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从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到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历经风风雨雨，走过20多年艰难曲折的路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像春风吹拂大地，催发了文艺百花园的勃勃生机，带来了革命文艺界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于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大批革命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有如灿烂的群星，闪耀在祖国的夜空。贺敬之便是这灿烂群星中的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

贺敬之的名字，不能不使人立即想到从延安上演到新中国的新歌剧《白毛女》，想到从1943年唱到如今的革命歌曲《翻身道情》《南泥湾》，想到那大气磅礴、振聋发聩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想到那清新俊逸、意境深邃的精美短诗《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想到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新古体诗《富春江散歌》。

这些作品当然不是贺敬之佳作的全部，更不是他创作的全部，却是他奉献给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璀璨明珠。贺敬之并非一个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然而他常常以其厚积薄发、掷地有声的文学精品，震动了不断发展的文学时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那坚实的闪光的足迹，谱写了他那独具思想艺术风采的篇章。

像文学史上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无不受到时代的哺育一样，贺敬之也是时代的产儿。1938年春，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台儿庄大战的连天炮火，将他这个年仅13岁的鲁南农家子弟，抛入了浪迹天涯的人生轨道。他紧紧追随山东流亡学校先在湖北均县后到四川梓潼，一边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一边求学，并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开始学习诗歌、散文创作。1940年，未满16岁的贺敬之就奔赴延安，成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最小的学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掀开了他人生的崭新一页。他那一系列歌颂延安新生活和控诉童年时代家乡农村黑暗现实的诗篇，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青睐。1944年，在延安如火如荼的新秧歌运动中，他被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授予“乙级文教英雄”称号。1945年春夏间，他熔铸集体智慧，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才华，主笔创作了中国新歌剧的扛鼎之作《白毛女》，他时年才20岁，年轻剧作家贺敬之的名字，开始轰动华夏大地。

贺敬之并没有沉醉在已经获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和名声中，而是乘着时代的风浪，扬起奋进的征帆，继续奔向革命人生更远大的航程。1945年9月，他随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到达华北新解放区，以诗歌和剧作为武器，积极投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1947年6月，他在冀中下到野战军部队，并在解放沧县的激烈战斗中立功受奖。

就是这位吃着延安的小米饭、喝着延河流淌的“乳汁”长大的接受过人民解放战争炮火洗礼的著名作家贺敬之，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在人民戏剧战线上。自1956年发表《回延安》到1963年《雷锋之歌》问世，他迈着快捷而有力的步伐向着中国诗歌园地里政治抒情诗这一独秀的巅峰攀登。他以惊天动地的澎湃激情，放声歌唱祖国和人民，歌唱中国共产党，歌唱新的时代生活，歌唱新时代哺育的新英雄。“文革”十年，他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受到迫害，胸中深埋着炽烈的愤怒的感情火焰。当“四人帮”被历史的铁拳粉碎，诗人胸中这火焰便喷射出来，他又一次放声歌唱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的再度新生。1978年起，党和人民将文艺领导工作的重担放在了贺敬之的肩头。他在思想文化领导岗位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呕心沥血，同时在诗歌园地里独辟蹊径，开始了中国“新古体诗”即古体歌行创作的探索。

半个多世纪来，贺敬之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真诚而坚定的革命者的道路，一条质朴而刚毅的战士的道路，一条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剧作家、社会主义诗人的道路。正是在这条独特的艺术和人生的道路上，铸就了贺敬之那革命战士兼作家的独特气质、性格和灵魂，形成了他的文学创作所独具的思想艺术风貌与魅力。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贺敬之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历来就存在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潮流，存在着作家艺术家倾向于现实或是倾向于理想的区别。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就分别代表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两座高峰，树立了两个光辉的典范。贺敬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特别是鲁迅和郭沫若的革命文学传统。就贺敬之独特的生活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来说，他更加钟情于革命浪漫主义。他努力吸取中国历代和国外积极浪漫主义的思想艺术精髓，融入自己反映和讴歌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诗歌创作，使他的许多优秀政治抒情诗深蕴一种独具个性色彩与风格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理想抱有坚定信念、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满怀革命豪情的精神，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理与正义、追求崇高、追求真善美而憎恶假恶丑的精神，一种善于透过黑暗看到光明并百折不挠地奔向光明的精神，一种始终注目于时代大潮而不惧暗礁与旋涡的大无畏精神，一种将个人的“小我”融入人民的“大我”从而正气浩然、胸怀坦荡的精神。

