军帮忙才乘火车离开东北。沿途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的情况，认为山海关是很狭窄的交通地带，很难由此向东北供应物资。他认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军队将占领东北，美国军官也对他这样讲。不久，长春被共产党军队包围，水电总处在丰满的人纷纷逃回南京。黄处长是最后走的，他经清华大学校友孙立人将军的帮助才离开东北。

在此期间，资委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副主任委员钱昌照离职。据钱对张光斗说，由于他不同意中统、军统和二陈的人进入资委会，才离职的，他将与北平的一些教授搞中间路线。看来他对国民党也失去信心了。资委会由孙越崎先生任委员长。

张光斗代理水电总处处长，指导规划设计工作，并与各处（队）联系，到各方面活动，筹措经费，以便古田溪和滃江工程开工。其中最困难的是为三峡工程勘测设计工作而从资委会领经费。

三峡工作需要大量经费，包括外汇，来支付莫理森克努特荪公司钻探费用和派往美国垦务局工作人员的费用。头几个月，孙越崎委员长还批给经费，后来国民党军队节节战败，国民政府经费困难，资委会也难以为继。孙委员长对张光斗说，经费实在困难，要停止三峡工作，并要张办理结束工作，所需经费和外汇，由他批准，要尽量节省。张光斗听了如释重负，因为以后可不再为此操心了。

张光斗本来就不赞成三峡工作，认为早该结束。于是张光斗代表水电总处通知三峡勘测处停止三峡工作，办理结束。后来三峡勘测处改为华中勘测处，负责湖北、江西各河流的水电站勘测工作，张昌龄担任主任，该处设在湖北省武昌县。张光斗又代表水电总处，通知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钻探负责人，终止合同，办理结束；函告美国垦务局，三峡工程设计告一段落，要求他们提出设计报告；通知派往美国垦务局的中方工程技术人员，停止三峡工作，即行回国，给予旅费。最难的是与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终止合同的谈判。他们要索赔，张光斗说他们没有任何损失，钻机和设备在合同中规定留给中方，他们回国旅费照给，更重要的是中方没有钱，吵了很久，还是就这样结束。后来柯登总工程师决定留钻工奥尔荪去滃江进行地质钻探，调去两台钻机。张光斗与地质师琼斯终止合同的谈判也是很艰难的，张寸步不让，琼斯也只能领旅费回国。张光斗把三峡工程工作的结束情况报告了资委会，孙越崎委员长批准，表示满意。

水电总处黄（育贤）处长回来后，商定今后水电总处的工作。确定要抓紧上清渊硐水电站工程的施工，请中央机器厂和中央电工厂制造1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继续进行各河流的勘测和规划工作；抓紧古田溪和滃江两座水电站的设计；设法筹集经费，使古、滃两座水电站开工。此时大部分去美国垦务局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回国了，徐怀云、杨国华等少数人留在美国就业。水电总处请唐季友任规划组副主任工程师，周太开和马君寿任设计组副主任工程师，潘仲渔代替王宝基任张光斗的助理，其他人分在规划、设计和营造组工作。

1947年，国内各地方国共在打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各大学搞学生运动，反内战，反饥饿，热火朝天，水电总处许多年轻工程技术人员都去看。张光斗估计这个运动又是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为安全起见，张对他们说，去看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参加运动，他们笑而不答。张光斗回忆说，可见自己的革命性是很差的。一天晚上，张光斗接到报告，说王宝基被警察抓起来了。他到处想办法营救，但毫无门路，水电总处黄（育贤）处长又不在南京，他非常焦急。次日上班时，他看到王宝基已在办公室，不便问其究竟。袁定庵等告诉张光斗，昨天晚上，王宝基到新街口广场，跪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祈求孙中山先生保佑和平。张光斗估计，王宝基是对国民党不满，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跪在孙中山像前以示抗议。袁定庵等到警察局，说王对孙中山先生崇敬，有轻微的精神失常，别无他意，把王保释出来了。张光斗无言，只能心照不宣。

