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走出颁奖大厅，午后的阳光热烈而醇厚。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陌生的组合词：午后青春。古人言：人过四十天过午。可我总觉得，对于四十七岁的我而言，前面还会有一段更美好的青春岁月在等着我。我会努力前行，去拥抱那段注定会更加精彩的午后青春。

午后青春

往事，从记忆之外说起

因为喜获“金苹果”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回忆人生的机会。一般情况下，这种回忆都发生在你已有资格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全面总结的时刻。对我而言，显然资历尚浅，人生还有太多的未知。好在，这种回忆据说主要是为了给关注和热爱文学艺术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人们，做一个参考和借鉴，有些励志的性质。既然如此，就欣然领命了。

泡上一杯淡茶，开始回忆。四十七年的人生过往，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从何说起呢？还是从最遥远处一段记忆之外的往事说起吧。

1971年春节，在辽宁海城的一个村子里，几十位村民把一间农舍塞得满满当当。屋子里容不下这么多人，一些人就站在门外面窗前头，袖着手踮着脚抻着脖子往屋里看，看不见的，就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屋子里的大炕上，站着一个三岁大小的小男孩。小男孩身上套着一件大人穿的棉坎肩，神气十足地连说带唱带比画，表演的正是当年最火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唱。小男孩唱罢，掌声四起，甚至还有人大声叫好，要求再来一段。不想小男孩竟然架子不小，死活不给面子，甩了棉坎肩，就要下炕。男孩的爷爷赶紧抱起他，本应该抱到院子里，可男孩的爷爷怕外面冷，冻坏了宝贝孙子，从灶台上拽过一个小盆，放到地上。小男孩也是憋得久了，对着小盆撒了好长的一泡尿。

两岁时的我，已显示出作家的深刻与严肃

围观的人们意犹未尽，议论纷纷。有人说：“你看人家这孩子怎么长的，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简直跟个小洋人儿似的！”

还有人说：“这孩子，简直就是个神童啊。将来准得有大出息！”

那个被村民们惊为“神童”的男孩就是我。当然，这件事和这番场景，都是后来由家里的一干大人们讲述给我的，而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查无存档。第一个跟我说起这件往事的人，应该是我的母亲，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当时自己的反应很淡然，只是有些好奇地反问了一句：“真的吗？”

后来长大一些了，又从家里的亲戚朋友嘴里听过类似的说法，似乎那段表演唱是我那个时候的“保留节目”，不只在海城表演过，还在其他地点和其他时间“演出”过。不过，后来我却对这些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有一次我在无意当中，在电视里看到了由童祥苓主演的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其中“打虎上山”一段戏，不但唱词又急又长，而且唱念做打、高踢腿、旋风脚，样样齐全。一个三岁大的小屁孩怎么可能表演得了呢？再有人提起此事的时候，我就用这话反驳他们。不想，长辈们告诉我说，当时我的确无法完成那些高难度的武生动作，因为我根本都没看过那部电影，甚至也没有大人专门教过我，我只是跟着收音机听得次数多了，模仿唱词唱腔。至于动作嘛，也只是撩撩衣襟，一只手掐掐腰，另一只手比画比画，做做样子。不过，当时我虽然咿咿呀呀，人小气短，但的确能够把大段的唱词唱腔模仿下来，而且绝不荒腔走板，不会丢词忘词，令许多大人自愧不如。

据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还会表演“打虎上山”

我依然将信将疑。即使真如大人们所说，那也称得上“神奇”了。当时我还没上过幼儿园，也没背过什么古诗词，别说识字了，连拼音都没学过一个，根本不可能了解和理解唱词的内容和意义，完全靠记忆，死记硬背，就能模仿那样大段的唱词还有那曲里拐弯哼哼呀呀的唱腔，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令我自己无法想象。

直到一年多以前，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才逐渐相信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大伯家的堂兄到大连来办理退休手续（他一直在大连工作，后来才回了老家海城），我开车陪着他跑了跑程序。哥儿俩闲聊的时候，他又提起了这段往事。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当我依例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就笑了，说：“这有什么可怀疑的？虽然没有录音录像，但是村子里好多人都看见了，轰动得很呢。前几年我回村子里一趟，还有人提起这件事呢！”

