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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作者:刘春婵 著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过去,它一直强调政治性,倡导用政治话语、政治规范教育引导党员和群众。在革命初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该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全球化经济趋势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内心诉求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仍然固守原有的单向灌输的政治性教育模式,很有可能会面临失效和失语的现象。如何应对这种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着手。从实践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育人树人,而人在一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文化环境中生活成长。就育人而言,文化环境与人的精神塑造有着直接的关系,具有更为本质的意义。因此,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向文化环境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屡屡倡导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呼吁教育者要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放在重要地位。这一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向传统寻根的深入探索,对新时期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之上。人们要认清这一发展态势,就要从身处的客观实际出发,向历史探寻发展的脉络,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才能增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注度逐渐减弱,对物质文明建设的侧重使得精神文明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受到较大影响。妥善应对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发展,而且关乎这两项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等是对人们进行渗透和影响的重要领域,正向文化氛围的营造可以起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教育效果。从这一角度而言,以文化人是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应对社会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体系中,文化自信被定位为广泛深厚的基础,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亦被视为助力中国发展的深沉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中所渗透和传承的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使得中华民族得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所以,坚定文化自信,既要坚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文化自信,也要坚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还要坚持对国学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国学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思想文化学术的统称,以诸子百家学说和先秦经典著作为根基,在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承担着教育载体的功能。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日渐重视,国学教育也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起到涵养文化自信、培育民族精神、传播传统价值观的主要功能。而先秦散文是载录先秦诸子学说的文本形式,如《论语》《庄子》《孟子》《墨子》《战国策》《左传》等,都是国学教育的重要依托。先秦散文的内容、精神在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传播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教育主体若能充分把握其内在精髓,可以发挥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引导和启示作用。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教育者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并在多次讲话、写作中他都引用先秦散文中的经典话语来阐述思想、表情达意。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中,他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一句话:“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1]以此鼓励师生们既要打好扎实的学识基础,又要注重知识体系的与时俱进。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效果,厘清两个关键问题是前提:一是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二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针对这两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个体一生的成长奠定思想基础的实践活动,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其根本指导,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奠定其理论基础,国学传统文化作为自身的资源亦为其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以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先秦散文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更好地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响应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召唤。不过,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规律、先秦传统文化三者关系的处理。第一,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做到取其精华;第二,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规律,清楚了解时代的间距,明确先秦散文的思想精髓不可能直接切中今天的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等,认识到先秦散文起到的是潜在的、辅助的价值,而并非决策性功能。

二 概念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一)先秦散文

根据时期划分,先秦指的是建立秦朝政权之前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而文学界对先秦散文的范围界定,则主要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著作。春秋末期,天下纷扰不断,诸侯竞相崛起,王室权力衰落。与之相应,礼乐崩坏,贵族没落,平民崛起,私学日盛。到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这个时期文学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先秦散文作为古代散文的源头地位初步奠定。

从概念上比较,先秦散文与当代散文并不完全等同。当代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其基本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而先秦散文之散则在于它的语言运用之散与韵文对偶、对仗的要求相对,意即言散。根据思想内容、写作方式和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把先秦散文划分成诸子散文及历史散文。前者主要包括诸子百家各大学派的文章,如《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后者主要包括记述历史故事、刻画历史人物、记载历史言论等为内容的历史著作,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散文的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历史等多个方面,以论说或记叙的方式呈现。由于它兼具思想性和文学性,在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发展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先秦散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由无产阶级政党提出,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实践活动,不存在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近代思想政治教育等说法。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等相近术语的历史演变,才逐渐澄清它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目前,虽然关于这一名词的使用范围还存在争议,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特性方面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教育为中心且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张耀灿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义为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施加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政治观点等方面影响的实践活动,也有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表述为:“主要依据党和国家一定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据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依据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存在的思想问题而开展的教育。”[2]不同的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的一致性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主体是一定的阶级、政党,并非特指的中国共产党;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道德、艺术、法律等意识形态;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思想紧密联系。如上所述,意识形态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力图用各种方式和渠道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使他们成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所需要的人。所以,在实践上,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在理论上,它的名称和定义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在阶级出现的奴隶社会开始已经是实然的状态,它并非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也并非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工具。“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不仅巩固经济基础,维护物质利益,而且采用思想政治教育维护思想统治。”[3]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是存在突破时空局限的可能性的。

