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父亲

1907年，冯培德的父亲冯容出生在广东省恩平县莲塘村，莲塘村古时是一个驿站。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曾路过并留宿莲塘村。在该村留下《南恩道中》一诗：“恩春少佳树，向北梅花夕；入门问小吏，知是莲塘驿……”据传，汤显祖进入村中，发现该村错落有致、宽窄无常、大小不一，或迥龙九曲状，或迷宫，或断头的巷道。汤显祖对诸葛亮九宫八卦阵的研究甚有心得。他把村中的几眼水井和村周围天然生成的地理环境按“坎、震、巽、离、坤、兑、乾、艮”进行布局后，才知道进入了九宫八卦阵。从此，莲塘村的九宫八卦阵形成了一种“霸气”，隐隐带有慑人的气势（见《江门日报》，2006年12月4日）。

冯培德介绍，父亲的名字最早是“蓉”，后来改为“容”，好像是因为“蓉”一般为女孩子名字用。

从父亲零星的讲述中冯培德了解到他的曾祖父是一个进士，他的祖父是一个商贩，主要经营当地的猪仔和其他农副产品，将其贩运到广州等地。祖父虽然从商，但仍关心后代学业，两个儿子都送出去读书。父亲冯容从莲塘村走出来后，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但由于家境困难，难以承受高昂学费，于是祖父曾给南开大学创办人、校长张伯苓写过一封信。张伯苓先生在一次开学典礼上念了三封信：一封来自国外，一封来自广东（就是祖父的信），一封来自天津本地。由于这封信，父亲得到了校长的特殊照顾，获准免交学费。由此可见张伯苓先生“教育救国”“允公允能”办学思想之伟大，也反映出祖父的睿智和父亲求学的强烈愿望。

冯培德与父母

父亲进入南开大学后，就读于化学专业，师从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杨石先先生（杨石先：1897年1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应用化学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杨石先任南开大学校长，有机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60年3月21日，杨石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2月19日病逝于天津）。父亲在南开时的广东籍同学有吴氏三杰，其中吴大任教授后来曾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与冯家多有交往。父亲在南开的另一位广东远亲就是唐明照同志（曾被我国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来津拜访过父亲，其女唐闻生曾是外交部五朵“金花”之一，近年来与冯培德在同乡会上相识。父亲于1931年毕业后，曾任教两年，后进入创建不久的天津仁立毛纺厂。1939年父亲与朱铭新女士结婚，后在天津成家立业。

父亲进入仁立毛纺厂后，很快得到了工厂高层的认可和赏识，长期担任染整车间主任。1947年，他兼任了工厂的襄理，即总经理助理，协助其工作，对工厂早期发展颇有贡献。

仁立毛纺厂的创始人朱继圣先生在京津两地名声显赫，他清华毕业，1915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工商硕士，解放后曾任天津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主席、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建的仁立毛纺厂是当时英租界有名的华资企业。1954年12月1日，仁立毛纺厂实现公私合营。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视察了仁立毛纺厂。在这一段时期，工厂有了较快发展。父亲的身份是仁立的资方代理人。据相关档案记载，父亲当时的工资为月薪270元，这是在实行货币工资后远超出工程师系列等级工资的“保留工资”。

据冯培德讲，他对父亲的印象是工作踏踏实实，业余爱好是打网球，在大学期间曾获全国双打冠军，此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都没有放下过网球拍子。解放后，父亲还与当时的天津市市长（老同学的弟弟）一起打过网球。有时开运动会，父亲还曾被邀请去当裁判。除了打球之外，父亲也爱看球。20世纪50年代，父亲经常带冯培德到天津体育馆看篮球、排球比赛，有一次只弄到一张票，还想方设法把冯培德“夹带”进去。总的来说，冯培德的父亲不太过问政治，也不善钻营，但他是爱国的，也是拥护共产党的，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的处境可以想象，然而却没有听到他有任何怨言和牢骚。相反他在分享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那份喜悦。父亲曾跟冯培德讲到，30年代有一天他骑自行车上班被后面飞驶而过的洋人汽车撞倒，十几个小时无知觉，洋人却强词夺理，拒不承担责任，后来还是仁立毛纺厂承担了医疗费用。在冯培德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比较随和的人，但每次谈到此事便愤愤不平。这大概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来的人对新中国、对当家做主的自豪吧。

解放后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时期，父亲态度鲜明。据全国工商联的史料记录：“1951年6月3日，仁立实业公司总经理朱继圣、副总经理凌其峻代表仁立公司宣布捐献喷气式飞机一架，命名‘仁立’号，这是全国工商界向抗美援朝前线捐献的第一架飞机。”父亲也是七名发起人之一（他是七人领导班子之一）。对于这样一件在当时很轰动的大事，父亲并没有在家人面前渲染。在冯培德的记忆中，只记得著名演员常香玉曾捐献过一架飞机，也记着自己作为小学生参加过“千元运动”（当时的千元就是一角钱），但直到父亲病故后，他才从妹妹那里得知父亲也是捐献飞机的积极参与者。由此可见，父亲政治立场鲜明，爱国之心坚定。

