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相信谁,依靠谁?——不只是方法的问题

大国扶贫:来自巴中市扶贫一线的报告 作者:贺享雍 著


三、相信谁,依靠谁?——不只是方法的问题

清早起来上山梁,

弯弯拐拐路太长,

不是为了贤妹的事,

哪个龟儿才爬梁!

——巴中民歌

“犟拐拐”的幸事

巴州区大茅坪镇白云村第一书记施元丞,清楚地记得这是2015年8月的事,那时,他刚从巴州区就业服务管理局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被选派到白云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还没几天,情况还不熟悉。刚到村里,村上便给他分了一家户主叫李本玉的帮扶户,他也不知道这个叫李本玉的帮扶户家里如何,只记得当时村上老支书告诉他这件事时,村主任看他的眼神有点诡异,但他也没有放到心里。帮扶就帮扶嘛,每个干部都有帮扶户,何况他是第一书记,本身就担负有帮扶的重要责任嘛!

这天,村里硬化2社的公路,施元丞书记在村委会办公室和村支书、村主任一起做扶贫攻坚的档案资料,正往电脑里录得起劲,放到桌上的手机像报警一样响起来。施书记抓过电话,话筒里响起一个粗重而着急的声音:“李本玉拦到机器不准施工!”

施书记一听,百思不得其解,这条公路就从李本玉的房子后面过,几乎是擦着他的屋檐走。路面硬化好了,他一脚就可以从公路上跨到他的屋子里,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着,他为什么要拦着不准施工?村支书年纪大了,村主任对电脑操作不太熟悉,施书记便对村主任说:“你去看一下他为什么要阻止施工。喊他莫阻挡,这是个好事!”

施书记以为村主任去一说,李本玉就会让开,没想到村主任去了没一会儿,便蔫头耷脑地回来了,一进门就对施元丞说:“施书记,不得行,我去劝了半天,四季豆不进油盐!”

施元丞还是想不通,问:“怎么会不进油盐?”

村主任说:“不晓得,反正我说不通!”

施元丞想了想,于是便又对老支书说:“你去看一看。”

村主任一听叫老支书去,便说:“对,他们曾经是亲家……”

施元丞一听老支书和李本玉是打过亲家的,便也笑着对老支书说:“是你亲家就好办,别人的面子不买,亲家的面子难道还不买?即使亲家公不买面子,还有亲家母,你去一定能解决问题!”

老支书也只好去了。半天,老支书也回来,仍然是一副霜打蔫了的白菜的样子。施元丞忙对老支书问:“又是怎么回事?”

老支书端起桌子上的凉开水,“咕噜咕噜”地喝了一通才说:“我连人都没碰到,怎么做工作?他看见我去了,就跑到后面坡上去,等我们一离开,机器一响,他又跑回来把机器拦住了!等我们返回去,他又跑到后面坡上去了。他是成心不见任何干部!”说着,老支书撩起裤腿,露出小腿上红红的小疙瘩,又对施元丞说:“你看我腿上,全是在屋子里等他,被‘黑帽子’咬的!”

施书记虽然下来没多久,却知道当地有一种小虫子叫“黑帽子”,一团一团,大白天都飞出来咬人,非常厉害。老支书让这个从城里来的第一书记看了满腿的红疙瘩后,才对施书记说:“我们去不得行,肯定要你去,他是你的帮扶户嘛!”

施元丞听了这话,只好答应下来。但因手里事太多,当天没去成,第二天中午吃午饭那会儿,他估计这个叫李本玉的帮扶户在家里,便叫上村主任和2社社长,一起去了。果然李本玉在家里,看见从城里来的第一书记到家里来了,算是给了他这个帮扶人一点面子,没有躲,但一看到他们社长和村主任,脸一下黑了下来,一趟子又跑出门了,把村主任和社长整得很没趣,想走又不好走,想留又不好留。施元丞见是这样,明白了,便对村主任和社长说:“你们先回去,让我跟他谈谈!”