这时，有位福建华侨资本家郑某到水电总处找张光斗，说他是国民党的政协委员，在上海和福州开设进出口公司，他对福建省经济建设十分关心，认为必须开发水能资源，建设古田溪水电站。他愿意促进此事，并邀张去福州商谈。张光斗与郑某同去了福州，会同徐树勋，再去了古田溪水电站地址，看上游的龙头水库。因已做了设计，对工程更有把握。还看了下游梯级水电站地址。地方政府非常希望水电站早日开工，说会尽力支持，还说水库移民他们能解决。张光斗他们到福州，见了福建省政府领导，他们也希望早日修建古田溪水电站，要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刘副总经理帮忙，刘是福建人。张光斗和郑某到上海中央银行，见了刘副总经理，他答应帮忙，到时通知他们。郑某的想法是，福建古田溪在中国南部，是安全的，可以建设。他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要水电站。张光斗认为建设水电站，对国家和人民总是有好处的。

此时，台湾电力公司同意水电总处在台湾设立办事处，水电总处黄处长派张光斗担任办事处主任。张在台北与台湾电力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水电总处办事处工作人员10人左右，工作需要时可增加，台湾电力公司提供办事处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费用由台湾电力公司负担。水电总处派从美国实习刚回国的王忠汉和潘朴生等来台湾办事处，张不在台湾时，由王忠汉代理主任。张光斗与孙运璇是老友，相知很深，他们畅谈了国事，对国共战争很忧虑，孙对蒋介石意见很大。他们都立志为建设国家工作，但对政局是无能为力的。孙运璇后来任台湾省“行政院院长”，对台湾经济建设有很大贡献。

广州电厂厂长卢伯章写信给张光斗，希望水电总处派工程师到该厂帮助建设新厂房。水电总处黄处长同意了，派黄镇东前往。几个月后，卢厂长又邀张光斗去广州顾问修建新厂房，同时商量如何促进滃江水电站上马。张去了广州，就新厂房工程与黄镇东讨论，提了一些意见。卢与张商定，由水电总处和广州电厂联名呈资委会，请求批准建设滃江水电站。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兵败，资委会把此事搁置了下来。

1947年，上海交大同学沈振家等成立建设学会，会员都是中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也邀张光斗参加。每1～2个月开一次会，到会者10余人，交流工程技术经验，讨论工业建设问题。后来张光斗得知，沈振家以此名义，申请办工业企业营利，尚无政治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沈去美国开轮船海运公司，发了财。天下事无奇不有。

保存水电资料　决心留待解放

1948年春，水电总处总工程师柯登3年合同到期，即将回美国。此时国民党军队节节战败，解放军已解放了哈尔滨和长春。柯登多次劝张光斗，要他们全家一起同他去美国，他们的护照签证他可帮助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办，一定能办成，旅费由他代付，将来还他。张光斗在美国一定能找到工作，必要时，他们可以合开顾问公司。柯登还说，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将解放全中国，美国使馆人员对他也这样讲。共产党来后，一定很乱，短期内不会搞水电建设，还会惩罚国民党政府人员，张可能有危险，不如先去美国工作几年，待国内稳定后，再回来参加水电建设。

柯登的每次劝说，张光斗都婉辞了，说不愿离开祖国，因为他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他，他有责任为祖国建设，为人民效力，所以他不能走。共产党要建设，需要人才，他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工程师，共产党会保护他的，过去遇到共产党游击队，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当然张光斗也感谢柯登的好意。柯登还去对钱玫荫劝说，也没成功。柯登对潘仲渔说，张光斗这个人真奇怪，这样好的机会，不去美国。潘仲渔笑而不答，因为知道柯登不能理解张。张光斗送别了柯登，希望将来能再见。