我没有再说什么。从三岁之后，我再没有回过海城。既然几十年之后依然还有人提起这事，我也只能相信，它的确发生过，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我现在看来，其实那个“传说”到了如今，也只能说明两件事，其一，我的记忆能力不错；其二，我五音俱全，唱歌唱戏还算好听。对这两件事，我尚能认领，而对当年人们有关“将来有大出息”的预测，我则深感惭愧。

如今，穿越剧流行。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回到从前的海城，亲眼看看那个演唱“打虎上山”的小男孩，该有多好。现在的孩子们，从小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有视频、照片做记录，貌似很幸福，可以在成年之后，随时回放自己的童年，但在我看来，他们也失去了人生很有意味的一些东西，比如，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因为视频和照片都太写实了，太不容置疑了，既没有了记忆的纵深，也没有了岁月的侵蚀。所有的往事都如同发生在一分钟之前，而一分钟之前的事情无需任何想象。

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写一篇小说，叫作《我想抱抱小时候的我》。时空的穿越现在还只是幻想，但我的这个愿望却一定会实现。因为如今的我，是一名作家，人生最大的偏得，是手里多了一支笔，一支可以穿越时空描绘人心的笔。

我的“小黑”是个悲剧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是从多大开始拥有记忆的。我的记忆基本上是从四岁以后，才拥有了一些虽然不够完整但已足够清晰的存档。

1974年的全家福

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四岁。在弟弟出生不久，我们便跟着母亲走“五七道路”，下乡到了庄河横道河子大队横道河子小队。那个地方当时号称是庄河乃至于整个大连最穷困的地方之一，山多石头多，土层很薄，大部分土地只适合种植玉米，而且产量有限。据说当时的一个工分只值八分钱。我相信，那段岁月对于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乡背井寄居在村民家中的母亲，和为了保留妻儿返城的希望而独自留守在大连的父亲来说，都是苦不堪言、不堪回首的。而对于年幼无知的我来说，则是乐趣大于苦难。

对于那段生活，我只保有一些记忆片段。比如说，村边有一条小河，在一个河湾处，有一棵倾斜的柳树，整个树冠都倒向小河，为河面撑起一大片阴凉。我时常会在阳光最炽热的午后，一个人跑到那里，在水里找一块平整的石头，把头枕在上面，伸开四肢躺在河水里，把身体交给河水，让自己变成一棵小小的水草，随着缓缓流动的河水轻轻舞动。有时候，我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只是细细地感觉河水对身体的抚摸和摆动；有时候，我会睁开眼睛，透过晃动的枝叶，看着天空，任自己的小脑袋天马行空，胡思乱想。那种感觉是我至今也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的。而几年以后，在语文课堂上，当老师让我们“放飞思想”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大都如坠迷雾，听不懂老师在说些什么。只有我心领神会，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了，躺在小河里的情景和感受。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只叫“小黑”的母鸡。当时妈妈养了两只小鸡，一只是黑色的，一只是花的。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那只小黑鸡，而且只喜欢小黑鸡，不喜欢那只花鸡。我捉回来的蚂蚱、小鱼、青蛙什么的，从来只喂给小黑吃，小花鸡往前一凑，就会被我无情地赶开，惹得小黑一见到我，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咕咕地叫，而小花鸡只敢远远地看着，可怜巴巴地咕咕叫几声。但奇怪的是，小黑吃了我不少“加餐”，生蛋却少，远不及小花。

