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国伟研究员毕多年之功，完成了一部长达150多万字的《中国诗歌发展史》。时间将证实：这部著作的问世，会是当代中国诗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

大型文学史有两条撰写路子可走。一条路是团队性的，由主编拟定宗旨，列出提纲，然后若干人分头去写，最后由专人统稿。这样撰写往往能做到：内容的包容量多，篇幅大，完成的速度也快。不过，这样做也会使学术思路很难真正统一，写作风格很难有机融合，一不小心，会弄成学术拼盘。另一条路是个人性的，从思路的确立、角度的选择、材料的收集，到一页页文稿的写成，一竿子到底。这样撰写能使学术思路得到真正统一，独立性程度高，且更能使文本风格有机融合。但个人要付出昂贵代价，经年累月守尽寒窗，备尝艰辛。当今学界，团队撰写之风盛行，这当然是好的，更能拓展学术疆土。不过我以为，文学研究这事儿同科学研究毕竟有所不同，我更欣赏个人著作。因此，我要对张国伟研究员致以敬意。他以虚弱的身体，古稀的高龄，犹敢占领这个学术领域，完成这部大著，堪称学界壮举。

《中国诗歌发展史》由于是个人著作，所以既容易摆脱诗歌史传统撰写模式的牵制，也便于充分发挥自主意识，坚定个人学术思路，来综合梳理、分析论评几千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张国伟写作这部著作的总体优势也正是在这方面。他凭借个人撰写具有独立性的有利条件，使全书的体例显得新颖，立论有更高的原创性。有关这些，可从三个方面见出：

首先，《中国诗歌发展史》在对中国诗歌整体演变规律的探求上，是独树一帜的。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这部著作中论及文学史编撰问题时，对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仅只是把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这种状况很不以为然，批评了“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挑剔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论”等等做法，从而提出：须以语言变革为依据来对诗歌自身的演进规律做历史书写。张国伟对中国诗歌发展的这场历史书写似乎是和韦勒克·沃伦的言说不谋而合的。他在给我的信中就这样说过：“文学的发展有其内在因素，有其自身规律，这绝对不会与帝王的朝代变迁同步进行。因此，采用写历史的方法来编写文学史有很大的缺陷，无法说清文学本身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情况，难以展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为此，我以为有必要把文学史从历史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一个符合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的新框架，让文学史摆脱历史本位的桎梏，回归文学本位。”唯此，使张国伟决定在这部著作中改变以朝代更替来定诗歌演变阶段的传统，而致力于从中国诗歌自身演进的规律中去找这种依据。从体例上看，已显示出这个特色。我手头有两部中国诗歌史著作。一部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它分古代诗史、中古诗史和近代诗史，共三卷，每卷按帝王朝代细分，如中古诗史卷共四篇：《三国诗》、《六朝诗》、《初盛唐诗》、《中晚唐诗》。这全是以政治经济体制为依据来为中国诗歌分期的。还有一部是最近刚出版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赵敏俐、吴思敬主编的十一卷本《中国诗歌通史》，它分《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五代卷》等，更明显地是按朝代来为中国诗歌分期。这种按社会历史左右诗歌发展的思维方式来撰写诗歌史当然可以，且有便于读者接受的优点，但比较而言，难以更真实地体现诗歌自身演变的规律。张国伟是一位坚持让诗歌研究回归到研究诗歌上来的学者，所以他这部著作的框架不同于上述两部，是以诗歌自身演变规律为依据的，共分五个阶段：创始期、探索期、鼎盛期、裂变期、衰落期。每期又细分成若干篇，如鼎盛期分为“起步时期”、“高亢的盛唐之音”，“波谷现象”、“再度辉煌”、“无可奈何花落去”。与这样一个框架相应合的是他于此中展开“史”的描述时，也尽力避免“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韦勒克·沃伦语）那种不伦不类的追求，而纯作诗歌自身演变规律的寻踪与描述。如写到中国诗歌从创始期转向探索期，谈其内驱力何在时，他提出来自语言及由语言变革所决定的题材、主题及艺术手法、形体格式的变异，并因此引出了一场把“赋”写进诗歌史中的话题。在这部著作和他给我的信中，张国伟都十分看重屈原把体现中原文化的《诗经》语言和楚方言词语融成一体，完成楚辞——骚体诗写作这件事，认为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他看来，两类语言结合的直接作用是使中国诗歌创始期的语言有了散文化倾向，并促成《离骚》等骚体诗比《诗经》语言的容量要扩大得多，这使它能为文本抒叙中意象化艺术的呈现和旋律化体式的确立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而中国诗歌也因此出现了赋化迹象，以致使骚体诗演进为汉赋。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国伟完全不同于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所做的那样，根本不提“赋”在中国诗歌史中的地位。他则十分重视“赋”，并以四章的篇幅写进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在他看来，赋正是中国诗歌从创始期向探索期演进过程中一个绝对忽略不得的环节，并具体提出了它对中国诗歌发展做出的两大贡献：其一是拓宽了题材，认为探索期以后的诗中“有不少题材和主题，首先在赋中出现”，且举了不少例子，如宋玉的《高唐赋》、枚乘的《七发》等开启了后世的山水诗，班彪的《北征赋》开启了纪行诗，张衡的《归田赋》开启了田园归隐诗，王粲的《登楼赋》开启了羁旅诗，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启了怀古咏史诗，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开启了宫怨诗，等等。其二是由于语言容量的增大，促成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诗歌体式方面从四言推向五言、七言起了积极作用，还促进诗人们注重词句的锤炼雕琢，力求声调和谐优美，致力于句式对偶等等。鉴于种种，张国伟下了一个断语：由诗推向赋，再由赋推向探索期的诗，是中国诗歌发展中一段极重要的历程。所以我们说，张国伟这部著作在对中国诗歌自身演变规律的探求上是别树一帜的。