社长和村主任一走,李本玉果然就回来,但他一进门就义正词严地对他的帮扶人说:“施书记,你在我这里吃饭、喝茶我都欢迎,但是你要说那个路,现在就请你走!”

施元丞一听他这话,吓了一跳,果然就先不说路的问题了,便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说这个路的?我就是来和你摆点龙门阵的,哪个说路?”说着,便和他拉起了家常,庄稼呀、牲畜呀、生活呀等,反正扯草草塞笆篓那种。但说着说着,李本玉就开始大声抱怨村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来了。特别是对低保,他表现得非常愤慨,几乎是把过去所积累下来的怨气全发泄出来了。

施元丞一边看着他,一边认真地倾听着,等他说完,他才弄清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在他家里,妻子有点傻,按村主任后来总结的,这女人一辈子只会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笑,随便看到哪个人都傻呵呵地对着他笑,一个人在家里也都是傻呵呵地笑。第二件事是喂猪,一年可以喂出几头肥猪来。第三件事就是为李本玉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子已经打发出去了,儿子今年29岁,如果只从外貌上看,这孩子长得很不错,一个圆盘子脸,个子也很高,眼睛也很大。然而,只要他一看到人,就和他母亲一样,马上就是一脸傻笑。不但傻,还有一种怪病,就是经常喊头痛,特别是天一热,一做活儿,特别是做体力活儿,头就痛得不得了!他描述出来就像有个锥子在钻他的头,痛得实在忍不住了,就用农村那个大柴块子敲打自己的脑袋,打得“咚咚”响,没人能把他拉得住,看起来非常吓人。北京、上海、重庆的大医院都去了,花了不少钱,就是弄不明白是什么病。现在只要一痛起来,就吃几包头痛粉,家里头痛粉一大口袋。就是这个样子,29岁了也找不到媳妇。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村里评低保竟然没把他们家里评上,更不用说贫困户了。李本玉认为,纵然自己不够吃低保的资格,可老婆和儿子享受一个低保,无论怎么也说得过去嘛,但村上竟然一个名额也不给他们。他又给施元丞举了×××和×××,条件都比他家好,但都吃上低保了。他本来为老婆和儿子就有些伤心,一看到村里这种情况,便更是满肚子怨气了。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这位从市级单位下派的第一书记,隐隐约约感到当初评低保和贫困户时出了问题,但是什么问题,他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他有些犹豫了:如果要去追问,他才下来,势必要影响自己和村、社干部的关系;如果不追问,确实对李本玉这样的家庭不公。有天晚上,他和村支部书记、村主任聚在一起,施元丞便装作随便聊天的样子,说起了李本玉的情况。然后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对两个村主要干部问:“李本玉这种情况为什么低保没评上呢?”

因为不是在那种正式场合,施书记问的口吻又相当于聊天,所以村支书和村主任在这种情况下也容易敞开心扉。他刚问了这么一句,村主任就顶撞地回道:“那天你亲自去试了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个性,你难道还没看出来?那是个不依好的人!”

施元丞听村主任这么说,便又反驳他说:“张主任,这种说法也不对,不能因为他个性不好,就让他该享受的政策没享受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村上还是做得有些欠缺!”

他的话刚一完,村支书便对他说:“不是村上想把他刷下去,村民小组不把名单报上来,我们怎么把他拿得上去?”

施元丞又打破砂锅问到底:“村民小组为什么没把他报上来?”

支书说:“你没看见李本玉那个人的性格?他是一湾恨张三,张三恨一湾这样的人!开村民会的时候,村民都不给他举手,村民会通不过,组里就报不上来。组里没报上来,我们也没法直接报,就是报上去也不合规矩,就是这么回事!”

施元丞找到事情的根源了,看来这事最后解决,还是只能回到村民小组上。于是便又找到前面那个吃过李本玉闭门羹的组长,组长显得对李本玉更不满,一听施书记说到李本玉低保的事,气就不打一处来,气咻咻地说:“他在我这儿都不通过,别说村民,这事不行!”