后来我们回城，就把两只母鸡也带了回来。因为家里没法养，就放到了姥爷姥姥家里。姥爷姥姥住在春柳河，当时那一带到处都是农田。姥爷姥姥家有一个小院子，养着五六只花母鸡。那些花母鸡个头胖大，个个都是产蛋的高手。我知道鸡们也是分团体的，不同的团体合到一起，即使全部都是母鸡，也一定是要分出“雌雄”的。小黑和小花初来乍到，个头又小，势单力薄，所以我曾经很担心它们受欺负。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情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个头瘦小的小黑仅靠“一鸡”之力，就降服了所有的胖大母鸡。不久之后，我去姥姥家里，亲眼看见，喂食的时候，是小黑自己大摇大摆地独自享用，其他母鸡只有躲在远处看着的份儿。小黑吃完了，让小花吃。等小花吃完了，那些胖大的花母鸡们才敢凑到食槽前。即便如此，只要小黑一不高兴，冲过去，所有的花母鸡们就会吓得四散逃开。我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偷乐，觉得小黑真是个厉害角色。

可没想到，厉害的小黑很快就厄运临头了。姥爷要过生日了，我听见爸爸妈妈说，他们准备把小黑杀掉，做生日菜。我反对无果。去给姥爷过生日那天，我假装肚子疼，死活不肯去。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傍晚，他们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些菜。我说肚子还疼，连看都没有看，因为我害怕，会在那只铝制的饭盒里，看见小黑的一只腿或者是一只翅膀。

这是20世纪90年代，在白云雁水拍的全家福

接连好几天，我都高兴不起来。爸爸妈妈真以为我病了。他们大概想不到，刚刚六岁的我会为一只小鸡的死而纠结，或者内疚。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小黑是不是被我害死的？如果不是我那样偏心，那样宠着它，也许它就不会那么厉害那么霸道，也不会因此而丢掉性命了。

长大以后，我再回想起这件事，会觉得自己小时候的确有些奇怪，因为我好像没发现身边周围那些五六岁大的孩子，有谁会为这种事情担忧纠结，甚至内疚自责。再后来，等我的年岁再长一些，我的看法又有了改变。也许，有那样心绪心结的孩子很多，只不过是被大人们无视了而已。作为一个为孩子写作的作家，我的使命之一，就是把那些本不该被大人们无视的、藏在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写出来。

“干部生涯”和一场群架

回城之后，我先在家门口上了一年“抗大班”，然后入了青泥小学，成了一名小学生。

上小学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是有关我的“干部生涯”。我从一年级开始当班干部，先后当过学习委员、班长、中队长。不过说起我的“从政经历”，简直也是三起三落。我从三年级开始当班长，在其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然被先后撤换了两次！被撤职的原因大体一样，因为我调皮捣蛋，不守纪律，不能以身作则；官复原职的理由也差不多，因为接替我的同学好像无法管好班级。

这是上小学时与同学的一张合影。右边的是我

其中一次被撤职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老师们经常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所以下午会不定期地安排一两节自习课。老师不在，自习课的纪律当然得交给我这个班长来监督。结果那天下午，全班同学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只有我和一个男生在教室最后排打闹。正闹得欢，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因为意想不到，直到老师走到我们面前，我掐着那个男生脖子的手都没来得及松开。

班主任被气坏了，命令我收拾好书包交给她。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又不敢不从。果然，她接过我的书包，就直接从二楼的窗户扔了出去，扔到了操场上。幸亏我事先有所觉察，把书包带系得很牢靠，这才使坠楼的书包不至于被摔得四分五裂。那是记忆中，班主任对我下手最“狠”的一次。后来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提起这事，问我，知道那次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吗？

我摇摇头，心里却想：谁知道你那天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拿我撒气！

老师说，你身为班长，不但没有管好班级的纪律，还带头打闹，这本身就够我气了。可你知道更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吗？是你打闹的地方太危险！

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班主任的气打从哪里来。当时班级后墙上钉着一排钉子，用来挂大家装水杯的袋子，官称谓之“牙缸袋”。那些钉子的高度正好在我们的脑袋那么高。此前老师就叮嘱过，不准在教室后面打闹。而那天老师开会传达的内容之一，就是有一个外校的孩子在后排打闹的时候，把眼睛撞在了钉子上，情形很惨烈，后果很严重。班主任也正是因为听说了这个事故，放心不下，才偷偷跑回教室查看，结果就看见了她委以重任的班长在钉子上弄险。咳，也说不清我是倒霉还是走运，没碰到后墙的钉子上，却撞到了一颗更大的“钉子”上。