柯登走后，张光斗担任水电总处的总工程师，张昌龄任副处长兼华中勘测处主任。张光斗感到责任更重。国共战争很激烈，平津和淮海战役也即将开始，看来共产党必将解放全中国。他认为，国家总是需要开展水电建设的，共产党政府也需要，目前水电总处已收集了大量水电资料，有近300名水电工程技术人员，是宝贵财富，他们应努力工作，为国家水电建设做贡献。

张光斗继续为古田溪水电站筹资，多次去上海，与郑某商量和奔走。终于，中央银行刘副总经理批准对古田溪工程贷款法币5亿元。资委会批准古田溪水电站开工，并成立古田溪水电工程处。水电总处黄处长在欧洲参加世界能源会议，来电任命覃修典为该工程处的主任，朱宝复和徐树勋为副主任，指派陈道周、谭靖夷、许衍衡等到该处工作。张光斗为能使古田溪水电站开工而高兴。他还去救济总署找李卓敏副主任，为古田溪工程要器材，只要到很少，但见到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他正在交涉推迟黄河花园口堵口，并要迁移黄河河床居民的经费。张光斗对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死几十万人十分愤恨，对共产党很同情，但他又能做什么呢？

上清渊硐和古田溪两个工程处继续施工，钱塘江、华中等6个勘测处（队）继续进行勘测工作，水电总处内也忙于规划设计工作。国共战争更为激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物价更涨，民不聊生。资委会每月分批下发水电总处经费，张光斗建议先发给外地各处（队），最后发水电总处内部人员的薪金，这样，外地工作人员能感受到水电总处对他们的关心。他们拿到薪金后，必须立即到市场买米和兑换袁大头银元，以免金圆券贬值。到了年终，又请美国人顾门斯基提前回国，格雷高里早已回国，这样做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也可省下中方的外汇。时局急变，为了水电总处的外地处（队）在与南京联系不畅时能有生活费用，与电业处商定，由资委会通知与各处（队）相近的电厂负担其生活费用，因为这些处（队）都是为电厂搞水电建设的。

资委会过去对三峡工程建设做了大量宣传，并将该工程建设称为“扬子江流域计划”，以仿效美国的“坦河流域计划”。三峡工程勘测设计工作停止后，社会上不了解情况。这项工作共花了80余万美元。资委会要张光斗写一篇文章，说明已做工作的成就，登在《中央日报》上。张只能应命写此文章，介绍所做的规划设计工作，并说明目前因时局关系，工作暂停。还说三峡工程将来一定会修建的。张光斗内心的意思是将来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定会修建三峡工程。

美国垦务局送给资委会三峡工程设计报告和图样，他们将坝址定在南津关，正常挡水位200米高程，回水到重庆，主要为了发电。修混凝土重力坝，坝后厂房，装机约1500万千瓦，设直井式过坝通航建筑物。但是因工作时间较短，地形、水文、泥沙、地质、经济等资料都不足，研究工作也很少。在规划中只考虑了发电，没有考虑防洪、航运、供水等多目标利用；南津关地质还有溶洞，不能做坝址；没有考虑水库和航道的泥沙淤积，也很少考虑水库移民问题；更没有考虑供电和经济问题。所以这个设计报告是很不成熟的，充其量是一个初步研究。这个设计对后来的勘测规划设计工作也没有什么帮助。

1948年秋，水电总处接到资委会的通知（也可能是秘书处或电业处发的，记不清了），说资委会将迁往台湾，要求水电总处把全部文件档案和水电资料图样，装箱送往电业处，以便转运到台湾。通知文件到了张光斗的办公桌上。由于水电资料图样是总工程师室管的，他感到很为难，如果把水电资料图样送往台湾，在那里没有用，而在这里很有用，而且将来他无法向共产党解放军交代，定受惩罚；如不交给资委会，他在南京有性命危险。