1958年4月，父亲被调往天津毛蔴纺织研究所、天津和平羊绒厂（两单位合一）工作，他的工作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从档案上可以见到他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据冯培德记忆，20世纪60年代，仁立毛纺厂的王书记被调到克勤毛纺厂，到了那里后，他感到该厂技术力量偏弱，就向上级提出把父亲也调到克勤毛纺厂。1966年，这个厂更名为红旗毛纺厂。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培德在南京航空学院（现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南航）念研究生，家中那时也遭遇抄家，抄走网球拍、麻将牌、首饰、家具等“四旧”。但父亲没遭遇过重点批斗，只“享受”过陪斗，后来就下放到染整车间跟班参加劳动。也许是由于父亲懂技术，做事认真，所以他带班干活期间，从来没有出过质量方面的问题，工人师傅对他评价还不错。父亲下放劳动一年左右，就又返回科室，恢复待遇。后来父亲又被调到另一个厂，在天津机场附近，离家很远，每天要换好几趟车，天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去上班，这对于一个60岁出头的老人来说非常不容易。但即使天天这样辛苦，他也毫无怨言。好在没多久，父亲又调回纺织工业局当顾问，同时在河北工业大学兼课。70岁后，父亲退休。1988年，父亲去世，享年81岁。

母亲

冯培德的母亲朱铭新女士出身于名门望族。

母亲的祖父朱庆澜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人士。朱庆澜老先生，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山东长清。自幼孤贫，但勤奋好学，投军后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赏识，随后赴川，1910年升任陆军十七镇统制管，因同情、支持辛亥革命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1912年调任总统府军事顾问部，陆军中将。1916年后任广东省省长，拥护孙中山先生，将省长亲军30营交孙中山，被孙中山称之为“难能可贵的朋友”“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1922年，朱庆澜出任中东铁路护国总司令，兼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抗战后组织“后援会”，支持冯玉祥、宋哲元抗战。晚年从事慈善工作，1928—1930年陕西大旱，四处募捐百万元，亲自押运灾粮赴西安，以至于于右任先生面谢朱将军称“我等陕西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您”。

在近代文化文物保护方面，朱庆澜功绩卓著。北至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有他修建的极乐寺；南到上海，有他保护的静安古寺。陕西塔寺林立，古迹遍布，朱庆澜建树甚多。1937年，朱庆澜还为重修法门寺开展广泛募捐经费的义赈活动，这是1609年法门寺建成后328年第一次大规模整修。为了妥善保管文物，朱庆澜专门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制度，以便相互监督和制约。

1987年，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发现唐代珍品藏于铁皮盒中，盒右方竖刻“子桥委员长救济灾童纪念”，左方竖刻“武威童幼所长方炎率四百十三名灾童敬献”字样。据当事人回忆，维修时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物，鉴于当时时局动乱，朱庆澜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此即后来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唐代地宫，四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一枚灵骨，三枚影骨）等国宝级文物之所以能完整保存，与朱庆澜的修葺保护密不可分。

朱庆澜先生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初，曾支持韩朝爱国志士反日斗争，为表彰其在朝鲜人民争取民主独立运动中做出的巨大贡献，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为远在中国但早已作古的朱庆澜将军颁发了两枚建国勋章和一张奖状：

建国勋章证

中华民国故朱庆澜

于我国自主独立运动中，于物质、精神两方面给予积极之支援，对建国做出巨大贡献，为此，根据宪法赋予总统之权限，授予建国勋章和奖状。

总统 朴正熙

国务总理 郑一权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

此证记本第390000建国勋章国民账本

总务处长官李赐清印

朱庆澜一生淡泊名利，胸怀宽广，爱人救人，一时传为佳话。他在陕西10余年间，拯救灾民，兴办教育，保护文物古迹，拓荒垦植，奔走呼号，终因积劳成疾，咯血不治，1941年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终年67岁。西安各界将其公葬于长安县杜曲乡东韦村。

当时陕西省奉命下半旗致哀，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追悼大会，冯玉祥还曾写下《哭朱将军》的悼文：“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大仁大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

1991年，陕西省政协组织了辛亥革命80周年暨追念朱庆澜先生爱国精神的活动，冯培德随九叔公朱权作为朱庆澜先生后人参加了座谈会。

冯培德自幼从长辈那里还听说过一些关于外曾祖父的事情，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冯培德自述：

“我母亲曾给我们讲过《论语》中的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外曾祖父有一次带我母亲等人去南京鸡鸣寺见冯玉祥将军。见到母亲她们这些孩子，冯玉祥就给每人写一点鼓励的话，送给母亲的就是这句话，写在了她的本子上。