施元丞见组长一句话便把所有的门都封死了,不觉也生了气,便说:“先不说行不行,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把村民代表给我找来!”所谓“村民代表”,就是过去说的生产队的“大社员”,他们在村民中威信比较高,说话比较算数。村民组长没法,只好去把这些“大社员”找来了。这儿施元丞又把两委干部找来,给他们安排了任务,要他们一对一地去给这些“大社员”做工作,把道理给他们讲通,要给人家解决了。他还教给大家方法,叫大家多用传统文化劝诫他们,说做人要讲天理良心,人人都有三灾八难,帮人渡过难关,是积德行善的事,多做善事的人,儿女都有好报!

施元丞和村干部这么去一说,那些“大社员”果真像是良心发现了一样,不吭声了。把“大社员”的工作做了以后,才召开村民会议,终于把李本玉的低保问题给顺利解决了。

事情到这儿并没有完,把李本玉的低保解决了后,李本玉对这个从城里下来的书记感激得不行。但施元丞并没有轻易放过他,而是黑着脸对他说:“你不要以为把低保给你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大家不给你投票,为什么?自己好好想一想过去有哪些做得不对的地方。都60多岁的人,啥子事情都要钻牛角尖、一个犟拐拐的脾气,哪个会喜欢你这样的人?”

奇怪的是,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李本玉竟然像个孩子一样,连连对施书记说:“施书记放心,我今后一定不会像原来那样了!再像原来那样,我就不是人!”

我禁不住打断了施书记的话:“他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施元丞笑了一笑,显得有些自豪,给我算起账来:“他们家里现在三个人,低保每个月有400多到500块钱,他女人养猪非常努力,今年养了7头猪。房子通过易地搬迁,搬到了何家湾聚居点。他哥哥虽然跟他住在一起,但户口是分开了的,我们又给他哥哥李本金一个人修了一个廉租房!”

我又问:“他现在对村上的事,还抵触不了?”

施元丞说:“还抵触什么?现在只要是村上的事、社上的事,叫他干就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完,又感叹地补充了几句:“这件事情,看起来是群众在中间作梗,实际上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如果是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上,群众思想不通,是完全可以做工作的嘛!”

听了这话,我不禁思索起来。是的,在将近两个月的采访中,我从第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口中,这样的事听到的何止一件两件。看来,在精准扶贫中,依靠谁,相信谁,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

落下半户也不行

陈勇,男,44岁,四川省达州市蒲家镇人。1993年11月参军,1997年5月转业在巴州区市政工程处工作,2013年3月转至恩阳区市政工程处,2015年4月在恩阳区柳林镇桅杆垭村任第一书记。他告诉我说:

“我才到桅杆垭村任职,就开始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了。精准识别我们是怎么开展的呢?就是先入户。我让村干部带着我去,因为我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全村7个社,我就一个社一个社地走,这样能够确保精准。因为一个社的人相对要少一些,彼此都了解得很清楚。走完以后,才叫社长把整个村民小组的人都召集起来开会,大家来评议你这个社哪个最穷,把名次排出来。这个东西让老百姓自己评,我们说了不算,老百姓说谁该当贫困户就谁当。我当时想这样做肯定公平,没想到刚开始就碰了钉子,原来,老百姓也是很复杂的!”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村里有个姓黄的村民,家里6口人,这个黄××在老百姓当中反映不是很好,因为他平常为人处世有点儿出格,在村里属于那“拗国公”之类的人物,又有点不讲道理,村民都有点儿恨他。