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前面已有论述,先秦散文的内容或劝诫君王,或教化民众,归根结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先秦散文中蕴含的思想精髓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不能绝对等同,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框架进行分析的话,其中确实涵括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先秦散文,作为承载时代精神的文本,虽然有些内容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存在历史局限性,理当剔除,但也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超越了先秦时代,甚至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些永恒的问题,如“有无相生”“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诸如这些具备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丰富内涵、拓展外延,仍然是可供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重要资源。

基于以上的阐释,可以从两个角度对先秦散文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理解。一是先秦散文文本中记载和呈现有关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载体;二是在文本流通性的基础上,先秦散文成为一定阶级或集团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的与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有关实践活动的工具。综合以上,先秦散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指散文文本中记载的,从各个学派、各个利益集团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标、方法等原理性、规律性的认知体系。

(三)本书研究范围的界定

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背负时代使命,与它所处时期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先秦散文亦不例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社会背景之下,先秦散文的内容或匡救时弊,或劝谏君王,散文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笔法成熟,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正是由于先秦散文内涵博大精深,所以无法一一穷尽研究,本书的研究只能限于先秦散文中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密切的部分代表作品。在历史散文中,《左传》记载着很多历史故事,叙事详尽,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既有深刻的学术精髓也有鲜明的政治道德导向;《国语》内容涵盖重大政治事件、历史人物的言行、统治者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等,作者表现出强烈的是非倾向,传达了进步的政治观,对道德精神颇为肯定,认可“礼”对社会的规范制约作用,忠君思想突出;相比之下,《战国策》则淡化了史的色彩,更突出故事性,主要以谋臣策士的言行贯穿全文,既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也反映出战国时期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活跃的历史特点。三个作品从史实、文学的角度承载和传递了当时的思想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均具有代表性,故本书以此三者为研究对象之一。在诸子散文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分别是当时儒、道、法、墨四大家的代表作品,反映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也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三 选题意义

(一)理论价值

第一,在理论层面探讨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价值,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先秦散文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在以往先秦散文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对其存在的文艺价值、文学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却相对忽视了作品内容、思想、精神等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潜在影响、精神信仰的感召力量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对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可以通过借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构架,提炼、规整先秦散文中蕴含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第二,对先秦散文的思想精髓进行提炼并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有利于充实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目前对先秦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学科层面进行。在文学的角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文本结构、文学艺术等文学理论。通过对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有利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完善和丰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在先秦时期已露端倪。先秦散文是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载体,里面蕴含了丰富的倡导修身养性、自省自克、强调知行合一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并通过文本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人们主导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所以,研究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提供佐证,也丰富了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

(二)现实意义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我们要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必须要明确: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和优秀传统文化。这对于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对先秦散文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进行挖掘,有利于在实践层面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首先,先秦散文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和蕴含其中的政治理想、政治取向可以启发民众的政治智慧,有效引导社会成员坚定政治立场、树立政治理想,保证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在经济领域,先秦散文包含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帮助纠正现代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修正人们的道德取向,平衡“利”“义”关系,驱动经济理性发展;其次,先秦散文内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可以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形态的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最后,对个体而言,先秦散文对个体起到自我完善的引导作用。如其“形具神生”的观念对个体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深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对个体爱国情感培育的影响,“天人合一”思想对个体生态和谐思想形成的促进,“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对个体生命精神塑造的支撑,等等。