母亲跟我讲，冯玉祥这个人朋友很多，为人很正，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懂得怎样做人。

当时我对这句话也不太理解，甚至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风格也不算太高。比起毛主席号召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差很远。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个做人的基本理念，要真能做到也不容易。”

冯培德的母亲朱铭新出生于1914年。其父朱榕，字望溪，1891年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后在吉林省督军孙占鳌部下任职，很快升为团长，驻防吉林省延吉、珲春一带。“九一八”事变时，朱榕以“维持社会治安”自诩，身陷敌营，被迫在伪“满洲国”任职，随后妻女家人逃进关内。此事发生后，朱庆澜在天津《益世报》上登了同朱榕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

当时，日本方面先后组织伪满军政要员去日本参观，拜见天皇。1940年4月，日本方面要朱榕去日本，朱榕对家人说他决不拜见天皇；如果非要他去，他就跳海自杀。后来他果然实践诺言，当时的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于民国三十年6月2日发布渝字第367号《国民政府令》，写到：

朱榕为赈济委员会故常务委员朱庆澜之长子，教秉义方，效忠党国。曾任陆军旅长驻守关外，沈阳事变，身陷敌营，去秋寇拟舰送东京，中途乘隙蹈海以死，志节凛然，殊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准入祀绍兴县忠烈祠，以彰忠孝而示来兹。

在外祖父朱榕携家辗转东北的时候，母亲朱铭新与二姨朱又新住在天津三叔家。母亲的三叔曾去美国留学学机械，回来后在开滦煤矿当“高级员师”（可能相当于现在的研究员级高工）。

母亲曾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这是张伯苓校长1923年在天津创办的第一所女子中学。

在冯培德的记忆中，母亲通情达理，见过世面，会讲英文。婚后主持家务，担负培养和教育子女的任务，是家里名副其实的“领导”。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母亲曾有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在街道办的工厂工作，担任这个小厂的负责人，为中天电机厂生产配套零件。1960年初，工厂停产，母亲仍做些居民委员会工作。母亲对冯培德的影响很大，是他的启蒙老师。据冯培德回忆：

“上小学以前，母亲就在家教我识字、学算术。1948年，7岁时的我和年龄小我一岁半的妹妹一起上小学，妹妹上一年级，我上三年级。这样我上学应该是早了一年。1950年夏，从四友小学转到耀华小学六年级。随后升耀华中学（一度更名十六中，‘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原名）。”

母亲为了当好“教员”，还请父亲去买辅导教材，她说没有辅导材料她可能比不上学校的老师。除此之外，她还安排冯培德到附近一位专门教授英语的老太太处学习。老太太挺喜欢这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但同学看他年纪小总要欺负他，致使冯培德去过两次就不愿再去了。

在冯培德上学后，母亲觉得光在学校里念书不够，于是要求他在课外时间多念点古文，多学一点数学，为此，母亲还请过两位家教。

冯培德记得给他讲古文的是一位姓易的老太太——冯培德称她易先生。那时他上小学六年级，易先生开始给他讲的是《孟子》。半个多世纪以后，冯培德还能记得《孟子见梁惠王》中写道：“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冯培德说：“当时我非常讨厌背这些内容，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读了一两个月后，10岁的冯培德向家长、老师提出异议，不愿意继续念《孟子》。后来改为讲《古文观止》等。冯培德觉得《古文观止》要稍好一点，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五柳先生传》，还有孟尝君、信陵君等，比较容易懂，也没要求一定得背下来，易于接受。后来学校的语文课也增加了古典文学内容。

现在回忆这一段读“古文”的经历，冯培德感到有值得回味的地方。中国是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蕴藏有极丰富的文化瑰宝。要批判地继承，不学是不行的。小时候，即使不能深刻理解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提倡“仁义礼智信”“尊师重道”“中庸之道”“和为贵”，反对“苛政”“竭泽而渔”等，这些都是经验总结和至理名言。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对人的世界观形成有重要影响。冯培德深有体会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斗争经验和光荣传统，加上西方近代文明及管理经验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和管理思想发展的三个重要源泉。现在一些年轻人不学历史，不学古典文学，甚至连汉字都慢慢不会写了，这是很危险的！”

冯培德一生中很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具有独立见解并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气质的形成，与他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母亲和老师的影响熏陶有直接的关系。

母亲还与父亲商量，由父亲的一位同学推荐一位很有名的数学老师给冯培德辅导。经老师摸底，认为冯培德代数不需要辅导，重点要辅导的是几何。这位数学老师采取的是启发式教育，冯培德印象较深的是解几何题如何添加辅助线。回想起来，冯培德觉得这位老师的二三十次辅导，“与其说是教我做题，不如说是激发起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此后，我自己去买数学通报、数学通讯杂志（有时不买，光到书店去抄题），自己做国外数学竞赛题。学校教的那点内容、考试的那些题目就不在话下了。这就是50年代上的‘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