我看见书包被扔到了楼下，赶紧跑出去捡回来，生怕弄丢了课本或者是文具，回家再挨家长的一顿责罚。等我捡起书包，满脸大汗地跑回教室里的时候，我的班长职务已经被班主任宣布解除了。“仕途”艰险啊，起落只在你上下一层楼梯的工夫。

第二件事，是上五年级时，发生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架事件。那时候，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上下学有家长接，一出校门就做鸟兽散，各回各家。那时候我们上学要到集合点，整好队伍，一起去学校。放学的时候，也要整好队伍，一起去集合点，然后才可以解散回家。至于有人从家到校比到集合点更近更方便的，一律需要由家长跟老师提出申请，获得批准才可以独自上下学。也许是因为当时同学们居住得都比较集中，也许是因为那时候人们的组织纪律性都比较强，反正记忆中，还真没有几个人是独自上下学的。那场群架，就发生在一天放学的路上，参加打群架的有两个班级一共四十多个男生，还有个别女生，因为声势太大，甚至都惊动了正在街上值勤的警察大叔。

事情的起因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班的放学队伍正好走到大连市场（今天的大连商场）北门附近，同年级三班的队伍走在我们后面，两支队伍首尾相接。我们班级走在最后的是一个女生，又瘦又小，因为脾气有些古怪，再加上平时个人卫生状况不佳，在班级里属于没朋友没地位，被忽视甚至被捉弄被欺负的一个。而走在她后面的，则是三班的几个调皮的大个子男生。事情最初发生的细节我没看到，但我可以肯定，那个女生脾气再古怪，也不会主动去招惹身后的几个大个子男生。等我发现有状况的时候，只看见那几个大个子男生把那个女生围在中间，像踢皮球一样推来搡去。当时我处于班长一职的在任期间，走在队伍外边。我冲过去把女生拉出来，回头跟那几个男生理论，不想他们竟然很蛮横，比量着要对付我。我火了，一声吆喝，班里走在前面的男生们听见了，立刻回头，而三班的男生也很快聚拢过来。一群十一二岁、精力过剩到连狗都嫌的小子们在一起讲理，讲了没几句就讲不下去了，说不清楚是哪一方的哪个人先动了手，两个班级加在一起，有四十多个男生瞬间就撕打在一起，拳脚相向，书包乱抡，场面十分火爆。

混战的场面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这场群架就分出了胜负。三班的班长是个女生，遇到这种事情显然无法起到我这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别看是小孩子打架，也别看场面混乱，但事实上，就像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一团乱糟糟，毫无头绪，其实绝对是有规律有秩序的。三班的女班长一开始试图拉架，但很快就识趣地和大多数女生一起，躲开了。打架的核心人物其实是他们班那个瘦瘦高高的体委。我瞅空摘下背在肩上的书包，紧好了书包带，正抡得兴起，我们班的体委凑过来，很用力地拽了我一把，朝着对方的体委指了指。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跟着他冲过去，两个人左右夹击，只几下子，就把那个体委打得招架不住，转身就躲。我们俩跟过去穷追猛打，那家伙又抵抗了几下，无奈双拳难敌四手，想招呼帮手，帮手们都在各自为战，无人理睬，他只能落荒而逃。这一下，对方顿时军心涣散，斗志全无，有几个人转身跟着体委逃跑，结果整条战线瞬间崩溃。

眼见对方败逃，我们兴奋得嗷嗷直叫，穷追不舍。逃跑和追打的双方在人群里横冲直撞，惹得行人纷纷躲闪、抱怨甚至咒骂。我们途经的地方，都是当时大连最热闹最繁华的街道，所以很快就惊动了几个在街上值勤的警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追在一个穿黄衣服的男生身后，正追得起劲，迎面过来一个警察，张开双手想拦住我，结果被我从他的腋下一钻而过。

