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穆拉特·库尔纳兹的清白

我坐在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一家旅馆楼上的房间里，俯视着学校运动场。当时是二〇〇六年，穆拉特·库尔纳兹，这个土耳其裔德国人，刚从被监禁了五年的关塔那摩监狱[104]释放。他在不来梅出生，长大，并且在此接受了教育。在被关进关塔那摩之前，他先是在巴基斯坦被捕，以三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人，于坎大哈[105]美国审讯中心关了两个月，遭受了电击、无故殴打、水刑，以及被悬挂在钩子上等各种折磨，这让身体强壮的他几乎丧命。然而，羁押在关塔那摩监狱一年之后，他的美国和德国审讯员——两名来自BND，一名来自德国国内安全情报局——都判定他无害、无辜，对德国，美国或以色列的利益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尽管如此，其中所存在的悖论却让我感到难以释怀，难于理解，更别说去评判了。在与库尔纳兹结识的时候，我还完全不了解汉宁博士，不了解这位和我一起在波恩受邀参加大使晚宴的同伴，这位请我参观普拉赫的东道主。他在掌控库尔纳兹命运的一连串行动中担当了各种不同角色。而汉宁博士本身就是个拥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显赫人物，这点更不必说。如今我听说，就在几个星期前，在德国高阶公务员与情报局首脑的每周会议中，BND局长汉宁博士断然拒绝了局内人士提供的建议，投票反对让库尔纳兹返回德国。如果库尔纳兹非要去某个地方，那么就回到他所属的土耳其吧。更为曲折的是，并不能认定库尔纳兹在过去阶段并非恐怖分子，也并不能信任他将来不会成为恐怖分子：这很明显就是汉宁的杰作。

在二〇〇四年，库尔纳兹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期间，不来梅警方和情报机构宣布，因为库尔纳兹并未重新申请居留许可，而他的居留许可又恰在此时到期——你肯定认为这不过是个可以原谅的小疏忽，毕竟关塔那摩的笼子里又没有笔墨、邮票或者信纸——因此，他从此以后就必须离开自己母亲的房子，并将被驱逐出境。

尽管法院迅速推翻了不来梅方面的命令，汉宁却直到今天都没有公开表示要改变立场。

不过，回想起六十年前的冷战时期，当时地位卑微的我也曾经被请去判决这类难辨好坏的、某几个类别的人群——曾经对共产党员表示过同情的人、有着可疑旅伴的人、持有秘密政党党证的人等等——我发现自己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从表面上看来，年轻的库尔纳兹理论上确实要被打上许多勾勾。在不来梅，他所去的那座清真寺以传播激进主义思想而闻名。在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之前，他蓄起了胡子，鼓励他的父母对教义更加身体力行。出发时，他行踪隐秘，甚至没有告知他的父母——这可不是个好开端。他的母亲已有所警觉，并且报了警，声称她的儿子被阿布伯克尔清真寺的激进主义给洗脑了，不仅阅读了“圣战”战士的文献，还打算亲自到车臣或者巴基斯坦去参加“圣战”。不来梅其他的土耳其人，不管动机如何，全都挺身而出，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他们当然会这么做。猜忌、绝望和相互指责撕裂了他们所属的群体。当年摧毁双子塔的阴谋，不正是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们在不远处的汉堡所筹划的吗？而根据库尔纳兹自己的说法，他坚称自己到巴基斯坦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继续接受穆斯林教育。那些打钩的项目里没有哪一个真正造就了恐怖分子，不过都是些历史问题罢了。库尔纳兹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却因为他的清白遭受了无法形容的痛楚。不过，倘若让我回到过去的年代，面对与这些相同的打钩疑点和相似的恐怖氛围，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奋不顾身地去捍卫库尔纳兹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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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舒服服地坐在不来梅的旅店里，啜饮着咖啡，我问库尔纳兹他是如何与关在邻近牢房里的狱友进行沟通的。单从规定上来看，那里所有的交流行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一旦发现会即刻遭受殴打，并被剥夺自由，关起禁闭。这种惩罚对库尔纳兹而言尤为严重，鉴于他顽强的性格和庞大的体格，一旦被关进这种跟身体一般大小的笼子，一天里有二十三个钟头都是既不能站也不能坐的。

你一定要很小心，他在沉默了一会儿，仔细想了想之后说道（我已经慢慢习惯了他这样的讲述方式）。不只是要小心狱警，还要提防其他的囚犯。绝对不要问别人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绝对不要问他们是不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反正，当你夜以继日地像动物一样蹲在笼子里，距离其他囚犯也只有几英尺的距离时，你迟早会想办法与他人接触的。

起先，是运用一只非常小的盥洗盆，但这其实是最普通的一种接触方法了。在某个约定好的时间——他不肯说这个时间具体是如何约定的，因为他还有许多反抗敌人的盟友至今仍旧在押[106]——他们并不在盥洗盆内用水，而是尽力压低声音，对着盥洗盆的出水塞孔低语。你实际上是听不清楚确切语句的，但传递回来的隆隆声却可以给予自己并不孤单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