陈勇到村上没两天,黄××便和邻居发生了一场纠纷,闹得全村沸沸扬扬。事情的起因非常小:他和邻居的房子挨得很紧,中间有一条水沟,就像城里的下水道,农村人又称作“阳沟”,平时两家排水共用。黄××家里面养了十余只鸭子,俗话说鸭子见水呱呱叫,又是近水楼台,一从鸭圈里放出来,便争先恐后地扑到水沟里去觅食。别看这些小小的“扁嘴王”,十多只鸭子天天用它们的扁嘴壳去嘬两边的泥土,便把两家人墙基的石头都嘬得露了出来。农村人建房不像城里那样用水泥钢筋,奠基一般都是用石头,不平整不规则的地方用泥土夯实。现在石缝中的泥土都被鸭嘴壳嘬光了,虽不影响房屋的安全,但看起来龇牙咧嘴的,让人很不舒服。于是邻居便对黄××说:“你把鸭子赶远一些,不要让它们在阳沟里放了!”

这本来是一句平常的话,如果是通情达理的人,赶远就赶远一些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偏偏是这个黄××,却和邻居掰起歪理来,说:“为什么不能放?阳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邻居一听,也火了,便说:“不是我一个人的,但你的鸭子把我的墙基石头都嘬露出来了!”

话说到这儿,黄XX要是对邻居说声“对不起”,便什么事也没有了。但如果这样,就不是掰歪理的黄××了。他听了邻居的话却说:“我又没有叫我的鸭子去嘬你的墙基,是哪只鸭子嘬的,你去找它好了!”

邻居一见他如此不讲道理,更是火冒三丈了:“你这是故意想把我房子嘬倒!”

好个黄××,回答更是让人接受不了:“嘬倒了该你背时!”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互不相让,差点动起手来。邻居没法,便气咻咻地来到村委会,让村上干部去给评评理。

村干部都知道黄××的脾气,谁都不愿去沾染这事,没办法,陈勇书记只好亲自出面去调解两家的纠纷。去之前,陈勇书记还显得信心百倍,因为自己在部队、在城里工作了这么多年,虽说不上是“铁嘴”,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一个村民还是不成问题。没想到他刚把话题挑开,黄XX便把他的话打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修房子的时候,占了我一块土地……”

邻居听了这话,马上说:“你当时同意了的!”

黄××却不承认,说:“我没有说让给你,现在你虽然修了房子,但你得把那块地还我!”

陈勇一听这事,也忍不住生气了,便对黄××说:“先不说那块土地是不是你的,即使是你的,人家房子都修起几年了,怎么可能还给你?”

但黄××却说:“那不行,我就要地,他要还我!”

双方马上又脸红脖子粗地吵得不可开交,好在有书记大人在场,没有动武。陈勇把双方都批评了一顿后,一个要个整坛子,一个要个整南瓜,事情没得到解决,暂时搁置在那儿了。

没想到第二天,黄××竟然拿一把锤子,把人家的墙体给砸了一块,还是要求还他的土地。看着事情会越闹越大,村干部便一起赶到他家里去。陈勇对黄××说:“你砸人家的墙是不对的,是故意惹是生非,必须给人家修补好!”

但黄××却说:“那是我的地盘,我想砸就砸,为什么要给他补?”

见他这样蛮横,村干部当即在那儿作了一个决定:第一,你不是说他修房子占了你一点地吗?占了多少,我们让邻居从他的承包地里划多少还你!第二,责成黄××用竹子编一个网栏,把水沟拦起来,他的鸭子只准在他这边的水沟里放,不能到人家那边去!黄××起初还不愿答应,陈勇便搬出了法律来,说:“你砸人家的墙,这种行为属于破坏个人财产,你愿我们解决就听,不听我们就向派出所报案,让公安来处理!”一听这话,黄××这才答应了,第二天便把围栏编好,把鸭子也围了起来,墙脚也给人家补好了。陈勇又去做那一家人的工作,说墙脚补了就行,也不影响主体建筑安全,毕竟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一定要搞好关系。那家人是很讲理的,说:“我听书记的话,只要把墙给我补好了,过去的事我不再记到心上!”