过了两天，王宝基来找他，问是否有资委会要水电资料图样的通知。张说有，问王如何知道，因为这是密件。王说他接近地下共产党，地下党消息灵通，所以知道。王问张准备如何办。张说正为难，不知如何办好。王提出建议，把假的资料图样送出去，真的藏起来，转入地下。张说这很危险，王说具体事情由地下党组织人来办，只要张出面在资料图样清单上签字就行，保证他安全。张说这有风险，但也只能这样办了。于是地下党组织年轻工程技术人员把假的资料图样装了20大箱，张光斗在清单上签了字，送到资委会电业处。真的资料图样也装了20大箱，他也在清单上签了字，转入地下藏起来。张光斗觉得这件事他做对了，但总是提心吊胆。

接着，电业处处长陈中熙要张光斗随他参加资委会代表团去四川，团内有许多人，其中有电业处几个人，还有几个美国专家。当时，张光斗不知道这个团的任务是什么，现在看来，这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安排工业建设，美国支援，以便退守西南。

到了重庆，张光斗随代表团参观了电厂、机器厂、电工厂、化工厂、煤矿、铁矿等。他向代表团领导们汇报了龙溪河已发电的下清渊硐和桃花溪水电站，正在建设的上清渊硐水电站，以及计划中的狮子滩水电站。他们如何讨论的，他不知道。

陈中熙处长要张光斗去长寿检查上清渊硐工程，他到了上清渊硐工程处，见到萧季和主任，看了工程。他认为，上清渊硐工程的土建工程进展是好的，只要水轮发电机组能按时交货，近期就能发电。他告诉萧季和主任，资委会的意见是：要保持安定，保护工程，防止破坏，经费困难时，由长寿电厂负责工程处人员的生活费。他书面向黄处长和陈处长报告了上清渊硐工程处的情况。

张光斗随代表团到成都，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都江堰工程。他根据材料向代表团领导们介绍了都江堰工程情况、灌溉系统和灌溉面积。他还汇报了岷江上游水能资源和水电站开发计划。他们如何讨论的，张不知道。

代表团到四川其他城市及贵州和云南考察，张光斗没有去，留在灌县，到岷江勘测队见到王庭钧队长。他们步行到岷江上游查勘，看到有紫坪铺和映秀湾等坝址，但其地质都是页岩，不宜修高坝。上行到岷江大转弯处，山高谷狭，岩石坚硬完整，可修高坝，形成龙头水库。岷江上游没有通航要求，但需要漂木。他们认为目前不可能修建水电站，只能收集原始资料，因为只有手动式钻机，地质钻探进度很慢。

他们查看了都江堰工程，认为目前每年要修杩槎临时坝，很不方便，且控制能力差，引水效率不够高。可修永久性闸坝，但要能排泄大量砂卵石。张光斗希望岷江勘测队继续安心工作，经费困难时，都江电厂可负担生活费。他见了都江电厂童舒培厂长，童曾是万县电厂厂长，他们过去共事过。童厂长表示，川西必须发展水电，特别是岷江上游，岷江勘测队大有可为，他将大力支持，保证该队经费。他认为四川能保持稳定，张表示怀疑。童和张同乘小轿车到重庆，在公路上走了两天，沿路农村较富裕，皆是都江堰灌溉之利。张乘轮船从重庆回南京。

张光斗忽接上海钱新亚来电，说六妹钱美丽被警察抓起来，关在监牢内，要他速去上海营救。他到上海，知道钱美丽参加了一个读书组，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很多，她不是共产党员，但组内有共产党员，如丁石孙。但张光斗不认识上海当权人物，毫无办法。想起五妹钱海伦的丈夫徐才琪是闸北区区长，可能他有办法。于是徐请了一批人吃饭，张光斗也参加了，请他们帮忙。这批人不一般，张对他们不了解，他们答应帮忙。因为钱美丽不是共产党员，接受“教育”后，不久就放出来了。张光斗看到政治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1948年11月，在南京能听到炮声，淮海战役已开始。在南京的各机关都纷纷南迁，有的去台湾，有的去广州，有的去上海。此时发生一件事，张光斗至今不清楚是什么性质。资委会副委员长吴兆洪要他到资委会开会，召集人是季树农，代表吴兆洪，参加的约有50人，都是资委会在南京的骨干中的高级工作人员，谢佩和、蔡同屿等熟人都在座。会议是非常秘密的，有人保卫，会议没有文件，季树农只讲大家要团结，互相帮助，将来干一番事业。有人发言，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会开了约3次，后来人员分散，就停止了。吴兆洪和季树农等都是政治人物，他们这种活动，是为了迎接解放，还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下组织，不得而知。