对方一开始还是几个人一伙一起跑，后来就彻底做鸟兽散，各自玩命地往自己的家里逃。而我们也就各自盯住一个目标，分头去追。我们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追得太忘形，有几个人都把人家撵进楼门洞了，还不依不饶，结果就忘了一件事，那时候的孩子，大都不是独生子，家里常常有哥哥姐姐。我们在人家楼门前大呼小叫，拍墙踹门。真把人家叫出来了，才发现人家身后还跟着一个满脸杀气的大哥或者大姐，只得调整角色落荒而逃。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问我：“脸怎么了？”

我莫名其妙，跑到镜子前一看，脸上破了一个小口子，还流了一点儿血，已经结了血痂。回想一下，应该是傍晚打架的时候挂的彩，竟然一直不觉得疼。

母亲还想追问，被父亲拦住了。我觉得父亲已经猜到，那是打架挂的彩。对这种事情，父亲曾经明确对我们兄弟俩表过态：不准欺负别人，但也绝不能让别人欺负。跟别人有了矛盾起了摩擦，自己想办法解决。除非对方有家长介入，或者年龄比我们大很多，以大欺小，否则就算我们被人欺负了，他也不会管。所以，小时候我在外面打架，无论是吃亏还是占便宜，都不会跟父亲说，更不指望着他能出面帮我。

直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脸上的伤口火燎燎地疼，也才开始想到这件事的后果。父亲不会过问，但想瞒住老师恐怕很难，毕竟这一架，全班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参与了，全班所有的女生都旁观了，傻子才指望老师会不知道呢。既然如此，与其等着老师问到头上，还不如自己主动汇报。想明白了这一点，我的心倒安定下来了。可能是打架的时候太卖力气，那一晚我竟然睡得又香又甜，做的两个梦中自己也都威风八面，孔武有力，如同天神一般。

第二天一到校，我就把打架的事情跟班主任说了。班主任受惊不小，赶紧跟三班的班主任通了气。那天早晨，两个班的班主任都像门神似的站在教室门口，每进来一个男生，就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检查一番，然后才放进教室，直到全班同学都进了教室，这才敢松口气。可笑的是，三班那个带头打架的体委，在被老师问到头上的情况下，竟然还一口否认，想蒙混过关。

用班主任老师的话说，我们这些臭小子们运气不错，一场有几十号人参与场面火爆的群架，竟然只有不到十个人受了点儿小伤，挂了点儿小彩。既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两个班主任一商量，很快就拿出了处理方案。当天下午，先由三班的班长带着包括体委在内的几个男生，到我们班认错道歉，然后由我带着几个参与打架的男生去三班道歉。我一脸不服气。班主任看出来了，说，怎么回事？觉得自己挺有理呗？

我说，是他们先欺负人，还是男生欺负女生，我们凭什么道歉？

班主任说，你是班长，班长带头打架，你还挺有道理，是不是？他们欺负人？你们平时还少欺负人了？

我有些心虚，不过嘴还硬，说，那是两回事！

班主任一拧眉毛，说，两回事？你的意思是说，班里的同学，你欺负就行，别班的人欺负就不行呗？

我不服气，觉得班主任说的分明是歪理，可一时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歪的，再看看班主任阴沉的脸，只好把不服气都吞进肚子里，不敢再说什么了。我那时候虽然调皮，但还算是识时务。

小学毕业，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大连第二十四中学。那时候初中也分重点和非重点，二十四中还有初中部，而且是全区统招。青泥小学有三百多名毕业生，只有五个人考上了二十四中，录取比例超过六十分之一。

毕业考试之后，班主任老师邀请了几个同学到她家里做客，其中有我一个。老师说，你们几个是班级里我最喜欢的学生。

别人都一脸自豪，只有我有点儿小意外。班主任看我一眼，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厉害了，而且，有时候不太讲理？

我突然聪明了一下，眨巴了一下眼睛，没吭声。

老师说，我不跟你讲理，是因为你这个小孩太聪明，有时候就聪明得让人烦。要是真跟你讲理，万一没讲过你，让你觉得自己占了理，那还了得？而且，有些道理，现在跟你讲也讲不通，得等你长大以后才能明白。

老师的这番话，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好一会儿。现在回头再看，我其实真的很走运，念了十几年书，遇到的都是些好老师。