矛盾看似圆满解决了,但没过多久,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开始对贫困户重新精准识别,问题出现了。召开村民会投票时,全社的人都像商量好了似的,没有投他的票。原因是明摆着的,他恨一湾人,一湾人恨他一个人。

陈勇感到有些为难了:村里把他添上去吧,违反了工作程序;不把他纳进去吧,他家里生活确实困难。于是陈勇亲自到这个社来召开村民会,苦口婆心地给大家讲政策、讲道理。在我采访他时,他还把当时给村民说的原话讲给我听。“我给村民说:不管他为人怎么样,我们都得按政策来,不能因为他为人不好,平时得罪了大家,大家就把他甩开!接着,我把他们家里的情况一个一个背给村民听,我说你们看嘛,黄××两口子都60多岁,又多病,能干得了什么?还有一个孙子,在上幼儿园,黄××两口子还要接送!他儿子读书没有读出来,之前在外面打工,钱也没有挣到,一家人就有4口人吃闲饭。如果只是吃闲饭倒也算了,老两口子还生病,还要花钱!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该投票还是得投票!”

尽管他说得十分诚恳,也尽管平时村民都十分尊敬他这个第一书记,可这次说到黄××,村民们却不买他的账了。有人还呛他们的书记说:“既然困难,你们当干部的把他报上去就是嘛,要我们群众投啥子票?”

陈勇说:“这是程序,必须得你们投票呀!”

村民听了这话,便说:“既然必须要我们投票,那我们已经投了,还要重新投票做什么?”说着,不等陈勇说什么,一个个站起来拍着屁股走了。

陈勇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村办公室里闷闷不乐,他把开会的情况给村上干部说了一遍,想得到大家支持,没想到村两委干部也说:“户把户没评上就算了,反正是群众投的票,他也怪不着我们!”

陈勇一听这话,明白村上干部也是和群众一样的想法,不由得生气了,便说:“那不行,他不讲道理归不讲道理,但我们该评还得要评,在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上,别说一户,就是落下半户也不行!”

村两委干部一听陈勇语气这么坚决,便都不吭声了,但脸上明显地露出反对的神色。陈勇也知道自己语气重了一些,过了一会儿才放松了语气,对村两委干部把这件事的利害关系给讲了出来。他说:“假如我们不把他纳入到贫困户中去,他又确实贫困,到时各级领导来验收,看到他们家庭那个样子,怎么能够检验过关?这可不是我们一个村的事,可能对整个恩阳区、巴中市甚至给全省的脱贫攻坚都会有影响,大家想过事情的严重性没有?”说完又劝大家说:“习总书记说绝不能落下一人一户,这次我们评了他,说不定他感动了,今后就把身上的坏毛病改掉了!”

村两委干部终于被陈勇说动了,但却说:“群众不投他的票,那我们怎么办?”

陈勇说:“群众是可以做工作的,关键要大家一起努力!”说完,陈勇也像前面岳大胜一样,给村干部分了工,每个村干部做几个村民的工作。通过大家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多数村民终于想通了。第二次召开村民会投票时,陈勇还是不放心,把先前对村民讲的话,又反复地对村民讲了两遍。尽管这样,还是有很多村民没投黄××的票,他只能是以微弱多数的票,勉强通过了村民这一关,被纳入到了桅杆垭村的贫困户中。

我问陈勇:“现在他的毛病改了没有?”

陈勇说:“他被评为贫困户后,享受了国家很多优惠政策,很感激我们,和周围老百姓的关系也真的改善了,起码不像过去那样扯横筋了!他儿子借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现在跑运营。加上搞点养殖业,房屋也改造过了,日子过得还行!”

我听了很高兴,说:“你们做得很对,要是当初把他落下,只会让他破罐子破摔,说不定还会在村里闹出更多的矛盾!”

听了这话,陈勇并没有露出某种骄傲和得意的神情,反而叹了一口气,突然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个群众也是十分复杂的!如果我们事事都跟在群众后面走,也不行,关键还是要干部公正!”