当时南京局势较紧，许多人离开南京，张光斗把钱玫荫和子女送到上海岳母家，他留在南京。他看到水电总处处长黄育贤不断向美国和香港写信，联系到国外去。黄处长还约他同去国外，他说不去，因为无处可走。黄说非走不可，因为共产党来了，要开斗争会，他们要挨斗挨打，性命难保，而且共产党共产共妻，黄劝他一定要走，还讲了许多可怕的事。张光斗根本不相信，他认为共产党要建设，需要人才，他遇到一些游击队员，他们都是这样讲。他还有同学参加了共产党，他们都是好人。

张光斗决心留待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国家建设。在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帮助下，他团结水电总处的许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互助组，在留待解放期间互相帮助，准备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水电建设，有马君寿、周太开、潘仲渔、王宝基、赵人龙、陆钦侃、唐季友、程学敏、奚景岳等10余人。他们凑集资金，购米存粮，以便长期留待解放。此时，资委会对每一位在南京的人员发2两黄金，以渡难关。此时发生一件难于忘怀的事。蒋贵元出差去台湾，长期不回。其妻马淑贞很着急。张光斗去电催蒋回京。蒋回来后，被马淑贞发现蒋有外遇，且把其姘妇带到南京。蒋逼马离婚，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儿，蒋也不要。水电总处内同事感到义愤，共同申讨。马不同意离婚，同事们帮助马与蒋斗争。但马受蒋欺骗，拿到蒋的一张空头美元支票，同意离婚，蒋与姘妇结婚后乘船西去。张光斗认为蒋不应欺骗，因为这是不道德的。

1948年11月，南京局势更紧，各机关几乎都南迁。黄（育贤）处长召开应急会议，出席的有水电总处各部门的领导，王宝基也列席了。黄处长提出，水电总处迁往江西省南昌市，如解放军到南昌，迁往长沙，然后到广州，最后到香港。大家都反对，因为大家有家属，拖不起，可能会弄得家破人亡，即使到了香港，也无法生存。大家主张留守南京，但黄处长不赞成。他又提出把水电总处迁往上海，在南京成立留守处，大家同意。黄处长问谁愿任留守处主任，张昌龄说他不愿当，他决定去浙江省杭州市暂住。黄处长问张光斗是否愿当，鉴于当时南京的情况，张不便公开表示愿留守南京，说要考虑，于是在会上没有定。

会后，王宝基找张光斗商量，劝张先去上海，负责水电总处迁往上海后的工作，以后的事再说。留守处主任由袁定庵担任，他与地下党有联系，便于工作。黄处长同意这样的安排。近期袁定庵和龚鸿琪常到张光斗宿舍找王宝基开会，张保护他们。凭着过去对他们的了解，张知道袁、龚二人是地下党员。于是张光斗就到了上海，借资委会材料处的办公大楼内3个房间办公，在南京转入地下的资料图样20大箱也运到上海，存入仓库内，以防南京打仗时损失。他每天到办公室工作，与各处（队）联系。实际上，水电总处已不能发挥作用，只表示水电总处还存在，以让各处（队）能安心。来办公室工作的人不多，互助组的人也时来时去，都在上海或附近城市。黄处长很少来办公室，他们一家寄住在友人冀朝鼎家，在设法出国。