贺敬之艺术生命中的“恋母”情结，是形成他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一个深层的原因。贺敬之的童年生活是贫穷而凄怆的，然而他有一位给予自己无限慈爱的母亲。这一位中国普通农村妇女的善良温柔、勤劳朴实、忠厚正直的品性，在贺敬之的精神世界里植入了不可更易的基因。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是慈祥、高尚、美好的象征，也只有母亲才是人世间至亲至爱、至善至美的人。贺敬之投入革命怀抱后，特别是到了革命摇篮延安后，在同学、老师、战友、领导的眼中，他仍然是个“小孩子”，总是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和爱抚，享受到革命大家庭更多的温暖，渐渐地，“母亲”的精神和形象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得到了升华，她不仅是慈祥、高尚、圣洁、美好的象征，而且是伟大、崇高、神圣、壮美的象征，是他的人格精神力量的依仗和寄托。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许多诗歌作品中，“祖国”“人民”“共产党”“毛泽东”“延安”“鲁艺”“革命集体”都是“母亲”。面对“母亲”，他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唱不完的动人的歌；面对“母亲”，他总有无法割舍的深深眷恋的情怀，同生死、共患难的赤胆忠心。为了“母亲”，他总有一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热血和无畏的献身精神，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志豪情。

辩证文艺观的形成，是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思维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当贺敬之从黑暗、污浊的国统区，风尘仆仆投奔到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怀抱后，在这个朴实、纯洁的少年的眼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明丽和美好，他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感受格外深切。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的心灵、境界和思想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净化和升华。他总是用一种光明、美好、赤诚和积极乐观的心态与眼光来看待世界，来看待他周围的一切，来看待革命事业的现实和未来。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尽管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屡受挫折，尽管他也曾意识到革命事业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然而在他的笔下，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如一地真诚而热烈地歌唱光明。历经“文革”后，林彪、“四人帮”这伙在光明的新中国大造黑暗的家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歌唱光明和暴露黑暗，从来是一个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1]，因而在自己的创作中应当“不仅见喜，也要见忧；不仅见此，也要见彼”^[2]。作为一名历经了旧、新两种社会和“文革”前后新中国巨大变化的革命文艺老战士，贺敬之的政治观和文艺观中充满了辩证思维。在新时期，他正是用这种辩证文艺观给自己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当他走上文艺领导岗位后，更是用这种辩证文艺观来指导他所负责的文艺工作。比如，他反复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是要“坚持”但不是“僵持”，是要“改善”但不是“改掉”；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不要走“老路”但也不要走“邪路”，不要“僵化”但也不要“自由化”；学习西方文艺既不要“因噎废食”，也不要“饮鸩止渴”；等等。再比如，他多方面论证：文艺创作要注重形式美，但又不能因此抛弃思想内容而走向形式主义；无限夸大世界观对创作的制约作用是应当纠正的，但又不能由此认为文艺创作不受任何世界观的制约；一切为政治、一切从属于政治的文艺观是必须改正的，但又不能导致要所有作家和所有作品都排除政治内容；只许歌颂光明、不许暴露黑暗是完全错误的，但又不能否定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光明是主流；等等。显然，贺敬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文艺观贯穿于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领导工作的方方面面，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现代中国新文学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不断发展的。在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由向西方开放，到只注重吸收苏联和其他少数国家革命文艺经验的半封闭，到逐渐走向完全的自我封闭，再到向世界各国优秀文艺学习的全方位开放，确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过程。贺敬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步入文坛并走向成熟的一名革命作家。他的生活道路与人民革命的行程同轨，他的创作道路与文学时代的发展同步，然而他的人生和艺术的道路又是相当独特的。贺敬之早年深受鲁迅、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等老一辈革命作家的影响，同时努力向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歌德、普希金等世界巨匠的文学作品学习，后来又不断地从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以自由体新诗创作起步，而以新歌剧创作成名，又以政治抒情诗的创作确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继而以“新古体诗”的创作展现出他晚年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不懈追求诗体创新的探索精神。贺敬之是著名剧作家，又是著名诗人，也是长期处于重要文艺领导岗位的著名文论家。他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卓有成就的。

文坛上，对贺敬之及其创作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疑，就像他的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色十分鲜明一样，他的作品中的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晰，这正是贺敬之艺术个性的生动表现。的确，贺敬之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又是曲折的，他的精神世界是单纯的又是复杂的，因此，他的创作内蕴是那么丰富、深邃而富有魅力。要真正认识贺敬之及其创作，就必须从时代的进程和他自己的人生轨迹的交叉点上，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考察和透视。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既是时代的儿子又独具个性风采的作家贺敬之。

[1] 《贺敬之诗选·自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

[2] 《贺敬之诗书集·自序》，《诗刊》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