其次，这部著作致力于考察诗人诗思意识的觉醒，且显得细致而又深入。《中国诗歌发展史》对诗歌世界有个总体把握，或者说围绕人性的觉醒对不同阶段诗思意识的觉醒有着动态的描述。可贵的是，张国伟牢牢抓住了每一阶段主导的诗思意识在史的演进格局中的作用，对阶段间这种觉醒的推延关系做出了颇为合理的解释。这里须要提及的是，我们一再说到的有关诗思的实际内涵。简要地说，诗思就是心灵意识。诗是心灵的事业，而诗人是心灵的雕塑家，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隋书·经籍志》中早就有过“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的话。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的开头这样谈心灵：“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的，才真正是美的。”人是万物之灵，心灵只有人才具有。所以，人性意识的心灵化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也是诗美创造的最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诗歌的审美价值，最重要的依据是人性意识的心灵化层次。把心灵化了的人性意识简化为心灵意识，并用之于诗美创作中，也就是所谓的诗思意识。进而言之，诗中人性意识的心灵化层次也就是诗思意识觉醒的层次。张国伟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各阶段显示出来的诗思意识觉醒的程度方面做了重点考察。这场考察大不同于诸多文学史、诗歌史中那样，喋喋不休地谈诗歌运动、诗人诗作所出现的社会背景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及现实价值。有关这方面的考察，在此做全面介绍是不可能的，我只想提一提前三个阶段的情况，即张国伟对创始期、探索期和鼎盛期中国诗人诗思意识的觉醒及推进脉络所做的考察与表述。在创始期，张国伟着重抓屈原，通过对他的诗思意识的考察来凸显这阶段诗人们一场宇宙共融意识的觉醒。对此，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张国伟认为，被儒家捧上显学地位的那些“显学”门徒，为人处世都是很实际的，“都主张克制自己，抑制人性”；楚辞时代不同，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诗作者，“所表现的多数为超越人事、充满想象与幻想”的，因此有一种超现实想象抬头，以致在《湘夫人》、《山鬼》中都显出人神之恋的表现，这正是以宇宙共融具现的诗思意识的觉醒。在探索期，张国伟着重通过《古诗十九首》以及阮籍、陶渊明来做诗思意识的考察，凸显出这阶段诗人们对生命存在意识的觉醒。值得我欣赏的是他对《古诗十九首》及组诗《咏怀》、《归园田居》、《饮酒》等做的分析，深究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无根蒂，飘如陌生尘”、“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等等感受，从而获得了这场生命存在意识的觉醒。诚如他在论阮籍时所说的，这些体现诗思意识觉醒的诗是“贯穿着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生命价值的探索”的。在鼎盛期，张国伟着重抓李白，通过对李白诗思意识的考察来凸显这阶段中国诗歌中主体自主意识的觉醒。他为此以李白的《酒中八仙歌》为例来展示这位诗人在诗中的自我放纵表现，也举了《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来展示这位诗人把山水在诗中任意摆布的那种张扬主观性的性格，从而显示出了以强烈的自主精神具现的诗思意识的觉醒。在鼎盛期开始走下坡路的中晚唐，张国伟则抓住李商隐，通过对他的诗思意识的考察来凸显这阶段中国诗歌中人性本能意识的觉醒。为此，他着重举了李商隐的无题诗来分析，认为这位诗人由于理想追求屡遭挫折而人生极其苦闷压抑，甚至使其心灵触角所及的对象也“有很大的变化”了，即“由外部世界摄取转为更多地向内心世界搜索”——其中特别具现为多情诗人对爱情的寻求，以用来消解自己人生舞台上的失意之痛，而这也使诗人的人性本能意识有了抬头。但求爱同样失望，于是“想到年华已逝，在爱情与事业两方面都深遭挫折，理想如晓梦般迅速幻灭”，“往事如烟，唯剩盈盈珠泪”，从而拿一批“意极悲，语极艳”的无题诗来宣告以人性本能意识具现的诗思意识的新觉醒。张国伟在对中国诗人诗思意识的觉醒做分阶段描述与论析中，狠抓各阶段觉醒了的诗思意识的主要内容，概括力极强。不过在我看来，更可贵的还在于他竟能凭以上四类诗思意识的觉醒为线索，来显示中国诗歌从创始到探求再到鼎盛以及盛极而衰的演变轨迹。所以，单从上古到唐代这一段漫长的中国诗歌发展时段看，《中国诗歌发展史》一书关于这场诗思意识演进的考察，是具有对诗歌本体内在演变做历史的概括的深刻性的。这条演变轨迹所显示的其实是一条从心灵的觉醒发展为灵肉共融的生命存在意识的觉醒，再转而为个体生命价值在肉性世界中做本能寻求的意识觉醒。所以我们说，张国伟找出了一条中国诗歌的抒情轨迹线，且这条线已被他很准确又很清晰地描画出来。