第二,挖掘先秦散文为载体的传统精神内涵,有利于化解“反传统”的传统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难题。在中国历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蛮横与中国政府的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卫国乏力的无奈,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初,反传统更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景观。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8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无不彰显着对“传统”的痛恨。延续至今,“反传统”的传统仍然存在。而由“反传统”衍生出来的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文化信仰的缺失以及道德家园的虚空成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呼唤传统的复归。考察并强化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发祥地之一的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作为解铃之关键。

第三,探索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维度和路径,有助于指导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下研究先秦散文,目的并不仅仅是总结它的思想内容,最终的着眼点是为了从散文的内容中提炼出有益于现实的历史资源,强化其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指导当代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以先秦散文的思想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先秦散文的内涵调整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先秦散文的精神构建多维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以先秦散文的气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先秦散文的教育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方法等。

综上所述,通过对先秦散文思想精髓的考察,人们可以将先秦散文的思想精神、教育理念、德育方法融入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并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结合起来:其“仁”“礼”“义”和“强”的育人标准有助于人们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品质;其儒、道、墨、法的政治主张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的形成起溯源作用;同时,先秦散文折射出来的人文精神,对人们内涵气质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此外,在学科建设方面,先秦散文还可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通过汲取中国优良传统的营养冲破发展的瓶颈。因此,立足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总结、分析中国先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精髓及其产生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从内容来看,先秦散文承载着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评价等,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用以传播理念和教化民众的凭借,具备承载性和阶级性;从应用上来说,它能为主体所运用,可以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具备中介性和可控性。先秦散文的这些特性完全符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要求。由此,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身份应该得到确认。

目前国内对先秦散文研究的论著,一般都是从文学价值、美学意义等方面入手,尚未出现专门把先秦散文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研究的论著。先秦散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也是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源头。前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做出了哪些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结合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些都是在研究先秦散文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前必须把握的情况。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通过载体来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进行理论探讨,涌现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其中专著有韩玉芳等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张澍军等著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北京出版社,1999)、陈万柏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贺才乐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张耀灿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等。重要期刊论文则包括贺才乐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态及其特点》(《理论与改革》2003年第6期)、程静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基本形态及其特点》(《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陈万柏的《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和特征》(《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何海兵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征探析》(《理论与改革》2003年第5期)等。

学者们的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形态、特征、价值、创新等方面。与先秦散文有关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则主要包含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态划分及其价值研究之中。

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态上,当前学界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有学者的划分依据是载体产生的根源,也有人根据承载物的性质划分,还有人根据形态划分。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出现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比如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语言载体与行动载体,传媒载体和网络载体等。

综合而言,得到多数学者认可的是根据载体的基本物质样态和历史发展进行分类,把载体分别划分为语言载体和行动载体、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这种分类全面地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范围,也体现出了载体的基本形式。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先秦散文既属于语言载体中的书面语言载体,又属于现代载体中的文化载体。作为书面语言记载,先秦散文具有历时性,能够使蕴含其中的思想信息得以长期保存,传播更为久远;作为文化载体,先秦散文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精髓能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全面影响。