怎么不是这样?

另一种关爱

农村事情的复杂性难以想象,前面李本玉和黄××是幸运的,不管怎么说,在这场精准扶贫中,他们没有被落下来,享受到了国家各种扶贫的优惠政策,最终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可是还有一种人,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像他们一样,这部分人又该怎么办呢?

恩阳区三汇镇蹇家坪村支部书记杨绍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们村有个人叫杨清云,今年46岁了,先前也没结婚,2010年父母死后,就到外面打工去了。他家里也没什么亲人,就一个哥哥,农村不比城市,虽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手足,但只要一分家析产,各家门各家户过日子,便基本是像外人一样了。杨清云本身在家里的时候,为赡养父母和哥哥就闹得有些不愉快,一出去,便连电话也没给哥哥打过,基本上与老家断绝了联系。杨清云身体不太好,在外面只是东一下、西一下打点散工,没挣下什么钱。又经常生病,好在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日子勉强过得下去。家里父母留下的两间老房子,2008年“5·12”特大地震时,就把墙壁震起很宽的缝,摇摇欲坠的样子。结果前面打工一走,第二年房子就“哗啦啦”地垮了。2014年村里识别贫困户的时候,杨清云没在家里,村里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情况,便没把他纳到贫困户中来。2015年年底回头看重新识别时,仍然是这种情况。可在2016年年初,一切都尘埃落定,贫困户已建档立卡后,他才像从地下冒出似的,出现在乡亲们面前。

更要命的是,这次不是杨清云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了一个大肚子女人回来。那女人很年轻,才二十来岁,杨清云完全可以做她的父亲了。但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杨清云这几年在外面挣了什么大钱,或交了什么桃花运,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当村民怀着好奇的心情跑去一睹究竟的时候,这女人起初还好,可没过多久,突然龇牙咧嘴,冲村民发出一阵傻笑,吓得胆小的女人立即撒腿就往外面跑去。村民这才明白,杨清云娶的这个“娇妻”,原来是个傻子,神经有问题。再细细一想,像杨清云这样的人,又能娶到什么像样的女人呢?再看看杨清云,脸色蜡黄,双手紧紧抱着腰,嘴里不时发出“哼哼”的叫声,才40多岁,看起来比50多岁的人还老。到底是同宗,杨绍美忍不住过去问他:“清云,你怎么成这样了?”

杨清云哼哼一阵,这才说:“我得了直肠癌……”

话还没说完,众人惊得叫了起来:“什么?”

杨清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医院的检查单和药发票,递到杨绍美手里。杨绍美一看,可不是直肠癌!于是眉毛胡子马上皱到一起了,又对杨清云说:“你怎么就得了这种病?要不是得了这种病,你怕还不会回来是不是?”说完又问,“你挣的钱呢?”

杨清云说:“没挣到钱,挣的钱吃药都吃完了,她又怀了娃娃!”说着嘴巴朝身边的女人努了努。

杨绍美这才问:“她是哪里人?你们打结婚证了吗?”

杨清云苦笑了一下,才说:“打啥结婚证?她也没了爹妈,只有一个爷爷在贵州,也没人管她。她也有病,我把她收留到,只图她给我生一个娃娃,我好不绝这一房人……”

杨绍美一下明白了,非法同居。但他十分理解杨清云的心情,都40多岁的人了,再不有个后人,以后死了连个端灵牌的人都没有!可眼下怎么办?一个病怏怏的病人,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住哪儿?吃什么?都摆在他这个村支书面前。他想暂时把他们安到村委会办公室里,可想一想又觉得不妥,村委会办公室只有两间屋子,平时人来人往,再说让他们住了,村里开个会什么的,都没地方了。