再次，这部著作在对诗人创作的论析方面也很见功力。我向来认为，诗歌史的撰写要建立在诗潮、诗人、诗作的基础上。如果说诗潮是诗歌演进的脉络，那么诗人诗作的论评则是基础。只有把基础工程夯实，诗歌史的分量才会显得厚重。在这点上，张国伟的实践似乎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大概同我们都出身于南京大学有关。南大中文系的文学研究历来重作家论评，作品分析追求事事落于实处，不习惯于做天马行空式的高言大论。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学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一书中，对诗人的论评并没有被生平事迹烦琐的考证、记账式的介绍所湮没。张国伟挑选入史的诗人依据的条件看来有两个：审美层次是否高格，抒情个性是否鲜明。他并不看重某些诗作高产者和诗歌活动家，一切以艺术成就所达到的层次为准。因此，即使像只传下来两首诗的张若虚，仅凭其《春江花月夜》而具有“顶峰上的顶峰”的审美价值被他大书特书。他对诗人的论评是建基于抒情个性的，抒情个性大致说是一种个人习惯地拥有的艺术思路与表现风格的综合。张国伟论评杜甫这位大诗人时，就抓其抒情个性，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探讨杜甫沉郁顿挫兼备的情韵、阳刚阴柔统一的风姿及其诗作中体现的、以一蕴涵万有的典型化、以景兴托抒情的烘染法。而这些正是这位杰出诗人具现出来的抒情个性特征。《中国诗歌发展史》一书中对这种抒情个性的探讨，还深刻体现在论评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李清照、姜夔、纳兰性德等诗人的篇章。正由于对这些杰出诗人能做出比较切实的论评，才使一代代风骚格局、一代代诗美主导风尚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决定性作用，有合理而又科学的阐述，也使得这场书写更切近于一部诗史书写的真实。与此相应合的是张国伟对一些精品——特别是已成为经典的作品所做的分析更是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以抒情个性考察为基础的诗人论评是建基于他对作品精当的分析上的。这里我想特别提一提张国伟对《离骚》的分析，如下几点就很有新意：第一，他首先分析《离骚》的诗题。一般研究者只把诗题当作诗作的标志性符号，特别是由于出现了像李商隐的《无题》、《锦瑟》这样的诗题，更让人有充足理由说诗题乃符号而已。其实，有些经典诗歌的诗题是绝对忽略不得的。《离骚》、《天问》就是这样。它们的诗题埋着引人进入作品深层处的密码。我浏览过一些文学史，谈《离骚》都不谈诗题，甚至名气很大的那本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如此。但例外也有。首都师大的《中国诗歌通史·先秦卷》中，著者李炳海先生对此就十分重视。早在这以前，前辈学者胡小石先生讲授文学史时，对此更重视。犹记得整整六十年前，我和张国伟同受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听胡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当讲到《离骚》时，他就首先用整整一节课讲诗题，引了古今学者的种种解释。我保存着当年的听课笔记，查阅了胡先生的授课记录，其中有一句特别吸引我。他这样说：“《离骚》这题目可能是屈原自己定的。取这个题目和《诗》三百篇不同，是把诗的内容抽出来而命名的。”这话极好，说明诗题与文本整体内容有密切关系。看来胡先生的教导使张国伟同我一样重视诗题。不过胡先生倾向于扬雄的“牢骚”说，而张国伟倾向于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解作“遭忧”一说。这个题意表明：这首诗系诗人遭遇到一场生命忧患而做的感受抒发。