这一时期，覃修典多次来信，要张光斗到福建省古田溪工程处一起工作，张不愿去，因为这里还有水电总处，有互助组和留守处一大批人，而且福建很快也将解放，他去没有意思。在台湾的同学费骅、刘永懋、顾俭德、徐正方、宋家治、张仁滔等多次来信来电，要张光斗去台湾。刘永懋来信，说已为他找好住房，他的工作一定能安排好的，张都去信婉谢，不愿前去。最后张光斗给刘永懋写信，说过去顾德欢劝他接近共产党，参加革命，他革命性不强，没有去，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不愿再跟国民党走了。这样，台湾同学没有再来信。

1949年初，资委会副委员长吴兆洪也来了上海，住在愚园路一所高级洋房里，他通知张光斗到他家去见他。他问张今后的打算。张说自己是学工程技术的，立志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振兴祖国，为人民造福。国民党太腐败，他不愿再跟国民党走，决心留待解放，共产党要建设国家，需要人才，他将努力工作。吴说张的愿望是好的，但张不了解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小心。即使共产党解放了上海，可能也不能持久，美国政府已宣称，美国飞机将轰炸上海，国民党将回来，要张留个心眼，不要太积极。张说这不可能，共产党解放军已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帮忙也没有用，最关键的是民心所向，民心向着共产党，对国民党不满，得民心者得天下。吴说也不见得，有人喜欢国民党，总之政局变化多，要张多方考虑，张说不信。回家的路上张光斗想，吴找他谈话的意图是什么？联想到去年冬吴和季树农在南京资委会召开的秘密会议，好像他们在为国民党做工作，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当了共产党政府的干部。政治是复杂的，他弄不明白。

张光斗一家4口借住在岳母家，他们只有两间房，5口人，加上他们4口，实在太挤，很不方便。钱玫荫又怀孕了，在此兵荒马乱时期，不能再生小孩了。他们决定送她到专门的医生处流产，当时是不合法的，所以花了很多钱，幸好一切顺利。手术后，钱玫荫需要补养，在岳母家很挤，妹妹们有些意见，于是他们搬到同学俞恩瀛家借住。俞家待他们很好，但不宜久住。王宝基来看望他们，劝他们回南京住，目前南京的要人都走了，较为平静，也较安全，于是他们就回了南京。这时，资委会电业处的陈中熙处长和谢佩和等也在南京，留待解放，他们时相过从。

3月的一天，资委会开大会，要求在南京人员都去参加，张光斗也去了。孙越崎委员长做报告。他讲了当前的战争形势和国内外情况，要求大家保护好档案、文件、资料、器材等。最后他说大家要迎接东方太阳的来到，不要跟着西方没落的夕阳走，大家热烈鼓掌。张光斗听了，大吃一惊，孙委员长在当时的南京，敢于大胆说这样进步的话，富于革命性，使他万分敬佩。后来张光斗才知道，孙委员长早就对各单位领导讲，要保护好档案文件资料器材，团结工作人员，留待解放。黄育贤处长都听到了，但他回来后非但不传达，反而想出国，还劝张跟他走，讲了很多骂共产党的谣言，建议水电总处向南走，最后到香港。他的这种思想和行为真是不可理解。但实际上，黄处长仍在上海，没有去外国，经冀朝鼎的劝说，共产党要建设需要工程技术人才，像黄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必将得到重用，能大展宏图。冀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派到国民党政府做地下工作。这样，黄决定留待解放，1949年4月黄育贤全家回了南京，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令人感到人的思想是复杂的。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共产党解放军大胜，消灭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解放军占领了长江下游江北所有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到长江南岸。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实际上蒋还是控制军政大权。蒋介石妄图凭长江天险，与共产党抗衡，保半壁江山。李宗仁派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到北平与共产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几经周折，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有惩处战犯等8条，张治中代表团同意了，但被蒋介石、李宗仁拒绝。共产党提出限期，到期将向江南进军。张光斗他们希望解放军早日进军，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是言而无信的。

1949年4月21日夜，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张光斗他们听到枪炮声，看到国民党司法部大楼被大火焚烧，知道南京快解放了，无比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