其次,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价值,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从宏观角度出发,认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承载、传导、检验、辅助等价值;从具体载体形态的微观角度出发,对文化载体、管理载体等进行价值研究,认为载体具有认识、凝聚、教育、渗透、导向、养成等价值。综合起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价值的确认大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信息的承载、蕴含价值。有学者认为,承载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首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与内容通过载体的承载是主客体进行交流的前提。而这种载体往往指的是谈话、开会、品德课、文化建设、大众传播等各种活动载体。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是载体必须具有的功能,否则,即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载体与客体发生互动交流,也无法达到教育目的,更不可能提升教育效果。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载体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信息也存在融合的可能性。所以,载体在运作的时候更多的是作为表达主体思想的客观存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其蕴含主体理念和精神,可以直接作用于客体。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信息的传导、中介价值。学界普遍的观点是:“传导”以“承载”为基础和条件,当载体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时,就意味着传导的开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的实践活动。主体要把社会要求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内化于客体,需要载体的传导进行信息交互。而在这个传导的过程,载体同时发挥促进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价值。教育主体在对教育客体进行信息的有效传递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对此过程进行催化,促进客体向主体转化,进行自我教育,从而起到良性的中介作用。[4]此外,亦有学者称其为主客体联结互动的交互价值。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各种要素互动的过程,而要素与要素之间需要通过某种纽带来进行联结。这个纽带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各要素就无法联结起来,更无法相互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也就不能成为现实的运动过程。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导向、养成价值。有学者重视载体发挥作用的结果。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正面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在载体的反复作用下实现的教育目的,会成为教育对象的思想指示器和行为的导向仪。也有学者用“教化”价值进行概括,体现对载体发挥作用的过程的重视。他们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反复地运用载体,把它们潜在的作用发挥出来,通过引导受教育者不断地体验和实践,促使他们优秀道德品质和正面行为习惯的形成。

先秦散文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载体的重要部分。梳理前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价值研究,为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搭建了框架,起到统领作用。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中国特色,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展教育工作的重要手段,并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走向成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细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纲领、理念,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群众路线与民本思想、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儒家“和”思想之间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历史因缘。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正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情况得到认同并深入探索还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近代以来“反传统”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国外文化的渗透,都成了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研究的阻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才真正开始受到关注。

近30年来,国内学界出现有数本以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为研究内容的专著,暂未查询到专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切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不过以“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为篇名关键词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则有22篇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已发表的期刊论文来看,有初文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习》2003年第7期)、曲洪志的《我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张维平的《论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等16篇核心期刊论文。对两者结合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一致:教导人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以求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思想教化理论,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人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会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赋予人一定的思想、观念、性格、感情和倾向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在两者关系的界定中,为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责任感、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重德精神等,既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我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论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等论文都对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第二,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承载和支撑价值。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内蕴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实践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承载和支撑价值。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发掘、教育手段的运用、教育目标的制定等都避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在个体层面,传统文化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层面,传统文化能激发爱国热情、凝聚民族精神,支撑着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赵瑞华等的《论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理论月刊》2011年第7期)、杨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年第7期)等都提出了这个观点。还有学者围绕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承载和支撑价值,对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之源做了积极并富有成效的探讨,积极论证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创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并具体提出了通过提升传统文化价值意蕴、整合经典思想文化精髓、借鉴传统德育教化手段、把握传统文化转型特点等途径来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究的新观点。

第三,正确应对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义重于利的价值观等,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而且深远的影响,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同时,学者们对传统文化可能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负面挑战也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的策略。认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有破有立,才能适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凸显成效。

第四,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尤为深刻。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受学者重视的部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也颇受关注。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儒家精神、观念、思想、意识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应用、启示等方面。认为儒家人性论、仁礼一体、民贵君轻、和为贵等思想既具有促进政治整合、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又具有引导个人成才的个体价值。代表作品主要有冯川川等的《论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应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储昭海的《先秦儒家主客体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探讨》(《理论观察》2013年第7期)等。还有学者在对儒家“和”文化的演进过程、理论本质和历史局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儒家“和”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关系。还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儒家“和”文化当代价值实现中的指导地位。认为在此基础上,儒家“和”文化才能真正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原则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古典文学相结合的研究

目前,学界已经基本确立了“文学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这一认识,但是相关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根据检索,只有1篇学位论文《〈管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古典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有13篇期刊论文从古典文学的视角切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首先,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管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认为《管子》一书包含大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者隋建华认为,《管子》中诸多与治国有关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并对《管子》的成文背景进行分析来支撑这一观点。继而作者又深入研究了《管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原则、内容、途径与方法。在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索之后得出结论:《管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包含双阶级性、逻辑性、功利性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现实价值。