我觉得这样解比受政治斗争排挤而发一通牢骚的世俗化理解意味要更高远深长一些，不至于把这首堪称“千古绝唱”的经典诗看成只为一时一地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抒情诗了。第二，他继而分析《离骚》的结构。历来的楚辞研究中，或者文学史上，《离骚》结构的分析倒是普遍的，问题在于以什么为依据来分段和理解结构。有些研究者以事件为依据划分出多个段落，也有以思想内容的层次进展为依据而划分多个段落的。张国伟有自己独特的分段方法，即以“岂余心之可惩”为分水岭，分之前与之后为两大部分。这就不同于众。如此划分的依据也很特别，即以现实表现与超现实表现之不同为凭。前半部分写的是自述身世，回首辅佐君王之往事；追溯历史，正视忠邪争斗的社会。这些全是现实的。后半部分写的是腾飞上天，探求美政于帝乡而无门；驾车远游，寻觅美人于四方而无路。这些全以神话传说呈现，是超现实的。所以，《离骚》结构反映出来的生活概括倾向也就显示为基于现实精神的浪漫主义抒情。第三，他再进一层分析《离骚》文本构成的独特性。这进一层的分析是从文本构成现象上的不平衡、不遵矩度为切入点的。张国伟既探讨了这个文本现实与幻想并存于生存状态中所显示出来的不平衡，又探讨了这个文本现实与理想属于同一方位的单极强化——上下求索皆无路的彻底绝望所显示出来的文本构成不遵矩度。据此可见，张国伟为这个文本确立起一个营建体系，以反中庸之道为逻辑起点深入展开，强化抒情主人公在大幻灭、大痛苦中犹能大坚忍、大拼搏——“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凸显出一位殉道者的悲壮造型，从而使《离骚》的文本营建能于不平衡中显出大和谐，于不遵矩度中显出有机性，于“流于跌宕怪神”中显出文本的“其旨甚响”——让“不与恶势力妥协，为理想战斗而宁死不屈，闪烁着崇高的人性光彩”这个主旨，得到了有力而鲜明的体现。这样深入的作品分析，又何止《离骚》？对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李煜、陆游、姜夔等人的一些经典作品分析，这般的精彩也都可以见到。这样做不仅使一些杰出诗人的杰出成就在审美价值的平台上有了出色的亮相，也使每一时期统领诗坛的审美主导倾向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得以更具概括性的表现。说张国伟这部著作具有“史”的厚实、“识”的深刻，从诗人诗作的论评中即可见出。

根据以上这些读后印象，我想已可以为《中国诗歌发展史》做出如下的定位了：这是一部具有相当高学术水准的著作，它将以对中国诗歌历史书写的全面性、系统性、资料丰富性、见解新颖性和论析深刻性而为其作者——张国伟研究员在文学史的研究和著作中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为中国当代诗学的探求提供典范。

前已提及，我和张国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在南大的南园宿舍同室四载，至今已有一个甲子的同窗之谊。因此，我对他有较多了解。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对世俗社会清高超脱，对人际交往真诚谦逊；一生手不释卷，广泛涉猎，博闻强记，知识积累丰富，并能以别具一格的见解而在学生时代就已畅行于学术研究领域。他在求学期间就已确立了一个理想：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诗歌史。几十年来他历尽世事沧桑而未改初衷，而今终于在他望八之年以一部规模庞大的《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出版了此夙愿，我为他高兴，也要对他表示热烈祝贺。我讲这些话无非想证实如下这点：在终于盼到了的开明时代里，一个知识者只要肯自强不息，诚恳对待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理想迟早会成为现实的。

我这样深信。

骆寒超

2013年4月8日晚写毕于浙江大学求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