他想了半天,决定还是去找杨清云的哥哥。到底是弟兄,加上又是支书亲自来找,杨清云的哥哥答应给杨清云一间屋子住,但不能住正屋,他把厨房腾出来给他。而且杨清云的嫂嫂还提出一个条件,那女人生孩子,即使是厨房,也不能在里面生。杨绍美知道农村的风俗,生孩子不能在别人家里生,因为会给房屋主人带来晦气。杨绍美只图杨清云两个有个临时安身的地方,也替他们答应了。

杨绍美安排人,从别人家里找来一张床,在厨房角落里架上,先给杨清云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窝。接着,杨绍美把村民小组长找来,对他说:“你去发动村民,有菜的给他送点菜,有粮的给他捐点粮,有油的给他倒半壶油来。他才回来,又是一身病,不看别的,就看在女人肚子里的娃儿上,大家做一回好事吧!”组长一听杨绍美这话,首先带头,马上叫老婆从缸子里舀出半袋米给杨清云送来。村里人见了,也送菜的送菜,送粮的送粮,算是把两个人的生活暂时安顿下来了。

但作为村支书的杨绍美,心里的一块石头却并没有放下来,他在思考杨清云今后怎么办。对贫困户回头看的精准识别已经过了,名单已报到省上建了档,没法再把他添上去。退一步说,即使能把他给补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去,他和那个女人没有正式结婚,也没户口,只有杨清云一个人能享受国家给贫困户的优惠政策。比如住房,他可以享受25000元的建房补助,建一间25平方米的住房。眼看着他女人就要生了,一家3口,25平方米怎么住?何况恩阳区还有规定,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户口只有一个人的,原则上提倡他去投亲靠友,而投亲靠友只能享受17500元的补助。何况杨清云现在什么也不是呢!可习总书记说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人一户,村支部总不能看着不管吧?

杨绍美书记作了难。

就在这时,恩阳区委、区人民政府根据扶贫攻坚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在精准识别中,没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但家庭住房、生活等都非常困难、处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这部分人的文件(他们管这部分人叫“临界贫困户”,关于恩阳区这一举措,我在后面还将述及),犹如及时雨,给杨清云带来了温暖,也扫清了杨绍美心头的愁云。比如在《关于农村危旧房改造实施方案》中,区委、区政府对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旧房、土坯房改造,也给予一定资金补助,虽然钱不是很多,却打开了一条口子。又比如医疗,区委、区政府在《关于卫生扶贫救助基金使用管理细则》中也规定:“(临界)贫困人口中食管癌、胃癌、直肠癌、结肠癌、儿童白血病患者由区卫计局、区医保局联系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手术治疗,实行‘先诊疗后结算’,其住院和手术费用经医保报销的和医疗扶助后的个人自付部分纳入救助范围。”这一条简直就像是专门给杨清云特制的一样。接到这一系列文件,杨绍美和村第一书记立即召开村民会,把杨清云纳入了“临界贫困户”,紧接着便帮他去镇上、县上跑,光民政局、国土局都不知跑了多少次,一次次陈情,一次次请求,最后不但给杨清云跑来了区上“临界贫困户”危旧房改造补助款,还到国土局给他已经垮塌的老房子,搞了一个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因为他那房子确实在“5·12”特大地震中,被震裂了嘛。而一旦纳入这个范围,杨清云便可一次性获得25000元的搬迁补助,加上民政和区上的补助,杨清云不说修楼房,暂时修一层平房栖身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直到这时,杨绍美的心才放下来。

但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杨绍美还是对我说:“杨清云的住房问题算是有着落了,但那个女人我们还是不放心!随时都是疯癫癫的,又怀得有孩子,你看,前几天,她突然不见了,害得我们全村人到处找,马上就要生了的嘛,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两条人命呀!找了几天没找到,最后派出所打电话来,叫我们去接人,原来她不知怎么跑到巴中市去了。在街上疯疯癫癫的,警察拦住她,问她是哪儿的人。她有时疯有时不疯,幸好还记得杨清云的电话,所以派出所才打了我们的电话,杨清云才去把她接回来。现在她那肚子圆得像揣了一只南瓜,恐怕马上就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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