意义非凡的暑假

我在声名赫赫的二十四中度过了初中和高中。在回想和书写这段经历的时候，正好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壁花少年》，颇有感慨。《壁花少年》的主人公在高中时代所经历的，是一段充满了风险、挑战和迷茫的人生。相形之下，我在二十四中所度过的时光，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青春的躁动和迷茫，但那些躁动和迷茫却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强行摁在了水底。当你回头望去，目光所及，你能看到的似乎只有平静的安静的，甚至是波澜不惊无声无息的水面。《壁花少年》所展现的，是一个少年精神的蜕变与成长，而我的中学时代，似乎只有一个主题：功课只有一个目标：高考。知识的学习与积累成了不可动摇的主题，而成长却成了一个无关紧要可以任其自生自发的附属物和衍生品。所以，尽管中学时代离现在的我要更近一些，记忆也应该更清晰，但回头望去，却似乎不及小学时代那样生动鲜活，充满了生命力。打开记忆的大门，扑面而来的，好像只有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的考卷。

这是我上高中时拍的照片

我是带着自豪和自信迈进二十四中的，但迎接我的，却是当头一棒。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课，除了班主任老师，我们甚至连其他任何一位课任老师的面还不曾见到，就迎面遭遇了一张试卷：新生摸底考试。成绩公布之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全班四十个人，我竟然考了个二十五名！而在整个小学时代，凡是有排名的考试，我从来没有跌出过前三名。对我而言，考第一名是正常发挥，考第二名属于情理之中，考第三名就有点儿引人侧目、令人担忧了。而这一次，我竟然考了个二十五名！

我花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终于适应了自己在这个新学校新班级里的新位置。整个中学时代，尽管我自认为已经很努力了，但十名左右的排名似乎已经是我的专属位置了。最好的名次是初升高的中考，我考了全班第五名。当时二十四中高中部为本校初中生所划定的录取分数线是550分，我考了609分。

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凡的事情：我创作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

尽管以不错的成绩如愿留在了二十四中，但是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却过得有些无聊。因为我们家搬进了新家，那个新建的小区离几个要好的同学家都比较远，再加上那个夏天似乎格外炎热，所以整个假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只能待在家里。于是，我用那个无处可去的假期做了三件事：读书，写小说，学习做饭。

先说第一件事：读书。当然，这里所说的读书是指读课外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这跟我们家里的氛围有关系。父亲是大学老师，每天晚上需要备课。母亲是工程师，虽然不必像父亲那样每天都要坐在书桌前，但翻图纸画图纸整理数据也是经常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两个人都需要工作，就只能有一个人占用书桌，另一个人则要坐在小凳子上，以床当桌。所以，我们家晚饭后到睡觉前的这段时间，一般都是很安静的，不会有嘻嘻哈哈的闲聊，更不会有玩牌、喝酒那样的喧哗。我的作业一般都在学校就写完了，这时候，就喜欢捧着一本书，倚墙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或者是早早地爬到双层床上面自己的床上，静悄悄地读。不过，这种读书是我的一种自发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天性，父母并没有刻意地引导，更没有具体地辅导过我的阅读，甚至连过问的时候都很少，他们只是为我的这种天性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但那时候可以读到的课外书比较少，家长也不可能花钱给你买什么课外书。我读的书主要靠借，跟同学借老师借，亲戚朋友借，不挑不拣，借到什么读什么。我十一岁时，读到了一套残缺的《红楼梦》，里面有许多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词典。但有些字很奇怪，明明是个字，可字典词典里都查不到。

有一次，我读到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字“肏”。我查了手边所有字典词典，都查无此字。于是，我就去找父亲，指着这个字问他。不想，他立马黑了脸，呵斥了我一声，又觉得不妥，就放缓了语气，说，这个字，我现在说了你也不懂，你也不要去问别人，等你长大自然就懂了。

父亲的态度和回答让我一度很好奇，但我还是忍住了，没去问别人。不过很快，我对这个字的好奇劲就过去了。再过一段时间，连这件事情都忘在脑后了。事过十多年之后，我有机会重读《红楼梦》，看到相关章节，这才想起这件事，不觉暗自好笑。