其次,期刊论文则主要涉及古典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学者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发展、精神特质入手,认为古典文学中的爱国思想有助于价值观确立、和谐思想有助于和谐社会建构、神话精神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并对古典文学的思想教化、政治启发、人格塑造、理性培养等方面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此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唐莉的《刍议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语文建设》2014年第5期)、董庸昌的《古典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析》(《语文建设》2013年第3期)等4篇论文。

4.关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关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哪个阶段,学界的说法各异。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史应该称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学界围绕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范围界定、阶段划分等内容展开了讨论,出现了一些成果。其中著作有黄钊著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武东升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张祥浩著的《中国传统思想教育理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张耀灿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等,论文主要有蔡有法的《简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历史分期和时代特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张艳红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亟须澄清的重要理论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刘梅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路径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等。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重要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对人类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给予积极能动的反映,使其从经验形态升华为理论形态。同时,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础。它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过程,既总结了基本经验,又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历史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

第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与党史密切相关。这是较为常见的看法,有些学者直接以党史为线索,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为标准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阶段进行划分;有些学者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出台为依据划分为形成时期、逐渐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时期、创新时期等。

第三,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自古有之。这是大部分学者持有的观点。虽然不得不承认,“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自中国共产党提出,但它所包含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等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人类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非常注重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熏陶、政治教育和思想引导。因此,如果简单地以名称的出现来取代事实上的客观存在,未免落入经验主义的窠臼。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国外尚未出现对先秦散文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研究的文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东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做法。东方国家侧重于显性教育,西方国家偏重隐性教育。但不管是显性灌输还是隐性渗透,都对日渐崛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虽然没有出现系统研究先秦散文的情况,但对先秦散文个别作品的研究颇为盛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等著名的汉学研究机构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杜维明、余英时、史景迁、裴宜理、费正清等学者,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另一方面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研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国外学者主要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价值进行研究并为己所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传统文本的实用性

外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研究目的,主要结合他们所奉行的“实用主义”,强调文本的可操作性。例如《论语》《孟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等,都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上升到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高度。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运用得淋漓尽致。美国媒体曾戏称:“一位看不见的中国人指挥美国人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有不少人将《孙子兵法》运用于商业实践。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此外,《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也备受关注。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儒家资本主义代表”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著有《论语与算盘》一书,提出“以论语救实业”。

2.强调传统文化在个体培养方面的价值

西方国家推崇个性张扬,强调个体价值,相应,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而中国传统文学中关于“人”的文化成为西方国家对个体培养的重要借鉴。例如: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孟子的“性善论”“民本思想”等具有古典人文主义气息的观点,在西方人的眼中,解读为“人”的至高地位的体现,认为其本质上与超验主义强调个体的价值是一致的,可以使人更加崇尚自由与独立。

3.视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位语

汉唐以后,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传入了日韩国家,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深远,“朱子学”“阳明学”便是充分的例证。在明清之际,儒学还通过传教士的译作和游学之风传播到了欧洲国家,被视为中西文化认同的基石。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认为,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5]不夸张地说,儒学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位语。西方汉学家对儒学精神在西方社会的认同和显扬,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出现了不少著作。如余英时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杜维明的《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中与庸: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认为儒家思想尊重人类尊严,强调儒学具有全方位熏陶影响个体的价值,其倡导慎独、自省的理念渗透到个体的身、心、灵、神等各个层面,帮助促进个体从自我修养到成圣成贤的无穷发展。并提出以圣贤人格作为体现儒家超越性的最高理想,可以成为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内在动力,激励人们进行长期不断的奋斗,这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简要的评价

以上这些研究,对于先秦散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价值研究,都非常富有启发意义。对于在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大框架下进行个性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通过以上综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起步晚,研究文献不多。标准不一和未成体系的状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按照目前的载体形态研究的分类,先秦散文既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书面语言载体,又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文化载体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但尚未有学者把先秦散文放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视角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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