我喜欢读书，但最喜欢的事情还是玩。当这两件事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读书。小学时候所谓的玩，就是满街疯跑，推铁圈、捉迷藏、抓特务，玩什么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宣泄那些过剩的精力。中学以后的玩，就是跟同学聊聊天，偶尔去逛逛书店，打打球，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宣泄精力了，因为也实在没有那么多剩余的精力了，只是为了调节一下紧张而乏味的学习生活。到这时候，读书的地位似乎慢慢前移了，提高了，成了空余时间的首选。

那个暑假我读了许多书。绝大部分书都是父亲从他任教的大学的图书馆里借来的。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往往一天一夜的工夫就看完了，所以父亲借书还书的频率也很高。父亲有些怀疑，怀疑我并没有好好地读那些书，我也不解释，因为我知道，父亲迟早会找个机会验证一下他的怀疑。这是学理工科又教理工科的人的一个习惯，甚至是嗜好。

果然，一次，我让父亲还书再借的时候，父亲随手从要还的书里抽出一本，我记得很清楚，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父亲张嘴想说什么，我抢先说，你问吧。父亲有点儿意外，你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说，你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都读过了。父亲忍不住笑了，但还是打开书，随机问起来。我对答如流，而且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父亲不禁频频点头。

那次之后，父亲再没有追问过我是否认真读了，而是想办法又办了一张借阅证，这样每次可以借六本书回来。那个暑假，我以为是自己这辈子读书最多的一段时间了，那时候我还想不到，三年之后，我将拥有一段更漫长的读书时光。不过，那段时光太过漫长了，漫长到让我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第二件事，是写了一篇小说。其实，自己动笔写一篇小说的念头由来已久，并非是在那个漫长而空闲的暑假临时生发出来的。早在上初中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就尝试着写点儿作文作业之外的文字。我写了一篇两百字左右的谜语故事，发表在大名鼎鼎的《故事会》上（可惜，年头太久了，我已找不到样刊了），得到了八元钱的稿费。要知道，当时身为大学教师的父亲一个月才挣五十六元钱。八元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父母亲特别恩准，我可以全权支配那笔钱。那八元钱是怎么花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唯一遗憾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刚刚上初中，原来小学的同学不常见面了，而新同学又不是很熟悉，所以如此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却没有机会好好地“展样”一下。

我从小就是个自信心比较强的小孩，很少觉得有什么事什么人是高不可攀的，书读得多了以后，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写点儿什么，只是平时忙于学业，忙于玩，没有机会真正动笔。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而那个暑假里读的那些书，也像是一些养料，刺激和滋养了那个一直埋在心里的念头。

我记得，我是在暑假开始之后的十几天动笔的，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十几天，写成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小说。之后，我又修改了一下，最后用每页三百四十字的稿纸抄出来。

决定投给谁的时候，我小小地踌躇了一下。当时我读过的文学月刊不少。最后我还是决定投给大连本市的《海燕》杂志社。倒不是因为觉得在《海燕》上发表更容易，当时《海燕》正处于黄金期，发行量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就算对成年的成名的作家作者们来说，发稿也并非易事。我决定投给《海燕》是觉得，即使没有发表的可能，至少我可以借此机会结识一两位编辑，可以就小说的创作跟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高中开学的前三天，我把小说寄了出去。

那个暑假我做的第三件事，是学习做饭。在那个年代，男生学习做饭还算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不过，我做这件事倒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父亲在高校工作，不坐班，母亲在工厂工作，单位离家又比较远，每天下班挤公交车回到家里，经常得到晚上六点甚至更晚，所以，我们家父亲做饭的时候并不少见。而那个暑假，母亲设计的生产线要大修，父亲学校里有科研任务，两个人都很忙，晚上回来得都很晚，我和弟弟两个人闲待在家里，每天等着一身疲惫的父母亲回家给我们做饭。这样过了两天，我就决定自己学着做饭，为父母亲分担一点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